父亲去世十几年了。几年前，妹妹接母亲住城里，老房便锁在那儿。前几天，母亲来电话告诉我，她要把老房子卖了。
　　遵从母命。我跑了两天卖房手续，总算办完了。母亲又催我和妹妹快把老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别误了人家用房子。
　　“破家值万贯。”母亲老屋里的旧物件不少，可没有一件值钱的——三张旧床，两张书桌，老旧的炕琴，我和妹妹下乡当知青时的两个木箱子。炕琴和箱子里的包袱包着全家老小用过的衣服，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熨叠得整整齐齐。几个枕头面缝着的枕巾，针脚密密实实，被褥单浆过，抖起来有硬硬的脆响。抽屉里，有父亲用过的锤子、扳子、螺丝刀等工具;有母亲用过的针线、顶针。厨房里有腌渍咸菜的瓷坛、装自做大酱的泥罐、装米面的泥缸，碗柜里的盘碗不少，却已破损。室内，“胖头鱼”头似的老电视，蒙着洁净的布罩……父亲用过的书、剪裁的报纸整齐地装在一个纸箱里，有早期他曾发表在《辽东大众》的文稿，新中国成立初期安东市出的一本画册《祖国的安东》;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招生简章，还有三十年前我在大学读书时的一本油印的《新叶文学社通讯录》……
　　母亲在屋里走来走去，叨叨咕咕，说这些东西都挺好的，能用的都拿走。
　　母亲把她用过的针头线脑儿、线板、顶针装进了旧布包。我劝母亲不要吧，现在哪有穿带补丁的衣服的，可母亲说什么都要留下。我和妹妹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找不到可用的。妹妹把旧衣服、被褥收拾起来准备放进她家的车库，对母亲也是个慰藉。我把父亲的书报码得整整齐齐打包装车。外孙逗姥姥：“姥姥家真值万贯，看看全是古董。”母亲这才高兴起来。
　　剩下的床、桌、电视等搬不动，我说就处理给买房的，母亲同意。买房的伸H两个指头，意思是给200元钱，母亲刚乐起来的嘴角一下子凝住了。卖就卖吧！我急忙撒起慌来：“妈，你看不卖这东西，我还得来处理，一趟车油费几百块。”母亲听我一说，凝固的脸有了笑意：“油贵，油贵！”
　　处理完家里的东西，母亲从随身的布袋里拿出钥匙交给买者，自言自语地说：“家没了，家没了！”
　　我强忍着泪水。是的，母亲的老屋才是她的家。女儿的家，她总是说是姑娘的家，儿子的家，她总会说是儿子的家。
　　中午了，我把车停在了一个农家饭店前。问母亲吃点什么，母亲绕菜样案子转了一圈，点了一个黄瓜凉菜，又转了一圈就再也点不出来了。我看到菜样案子上有一盘玉米面包子，母亲喜欢吃，就点上了。菜上得慢，母亲有点着急，嘴里叨叨咕咕：“哪有家里好，哪有家里好！”
　　我心里酸酸的……老屋沒了，母亲给儿女做饭的“资格”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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