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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两个故事。
教授与农民夫妻
我认识一位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圈内颇有名气，也写过一些哲学普及作品。在微信刚刚诞生的那几年，他说微信这个玩意儿非常侵占人的时间，现在又有一个叫公众号的怪物横空出世。把所有的知识都碎片化了。
所以他卸载了微信，拒绝阅读公众号。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公开抵制微信，此事在当年轰动一时。
两年后，我在某场合又碰到了这位教授。我问他：“你现在还不用微信吗？”他很骄傲地说是，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手机，是如今几乎消失的诺基亚键盘机。他说：“我现在最多就用这个东西，绝不上网，绝不用智能手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个星期。当时我乘高铁去上海出差。在检票口，我一边排着长队，一边低头刷新闻。突然，一阵争吵声打断了我。我抬头一看，正是在旁边的检票口，一对夫妻正焦急地和检票员沟通。
这对夫妻拖着两个略显破旧的大旅行包，黝黑的肤色模糊了他们真实的年龄，后面排队的旅客显得有些不耐烦，检票员则冷冷地说道：“没有健康码是进不去的。”
原来，这对农民夫妻没有智能手机，也就没法申请健康码，检票员死活不让他们上车。
这个场景让我挺感慨的。我突然想起那位已许久未联系的教授朋友。我不禁担心，如果在疫情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用智能手机，那么他现在很有可能四处碰壁，寸＼步难行。哲学家的骄傲有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健康码彻底击碎。
如果從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人类，农民夫妇和哲学教授，好像被看不见的海浪围困在一座岛上，成了同一类人。他们被健康码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群体，“科技边缘人”或许是贴切的。
科技边缘人
在媒体语境下，“边缘群体”指的是因经济结构、文化基础等差异，被主流所排斥的群体。正如这对农民夫妻，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失去了使用智能终端的权利。
健康码的出现，把这种不平衡无限地放大。
自高铁站的那一幕后，与健康码有关的新闻、旧闻突然集中向我扑来：《老人没有健康码被赶下公交车》《农民工没有健康码进不了小区，跪求保安放行》。
前两天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个犯了命案的逃犯来到杭州后，因为没有身份证和健康码，既找不到工作，也没办法租到房子，甚至不能去超市购物，最后不得不去派出所自首。
除了农民夫妻，还有山区的孩童、家中的老人，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动地成为“科技边缘人”，只能蜷缩在科技之光照不到的阴影里，最后掉进时代的裂缝中。
他们渴望拥抱，但没有选择。
而另一个极端是，哲学教授主动把自己边缘化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归隐。他如此排斥现代科技，其实是在思考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关系的过程中纠结与挣扎。
但作为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隐士，他有选择的权利。
现实和精神的滞后性
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耕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了工业革命，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信息革命——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用了200多年。
科技发展得实在太快了，而且它还在每天加速。
智能终端，包括手机、手环，甚至是未来的眼镜、项链，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人类器官的延伸，我们最终要重新学习如何用手吃饭、写字。
科技生命体以指数级发展的形态，改变了速度、时间和距离的意义，让一切都变得激烈、快速和廉价。
所以“科技边缘人”感到痛苦的根源在于，在科技迅速解构世界的过程中，科技自身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现实和精神却都发展滞后。
对农民夫妻而言，算法、大数据、二维码都是人类发明的，但这些技术仍然存有局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起码，他们尚未同步进人这个世界。
导致这种不同步的原因，在于科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带来了分配的不均衡。最直观的现实就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拥有一部智能手机。根据统计，中国还有1亿人没有智能手机（也有报告称，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只有3.5亿）。
随后，社会制度和规则在这种剧变下匆匆应战。为了满足主流群体的利益，当疫情来临之际，规则粗暴地用统一的健康码将边缘群体拒之门外，而全国的每座城市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则去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即便有，复杂的操作流程也等同于一记闷棍，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偏差。
对哲学教授而言，信息智能社会带来了新的哲学思辨。人文主义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它与现代的商业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冲突。
然而200多年来，人文主义在与商业主义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我们还来不及用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去解释商业主义，这让隐士们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于是，他们用抵触乃至抵制，来表达这种不适感。
科技没有公平与不公平
科技本身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它提高的是全社会的平均效率，最终普惠大众。谁都可以去学习，去融合，然后实现进化。
正如我们的长辈，他们刚接触智能手机时满脸不解、好奇和沮丧，但学会操作智能手机后，刷抖音时笑得像个孩子。此刻你会感动，意识到他们多么像牙牙学语。的孩童，降临到这个世界时是一无所知的，然后你手把手地教他们。他们成长了，融入了时代和社会。
不公平的是什么？是科技形态尚未成熟时制度和规则的缺陷。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在科技的初级阶段彻底失去了追赶的希望。
其实那天在高铁站，令我难过的是，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瞧，那个没有‘绿码’的人。”
教授与农民夫妻
我认识一位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圈内颇有名气，也写过一些哲学普及作品。在微信刚刚诞生的那几年，他说微信这个玩意儿非常侵占人的时间，现在又有一个叫公众号的怪物横空出世。把所有的知识都碎片化了。
所以他卸载了微信，拒绝阅读公众号。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公开抵制微信，此事在当年轰动一时。
两年后，我在某场合又碰到了这位教授。我问他：“你现在还不用微信吗？”他很骄傲地说是，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手机，是如今几乎消失的诺基亚键盘机。他说：“我现在最多就用这个东西，绝不上网，绝不用智能手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个星期。当时我乘高铁去上海出差。在检票口，我一边排着长队，一边低头刷新闻。突然，一阵争吵声打断了我。我抬头一看，正是在旁边的检票口，一对夫妻正焦急地和检票员沟通。
这对夫妻拖着两个略显破旧的大旅行包，黝黑的肤色模糊了他们真实的年龄，后面排队的旅客显得有些不耐烦，检票员则冷冷地说道：“没有健康码是进不去的。”
原来，这对农民夫妻没有智能手机，也就没法申请健康码，检票员死活不让他们上车。
这个场景让我挺感慨的。我突然想起那位已许久未联系的教授朋友。我不禁担心，如果在疫情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用智能手机，那么他现在很有可能四处碰壁，寸＼步难行。哲学家的骄傲有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健康码彻底击碎。
如果從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人类，农民夫妇和哲学教授，好像被看不见的海浪围困在一座岛上，成了同一类人。他们被健康码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群体，“科技边缘人”或许是贴切的。
科技边缘人
在媒体语境下，“边缘群体”指的是因经济结构、文化基础等差异，被主流所排斥的群体。正如这对农民夫妻，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失去了使用智能终端的权利。
健康码的出现，把这种不平衡无限地放大。
自高铁站的那一幕后，与健康码有关的新闻、旧闻突然集中向我扑来：《老人没有健康码被赶下公交车》《农民工没有健康码进不了小区，跪求保安放行》。
前两天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个犯了命案的逃犯来到杭州后，因为没有身份证和健康码，既找不到工作，也没办法租到房子，甚至不能去超市购物，最后不得不去派出所自首。
除了农民夫妻，还有山区的孩童、家中的老人，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动地成为“科技边缘人”，只能蜷缩在科技之光照不到的阴影里，最后掉进时代的裂缝中。
他们渴望拥抱，但没有选择。
而另一个极端是，哲学教授主动把自己边缘化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归隐。他如此排斥现代科技，其实是在思考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关系的过程中纠结与挣扎。
但作为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隐士，他有选择的权利。
现实和精神的滞后性
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耕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了工业革命，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信息革命——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用了200多年。
科技发展得实在太快了，而且它还在每天加速。
智能终端，包括手机、手环，甚至是未来的眼镜、项链，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人类器官的延伸，我们最终要重新学习如何用手吃饭、写字。
科技生命体以指数级发展的形态，改变了速度、时间和距离的意义，让一切都变得激烈、快速和廉价。
所以“科技边缘人”感到痛苦的根源在于，在科技迅速解构世界的过程中，科技自身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现实和精神却都发展滞后。
对农民夫妻而言，算法、大数据、二维码都是人类发明的，但这些技术仍然存有局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起码，他们尚未同步进人这个世界。
导致这种不同步的原因，在于科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带来了分配的不均衡。最直观的现实就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拥有一部智能手机。根据统计，中国还有1亿人没有智能手机（也有报告称，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只有3.5亿）。
随后，社会制度和规则在这种剧变下匆匆应战。为了满足主流群体的利益，当疫情来临之际，规则粗暴地用统一的健康码将边缘群体拒之门外，而全国的每座城市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则去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即便有，复杂的操作流程也等同于一记闷棍，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偏差。
对哲学教授而言，信息智能社会带来了新的哲学思辨。人文主义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它与现代的商业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冲突。
然而200多年来，人文主义在与商业主义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我们还来不及用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去解释商业主义，这让隐士们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于是，他们用抵触乃至抵制，来表达这种不适感。
科技没有公平与不公平
科技本身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它提高的是全社会的平均效率，最终普惠大众。谁都可以去学习，去融合，然后实现进化。
正如我们的长辈，他们刚接触智能手机时满脸不解、好奇和沮丧，但学会操作智能手机后，刷抖音时笑得像个孩子。此刻你会感动，意识到他们多么像牙牙学语。的孩童，降临到这个世界时是一无所知的，然后你手把手地教他们。他们成长了，融入了时代和社会。
不公平的是什么？是科技形态尚未成熟时制度和规则的缺陷。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在科技的初级阶段彻底失去了追赶的希望。
其实那天在高铁站，令我难过的是，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瞧，那个没有‘绿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