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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贿赂犯罪是影响最大、危害最大的腐败犯罪之一，在腐败犯罪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近80位省部级以上高官，85％都有受贿犯罪问题。
国家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特别是为遏制贿赂等腐败犯罪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30年来多次对贿赂犯罪刑法制度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的立法调整
1979年7月，中国制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这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此后不久，面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3月8日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增加了索贿罪的规定，索贿是贿赂犯罪中比较严重的一种行为；二是提高了受贿罪的法定刑，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受贿罪最高法定刑15年，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是对受贿罪共犯作了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和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包庇、窝藏罪或毁证、伪证罪等罪行，事前与受贿、索贿行为人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立法调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设市场经济。为惩治市场经济条件下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21日作出《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其中，对贿赂犯罪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
1．构成受贿罪要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法定受贿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是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但没有实施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不构成受贿罪。即俗称“收钱不办事的不构成犯罪”。这样规定，严格限定了受贿犯罪的范围，但也使那些收钱不办事的人定不了罪。
2．规定了受贿罪共犯。《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即构成受贿罪共犯，不一定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要求有利用职务便利。
3．收受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处。《补充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交往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这里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实践中，这样的情况相当普遍。
4．规定了受贿犯罪数额标准。根据《补充规定》，个人受贿数额一般以2000元作为犯罪标准；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以法律规定明确受贿犯罪数额标准。
5．规定了单位索贿、受贿罪。《补充规定》第6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第一次以刑法制度，规定单位索贿、受贿犯罪的刑事责任。
6．提高了行贿罪最高法定刑。《补充规定》第8条规定，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1979年刑法规定的行贿罪，最高法定刑是三年。《补充规定》作这样规定，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
7．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补充规定》第1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一个新罪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1995年2月28日作出《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侵占罪、受贿罪、挪用公司资金罪作出了新规定，主要是有别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规定职务侵占罪、非国有单位人员受贿罪最高法定刑为15年。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立法调整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并提出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刑法作了全面修订，并于当年10月1日实施。修订刑法分则单设了“贪污贿赂罪”一章，对贿赂等腐败犯罪作了进一步规定。
1．突出了职务犯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规定。虽然修订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犯罪主体，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含义已变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变化。修订刑法，把一般的受贿犯罪数额标准定在5000元；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判处死刑的犯罪数额，规定为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这较大幅度提高了1988年《补充规定》确定的犯罪数额标准，缩小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范围。
3．规定了斡旋受贿犯罪。修订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包括利用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利用部门、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等等，让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办事。所谓“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根据法律和有关政策，不应得到的利益。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的利益，不构成本条规定的犯罪。
4．对向单位行贿犯罪作了规定。修订刑法第391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或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单位犯前述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前述规定处罚。
5．对单位向个人行贿犯罪作了规定。修订刑法第393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新世纪的立法调整
中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月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2008年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年－2012年工作计划》，这些制度性安排，对新时期反腐败刑法制度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对修订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作了修正，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主体扩大了范围，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规定。
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把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规定为犯罪；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述行为的，也规定为犯罪。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期作了新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改变了原刑法最高法定刑五年的规定，加大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治力度。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下的反腐败
任何犯罪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近年来，高官腐败犯罪呈逐渐增多的趋势，犯罪数额越来越大。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管理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呈现了以下基本特征：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等等。
上述社会结构基本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经济体制、经济管理、收入差距和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文化生活、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同时存在机遇、挑战与风险，都可能发生权力异化，存在公务性职业风险；特别是高端职位，权力越大，风险则越大。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腐败犯罪问题，是这个社会阶段一定社会结构状况下的产物。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执政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的任务也将是长期的，预防、惩治、遏制腐败的工作任重道远。
刑法在反腐败、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作用，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很重要。一方面，从上述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的演变可以看出，国家在不断地调整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其他犯罪规定相比，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的调整，是最频繁的。另一方面，贿赂犯罪又相当严重地存在，犯罪数额大，犯罪主体身份高，在一些领域常常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等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发挥刑法在预防、惩治、遏制贿赂犯罪方面的更大作用，使惩治贿赂犯罪刑法规范进一步满足反腐败犯罪斗争的需要。□
国家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特别是为遏制贿赂等腐败犯罪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30年来多次对贿赂犯罪刑法制度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的立法调整
1979年7月，中国制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这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此后不久，面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3月8日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增加了索贿罪的规定，索贿是贿赂犯罪中比较严重的一种行为；二是提高了受贿罪的法定刑，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受贿罪最高法定刑15年，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是对受贿罪共犯作了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和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包庇、窝藏罪或毁证、伪证罪等罪行，事前与受贿、索贿行为人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立法调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设市场经济。为惩治市场经济条件下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21日作出《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其中，对贿赂犯罪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
1．构成受贿罪要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法定受贿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是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但没有实施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不构成受贿罪。即俗称“收钱不办事的不构成犯罪”。这样规定，严格限定了受贿犯罪的范围，但也使那些收钱不办事的人定不了罪。
2．规定了受贿罪共犯。《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即构成受贿罪共犯，不一定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要求有利用职务便利。
3．收受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处。《补充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交往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这里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实践中，这样的情况相当普遍。
4．规定了受贿犯罪数额标准。根据《补充规定》，个人受贿数额一般以2000元作为犯罪标准；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以法律规定明确受贿犯罪数额标准。
5．规定了单位索贿、受贿罪。《补充规定》第6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第一次以刑法制度，规定单位索贿、受贿犯罪的刑事责任。
6．提高了行贿罪最高法定刑。《补充规定》第8条规定，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1979年刑法规定的行贿罪，最高法定刑是三年。《补充规定》作这样规定，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
7．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补充规定》第1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一个新罪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1995年2月28日作出《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侵占罪、受贿罪、挪用公司资金罪作出了新规定，主要是有别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规定职务侵占罪、非国有单位人员受贿罪最高法定刑为15年。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立法调整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并提出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刑法作了全面修订，并于当年10月1日实施。修订刑法分则单设了“贪污贿赂罪”一章，对贿赂等腐败犯罪作了进一步规定。
1．突出了职务犯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规定。虽然修订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犯罪主体，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含义已变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变化。修订刑法，把一般的受贿犯罪数额标准定在5000元；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判处死刑的犯罪数额，规定为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这较大幅度提高了1988年《补充规定》确定的犯罪数额标准，缩小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范围。
3．规定了斡旋受贿犯罪。修订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包括利用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利用部门、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等等，让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办事。所谓“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根据法律和有关政策，不应得到的利益。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的利益，不构成本条规定的犯罪。
4．对向单位行贿犯罪作了规定。修订刑法第391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或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单位犯前述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前述规定处罚。
5．对单位向个人行贿犯罪作了规定。修订刑法第393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新世纪的立法调整
中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月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2008年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年－2012年工作计划》，这些制度性安排，对新时期反腐败刑法制度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对修订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作了修正，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主体扩大了范围，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规定。
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把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规定为犯罪；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述行为的，也规定为犯罪。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期作了新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改变了原刑法最高法定刑五年的规定，加大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治力度。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下的反腐败
任何犯罪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近年来，高官腐败犯罪呈逐渐增多的趋势，犯罪数额越来越大。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管理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呈现了以下基本特征：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等等。
上述社会结构基本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经济体制、经济管理、收入差距和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文化生活、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同时存在机遇、挑战与风险，都可能发生权力异化，存在公务性职业风险；特别是高端职位，权力越大，风险则越大。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腐败犯罪问题，是这个社会阶段一定社会结构状况下的产物。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执政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的任务也将是长期的，预防、惩治、遏制腐败的工作任重道远。
刑法在反腐败、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作用，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很重要。一方面，从上述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的演变可以看出，国家在不断地调整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其他犯罪规定相比，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的调整，是最频繁的。另一方面，贿赂犯罪又相当严重地存在，犯罪数额大，犯罪主体身份高，在一些领域常常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等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发挥刑法在预防、惩治、遏制贿赂犯罪方面的更大作用，使惩治贿赂犯罪刑法规范进一步满足反腐败犯罪斗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