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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交通部长叶飞派刚出狱不久的袁庚赴香港对交通部所属的招商局的经营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袁庚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于10月9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请示提出，招商局“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可以争取多办。如：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
关于经营资金来源，“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方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收港澳和海外的游资。”
“对这些企业，要加强管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形式应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多样……同当地爱国华侨或外商合办；有的可在国外设分支机构，跨国经营等等，路子要宽广。”
有学者指出，袁庚起草的这份请示摒弃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郑重提出“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等大胆设想和“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提法，正是对外开放的内涵，在当时是超前的，令人耳目一新。
10月12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圈阅了这份请示。
10月1 8日，袁庚奉命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
11月下旬，交通部长兼招商局董事长叶飞出访欧洲回国途经香港，袁庚向他谈了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叶飞当场表态：赶快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如下：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利用并结合起来。
工业区拟从1979年上半年踏勘测量设计，下半年开始建设，198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广东省革委会
交通部
1979年1月6日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随同谷牧一起来到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
袁庚向李先念介绍了招商局的有关情况后，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
李先念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他拿起笔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袁庚不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只要了其中蛇口2.14平方公里，说是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2月16日，袁庚率香港招商局部分干部乘交通艇自香港驶向蛇口，会同有关方面负责人方苞、贾华、杨克、邓启良及交通部四航局工程技术人员等一起进行实地勘察，并一起商讨了有关工业区应占地面积及如何进行“三通一平”的工程方案。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宣布：蛇口工业区各项工作开始正式运行。
开山的炮声震撼着波涛汹涌的南海，蛇口工业区自此开发建设，也是深圳建设的起点。
有学者指出，袁庚提出对外开放的主张，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公报内容亦未提及对外开放的问题。
蛇口工业区工程一上马，袁庚就开展改革试验——
1979年，袁庚对工业区建设项目采取了工程招标的方式。
1981年，蛇口开始了职工住宅商品化的改革。
1983年6月，蛇口工业区改革干部制度，打破原来的干部行政级别，实行聘任制，破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同时，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
这一年，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领导干部由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和职工代表选举产生。一年之后，全体干部和职工代表对工业区管委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评议和无记名信任投票。如果对管委会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对其领导成员不信任票，如果超过半数，他(她)就得下台。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来到蛇口工业区。袁庚向邓小平汇报工业区几年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机构、干部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的情况时说：“我们这里进行了一点冒险，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
邓小平微笑着看看深圳市长。
市长说：“应该说是成功的，蛇口是深圳特区各项改革的先行点。”
邓小平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负责人开会时，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5年，蛇口工业区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管委会后，管委会即对所辖企业的厂长、经理进行了聘任制。聘任前，候选人由群众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推荐，再由组织部门根据群众推荐和考察情况提出人选，然后由工业区党委和管委会决定聘任正职的名单；再由组织部门与正职协商，提出副职人选，经党委和管委会讨论通过后，由管委会正式聘任。
当年，蛇口工业区领导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力举措。
袁庚指出：“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领导人”。“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监督。”
他还常引用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此来提醒自己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
他说：“要害一个人，就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他会自己烂掉。”
袁庚在80年代初说的这些话，在后来的现实生活已得到了验证。他在蛇口进行的诸多改革，有些已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有些，如干部体制、舆论监督改革尝试，只是昙花一现。
袁庚在一篇文章中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文字编辑：刘 荣
请示提出，招商局“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可以争取多办。如：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
关于经营资金来源，“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方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收港澳和海外的游资。”
“对这些企业，要加强管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形式应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多样……同当地爱国华侨或外商合办；有的可在国外设分支机构，跨国经营等等，路子要宽广。”
有学者指出，袁庚起草的这份请示摒弃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郑重提出“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等大胆设想和“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提法，正是对外开放的内涵，在当时是超前的，令人耳目一新。
10月12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圈阅了这份请示。
10月1 8日，袁庚奉命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
11月下旬，交通部长兼招商局董事长叶飞出访欧洲回国途经香港，袁庚向他谈了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叶飞当场表态：赶快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如下：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利用并结合起来。
工业区拟从1979年上半年踏勘测量设计，下半年开始建设，198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广东省革委会
交通部
1979年1月6日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随同谷牧一起来到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
袁庚向李先念介绍了招商局的有关情况后，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
李先念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他拿起笔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袁庚不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只要了其中蛇口2.14平方公里，说是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2月16日，袁庚率香港招商局部分干部乘交通艇自香港驶向蛇口，会同有关方面负责人方苞、贾华、杨克、邓启良及交通部四航局工程技术人员等一起进行实地勘察，并一起商讨了有关工业区应占地面积及如何进行“三通一平”的工程方案。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宣布：蛇口工业区各项工作开始正式运行。
开山的炮声震撼着波涛汹涌的南海，蛇口工业区自此开发建设，也是深圳建设的起点。
有学者指出，袁庚提出对外开放的主张，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公报内容亦未提及对外开放的问题。
蛇口工业区工程一上马，袁庚就开展改革试验——
1979年，袁庚对工业区建设项目采取了工程招标的方式。
1981年，蛇口开始了职工住宅商品化的改革。
1983年6月，蛇口工业区改革干部制度，打破原来的干部行政级别，实行聘任制，破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同时，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
这一年，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领导干部由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和职工代表选举产生。一年之后，全体干部和职工代表对工业区管委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评议和无记名信任投票。如果对管委会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对其领导成员不信任票，如果超过半数，他(她)就得下台。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来到蛇口工业区。袁庚向邓小平汇报工业区几年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机构、干部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的情况时说：“我们这里进行了一点冒险，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
邓小平微笑着看看深圳市长。
市长说：“应该说是成功的，蛇口是深圳特区各项改革的先行点。”
邓小平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负责人开会时，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5年，蛇口工业区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管委会后，管委会即对所辖企业的厂长、经理进行了聘任制。聘任前，候选人由群众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推荐，再由组织部门根据群众推荐和考察情况提出人选，然后由工业区党委和管委会决定聘任正职的名单；再由组织部门与正职协商，提出副职人选，经党委和管委会讨论通过后，由管委会正式聘任。
当年，蛇口工业区领导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力举措。
袁庚指出：“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领导人”。“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监督。”
他还常引用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此来提醒自己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
他说：“要害一个人，就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他会自己烂掉。”
袁庚在80年代初说的这些话，在后来的现实生活已得到了验证。他在蛇口进行的诸多改革，有些已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有些，如干部体制、舆论监督改革尝试，只是昙花一现。
袁庚在一篇文章中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文字编辑：刘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