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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蔓老师的为人如同她的文字一样，不仅纯洁无瑕，而且感性、睿智。每一位与朱小蔓老师相处的人，无论是学生、同事，還是并不相熟、初次见面的基层教师，她都是热情相待，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学者居高临下的“架势”。
8月10日早晨，我收到朱小棣先生发来的微信，简短的一行字：“我姐姐今天早晨走了。”
我当时的感觉，有些难以接受，因为朱小蔓老师与癌症搏斗，十多年来心态、情绪一直都很积极。大约半年多以前，我经常与她互通微信，聊一些往事旧闻，其中一些与她父亲相关，她收到后总要回复表示感谢。我曾与朱小蔓老师通电话，传递我舅舅陈一飞的抗癌“经验”。朱小蔓老师表示，她对于自己的身体与病情保持乐观的心态，会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因为年初发生疫情，我不便前往南京探望，又恐打扰她的安定生活，因而很少通电话。没想到，热情、善良的朱小蔓老师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朱小蔓老师是我在事业方面，除父母之外最重要的鼓励者、欣赏者与支持者。她对于我在研究、写作方面具有的“潜力”给予认可与鼓励，还为我提供许多机会，使我得以接触情感教育、生命教育等领域。
2008年3月，朱小蔓老师接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职务后，很快就推荐我进入研究会的核心层，原因或许有二。一是陈鹤琴先生与陶行知先生两位教育家之间的“挚友”关系，在她的观念中，“陶陈一家”，其研究的意义在于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教育精神与思想学说的弘扬、继承，可以成为一项事业。二是朱小蔓老师的父亲朱启銮先生与陈鹤琴先生在抗战期间的情谊，以及她与我母亲陈秀云，舅舅陈一鸣、陈一飞之间的交往。应我母亲陈秀云邀请，朱小蔓老师担任北京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她曾专程亲赴武汉为陈鹤琴教育思想论坛做学术报告，还为陈鹤琴研究的刊物、书籍题词。
几年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济南举办理事会，她向理事会提议，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专委会，为各地陈鹤琴研究与实践的学校、幼儿园等实践基地搭建新的交流平台。然而这件事情终因各种原因没能实现，为此朱小蔓老师深感遗憾。此后，她又提出新方案，在研究会成立儿童研究与发展专委会，并提议由我担任副理事长。我感觉到，她想将这件事情做成，并不是为了给我安排一个“位置”，而是出于使陈鹤琴研究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的目的。每当我想起这些都能感觉有一股热流在心中流淌。
朱小蔓老师是国内情感教育、生命教育的倡导者与知名的学者，著述丰富，在国内外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她写过一本专著《情感道德论》被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受到基层学校的广泛欢迎。她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过一段话：“我认为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相互联系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教育若要真正成为一种抵达心灵、发育精神的教育，一定要诉诸情感。如果不诉诸情感、改善情感，就不可能成为精神发育的活动、生命内在的精神活动。因为精神发育是内在的，是生命内部的过程，而不是外在的知识输入，也不是外部的行为强加和控制。既然精神发育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就一定会变化着人的情绪、情感系统。”朱小蔓老师的为人如同她的文字一样，不仅纯洁无瑕，而且感性、睿智。每一位与朱小蔓老师相处的人，无论是学生、同事，还是并不相熟、初次见面的基层教师，她都是热情相待，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学者居高临下的“架势”。
有一次，我向朱小蔓老师汇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有一所以陈鹤琴命名的“鹤琴英华幼儿园”，希望她能有机会前去指导。我知道朱小蔓老师平日事情很多，说这事的时候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过后不久的某日，我接到朱小蔓老师的电话，得知她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德雄教授正在济南开会，他们已经定下时间去参观“鹤琴英华幼儿园”。当时我因事未能赶过去，后来该幼儿园园长告诉我，朱小蔓老师一行对于该幼儿园工作与教学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这令她们非常激动和兴奋。又有一次，我引荐了一位来自徐州睢宁县桃园小学的数学教师卓元去拜访朱小蔓老师。卓元是一位普通的乡镇小学教师，他很崇拜陶行知、陈鹤琴，将“生活教育”“活教育”理念应用到教学中。如卓元在村教学点带学生们到河滩上课，让学生们数山坡上吃草的羊群中黑山羊、白山羊或绵羊的各自数量。后来，听说卓元前去拜访朱小蔓老师时带了自己的孩子，我心中十分不安与自责，朱小蔓老师是全国知名的教育专家，真不该这样冒失地打扰她。然而，事后我得知朱小蔓老师不仅热情地接待了卓元，还与卓元的孩子做游戏，显得很开心。这位教育专家的童心如同水晶般透明、纯粹，装满了人间大爱。
朱小蔓老师在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卸任后，负责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对华援助项目，这项工作又与陶行知先生倡导乡村教育普及的性质一致。记得有一次朱小蔓老师打电话过来，邀我参加由她领衔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新成立的情感教育专业委员会，并在成立大会上宣布我担任常务理事，我知道这是朱小蔓老师对我的信任，更是在她搭建的教育学术平台上为陈鹤琴教育思想建立新的阵地。朱小蔓老师用自己的情感、热情与实际行动，对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工作提供切实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国内教育界对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价值认识不足的形势下，朱小蔓老师这一举动用心良苦，难能可贵。
正如她为《陈鹤琴教育箴言》撰写的推荐语：“他有博大的爱心，尤爱儿童。他开创了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先河。他辛勤办学，启蒙家长，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儿童教养之路，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凡从事儿童教育者，需从学习陈鹤琴先生的精神开始。”
两年前，我出版长篇理论专著《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当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我最想寄送、请求指导的师长是朱小蔓老师，特别是2017年12月末我母亲猝然离世后，朱小蔓老师几乎成为我在学术研究与写作方面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我有时候会给她打电话，简单聊上几句，问候致意。后来改发微信了，朱小蔓老师总是回复我许多感谢与鼓励的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发给她一些文史方面的资料，使她不至于因久卧病榻而消息闭塞，或许还能分散她的注意力，舒缓心理压力，她却很少回复，我感觉她似乎病重了，情况在转差。直到新年元旦与春节前夕，她先后发来了两条祝福的微信：
第一条微信在2019年12月25日，内容是：“小卫，节日快乐幸福！”
第二条微信在2020年1月23日，内容是：“谢谢小卫。这几天身体不大好，未及回复，希谅。祝你和你的家人春节快乐，阖家安康！”
前一条微信，我向朱小蔓老师祝贺新年元旦，朱小蔓老师回复了。后一条微信，我向朱小蔓老师春节拜年，朱小蔓老师也回复了。这是朱小蔓老师与我最后的交流。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我，他去南京探视朱小蔓老师，情况不是太好。我也打电话给吕德雄教授，询问朱小蔓老师的病情，他说“情况很不好”。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心头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当时我很想去南京看望朱小蔓老师，可是又怕打扰她休息。我想朱小蔓老师不愿意以病容示人，在所有与她接触的人心目中，朱小蔓老师的亲切、微笑与天使般的美丽与她所致力研究、倡导的“情感教育”将是永恒的。我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奇迹出现。然而朱小蔓老师还是悄悄地走了。
我想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句：
我们，萧萧的树叶，都有声响回答那风和雨，你是谁呢，那样的沉默着？
我不过是一朵花。
我深深怀念朱小蔓老师！
（作者系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王妍妍
8月10日早晨，我收到朱小棣先生发来的微信，简短的一行字：“我姐姐今天早晨走了。”
我当时的感觉，有些难以接受，因为朱小蔓老师与癌症搏斗，十多年来心态、情绪一直都很积极。大约半年多以前，我经常与她互通微信，聊一些往事旧闻，其中一些与她父亲相关，她收到后总要回复表示感谢。我曾与朱小蔓老师通电话，传递我舅舅陈一飞的抗癌“经验”。朱小蔓老师表示，她对于自己的身体与病情保持乐观的心态，会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因为年初发生疫情，我不便前往南京探望，又恐打扰她的安定生活，因而很少通电话。没想到，热情、善良的朱小蔓老师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朱小蔓老师是我在事业方面，除父母之外最重要的鼓励者、欣赏者与支持者。她对于我在研究、写作方面具有的“潜力”给予认可与鼓励，还为我提供许多机会，使我得以接触情感教育、生命教育等领域。
2008年3月，朱小蔓老师接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职务后，很快就推荐我进入研究会的核心层，原因或许有二。一是陈鹤琴先生与陶行知先生两位教育家之间的“挚友”关系，在她的观念中，“陶陈一家”，其研究的意义在于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教育精神与思想学说的弘扬、继承，可以成为一项事业。二是朱小蔓老师的父亲朱启銮先生与陈鹤琴先生在抗战期间的情谊，以及她与我母亲陈秀云，舅舅陈一鸣、陈一飞之间的交往。应我母亲陈秀云邀请，朱小蔓老师担任北京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她曾专程亲赴武汉为陈鹤琴教育思想论坛做学术报告，还为陈鹤琴研究的刊物、书籍题词。
几年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济南举办理事会，她向理事会提议，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专委会，为各地陈鹤琴研究与实践的学校、幼儿园等实践基地搭建新的交流平台。然而这件事情终因各种原因没能实现，为此朱小蔓老师深感遗憾。此后，她又提出新方案，在研究会成立儿童研究与发展专委会，并提议由我担任副理事长。我感觉到，她想将这件事情做成，并不是为了给我安排一个“位置”，而是出于使陈鹤琴研究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的目的。每当我想起这些都能感觉有一股热流在心中流淌。
朱小蔓老师是国内情感教育、生命教育的倡导者与知名的学者，著述丰富，在国内外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她写过一本专著《情感道德论》被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受到基层学校的广泛欢迎。她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过一段话：“我认为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相互联系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教育若要真正成为一种抵达心灵、发育精神的教育，一定要诉诸情感。如果不诉诸情感、改善情感，就不可能成为精神发育的活动、生命内在的精神活动。因为精神发育是内在的，是生命内部的过程，而不是外在的知识输入，也不是外部的行为强加和控制。既然精神发育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就一定会变化着人的情绪、情感系统。”朱小蔓老师的为人如同她的文字一样，不仅纯洁无瑕，而且感性、睿智。每一位与朱小蔓老师相处的人，无论是学生、同事，还是并不相熟、初次见面的基层教师，她都是热情相待，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学者居高临下的“架势”。
有一次，我向朱小蔓老师汇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有一所以陈鹤琴命名的“鹤琴英华幼儿园”，希望她能有机会前去指导。我知道朱小蔓老师平日事情很多，说这事的时候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过后不久的某日，我接到朱小蔓老师的电话，得知她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德雄教授正在济南开会，他们已经定下时间去参观“鹤琴英华幼儿园”。当时我因事未能赶过去，后来该幼儿园园长告诉我，朱小蔓老师一行对于该幼儿园工作与教学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这令她们非常激动和兴奋。又有一次，我引荐了一位来自徐州睢宁县桃园小学的数学教师卓元去拜访朱小蔓老师。卓元是一位普通的乡镇小学教师，他很崇拜陶行知、陈鹤琴，将“生活教育”“活教育”理念应用到教学中。如卓元在村教学点带学生们到河滩上课，让学生们数山坡上吃草的羊群中黑山羊、白山羊或绵羊的各自数量。后来，听说卓元前去拜访朱小蔓老师时带了自己的孩子，我心中十分不安与自责，朱小蔓老师是全国知名的教育专家，真不该这样冒失地打扰她。然而，事后我得知朱小蔓老师不仅热情地接待了卓元，还与卓元的孩子做游戏，显得很开心。这位教育专家的童心如同水晶般透明、纯粹，装满了人间大爱。
朱小蔓老师在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卸任后，负责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对华援助项目，这项工作又与陶行知先生倡导乡村教育普及的性质一致。记得有一次朱小蔓老师打电话过来，邀我参加由她领衔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新成立的情感教育专业委员会，并在成立大会上宣布我担任常务理事，我知道这是朱小蔓老师对我的信任，更是在她搭建的教育学术平台上为陈鹤琴教育思想建立新的阵地。朱小蔓老师用自己的情感、热情与实际行动，对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工作提供切实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国内教育界对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价值认识不足的形势下，朱小蔓老师这一举动用心良苦，难能可贵。
正如她为《陈鹤琴教育箴言》撰写的推荐语：“他有博大的爱心，尤爱儿童。他开创了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先河。他辛勤办学，启蒙家长，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儿童教养之路，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凡从事儿童教育者，需从学习陈鹤琴先生的精神开始。”
两年前，我出版长篇理论专著《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当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我最想寄送、请求指导的师长是朱小蔓老师，特别是2017年12月末我母亲猝然离世后，朱小蔓老师几乎成为我在学术研究与写作方面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我有时候会给她打电话，简单聊上几句，问候致意。后来改发微信了，朱小蔓老师总是回复我许多感谢与鼓励的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发给她一些文史方面的资料，使她不至于因久卧病榻而消息闭塞，或许还能分散她的注意力，舒缓心理压力，她却很少回复，我感觉她似乎病重了，情况在转差。直到新年元旦与春节前夕，她先后发来了两条祝福的微信：
第一条微信在2019年12月25日，内容是：“小卫，节日快乐幸福！”
第二条微信在2020年1月23日，内容是：“谢谢小卫。这几天身体不大好，未及回复，希谅。祝你和你的家人春节快乐，阖家安康！”
前一条微信，我向朱小蔓老师祝贺新年元旦，朱小蔓老师回复了。后一条微信，我向朱小蔓老师春节拜年，朱小蔓老师也回复了。这是朱小蔓老师与我最后的交流。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我，他去南京探视朱小蔓老师，情况不是太好。我也打电话给吕德雄教授，询问朱小蔓老师的病情，他说“情况很不好”。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心头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当时我很想去南京看望朱小蔓老师，可是又怕打扰她休息。我想朱小蔓老师不愿意以病容示人，在所有与她接触的人心目中，朱小蔓老师的亲切、微笑与天使般的美丽与她所致力研究、倡导的“情感教育”将是永恒的。我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奇迹出现。然而朱小蔓老师还是悄悄地走了。
我想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句：
我们，萧萧的树叶，都有声响回答那风和雨，你是谁呢，那样的沉默着？
我不过是一朵花。
我深深怀念朱小蔓老师！
（作者系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王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