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天真地认为，如果这个社会只能改变一个问题，那就是提升教育
　　看看这些学霸们的简历。杨临风，北京四中、伊顿公学、哈佛大学、BCG咨询公司;朱若辰，杜克大学毕业，高中毕业时就有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秦玥飞，耶鲁大学;刘禹琦，斯坦福大学;杨歌，高中时获得北京市长奖，耶鲁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
　　这些学霸正在用超级理性的数学逻辑进行一场针对教育改革的商业实践。这是一件很酷的事。这件事的魅力不在于他们的公司什么时候开始赚钱、赚多少钱。这件事的魅力在于它想让数学变得有意义、有思想，它想让人人都爱上数学，包括那些头疼的文科生们。更遥远的，它想让90后家长、往后的00后家长们让自己的孩子快乐地学习。
　　公益起步
　　我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认识了另外一位创始人朱若辰。我们都对教育事业很感兴趣。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若辰主修生物，辅修教育和心理。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算是学霸了。我们都比较喜欢用非常好的语言描述就让对方觉得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解释概念、解释知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跟同学讲题。往大了想，（我们从公益切入）就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很多待改进的地方。其实人这一辈子再努力，可能撑死了能解决半个社会问题就不错了。教育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2010年的时候，我组织哈佛的学生回北京蒲公英做支教。我们当时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国家在教育的硬件投入上是非常大的，比如建楼。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农村早已不是当年希望工程呈现出的那种火窑洞、危房。2010年、2011年前后，很多地方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是当时村里最高的楼了。但是（这些年）教育方式其实没有发生改变，而且最严重的是师资差异，加上老师本身的教学观念其实比较落后。这件事情可能光靠等、光靠传统的方式永远解决不了。我从2007年开始关注美国的可汗学院。可汗学院主打一个理念，孩子其实可以有趣地把知识学到，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我认同这个理念，不光是从教育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来讲。
　　2010年Kindle在美国爆红，iPad刚刚推出。我想过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信息化的方式去改变农村的教育理念？农村电脑不普及，一台配置较低的廉价平板电脑就可能能带来很大的改变。我们都去过农村支教，发现那里的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任何读物。
　　波士顿有个公益项目，“一人一机”（ One Laptop Per Child）。这个项目在拉美大获成功，在秘鲁和乌拉圭每个孩子都有一台廉价电脑。我参加了创始人Nicholas Negroponte的演讲。在演讲中，Negroponte展示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照片：非洲山洞里，小男孩向父母展示他的“一人一机”电脑，电脑屏幕上是芝加哥证交所的股市行情。这个被芝加哥股市交易图照亮的屏幕，是整个山洞中唯一的光源。
　　对于这张照片，我有疑问：芝加哥的股市行情和这位非洲小男孩的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但我更关心的是，在拉美如此成功的项目，有没有试图在中国农村推广过呢？
　　汶川地震时“一人一机”曾经给都江堰的一所学校免费送去了1000台电脑。这些学校只用了一个月就把电脑全锁起来了。因为“一人一机”没有派人去当地指导如何使用这些产品，老师很快发现电脑中并没有与学校课程直接有关的内容，对提高学生的成绩毫无帮助。
　　我们当时就想有没有可能通过公益的方式，去帮助中国农村的学生，让他们也有机会体验到这种人机交互的学习方式。于是，我和若辰一起构思“阳光书屋”，一个致力于向农村推广数字化学习的公益组织。随后两年，我们研制出了适合中国农村孩子的平板电脑“晓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教辅软件。
　　但是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缺的是能够让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产品。如果你的设备還是需要老师去教，或者老师去做教学的主体，那整个课堂的形式和教学方式其实没有发生更多的改变。核心的是要帮助中国的孩子能够在适应中国教育体系的情况下，既学到知识，又锻炼思维。我们在国内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这样的产品，于是决定自己尝试。
　　我们评估了一下这件事，它其实需要消耗的资源特别大。包括现在尽管我们是一个商业机构了，但其实我们依然每天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事靠公益肯定没办法长期做，没办法研发这样的产品。
　　2013年底，我们在公益机构之外平行成立了一个创业机构，洋葱数学，专注于开发这样的软件。而且我们当时发现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农村有需求，很多城市孩子的学习也是处在水深火热中。他们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没有学习的目标。而且最痛苦的是他们发现，即使我想学，我努力了，可能最后还是考不好，原因不知道。其实他没有真正去学懂、学透，而且学的过程中，他所接受的思路历程，也是不符合人类真正的认知过程的。家长也焦虑，都去报辅导班，辅导班报不上，最后变成拼爹。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做成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普惠的事情，不管是对于农村，还是城市，大家都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一个比原来好很多的教育方式，而这个方式的成本可以足够低，甚至没有。
　　一个视频需要两个月
　　从2014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10月，洋葱数学一直处在低调且煎熬的状态。因为学科的整体设计需要时间去磨，从初中数学开始一章一章做，随做随时往上放。 起初的产品内容就是五到七分钟的视频，讲解五个知识点，包括配套练习。就一个视频，我们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个产品做到一定的点上，它对于学生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产品没到位之前，你拿给学生它一定是无效的。
　　我们当时接触资本市场比较少，本能地认为这个事情还有一点不确定，如果一个VC和一个基金会放在我眼前，我会觉得基金会更符合我们的理念，但后来发现不是。 　　洋葱数学第一次融资200万美金，在2014年2月，第二次是2015年2月，融资近3000万人民币，是A 轮。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2013年底的时候他要投资，我没有拿，因为我们刚刚从一个公益项目进入商业实践，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谨慎的。有些接触過的投资人确实也表达过这样的担心，就是你从公益过来，会不会太理想化了？有些投资人会看中我们的公益经历，他们认为，从公益角度出发说明你关注的其实是教育本质，而不是这件事情背后的商业价值。
　　我们也希望资本就这件事情有足够耐心。李丰认为这个项目不光是商业价值，它还有很多的价值，社会价值也很大。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关注社会价值的人，也认可我们的理念和发展速度。融B轮的时候我们去跟StarVC谈，谈到最后见到StarVC创始人任泉，他直接拍板就定了。

　　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投资人都很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一直很清晰，我们的产品想要达到的点是，让学生自己愿意去学习。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家长、老师、行业人士来讲，都觉得你在扯吧。你考五六十分，那你就抬不起头来，你要考90、100，天天有人说你是学霸。没有小孩天生愿意被批评，都是愿意被鼓励的，所以这些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其实他不是一个有人喜欢学、有人不喜欢的过程，而是一个都想取得好成绩、都想往前赶，但是在过程中遭受各种打击，然后稀里糊涂掉队，是这样一个筛选的过程。
　　我们去访谈的时候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学生），尤其是女生。有个初二的女学生成绩其实非常不错，但是她说她觉得自己是伪学霸。为什么？她说虽然我现在考试成绩不错，但是我很清楚是因为我在外面上了辅导班，并且我的老师在期末考试之前都会给我训练类似的题。但是万一这个题再有考试我没见过，没法去套，我知道我肯定做不出来了。很多孩子自己内心都清楚这样的过程。真正对于学习很有自信、很有把握的学生，一定是用自己的逻辑把知识点在自己脑子里形成一条能够串起来的线，他心里是有底的。
　　现在很多家长也特别焦虑，他不敢放开孩子去学习。之所以大家形成这个观点，并不是因为孩子的天性，而是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教育解决方案不够好，不够符合孩子的天性。
　　为了激发这种天性，我们做一个视频需要两个月时间。这个是客观规律没办法。但是我们东西出来之后，就是能让学生一拍大腿说，这东西老师你为什么上课不这么讲，你这么讲我就搞懂了，这就是效果。
　　（投资人既想要速度也想要效果。）所以这两年我们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优化流程。一个视频没有这两个月是成不了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这两个月过程中做更多的事情。 我本人学计算机的，所以我对这种框架体系（很在行）。我们现在整个环节中，做一个视频有三十步都是标准化的流程。

　　让孩子自己学习
　　我们有一个观点，学科是无罪的。每一门学科背后，其实都是代表了一种或者多种思维，而且所有学科都是相通的。数学背后其实在学什么？第一是在学逻辑推理过程，凡事都是系统，系统之间有逻辑链条。一个人的数学能力越强，他越能理解复杂的系统，越能构建复杂的系统;第二数学是双面的。最简单的一个生活中肯定用得到的东西就是讲理，数学所有东西都是由“理”推出来的，你从A能推出B，如果推不出来你肯定不能把C写在纸上的。
　　所以我们在洋葱数学讲东西的时候，会把这些所有的数学思维融在课程里。我们希望学生学到这些东西之后，不仅仅是学会了怎么解题，而且是在过程中理解这种数学思维，更进一步的话，其实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分析过程。
　　我有思考过未来的担忧。随着团队的扩大，我希望我们能够持续保持非常具有创造力或活力的文化。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学生需要一个全新的学习方式。现在其他的国家，包括丹麦、新加坡也都在做教改，当然中国也在做。但是你真的到一线学校去看，很多学校的教学方法其实还是停留在传统方式。那这一代人成长起来，跟国外同样成长起来（的一代比），差异会直接体现在他们的思维特点、思考方式上。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习惯到了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就追不回来了。
　　我是在北京四中上的中学。虽然我们的老师都很好，但其实（比较起来）也有一般的老师。我常想，为什么这个老师讲的东西我喜欢，他讲的东西很有趣，那个老师讲的就很粗糙。好老师和不好的老师之间到底差在哪儿？老师的能力、技巧可能都不同。但本质上来讲，这些老师（的差异）并不是手段不同，这对那些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老师是不公平的，应该说他们在用更高级的认知层面训练学生。好的老师一定是在过程中让你在积累的同时也有机会输出。我在四中读到高二，去了英国，两年后去了美国哈佛大学。
　　（我们的商业实践）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贡献，包括联合这个行业去做这样的事：让这个国家学生的思考方式、教育方式能够真正更加符合21世纪的需求，主动学习、探索好奇心、团队协作。但是中国太大了，中国的问题是不能靠几个人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一定要有标准化的产品。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家长和老师普遍对学生的信任度很低。他们习惯了“孩子不想学习”的预设。家长焦虑的核心是，一定要逼着孩子学，但是又不放心让孩子学，你本质上既想让孩子自己好好学，又不相信孩子能好好学，怎么办？放到辅导班，塞给老师，然后跟老师说，你一定要好好管管孩子，一定要怎么样，老师也很焦虑，然后整个社会都很焦虑，所有人都在防着孩子，所有人要逼着孩子学。孩子夹在中间又很痛苦，你越看着我我越不想好好学习。所有人都很拧巴。
　　我们的产品对很多人来讲，是理念上有颠覆的。我们去跟家长说你的孩子能自己学习，家长是不信的，除非他看到这个东西真的帮助了我。即使是互联网教育，大家第一个反应可能还是有人比没人靠谱。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纯靠人的话，学生接受教育的形态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有一个学生在QQ上给我们留言，说他之前每次考试都是二十几分，然后突然一次考试考了102分，老师不信，说他肯定作弊了。学生就很冤， 怎么解释就是用了一款学习产品都不行。然后学生说，这我确实没法给他解释了，老师一直是用的一款诺基亚的手机，他从来不相信手机上能够好好学习。有一些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学生到了期末想买一个付费课程冲个刺，家长死活就是不买。然后学生跑来跟我们诉苦，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有零花钱攒了再给你。我们就说算了算了，直接帮你开了。（这些事情）看着也挺揪心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缩小城乡教育差异，作为一个企业其实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商业上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期，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服务城市，因为城市的家长接触这东西肯定比农村更快。解决城乡教育差异，不是把城市的资源均衡到农村去，光均衡没用，因为城市的方式也不是很好，要提供一个比城市和农村都好很多倍的东西，然后他们都用这个东西，那就均衡了。但是这个过程中一定还是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我们又不希望让这个谁先谁后的过程拉得太大。
　　（想要尽量做到平衡）那就交给时间吧。可能五年时间之后，大家都用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过程中会有一些阵痛。
　　回到最初，为什么想做教育？我们很天真地认为，如果这个社会只能改变一个问题，那就是提升教育，过了二三十年，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