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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树理是时代转折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他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农民这一群体在20世纪奔向现代的旅程中步履是如何的艰难，他拒绝拔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始终扎根农村，立足现实，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赵树理 邪不压正 农民 现实主义
赵树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殊的人物，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历来众口不一，像他这样一个“文摊”作家，在任何版本的文学史上都是重笔书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许多通俗作家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而立志在“文摊”的赵树理却在“文坛”拥有重要的位置，何也？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把赵树理的作品说成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赵树理被当作贯彻《讲话》精神的样板。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召开文艺座谈会，陈荒煤撰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明确提出将“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2}
一个作家的作品要广为流传，除了作家自身的因素，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那样一个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化的中国农村，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了一系列在这个新旧交替时代中的农民形象，他们新的精神风貌，他们艰难的精神蜕变，以及他们在走向新的历程时遇到的问题。以《邪不压正》为例，文中的软英、聚财、小旦，他们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过的人物，赵树理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并描写了这些新涌现出的人物。
首先是软英，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很老套，一个长相俊俏家境贫寒的女孩被富裕的恶霸强迫婚姻的故事，最初她也是只知伤心，低低地向自己的心上人唱道：“宝哥啊！还有二十七天呀！”还有二十七天她就要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她只能这样默默地数着日子无法反抗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然而到后来，软英日渐变得勇敢决绝主动，她对自己的二姨说：“我也不说那丑不丑了！因为我要嫁小宝，不愿意嫁给刘忠！”对于二姨的是否惹得起刘忠的疑问，她也回答：“斗争会上那几千人都惹得起他，恰是咱家惹不起他？”{3}软英已经能勇敢地对阻碍自己幸福的“恶老虎”作出反抗。最后她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对小旦、小昌他们先作缓兵之计，等到真正的时机来了就揭发他们的恶行。软英在斗争会上这样说：“我跟小宝接近，连我爹我娘都不瞒，主任怎么说人家是勾引我？要是连接近也成了犯法的事，那还自主什么？主任又说我自愿嫁给他的孩子，我哪有那么傻瓜？我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放着年纪相当的不嫁，偏看中了他十四五岁个毛孩子？要不是强逼，为什么跟我爹要金镯子？”{4}
这段话中的软英是多么的勇敢和凛然，在赵树理之前的很多农村小说，女性的形象大部分是软弱的，鲁迅《祝福》里被封建制度残害的祥林嫂，《边城》里天真美好的如诗如梦的翠翠，她们都抓不住自己的幸福，她们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然而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不再用俯视和同情的目光审视女性，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小芹、软英、金桂，她们美丽、勇敢、泼辣、能干。《邪不压正》中，聚财多次告诉软英不要得罪人，软英说：“谁不怕得罪我，我就不怕得罪谁！我看在斗刘家那时候得罪小旦一回，也许后来少些麻烦！”这里活脱脱地把软英那种农村姑娘在受到一点欺负时的泼辣、不服输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软英表明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嫁刘忠时对自己的二姨说：“他（指刘忠）死了跑了就不说了，不死不跑我再想办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给他，不死总要嫁给小宝！”一个女孩的勇敢，坚决的形象就留在了人们心中。而最后对小昌的缓兵之计和关键时刻的致命一击更是显出了这个农村女孩的沉稳和智慧。
聚财，是软英的父亲，这是一个典型的被欺压的农民形象，又是一个有着典型的农民劣根性的形象。在别人的强迫婚姻中一直忍气吞声，后来刘锡元被斗，他却说：“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变化，你叫他犯到别人手！咱不要先出头得罪人。”等到刘锡元死了，他又说“看看再说”“人没有前后眼，你知以后是谁的天下”。对于女儿喜欢小宝他也不满意，一是嫌小宝家穷，二是嫌小宝“没本事”，然而他指的“没本事”是什么呢？因为小宝没有像小旦那样在斗刘锡元的时候也“胡捏”几个问题，让自己多得点好处。直到最后别人欺负得不行了，忍得无可再忍了，才暴跳如雷地说：“他就把我杀了吧，我还活的岁数少啦？就弄得我扫地出门吧，我还不会学我爹去逃荒？他哪一个斗起我的火来我跟他哪一个拼！人一辈总要死一回，怕什么？”甚至软英去开会，他也怕她“说话不知轻重，得罪人”，直到真正把小昌斗下去，他才发出“这还真是个说理的地方”。在新与旧的交替中，赵树理没有拔高农民的觉悟，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就是这样一个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动地承受苦难与侮辱的农民，这部表现当时土地改革的作品在描写农民如何暴风骤雨式地斗争地主方面的力度是不够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被某些批评家批评为不够深刻，对农民的形象也没有突出他们的伟大。赵树理是深深扎根于农村的作家，他说：“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5}他坚持现实主义，拒绝批评家的引导和读者的期待，拒绝革命文学规范的要求，不从革命文学规范出发展开文学想象，结果赵树理自己反而跟不上“赵树理方向”了。当时的革命文学规范要求塑造新的阶级英雄，要求把农民写成正直的、有骨气的、敢于反抗的、正面的光明人物，但是赵树理始终反对把农民理想化和拔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确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的确深刻地决定并改变着小宝、软英和聚财等这些普通农民的命运，然而当时的农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变化，赵树理向我们展示了农民这一群体在20世纪奔向现代的旅程中步履是如何的艰难，他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如何难以消除。随着土改这一具体的历史环境的时过境迁，也许正是聚财这样步履维艰的农民才是赵树理的小说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意义。
小旦是混入“积极分子”里的流氓无赖，小昌是基层干部中混入的败类。周扬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曾经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妆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周扬这段话中的“我的文章”就是指他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可见在很长的年代里，赵树理小说中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的描写始终是不被看好的。《邪不压正》发表后有很多评论说“小说没有英雄人物，只表现了人物落后的一面，没有表现前进的一面”，“阶级观点含混，没有把地主作为农村黑暗的根子来写”。主流的意识形态里，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以后许多文艺政策，强调的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对于这种对基层政权阴暗面的暴露是不被鼓励的，然而赵树理这个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家，他对于损害农民的政策和问题都是很耿直地指出来，他写的小说是表现农民问题的“问题小说”。赵树理后来曾写过一篇《关于〈邪不压正〉》：“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其次是群众被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赵树理不是一个拘泥于条条框框的作家，他是一个真正站在农民立场上来表现农民遇到的问题的“农民问题小说家”。赵树理遵循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当代文学规范框架下受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现实主义，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没有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拒绝在现实主义之外加上浪漫主义，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
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一个对现实变化敏锐的作家，所以写出了软英、聚财等人物形象；他又是一个直面现实对现实不肯有一点粉饰的作家，所以写了小昌、小旦等人物。正是这种对农民变化的敏锐和对现实的耿直，才使得赵树理在文坛上独树一帜。
{1}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08-26。
②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08-10。
{3}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三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318页。
{4} 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赵树理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47页。
{5}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北京晚报》，1980-08-07。
作 者：常恺蓉，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赵树理 邪不压正 农民 现实主义
赵树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殊的人物，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历来众口不一，像他这样一个“文摊”作家，在任何版本的文学史上都是重笔书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许多通俗作家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而立志在“文摊”的赵树理却在“文坛”拥有重要的位置，何也？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把赵树理的作品说成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赵树理被当作贯彻《讲话》精神的样板。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召开文艺座谈会，陈荒煤撰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明确提出将“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2}
一个作家的作品要广为流传，除了作家自身的因素，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那样一个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化的中国农村，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了一系列在这个新旧交替时代中的农民形象，他们新的精神风貌，他们艰难的精神蜕变，以及他们在走向新的历程时遇到的问题。以《邪不压正》为例，文中的软英、聚财、小旦，他们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过的人物，赵树理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并描写了这些新涌现出的人物。
首先是软英，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很老套，一个长相俊俏家境贫寒的女孩被富裕的恶霸强迫婚姻的故事，最初她也是只知伤心，低低地向自己的心上人唱道：“宝哥啊！还有二十七天呀！”还有二十七天她就要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她只能这样默默地数着日子无法反抗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然而到后来，软英日渐变得勇敢决绝主动，她对自己的二姨说：“我也不说那丑不丑了！因为我要嫁小宝，不愿意嫁给刘忠！”对于二姨的是否惹得起刘忠的疑问，她也回答：“斗争会上那几千人都惹得起他，恰是咱家惹不起他？”{3}软英已经能勇敢地对阻碍自己幸福的“恶老虎”作出反抗。最后她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对小旦、小昌他们先作缓兵之计，等到真正的时机来了就揭发他们的恶行。软英在斗争会上这样说：“我跟小宝接近，连我爹我娘都不瞒，主任怎么说人家是勾引我？要是连接近也成了犯法的事，那还自主什么？主任又说我自愿嫁给他的孩子，我哪有那么傻瓜？我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放着年纪相当的不嫁，偏看中了他十四五岁个毛孩子？要不是强逼，为什么跟我爹要金镯子？”{4}
这段话中的软英是多么的勇敢和凛然，在赵树理之前的很多农村小说，女性的形象大部分是软弱的，鲁迅《祝福》里被封建制度残害的祥林嫂，《边城》里天真美好的如诗如梦的翠翠，她们都抓不住自己的幸福，她们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然而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不再用俯视和同情的目光审视女性，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小芹、软英、金桂，她们美丽、勇敢、泼辣、能干。《邪不压正》中，聚财多次告诉软英不要得罪人，软英说：“谁不怕得罪我，我就不怕得罪谁！我看在斗刘家那时候得罪小旦一回，也许后来少些麻烦！”这里活脱脱地把软英那种农村姑娘在受到一点欺负时的泼辣、不服输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软英表明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嫁刘忠时对自己的二姨说：“他（指刘忠）死了跑了就不说了，不死不跑我再想办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给他，不死总要嫁给小宝！”一个女孩的勇敢，坚决的形象就留在了人们心中。而最后对小昌的缓兵之计和关键时刻的致命一击更是显出了这个农村女孩的沉稳和智慧。
聚财，是软英的父亲，这是一个典型的被欺压的农民形象，又是一个有着典型的农民劣根性的形象。在别人的强迫婚姻中一直忍气吞声，后来刘锡元被斗，他却说：“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变化，你叫他犯到别人手！咱不要先出头得罪人。”等到刘锡元死了，他又说“看看再说”“人没有前后眼，你知以后是谁的天下”。对于女儿喜欢小宝他也不满意，一是嫌小宝家穷，二是嫌小宝“没本事”，然而他指的“没本事”是什么呢？因为小宝没有像小旦那样在斗刘锡元的时候也“胡捏”几个问题，让自己多得点好处。直到最后别人欺负得不行了，忍得无可再忍了，才暴跳如雷地说：“他就把我杀了吧，我还活的岁数少啦？就弄得我扫地出门吧，我还不会学我爹去逃荒？他哪一个斗起我的火来我跟他哪一个拼！人一辈总要死一回，怕什么？”甚至软英去开会，他也怕她“说话不知轻重，得罪人”，直到真正把小昌斗下去，他才发出“这还真是个说理的地方”。在新与旧的交替中，赵树理没有拔高农民的觉悟，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就是这样一个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动地承受苦难与侮辱的农民，这部表现当时土地改革的作品在描写农民如何暴风骤雨式地斗争地主方面的力度是不够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被某些批评家批评为不够深刻，对农民的形象也没有突出他们的伟大。赵树理是深深扎根于农村的作家，他说：“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5}他坚持现实主义，拒绝批评家的引导和读者的期待，拒绝革命文学规范的要求，不从革命文学规范出发展开文学想象，结果赵树理自己反而跟不上“赵树理方向”了。当时的革命文学规范要求塑造新的阶级英雄，要求把农民写成正直的、有骨气的、敢于反抗的、正面的光明人物，但是赵树理始终反对把农民理想化和拔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确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的确深刻地决定并改变着小宝、软英和聚财等这些普通农民的命运，然而当时的农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变化，赵树理向我们展示了农民这一群体在20世纪奔向现代的旅程中步履是如何的艰难，他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如何难以消除。随着土改这一具体的历史环境的时过境迁，也许正是聚财这样步履维艰的农民才是赵树理的小说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意义。
小旦是混入“积极分子”里的流氓无赖，小昌是基层干部中混入的败类。周扬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曾经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妆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周扬这段话中的“我的文章”就是指他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可见在很长的年代里，赵树理小说中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的描写始终是不被看好的。《邪不压正》发表后有很多评论说“小说没有英雄人物，只表现了人物落后的一面，没有表现前进的一面”，“阶级观点含混，没有把地主作为农村黑暗的根子来写”。主流的意识形态里，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以后许多文艺政策，强调的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对于这种对基层政权阴暗面的暴露是不被鼓励的，然而赵树理这个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家，他对于损害农民的政策和问题都是很耿直地指出来，他写的小说是表现农民问题的“问题小说”。赵树理后来曾写过一篇《关于〈邪不压正〉》：“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其次是群众被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赵树理不是一个拘泥于条条框框的作家，他是一个真正站在农民立场上来表现农民遇到的问题的“农民问题小说家”。赵树理遵循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当代文学规范框架下受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现实主义，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没有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拒绝在现实主义之外加上浪漫主义，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
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一个对现实变化敏锐的作家，所以写出了软英、聚财等人物形象；他又是一个直面现实对现实不肯有一点粉饰的作家，所以写了小昌、小旦等人物。正是这种对农民变化的敏锐和对现实的耿直，才使得赵树理在文坛上独树一帜。
{1}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08-26。
②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08-10。
{3}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三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318页。
{4} 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赵树理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47页。
{5}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北京晚报》，1980-08-07。
作 者：常恺蓉，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