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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有刻骨铭心的物象追求，这是作家艺术生命的载体。生长于水乡的汪曾祺的创作离不开水。“水”已融入他的血肉和精神，亦如汪曾祺所言，对水的描写甚至超越背景功能而成为整篇小说结构的中心。那么“水”也就构成了汪曾祺创作的“物象”，也就是人文象。本文通过汪曾祺的人文象——水所对应的气质特征加以阐述，了解这种水象映出的淡泊、超脱、随和的个性气质，进而从其作品的审视上认识到汪曾祺把平淡的生活现实和生活态度审美化，达到实现平淡和谐的审美理想的至高境界。
关键词：当代文学 汪曾祺 “水象” 审美品格
据说不少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一片水或一条河，如冰心笔下的大海、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刘绍棠笔下的北运河、张炜笔下的泳汶河（在小说中名为“芦青河”）、沈从文笔下的沅水及其支流辰河。那么，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笔下又是一片什么样的水呢？汪曾祺出生在大运河边、高邮湖畔，水域辽阔丰盈。正如作者自谓：“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然而这片水在汪曾祺创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中，沈从文这样谈故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可见水这种宽阔平和的自然景象给沈从文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又让人联想起他喜爱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那里边的抒情性和自然性相错综的手法给沈从文以很大的启示。在一定程度上，屠格涅夫小说中表现出的那种自然与人相契合而散发出的浓郁的诗意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冲动。正是湘西山水自然的孕育与外在因素的激发，才使沈从文建构了他的湘西世界，并逐渐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温柔淡远的牧歌情调。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更是受着水的浸润。“沈从文的女性形象柔美如水，这种生命形式可以用‘恬淡自守’来概括。”
无独有偶，汪曾祺也十分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他自小与水朝夕相伴，“一天没有看到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水成为他生命中特殊的生存环境，平和明澈的水环境与和谐、优雅的家庭生活，共同融入他的血肉和精神，滋养了他恬淡的心情，浸润了他善良的心灵，培养了他高雅的情趣，润泽了他宽阔的胸襟。故乡的人离不开水，人们的出行要以船代步，“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尤其是渔家生活，没有水何谈渔家。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生命的希望。常态下，水是平静的、柔软的、宽阔的、融合的。这个自然陶冶着作家及其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平和、恬淡的性格，也就酝酿出一个一个和谐、优雅的家庭生活，熏染了一代一代淡泊、谦让的人际关系。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他创作时，水又与其艺术生命紧紧相连，汪曾祺的作品中的物象比沈从文要单调得多，他笔下没有山，几乎全是水，尤其是写家乡高邮湖畔的生活，“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几乎是离水不成文，“他喜欢写水，即使不写水的作品也感到有水的存在”。他很多作品中的人和事都是发生在水边、水上的，对水的描写甚至超越背景功能而成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
特别是汪曾祺最为人称道的《大淖记事》《受戒》，两篇美文以超凡脱俗的笔调写人情美、爱情美，而这些美都与水交融在一起。《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初潮是因为水：巧云在淖边洗衣不慎落水，十一子从水中救起，将她抱回家，肉体接触，一个“越挨越近”，一个“心怦怦地跳”。二人的结合凭借水：巧云邀十一子到淖边，二人一个撑船，一个泅水，到沙洲上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受戒》更是满纸水意，明海和英子的故事发生在芦花荡，初识于水上，之后又常常相会于水上，由朦胧的爱到难舍难分的恋情，终于发展到极致——两颗美好的心结合。而这种极致亦在水上：明海受完戒，英子摇船去接。这一切，给人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都有赖于水。
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来这里生活的人，无不被水浸润着心灵，滋润着他们的生活。即使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也被这里古朴的民风、人们醇厚的性格感染着。如《大淖记事》中写道：“这一帮锡匠（兴化帮）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多么和谐的环境，多么和谐的氛围，多么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一切都源自于水，“汪曾祺对水的情有独钟，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老师沈从文也有一定关系。但从文化的角度上看，显然与道家文化有着更深厚的渊源关系。正是由于道家文化的传承，使汪曾祺的乡土小说散发出诗性的清香”。
笔者生活在水乡洪泽湖边，大运河从我所在的城市淮安通过。距离汪曾祺的故乡很近，环境的类同，让我感受到民风醇厚的一面。“汪曾祺独特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气质，使他热衷于并且擅长于风俗画的描绘。有人称他为风俗画作家，他基本上默认了。”作为一个风俗画作家，对故乡的民间文化、世俗生活极其熟悉而指向了风土人情。如《大淖记事》展示了为正统社会瞧不起的一个贫民区淳朴自然的风俗。大淖的姑娘不请媒人，自己找男人；那里的姑娘生私生子，媳妇“靠人”，都不是稀奇事。在作者看来，这些不合礼教的风习，绝不是人性的堕落，恰恰是人最自然的生活形态。当社会将这些衣食不饱的人群，抛入“自生自灭”的苦难与危险的境遇中时，这些人为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坚忍挣扎，不屈从命运。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合道德，却超越了道德，体现出顽强进取，不甘堕落的精神。在作者看来，这就是人性的尊严。大淖人在生存的泥淖中不是相互争斗、暗算，而是相携相助，在作者眼中，这是极可贵的人类的同情与宽容。“从他对寻常人生现象的兴趣中，我们看见的是作家质朴而脱俗的心情。他描写的对象，大多是俗世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但他津津乐道的，不是俗世生活中的‘俗’气，而恰恰是俗世生活中、普通人身上那脱俗的、诗意的东西。”这“诗意的东西”还表现在其他典型的细节描写：各人家在水边上放养鸭子，为了区别不是在羽毛上染色，而是刻嘴啄记；节日民俗如清明、端午、春节里的物品的摆设及其过法；生意人的“讨吉”，如把买卖用具叫“生财”，把猪脸子叫“大肥”等。汪曾祺小说中还经常出现不容忽视的仪式意象，有工匠劳作的仪式，如《鸡鸭名家》中余老五炕鸡的仪式；有节日仪式，如《故里三陈·陈四》中的迎神赛会仪式；有祭神仪式，如《小说三篇·求雨》中儿童求雨的仪式；更有各种人生仪式，如成年礼、婚礼、葬礼等……总之，汪曾祺的小说几乎囊括了民俗生活中的所有仪式现象，基本涵盖了水乡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习俗。这些情状各异、五光十色的民俗风情，积淀着水乡人长久以来的生存文化、生活文化、生态文化；透视着水乡人的审美文化；涵泳着水乡人的以水为友，以水为骄的古朴、真诚、淡泊、友善、融合的生活心理。 特殊的生活背景，别样的生活场景，独到的风景深深濡染了汪曾祺，深深感动了汪曾祺，深深陶醉了汪曾祺——“何人不起故园情”！正如张光芒所说：“江苏景物雅致，风土优美，物产丰饶，小桥流水，自是人人向往之地。由于并非中华主流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对它的渗化较之中原为浅。因此古往今来生长于斯的骚人墨客大多以审美诗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色调与毕生追求，而对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等传统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有所隔膜，不太热衷。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正是这种“一脉文化乡愁”，深深的故园情感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欲望，拓展了作家创作的视野，反映了作家对故乡的眷恋，对故乡人的生活的挚爱。在他看来：“写风俗，实际就是写人。”“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12}“写一点风俗画，对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有帮助的。”“风俗是生活的最稳定形态，是特定民族（或社群）特定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然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再现。它给人的是慰藉、愉悦。所以，他不惜笔墨聚焦故乡的风俗画面，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民间传统趣味，如年画、剪纸、地方小戏、苏北民歌、水乡民居等，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疏自然的神韵，在乡野中流露出一种温馨醇厚的诗意，在土气中营造出一种清新亲切的氛围，在古朴中飘逸出一种恬淡甜美的情调。这正应了郁达夫的话：“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地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这样，小说中自然、淳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谦和、宽容、仁爱、友善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
综上可知，一个作家特别是有成就的作家十分看重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因为从小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文化圈内，受其熏陶和浸染，以及作家个体同生养地的文化母体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正是使他们难以抹去深受故乡地域文化传统影响的深刻印痕。一个作家可以走得很远很远，但他永远是那个地域的儿子。如前所述，汪曾祺的家乡是漂浮在水上的地方。这种轻柔、平和的水，自然陶冶着汪曾祺平和恬淡的性格。汪曾祺的人文象便是柔软、平和的水，是明晰、鲜活的水，而水对应的气质特征亦是和谐、淡泊。这种气质特征浸润、渗透、贯穿在他一生的创作之中。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散文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吴延生.清清的湖水静静地流——汪曾祺小说《受戒》细节描写的艺术性浅探[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11）.
[6] 罗关德.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7] 陈娟.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8]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9] 张光芒.文化认同与江苏小说的审美选择[J].小说评论，2007（3）.
[10]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作 者：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当代文学 汪曾祺 “水象” 审美品格
据说不少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一片水或一条河，如冰心笔下的大海、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刘绍棠笔下的北运河、张炜笔下的泳汶河（在小说中名为“芦青河”）、沈从文笔下的沅水及其支流辰河。那么，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笔下又是一片什么样的水呢？汪曾祺出生在大运河边、高邮湖畔，水域辽阔丰盈。正如作者自谓：“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然而这片水在汪曾祺创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中，沈从文这样谈故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可见水这种宽阔平和的自然景象给沈从文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又让人联想起他喜爱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那里边的抒情性和自然性相错综的手法给沈从文以很大的启示。在一定程度上，屠格涅夫小说中表现出的那种自然与人相契合而散发出的浓郁的诗意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冲动。正是湘西山水自然的孕育与外在因素的激发，才使沈从文建构了他的湘西世界，并逐渐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温柔淡远的牧歌情调。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更是受着水的浸润。“沈从文的女性形象柔美如水，这种生命形式可以用‘恬淡自守’来概括。”
无独有偶，汪曾祺也十分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他自小与水朝夕相伴，“一天没有看到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水成为他生命中特殊的生存环境，平和明澈的水环境与和谐、优雅的家庭生活，共同融入他的血肉和精神，滋养了他恬淡的心情，浸润了他善良的心灵，培养了他高雅的情趣，润泽了他宽阔的胸襟。故乡的人离不开水，人们的出行要以船代步，“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尤其是渔家生活，没有水何谈渔家。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生命的希望。常态下，水是平静的、柔软的、宽阔的、融合的。这个自然陶冶着作家及其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平和、恬淡的性格，也就酝酿出一个一个和谐、优雅的家庭生活，熏染了一代一代淡泊、谦让的人际关系。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他创作时，水又与其艺术生命紧紧相连，汪曾祺的作品中的物象比沈从文要单调得多，他笔下没有山，几乎全是水，尤其是写家乡高邮湖畔的生活，“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几乎是离水不成文，“他喜欢写水，即使不写水的作品也感到有水的存在”。他很多作品中的人和事都是发生在水边、水上的，对水的描写甚至超越背景功能而成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
特别是汪曾祺最为人称道的《大淖记事》《受戒》，两篇美文以超凡脱俗的笔调写人情美、爱情美，而这些美都与水交融在一起。《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初潮是因为水：巧云在淖边洗衣不慎落水，十一子从水中救起，将她抱回家，肉体接触，一个“越挨越近”，一个“心怦怦地跳”。二人的结合凭借水：巧云邀十一子到淖边，二人一个撑船，一个泅水，到沙洲上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受戒》更是满纸水意，明海和英子的故事发生在芦花荡，初识于水上，之后又常常相会于水上，由朦胧的爱到难舍难分的恋情，终于发展到极致——两颗美好的心结合。而这种极致亦在水上：明海受完戒，英子摇船去接。这一切，给人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都有赖于水。
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来这里生活的人，无不被水浸润着心灵，滋润着他们的生活。即使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也被这里古朴的民风、人们醇厚的性格感染着。如《大淖记事》中写道：“这一帮锡匠（兴化帮）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多么和谐的环境，多么和谐的氛围，多么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一切都源自于水，“汪曾祺对水的情有独钟，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老师沈从文也有一定关系。但从文化的角度上看，显然与道家文化有着更深厚的渊源关系。正是由于道家文化的传承，使汪曾祺的乡土小说散发出诗性的清香”。
笔者生活在水乡洪泽湖边，大运河从我所在的城市淮安通过。距离汪曾祺的故乡很近，环境的类同，让我感受到民风醇厚的一面。“汪曾祺独特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气质，使他热衷于并且擅长于风俗画的描绘。有人称他为风俗画作家，他基本上默认了。”作为一个风俗画作家，对故乡的民间文化、世俗生活极其熟悉而指向了风土人情。如《大淖记事》展示了为正统社会瞧不起的一个贫民区淳朴自然的风俗。大淖的姑娘不请媒人，自己找男人；那里的姑娘生私生子，媳妇“靠人”，都不是稀奇事。在作者看来，这些不合礼教的风习，绝不是人性的堕落，恰恰是人最自然的生活形态。当社会将这些衣食不饱的人群，抛入“自生自灭”的苦难与危险的境遇中时，这些人为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坚忍挣扎，不屈从命运。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合道德，却超越了道德，体现出顽强进取，不甘堕落的精神。在作者看来，这就是人性的尊严。大淖人在生存的泥淖中不是相互争斗、暗算，而是相携相助，在作者眼中，这是极可贵的人类的同情与宽容。“从他对寻常人生现象的兴趣中，我们看见的是作家质朴而脱俗的心情。他描写的对象，大多是俗世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但他津津乐道的，不是俗世生活中的‘俗’气，而恰恰是俗世生活中、普通人身上那脱俗的、诗意的东西。”这“诗意的东西”还表现在其他典型的细节描写：各人家在水边上放养鸭子，为了区别不是在羽毛上染色，而是刻嘴啄记；节日民俗如清明、端午、春节里的物品的摆设及其过法；生意人的“讨吉”，如把买卖用具叫“生财”，把猪脸子叫“大肥”等。汪曾祺小说中还经常出现不容忽视的仪式意象，有工匠劳作的仪式，如《鸡鸭名家》中余老五炕鸡的仪式；有节日仪式，如《故里三陈·陈四》中的迎神赛会仪式；有祭神仪式，如《小说三篇·求雨》中儿童求雨的仪式；更有各种人生仪式，如成年礼、婚礼、葬礼等……总之，汪曾祺的小说几乎囊括了民俗生活中的所有仪式现象，基本涵盖了水乡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习俗。这些情状各异、五光十色的民俗风情，积淀着水乡人长久以来的生存文化、生活文化、生态文化；透视着水乡人的审美文化；涵泳着水乡人的以水为友，以水为骄的古朴、真诚、淡泊、友善、融合的生活心理。 特殊的生活背景，别样的生活场景，独到的风景深深濡染了汪曾祺，深深感动了汪曾祺，深深陶醉了汪曾祺——“何人不起故园情”！正如张光芒所说：“江苏景物雅致，风土优美，物产丰饶，小桥流水，自是人人向往之地。由于并非中华主流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对它的渗化较之中原为浅。因此古往今来生长于斯的骚人墨客大多以审美诗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色调与毕生追求，而对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等传统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有所隔膜，不太热衷。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正是这种“一脉文化乡愁”，深深的故园情感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欲望，拓展了作家创作的视野，反映了作家对故乡的眷恋，对故乡人的生活的挚爱。在他看来：“写风俗，实际就是写人。”“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12}“写一点风俗画，对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有帮助的。”“风俗是生活的最稳定形态，是特定民族（或社群）特定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然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再现。它给人的是慰藉、愉悦。所以，他不惜笔墨聚焦故乡的风俗画面，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民间传统趣味，如年画、剪纸、地方小戏、苏北民歌、水乡民居等，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疏自然的神韵，在乡野中流露出一种温馨醇厚的诗意，在土气中营造出一种清新亲切的氛围，在古朴中飘逸出一种恬淡甜美的情调。这正应了郁达夫的话：“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地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这样，小说中自然、淳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谦和、宽容、仁爱、友善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
综上可知，一个作家特别是有成就的作家十分看重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因为从小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文化圈内，受其熏陶和浸染，以及作家个体同生养地的文化母体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正是使他们难以抹去深受故乡地域文化传统影响的深刻印痕。一个作家可以走得很远很远，但他永远是那个地域的儿子。如前所述，汪曾祺的家乡是漂浮在水上的地方。这种轻柔、平和的水，自然陶冶着汪曾祺平和恬淡的性格。汪曾祺的人文象便是柔软、平和的水，是明晰、鲜活的水，而水对应的气质特征亦是和谐、淡泊。这种气质特征浸润、渗透、贯穿在他一生的创作之中。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散文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吴延生.清清的湖水静静地流——汪曾祺小说《受戒》细节描写的艺术性浅探[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11）.
[6] 罗关德.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7] 陈娟.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8]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9] 张光芒.文化认同与江苏小说的审美选择[J].小说评论，2007（3）.
[10]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作 者：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