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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师道之尊严
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目前公认的师道尊严的由来起源于《礼记·学记》中记载:“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昭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作为普通臣民,见帝王可以不跪者只有两种,一是尸祝,一是帝师。由荀子学派作品可以看出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受尊重程度。
1.为师尽孝,犹如父子的师生关系
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在宇宙以天地为至尊,在家庭以父母为至尊,在教育文化中,以圣贤与师为尊。师生以传道求道之心相接,自孔孟设教后,学者从师,一方面为其侍从服役,一方面敬仰师之人格。孔子私学的师徒关系有如父子。《论语·先进》:“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弟子颜回将老师孔子看作父亲一样。学生对老师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孔子死后,弟子从四面八方聚来,行三年丧礼。自此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成了中国特有的师生关系。
在《管子·弟子职》里也详细记载了“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反映了弟子入学必须伺奉先生的师道尊严。
发展而成《吕氏春秋·尊师》所说:“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
两汉时期太学里的师生关系也极为密切,学生尊师,教师也非常爱护学生。教师死后,学生都自动服三年的丧服,远道的学生也不远千里来参加吊唁,或者从千里之外,送师丧归家。荀淑死后,李膺向皇帝表章请求奔师丧。《后汉书·独行列传·戴封》里记载:“师事鄮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戴封曾经到太学游学,师从申君,申君病逝于太学,戴封亲自送丧到东海。这种远赴师丧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清代学者颜元在其数十年教育生涯中,多次多处立相关尊师条规并且执行。颜元不仅教育要求自己的学生尊师,他自己也是一个尊师的典范。因生活所迫,他二十岁时离开蠡县城随养祖父回乡间生活,但他后来每次到蠡县,都要去拜望他的蒙师吴持明,聆听教诲。后吴去世,颜元不仅捐资助葬,还撰文以祭,使师名得以传千古。
2.传统的尊师重教,教师社会地位的演变
教师受到社会的尊重,是与教师的素质,社会职责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联系的。在西周,“师”名始得彰明,太师,即帝王之师的“三老”之首,教师被认为是教育和治国的双重支柱。孟子把师作为“王天下不与存焉”的“三乐”之一,第一次把教师的地位抬高到超过了封建帝王。
荀子重视教师的作用,在他的论述中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把天、地、君、师并称,提出了“隆君师”的主张,把教师地位空前地提高了。他还提出教师是否受到尊重是否有地位是社会兴衰标志的观点,“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作为一种观察社会兴衰的标准。
在《吕氏春秋·劝学》中也有记载教师特殊崇高的社会地位:“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古代帝王是否尊师,尊师能否不分地位高低与贫富,直接关系到君王的名声德行,可见尊师被社会重视的程度。
从先秦开始就存在的尊师传统,到汉代得到进一步加强。汉代有所谓师法家法,一个学生不遵守师法,则视为大逆不道,教师的地位在汉代已经被强化到无以复加。
然而,教师的至尊地位在东汉后期已经开始变化。传统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分为教师和文人两种,当文人的地位不断上升人们思想上已突破了对教师的崇拜迷信,从汉末开始,教师地位的动摇,经过魏晋的发展到唐朝达到高峰。教师地位的下降和儒家的衰落是一致的。韩愈曾说,“由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昌黎全集·进士策问十三首》),尤其是唐朝科举制加强了文人地位,凡是具有较高知识的读书人,不能从科举中获益的,若去从事其他农、商等是被视为不体面的事情,因此,只能选择教书的职业。这也说明了隋唐以后教师地位急剧下降的原因。科举重进士,轻明经,不像汉代那样强调“师法”了,社会价值导向是以文人享受为典型。因此教师进入了“九儒十丐”之列,可见教师的地位与汉前相比是一落千丈。
这种教师地位不及文人的倾向一直影响宋明两代,直到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派的教育思想家才对文人大加批判,企图重新确立礼教的正统地位,同时也确立教师的正统地位。
历史可以证明,荀子将教师是否受到尊重是否有地位作为社会兴衰的标准是违背不得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二世灭亡;十年动乱,教师沦为人们常说的“臭老九”,国家濒临崩溃;当今,教师地位逐渐在提高,国家也呈现蒸蒸日上的气象。民族的振兴,离不开教育,教育的发展,更离不开教师。所以尊师重道是国家民族的大计,不仅是兴学之道,更是兴国之道。
二、立师道之品性
中华民族传统师道中,将教师的崇高权威与对教师素质的严格要求是有机统一起来的,荀子在(《荀子·致士》)中对教师的必备条件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师术有四”中,知识广博不在其中,“尊严而惮”“耆艾而信”就是对教师道德素质的要求。李觏也曾提出:“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将教师品德的要求与人君之德相提并论,说明品行是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
传统教师道德强调教师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修正自身的道德行为,陶冶自身性情。以求达到“正人必先正己”(《论语·述而》),为人师表的品性要求。
1.师德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教师的道德操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的不成功往往源于教师品行的低下。《吕氏春秋·诬徒》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若晏阴喜怒无处,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这种无法履行教师职责的人,心志不和谐,操守常改变,根本没有固定的标准,就好像天气的阴晴一样喜怒无常。讲话不负责任,经常变卦,放纵自己的行为,过失全在自身,不肯做自我批评,坚持错误,自以为是,不能接受规劝而有所改变。这样为人师,最终导致学生“学业之败,道术之废”的产生。
相反,“善教者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这样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讲究师生同体,先正己再传授的老师才能取得教学的成功。
2.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品性
古代教育家都认为,教育不仅表现在言语上,教师的身体力行,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身教更胜于言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荀子也提出教师必须“身为正仪”起典范作用。墨子则言:“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强调教师言行一致,以身传教的重要性。“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突出了教师的表率作用,教师的责任不仅在教书,更是教人做人,而教师的为人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教师为人师表的根本在于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是教师最难做到的,也是教育者追求的境界。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正是教师精神品质的集中表现。《孟子·公孙策上》也有描述,“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说明教导学习不疲倦是教师“仁”的表现,又仁又智,则是教师伟大过人的地方。
三、教师应具备完善的人格
1.教师求“真”——谦虚务实
在实施教学相长的教育思想中,要求教师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教师既是教者,也是学者。教然后知不足,能及时学习,谦虚勤学,不断进取。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表达了无论是谁,只要知识比自己多,有长处就要向谁学习的意思。韩愈在《师说》中也明确提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强调师并不是完全的权威,也需要虚心学习,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为学生做好尚学的榜样。
2.教师求“善”——宽厚仁慈
在等级制度严格的古代,孔子先就提出“有教无类”,他的实践为后世做了表率。他教育学生不分贵贱贤愚和地域,他的学生真正贵族出身的很少,但是他都一视同仁,平易宽厚,仁慈亲切。《论语·述而》提出,作为良师,要做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教师宽厚仁慈的胸怀,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追求的师表美德。
3.教师求“美”——志向气节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孔子把志向比作人的灵魂,孟子提出了“持志养气”的修身方法“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品德高洁,意志坚定的教师才能站在时代前列,洞察历史和将来,培养优秀的学生。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求仁的志向。孟子的“大丈夫”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奉行正义,矢志不渝的高尚气节。这些思想基础,形成了无数正义的教师,培育了无数仁人志士,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
教师是个特殊的职业,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师道文化新时期的含义也需由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呈现。学生的尊师重道精神应承袭,即体现的师尊;对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要求。 “德高为师,学高为范。”宋代学者李觏也曾经提到:“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心有人君之德。”有德且德高方能为师。即体现师德。
当今社会发展,教育是基础,学生是新时代的主力军,教师则是发展教育事业的主要力量,既是军师又是灵魂人格塑造工程师。传统师道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现代的教学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目前公认的师道尊严的由来起源于《礼记·学记》中记载:“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昭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作为普通臣民,见帝王可以不跪者只有两种,一是尸祝,一是帝师。由荀子学派作品可以看出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受尊重程度。
1.为师尽孝,犹如父子的师生关系
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在宇宙以天地为至尊,在家庭以父母为至尊,在教育文化中,以圣贤与师为尊。师生以传道求道之心相接,自孔孟设教后,学者从师,一方面为其侍从服役,一方面敬仰师之人格。孔子私学的师徒关系有如父子。《论语·先进》:“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弟子颜回将老师孔子看作父亲一样。学生对老师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孔子死后,弟子从四面八方聚来,行三年丧礼。自此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成了中国特有的师生关系。
在《管子·弟子职》里也详细记载了“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反映了弟子入学必须伺奉先生的师道尊严。
发展而成《吕氏春秋·尊师》所说:“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
两汉时期太学里的师生关系也极为密切,学生尊师,教师也非常爱护学生。教师死后,学生都自动服三年的丧服,远道的学生也不远千里来参加吊唁,或者从千里之外,送师丧归家。荀淑死后,李膺向皇帝表章请求奔师丧。《后汉书·独行列传·戴封》里记载:“师事鄮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戴封曾经到太学游学,师从申君,申君病逝于太学,戴封亲自送丧到东海。这种远赴师丧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清代学者颜元在其数十年教育生涯中,多次多处立相关尊师条规并且执行。颜元不仅教育要求自己的学生尊师,他自己也是一个尊师的典范。因生活所迫,他二十岁时离开蠡县城随养祖父回乡间生活,但他后来每次到蠡县,都要去拜望他的蒙师吴持明,聆听教诲。后吴去世,颜元不仅捐资助葬,还撰文以祭,使师名得以传千古。
2.传统的尊师重教,教师社会地位的演变
教师受到社会的尊重,是与教师的素质,社会职责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联系的。在西周,“师”名始得彰明,太师,即帝王之师的“三老”之首,教师被认为是教育和治国的双重支柱。孟子把师作为“王天下不与存焉”的“三乐”之一,第一次把教师的地位抬高到超过了封建帝王。
荀子重视教师的作用,在他的论述中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把天、地、君、师并称,提出了“隆君师”的主张,把教师地位空前地提高了。他还提出教师是否受到尊重是否有地位是社会兴衰标志的观点,“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作为一种观察社会兴衰的标准。
在《吕氏春秋·劝学》中也有记载教师特殊崇高的社会地位:“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古代帝王是否尊师,尊师能否不分地位高低与贫富,直接关系到君王的名声德行,可见尊师被社会重视的程度。
从先秦开始就存在的尊师传统,到汉代得到进一步加强。汉代有所谓师法家法,一个学生不遵守师法,则视为大逆不道,教师的地位在汉代已经被强化到无以复加。
然而,教师的至尊地位在东汉后期已经开始变化。传统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分为教师和文人两种,当文人的地位不断上升人们思想上已突破了对教师的崇拜迷信,从汉末开始,教师地位的动摇,经过魏晋的发展到唐朝达到高峰。教师地位的下降和儒家的衰落是一致的。韩愈曾说,“由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昌黎全集·进士策问十三首》),尤其是唐朝科举制加强了文人地位,凡是具有较高知识的读书人,不能从科举中获益的,若去从事其他农、商等是被视为不体面的事情,因此,只能选择教书的职业。这也说明了隋唐以后教师地位急剧下降的原因。科举重进士,轻明经,不像汉代那样强调“师法”了,社会价值导向是以文人享受为典型。因此教师进入了“九儒十丐”之列,可见教师的地位与汉前相比是一落千丈。
这种教师地位不及文人的倾向一直影响宋明两代,直到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派的教育思想家才对文人大加批判,企图重新确立礼教的正统地位,同时也确立教师的正统地位。
历史可以证明,荀子将教师是否受到尊重是否有地位作为社会兴衰的标准是违背不得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二世灭亡;十年动乱,教师沦为人们常说的“臭老九”,国家濒临崩溃;当今,教师地位逐渐在提高,国家也呈现蒸蒸日上的气象。民族的振兴,离不开教育,教育的发展,更离不开教师。所以尊师重道是国家民族的大计,不仅是兴学之道,更是兴国之道。
二、立师道之品性
中华民族传统师道中,将教师的崇高权威与对教师素质的严格要求是有机统一起来的,荀子在(《荀子·致士》)中对教师的必备条件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师术有四”中,知识广博不在其中,“尊严而惮”“耆艾而信”就是对教师道德素质的要求。李觏也曾提出:“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将教师品德的要求与人君之德相提并论,说明品行是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
传统教师道德强调教师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修正自身的道德行为,陶冶自身性情。以求达到“正人必先正己”(《论语·述而》),为人师表的品性要求。
1.师德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教师的道德操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的不成功往往源于教师品行的低下。《吕氏春秋·诬徒》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若晏阴喜怒无处,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这种无法履行教师职责的人,心志不和谐,操守常改变,根本没有固定的标准,就好像天气的阴晴一样喜怒无常。讲话不负责任,经常变卦,放纵自己的行为,过失全在自身,不肯做自我批评,坚持错误,自以为是,不能接受规劝而有所改变。这样为人师,最终导致学生“学业之败,道术之废”的产生。
相反,“善教者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这样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讲究师生同体,先正己再传授的老师才能取得教学的成功。
2.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品性
古代教育家都认为,教育不仅表现在言语上,教师的身体力行,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身教更胜于言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荀子也提出教师必须“身为正仪”起典范作用。墨子则言:“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强调教师言行一致,以身传教的重要性。“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突出了教师的表率作用,教师的责任不仅在教书,更是教人做人,而教师的为人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教师为人师表的根本在于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是教师最难做到的,也是教育者追求的境界。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正是教师精神品质的集中表现。《孟子·公孙策上》也有描述,“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说明教导学习不疲倦是教师“仁”的表现,又仁又智,则是教师伟大过人的地方。
三、教师应具备完善的人格
1.教师求“真”——谦虚务实
在实施教学相长的教育思想中,要求教师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教师既是教者,也是学者。教然后知不足,能及时学习,谦虚勤学,不断进取。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表达了无论是谁,只要知识比自己多,有长处就要向谁学习的意思。韩愈在《师说》中也明确提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强调师并不是完全的权威,也需要虚心学习,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为学生做好尚学的榜样。
2.教师求“善”——宽厚仁慈
在等级制度严格的古代,孔子先就提出“有教无类”,他的实践为后世做了表率。他教育学生不分贵贱贤愚和地域,他的学生真正贵族出身的很少,但是他都一视同仁,平易宽厚,仁慈亲切。《论语·述而》提出,作为良师,要做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教师宽厚仁慈的胸怀,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追求的师表美德。
3.教师求“美”——志向气节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孔子把志向比作人的灵魂,孟子提出了“持志养气”的修身方法“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品德高洁,意志坚定的教师才能站在时代前列,洞察历史和将来,培养优秀的学生。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求仁的志向。孟子的“大丈夫”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奉行正义,矢志不渝的高尚气节。这些思想基础,形成了无数正义的教师,培育了无数仁人志士,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
教师是个特殊的职业,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师道文化新时期的含义也需由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呈现。学生的尊师重道精神应承袭,即体现的师尊;对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要求。 “德高为师,学高为范。”宋代学者李觏也曾经提到:“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心有人君之德。”有德且德高方能为师。即体现师德。
当今社会发展,教育是基础,学生是新时代的主力军,教师则是发展教育事业的主要力量,既是军师又是灵魂人格塑造工程师。传统师道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现代的教学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