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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韵青岛有一种得天独厚的色彩之美,郁达夫将她喻为“一个在情热之中隐藏着身份的南欧美妇人”;俞平伯则写道“三面郁葱环碧海,一山高下尽红楼”,都是颇具神韵的。所有这些,都恰似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可以说,青岛是中国最适于用油彩来表现的城市。的确,青岛本身就是一幅经典的油画,畅游其间犹如人在画中游。
日月行天,沧桑巨变。百年青岛,百年油画。历史与文化的交错与穿越,交汇于青岛丰厚凝重的文脉和油画厚重丰满的特质中,凝成城市浓墨重彩的艺术气质注脚。城市百年所有静止的风景和流逝的记忆都一一凝固在油画五彩斑斓的视觉世界之上,无数生动鲜活的人物影像、历史事件影影绰绰,凝结了时代的百年历程,融汇了城市的血脉风骨。岁月变迁中,“青岛式”油画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多元互补的艺术时代。西方油画在青岛本土文化的浸润下,在百年的时空中完善着自己,绘就了自己的油画青岛语境。几代人的激情、理想与愿望浓缩在这浓墨重彩的咫尺画幅之中,成为我们重要的历史性集体记忆。
百年前,油画作为一种从欧洲舶来的域外文化,进入了中国的文化长廊,也进入了青岛的这座开埠不久的城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在青岛居住的德国人从欧洲带来油画,主要用于自己家庭悬挂装饰。”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据现有史料分析,虽然德国人最早将西方油画带入青岛,但真正将油画在青岛进行普及的,还是后来的俄国人。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很多俄罗斯人流落到中国,除了哈尔滨和上海,青岛也成为俄罗斯人在中国落脚的第三大城市。
“青岛的老画家吕品曾谈到,上世纪30年代在广西路11号,经常有俄国人举办美术沙龙和油画展。我从上世纪30年代青岛出的一本书中看到,热河路上曾有俄国人在教油画和雕塑,是不是学校就不知道了。”据鲁海回忆,青岛的油画之兴,始自上世纪20年代,当时在青岛居住的许多俄国人会油画,也有巴克洛夫这样的油画家。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青岛的中学日渐增多,学校的美术课学习素描、写生、水彩画,也有学生学习油画。例如,著名的女油画家赵仲玉,自幼喜美术,就是跟随其父聘请的俄国画家学习油画。赵仲玉的父亲赵琪上世纪20年代任胶澳督办,相当于青岛市的市长。幼年曾在青岛居住的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当时是赵仲玉的邻居,她在一本书里就曾提起这段往事。
王鹤年先生曾在一篇与“琴岛画会”有关的文章中写到:1938年11月,以赵仲玉为首的画家组织了一个“琴岛画会”,中西兼容,以西画为主,社址在蓬莱路(今已划入海洋大学)她的家中。画会有赵仲玉、吕品这样有声望的西画家,也有初学油画的青年。吕品是主持画会工作的常务副会长,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在校时参加过“12、9”学生运动,并创作了大型油画《12、9游行》。琴岛画会成立后即在河南路银行业公会“蓬莱阁”举办了首届画展。这次展览全是油画原作。水平之高,寓意之深,是青岛历次画展所没有的。展览中有两幅油画是观众最为称赞的,一幅是赵仲玉的《太平角之晨》,它以巨大的笔触,厚涂的油彩表现拍击着巨岩的汹涌海涛,气势开阔、宏伟,使人的情绪为之一振;另一幅是吕品的《酒徒》,它以阴暗城市街头为背景,刻划着一位坐在酒缸边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以充满血丝的醉眼,愤怒地注视着前方,引起观众深沉的思绪。
琴岛画会影响迅速扩大,许多画家陆续参加进来,其中有郭梦家、陈大羽、于希宁以及赫保真、杜宗甫、王关石、孙沾群等。1940年,画会开办了美术班,分中西两部分公开招生。国画班由于希宁、陈大羽、王关石、赫保真任教;西画班由赵仲玉、吕品、郭梦家任教。可以说,他们是青岛美术的基石与人梯。
难得的是,在那段沐雨栉风的日子里,琴岛画会的画家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不参加日本人主办的画展。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艺术成为侵略者利用的宣传工具,竟违心地宣称不会画人物画,只画花鸟风景。吕品就是从那时起专画印象派风格的水彩风景。郭梦家经常在他的油画风景中运用深沉的色彩、有力的线条和奔放的现代油画风格,以青岛小港、溪船和街景为素材,充分而典型地表现这个沦陷中的海滨城市特有的阴郁沉重气氛。
鲁海在他撰写的《青岛老校》中梳理了除琴岛画会之外,青岛美术教育的其他印痕。1946年,油画家贾青青在德县路创办的青青实用美术学校和油画家王珏夫妇在李村路创办的良友画社,分别招生传授西画、素描、水彩、油画各法。资料记载,青青美术学校毕业生除在青岛外,遍布各地。其中许多是美术家、美术工作骨干。
这些学院派的教育模式使得许多青岛学子们承继了较为系统完整的西方绘画体系,因此他们笔下的油画世界突破了支离破碎、半吊子式的中国式西画,而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油画创作道路。从青岛走出去不少著名的油画家,比如老油画家王文彬和张重庆。
油画青岛行走中的履迹与烙印,在时代渐次推进中,几乎代表了油画中国的一种节奏与潮流。我们在回眸油画中国的印记时,不难发现二者叠加的油画往事如此相似和厚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艺术的狂潮。一批年轻有为的仁人志士为了迫切改变中国艺术的衰颓现状以振兴国家,纷纷远涉重洋,李叔同、陈抱一、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基于他们前赴后继地不断努力求索,使得地道的欧洲油画正式在中国生根繁衍。而此时动荡不安的政治时局,使艺术和革命的主题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们的共同关注,如徐悲鸿的著名作品《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李铁夫的革命历史画《蔡廷锐就义》、胡一川的《前夜》等等,无一不是借油画坚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立场,表达对社会正义的呼唤、对个人和民族命运重新思索,这些都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划亮天际,透出黎明的曙光。他们在进行个人艺术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兴办教育,大量专业的美术教育机构也在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茁壮成长起来。
文化艺术与社会现实从来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现实制约着文化的方向也制约着艺术的方向。1949年注定是中国不寻常的一年。天翻地覆的历史剧变使中国油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艺术家们用饱蘸着真挚热烈情感的油彩宣告新的艺术时代的来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油画进入了一个以恢宏厚重的历史题材为主,并在艺术语言上有不同程度的的中国作风的创作成熟时期,以油画的创作手法来展现中国的民族风貌和社会现实,成为油画民族风的延展。那个时代的生活气质、人物精神、美学情感在油画中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和挥洒。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83岁高龄的老画家晏文正先生回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油画青岛。“青岛的第一次美展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是赖可可当市长。这个由官方举办的画展十分隆重,青岛当时有名的画家几乎都参与了展览,展览还颁发了代表那个年代最高荣誉的奖状,这次展览会上油画与国画的比例相当。当时国画老师年纪大,年轻人画油画的很多。另外,当时相机并不普及,各种政治性的展览会,如新婚姻法、阶级教育等展览会的宣传都需要图文并茂,为了突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题,所有的配画都要用西画的写实手法来体现。”晏老说,这时期的青岛油画也是建立在统一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基础上的,通俗的写实笔法成为主流风格,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是主流油画家一致追求的目标。1952年,他创作的油画《高尔基》挂在中苏友好馆的预览时,被苏联专家称赞不已,后来这幅油画被高尔基纪念馆收藏。
“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以前,济南的画家以画中国画居多,而青岛在城市‘洋气’韵味的熏染下,还是画油画的多。后来,青岛美专与山师合并,青岛的学校在很长一段时期,再没有了油画专业。尽管如此,在中学和小学的美术老师中,专攻西画与教授西画的老师还是有相当一批,为油画青岛的薪火相传奠定了人文基础。”晏老说,此后,出于多方面的原因,青岛很多油画家都转画水彩或改画国画。这其中,很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油画的画框、油彩都很贵,而且油画费时费力,但经济价值却始终不如国画。
“红光亮、高大全”成为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油画的主基调。那个年代,所有对艺术的创作被禁锢在一个框框中,包括油画。所以1978年以后,当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青岛油画迅速走向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阶段。一方面,老画家们焕发了艺术的青春,持续保持了对青岛山海城的描摹热情。而受到新思潮和开放环境影响的年轻画家,则不谋而合地以不同的方式疏离原先独领风骚的通俗写实风格,求新求变、对个体价值和绘画本体的重视成为社会风尚,压抑已久的青岛油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工人文化宫是火热的精神家园和神圣的文化圣地。画家刘传宝清楚地记得,当时位于上海路的工人文化宫推出的美术展览《青岛美》,是当时青岛最有影响的美展之一。作为官方举办的纯艺术展览,画展的主题十分主旋律,尤其是碧海蓝天的油画风景题材,表现了青岛美术界对家乡的热爱和骄傲,影响至今。但对于年轻的刘传宝和他们的画友而言,因为受到大城市“迎春画会”、“星星画会”、“伤痕绘画”、“新潮美术”等美术新思潮影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对于艺术个性化的实践和探索。他们笔下的油画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各种原始的、边远的生活情趣的关注,同时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风格,形成了表现、抽象和象征为特质的新艺术取向。他们的画作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叛逆,绘画语境与传统意义上的风格格格不入,因此他们这些年轻人很难进入当时所谓的主流画展。
“尽管如此,青岛现代意义上的油画还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开放,慢慢融入并浸润着青岛的文化。青岛在1985年成立青年美术家协会,做了大量和当时文化思潮有关联的超现实主义的文化活动。艺术青年在美术馆墙外的公园里自发举办的油画展览,虽然在代表官方的美术殿堂的外围,但美术馆还是接受了这个活动。艺术青年们思想上的锐不可当和观念上的多元创新,给整个青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刘传宝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赵德伟、董小平、陈祖晓、邢维东、梁克刚、李玉英、马成亮、尤良成、李善君、李世先、张格、万里雅、姜永杰等年轻的青岛前卫艺术家先后进入天主教堂前广场,在那里自发展示艺术创作,并进行露天画展。这个很有力量的行动,以咄咄逼人的视觉冲击,震撼了所有受众的内心,几乎影响了一代人,很多市民第一次从这个画展感受到了新潮的美学概念。目前,原露天画展群落的大部分成员依然在进行艺术创作,其中赵德伟、李玉英、万里雅、姜永杰等在宋庄坚持着他们的艺术信念,守望着他们对油画的执着。
青岛科技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画家高东方始终认为,青岛的水粉画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与油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早期为青岛美术启蒙做出巨大贡献的老画家,常年默默耕耘在青岛美术教育一线,为青岛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他们中有很多最初都定位在油画,虽然后来他们的成就更多表现在水粉画,但油画的推动作用始终充满力量。”高东方认为,青岛的水粉画和油画的专业程度始终很高,老油画家最早将油画这种外来的语言内化,将油画那种很西洋化的感觉,加入了新鲜的本土元素的绘画语言,形成了艺术青岛异彩纷呈的多元气质。
“后来的中青年一代画家,再到现在青岛各大院校的美术系学生,在日渐宽松的环境中,始终顺应大趋势风格,油画和水粉画的绘画语言呈现群芳争艳的个性体征和地方色彩。”高东方说,这其间的油画既参有中国水墨画泼墨式的酣畅淋漓,又融有青铜陶瓷般的坚毅质感,还汇入了中国书法遒劲的金石韵味。以水粉画和油画为名片的艺术青岛,在全国汇聚了一种厚重的青岛力量,成为当代艺术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可以预见,在越来越多的青岛魅力被渐次推送到世界面前的同时,包括油画在内的青岛文化也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世人的关注。
日月行天,沧桑巨变。百年青岛,百年油画。历史与文化的交错与穿越,交汇于青岛丰厚凝重的文脉和油画厚重丰满的特质中,凝成城市浓墨重彩的艺术气质注脚。城市百年所有静止的风景和流逝的记忆都一一凝固在油画五彩斑斓的视觉世界之上,无数生动鲜活的人物影像、历史事件影影绰绰,凝结了时代的百年历程,融汇了城市的血脉风骨。岁月变迁中,“青岛式”油画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多元互补的艺术时代。西方油画在青岛本土文化的浸润下,在百年的时空中完善着自己,绘就了自己的油画青岛语境。几代人的激情、理想与愿望浓缩在这浓墨重彩的咫尺画幅之中,成为我们重要的历史性集体记忆。
百年前,油画作为一种从欧洲舶来的域外文化,进入了中国的文化长廊,也进入了青岛的这座开埠不久的城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在青岛居住的德国人从欧洲带来油画,主要用于自己家庭悬挂装饰。”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据现有史料分析,虽然德国人最早将西方油画带入青岛,但真正将油画在青岛进行普及的,还是后来的俄国人。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很多俄罗斯人流落到中国,除了哈尔滨和上海,青岛也成为俄罗斯人在中国落脚的第三大城市。
“青岛的老画家吕品曾谈到,上世纪30年代在广西路11号,经常有俄国人举办美术沙龙和油画展。我从上世纪30年代青岛出的一本书中看到,热河路上曾有俄国人在教油画和雕塑,是不是学校就不知道了。”据鲁海回忆,青岛的油画之兴,始自上世纪20年代,当时在青岛居住的许多俄国人会油画,也有巴克洛夫这样的油画家。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青岛的中学日渐增多,学校的美术课学习素描、写生、水彩画,也有学生学习油画。例如,著名的女油画家赵仲玉,自幼喜美术,就是跟随其父聘请的俄国画家学习油画。赵仲玉的父亲赵琪上世纪20年代任胶澳督办,相当于青岛市的市长。幼年曾在青岛居住的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当时是赵仲玉的邻居,她在一本书里就曾提起这段往事。
王鹤年先生曾在一篇与“琴岛画会”有关的文章中写到:1938年11月,以赵仲玉为首的画家组织了一个“琴岛画会”,中西兼容,以西画为主,社址在蓬莱路(今已划入海洋大学)她的家中。画会有赵仲玉、吕品这样有声望的西画家,也有初学油画的青年。吕品是主持画会工作的常务副会长,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在校时参加过“12、9”学生运动,并创作了大型油画《12、9游行》。琴岛画会成立后即在河南路银行业公会“蓬莱阁”举办了首届画展。这次展览全是油画原作。水平之高,寓意之深,是青岛历次画展所没有的。展览中有两幅油画是观众最为称赞的,一幅是赵仲玉的《太平角之晨》,它以巨大的笔触,厚涂的油彩表现拍击着巨岩的汹涌海涛,气势开阔、宏伟,使人的情绪为之一振;另一幅是吕品的《酒徒》,它以阴暗城市街头为背景,刻划着一位坐在酒缸边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以充满血丝的醉眼,愤怒地注视着前方,引起观众深沉的思绪。
琴岛画会影响迅速扩大,许多画家陆续参加进来,其中有郭梦家、陈大羽、于希宁以及赫保真、杜宗甫、王关石、孙沾群等。1940年,画会开办了美术班,分中西两部分公开招生。国画班由于希宁、陈大羽、王关石、赫保真任教;西画班由赵仲玉、吕品、郭梦家任教。可以说,他们是青岛美术的基石与人梯。
难得的是,在那段沐雨栉风的日子里,琴岛画会的画家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不参加日本人主办的画展。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艺术成为侵略者利用的宣传工具,竟违心地宣称不会画人物画,只画花鸟风景。吕品就是从那时起专画印象派风格的水彩风景。郭梦家经常在他的油画风景中运用深沉的色彩、有力的线条和奔放的现代油画风格,以青岛小港、溪船和街景为素材,充分而典型地表现这个沦陷中的海滨城市特有的阴郁沉重气氛。
鲁海在他撰写的《青岛老校》中梳理了除琴岛画会之外,青岛美术教育的其他印痕。1946年,油画家贾青青在德县路创办的青青实用美术学校和油画家王珏夫妇在李村路创办的良友画社,分别招生传授西画、素描、水彩、油画各法。资料记载,青青美术学校毕业生除在青岛外,遍布各地。其中许多是美术家、美术工作骨干。
这些学院派的教育模式使得许多青岛学子们承继了较为系统完整的西方绘画体系,因此他们笔下的油画世界突破了支离破碎、半吊子式的中国式西画,而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油画创作道路。从青岛走出去不少著名的油画家,比如老油画家王文彬和张重庆。
油画青岛行走中的履迹与烙印,在时代渐次推进中,几乎代表了油画中国的一种节奏与潮流。我们在回眸油画中国的印记时,不难发现二者叠加的油画往事如此相似和厚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艺术的狂潮。一批年轻有为的仁人志士为了迫切改变中国艺术的衰颓现状以振兴国家,纷纷远涉重洋,李叔同、陈抱一、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基于他们前赴后继地不断努力求索,使得地道的欧洲油画正式在中国生根繁衍。而此时动荡不安的政治时局,使艺术和革命的主题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们的共同关注,如徐悲鸿的著名作品《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李铁夫的革命历史画《蔡廷锐就义》、胡一川的《前夜》等等,无一不是借油画坚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立场,表达对社会正义的呼唤、对个人和民族命运重新思索,这些都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划亮天际,透出黎明的曙光。他们在进行个人艺术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兴办教育,大量专业的美术教育机构也在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茁壮成长起来。
文化艺术与社会现实从来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现实制约着文化的方向也制约着艺术的方向。1949年注定是中国不寻常的一年。天翻地覆的历史剧变使中国油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艺术家们用饱蘸着真挚热烈情感的油彩宣告新的艺术时代的来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油画进入了一个以恢宏厚重的历史题材为主,并在艺术语言上有不同程度的的中国作风的创作成熟时期,以油画的创作手法来展现中国的民族风貌和社会现实,成为油画民族风的延展。那个时代的生活气质、人物精神、美学情感在油画中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和挥洒。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83岁高龄的老画家晏文正先生回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油画青岛。“青岛的第一次美展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是赖可可当市长。这个由官方举办的画展十分隆重,青岛当时有名的画家几乎都参与了展览,展览还颁发了代表那个年代最高荣誉的奖状,这次展览会上油画与国画的比例相当。当时国画老师年纪大,年轻人画油画的很多。另外,当时相机并不普及,各种政治性的展览会,如新婚姻法、阶级教育等展览会的宣传都需要图文并茂,为了突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题,所有的配画都要用西画的写实手法来体现。”晏老说,这时期的青岛油画也是建立在统一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基础上的,通俗的写实笔法成为主流风格,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是主流油画家一致追求的目标。1952年,他创作的油画《高尔基》挂在中苏友好馆的预览时,被苏联专家称赞不已,后来这幅油画被高尔基纪念馆收藏。
“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以前,济南的画家以画中国画居多,而青岛在城市‘洋气’韵味的熏染下,还是画油画的多。后来,青岛美专与山师合并,青岛的学校在很长一段时期,再没有了油画专业。尽管如此,在中学和小学的美术老师中,专攻西画与教授西画的老师还是有相当一批,为油画青岛的薪火相传奠定了人文基础。”晏老说,此后,出于多方面的原因,青岛很多油画家都转画水彩或改画国画。这其中,很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油画的画框、油彩都很贵,而且油画费时费力,但经济价值却始终不如国画。
“红光亮、高大全”成为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油画的主基调。那个年代,所有对艺术的创作被禁锢在一个框框中,包括油画。所以1978年以后,当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青岛油画迅速走向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阶段。一方面,老画家们焕发了艺术的青春,持续保持了对青岛山海城的描摹热情。而受到新思潮和开放环境影响的年轻画家,则不谋而合地以不同的方式疏离原先独领风骚的通俗写实风格,求新求变、对个体价值和绘画本体的重视成为社会风尚,压抑已久的青岛油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工人文化宫是火热的精神家园和神圣的文化圣地。画家刘传宝清楚地记得,当时位于上海路的工人文化宫推出的美术展览《青岛美》,是当时青岛最有影响的美展之一。作为官方举办的纯艺术展览,画展的主题十分主旋律,尤其是碧海蓝天的油画风景题材,表现了青岛美术界对家乡的热爱和骄傲,影响至今。但对于年轻的刘传宝和他们的画友而言,因为受到大城市“迎春画会”、“星星画会”、“伤痕绘画”、“新潮美术”等美术新思潮影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对于艺术个性化的实践和探索。他们笔下的油画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各种原始的、边远的生活情趣的关注,同时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风格,形成了表现、抽象和象征为特质的新艺术取向。他们的画作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叛逆,绘画语境与传统意义上的风格格格不入,因此他们这些年轻人很难进入当时所谓的主流画展。
“尽管如此,青岛现代意义上的油画还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开放,慢慢融入并浸润着青岛的文化。青岛在1985年成立青年美术家协会,做了大量和当时文化思潮有关联的超现实主义的文化活动。艺术青年在美术馆墙外的公园里自发举办的油画展览,虽然在代表官方的美术殿堂的外围,但美术馆还是接受了这个活动。艺术青年们思想上的锐不可当和观念上的多元创新,给整个青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刘传宝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赵德伟、董小平、陈祖晓、邢维东、梁克刚、李玉英、马成亮、尤良成、李善君、李世先、张格、万里雅、姜永杰等年轻的青岛前卫艺术家先后进入天主教堂前广场,在那里自发展示艺术创作,并进行露天画展。这个很有力量的行动,以咄咄逼人的视觉冲击,震撼了所有受众的内心,几乎影响了一代人,很多市民第一次从这个画展感受到了新潮的美学概念。目前,原露天画展群落的大部分成员依然在进行艺术创作,其中赵德伟、李玉英、万里雅、姜永杰等在宋庄坚持着他们的艺术信念,守望着他们对油画的执着。
青岛科技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画家高东方始终认为,青岛的水粉画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与油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早期为青岛美术启蒙做出巨大贡献的老画家,常年默默耕耘在青岛美术教育一线,为青岛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他们中有很多最初都定位在油画,虽然后来他们的成就更多表现在水粉画,但油画的推动作用始终充满力量。”高东方认为,青岛的水粉画和油画的专业程度始终很高,老油画家最早将油画这种外来的语言内化,将油画那种很西洋化的感觉,加入了新鲜的本土元素的绘画语言,形成了艺术青岛异彩纷呈的多元气质。
“后来的中青年一代画家,再到现在青岛各大院校的美术系学生,在日渐宽松的环境中,始终顺应大趋势风格,油画和水粉画的绘画语言呈现群芳争艳的个性体征和地方色彩。”高东方说,这其间的油画既参有中国水墨画泼墨式的酣畅淋漓,又融有青铜陶瓷般的坚毅质感,还汇入了中国书法遒劲的金石韵味。以水粉画和油画为名片的艺术青岛,在全国汇聚了一种厚重的青岛力量,成为当代艺术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可以预见,在越来越多的青岛魅力被渐次推送到世界面前的同时,包括油画在内的青岛文化也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世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