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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清律例》是鸦片战争前夕，英属东印度公司赞助斯当东从男爵翻译的中国法典，其目的之一即洞悉清政府的统治理念与方式，从而为发动殖民战争作准备。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该译介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异质因素，展现其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博弈。
关键词： 《大清律例》 多元系统 权力博弈 意识形态
乔治·汤姆司·斯当东从男爵（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2nd Baronet，世人常称小斯当东）的英译本精装巨著《大清律例》（Ta Tsing Leu Lee；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是西方最早最完整的中国成文法典译著。1810年（嘉庆十五年）在伦敦出版后，立即引起欧美诸国朝野轰动，不久便译入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文字，成为当时研究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最佳文献。
透过多元系统的视角，描写《大清律例》的英译过程及其折射的权力博弈，应首先考查主题的确定与文本的甄选，即分析究竟哪些因素综合决定了“翻译什么（what to be translated）”。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探讨绝不能脱离英国争夺海外贸易霸权的时代背景，然后结合赞助人的超商业意图，解读译者序言（Translator’s Preface），必将赋予我们相当的启示。
一、译入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会经济面貌及其对海外市场的需求。
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近代史册中具有继往开来的划时代意义：上承源自十七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下起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
1.自由市场思想与海外贸易霸权
议会君主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奠定资产阶级的法治基石。牛顿代表的科学运动使瓦特等发明家不断技术创新，通过机器生产推进纺织、造船等行业蓬勃发展。
即便如此，“英国经济的特征仍然是贸易而不是工业”（摩根主编，王觉非等译 1993：445）。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应归因于倡导新重商主义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充分缜密地论证了低关税自由贸易思想，令名流政要尽折腰。
疆域狭窄的不列颠群岛为寻觅工业产品的倾销地，亟须开拓海外市场。战争亦是欲达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十七世纪以来绵延至十八世纪末的历次英荷战争，逐渐摧毁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传统殖民强国荷兰的航运业，其东方贸易霸权地位也只能拱手让予大英帝国。
重新划分欧洲列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已在所难免——荷属东印度公司日益丧失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英属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从此，英国将长远目光投向中国。英国渴望广袤的市场，而中国正符合其理想。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dominions of China，which a spirit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gave rise to，although they have been，at times，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several of the Continental nations，and are at present，with respect to Great Britain，of such a nature and extent，as to be very essentially contributive to her national prosperity...
（Staunton 1810：vii）
2.中英贸易摩擦
出乎英国人意料以外的是，清政府不仅长期严控对外贸易，至乾隆年间由于中欧贸易经常诉诸武力，后逐渐演变成主要针对英、荷等国的闭关政策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撤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②。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准两广总督李侍尧进呈的《防范外夷规条》，全面管制外商。
“一口通商”的局面使得英国输出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因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而无法融入中国市场。此外，中国还向英国商品抽取百分之二十的高昂税率，海关官僚的腐败又滋生大量难以预料的额外费用，此所谓“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马戛尔尼 2006：156），遂导致双边贸易巨额逆差。
不列颠人认为他们的地位受到歧视，“毫无自由贸易可言”（马士 1991：99），要求清政府增开商埠、减免课税，这也成为英国朝野的普遍共识。于是，就有了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伯爵（George Macartney，1st Earl Macartney）率团访华之举，其用意在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致马戛尔尼特使的私人指示内表露无遗，即恳请中国皇帝保护英商的利益（Staunton 1797：（V1）53-54）。
3.英国使团访华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皇帝。据其日记陈述，“吾等曲一膝以为礼”（马戛尔尼 2006：100）。至十三日乾隆皇帝83岁万寿之期，马戛尔尼及其随从“仍依往例曲一膝为礼”，“其余大小华官咸向乾隆皇帝行叩首之礼……凡三跪九叩而礼毕”（同上，120）。
皇帝启跸回銮后，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议互派使臣，并向清廷转呈六事（同上，155-156）。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之税率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
乾隆皇帝则以不合天朝体制为由，赐英王敕书拒绝所请，反严旨督促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于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初离京。
为改善贸易关系到访的英国使团，自认有别朝鲜、安南、缅甸等前往贺寿的属邦，即盼能在西方逐渐成形之国际法精神下平行相见，却又毫无保留地接受贡船才拥有的免税待遇，并对易货、购物等无关外交的事务，提出许多违背使节身份的要求（黄一农 2007：37），最终招致皇帝愤懑，所请通商诸事一概回绝，此所谓“觐礼之争”。
如今看来，这不止缺乏沟通导致的文化碰撞而已，更深层次地折射了新旧帝国构建间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何伟亚 2002：26-27）。何况马戛尔尼的门户开放要求隐含殖民扩张的野心，被清廷严拒亦理所当然。
无论怎样，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仍是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③的傲慢心态。
TRANSLATOR’s PREFACE（粗体由本书作者添加）
This Great Empire，too well assured of the competence of its ow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esources，to be induced to seek，and，if not too powerful，at least to distant and compactly united，to be liable to be compelled to enter into alliances an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Powers of Europe，has never as yet，except in a precarious and limited degree，admitted of any species of intercourse.
（Staunton 1810：iii）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小斯当东的言辞中已隐隐透露出英国人并非不想武力征服华夏，唯恐相去路途遥远且其辖地联系紧密，只能对清廷无视欧洲列强的现状深感愤愤不平。
TRANSLATOR’s PREFACE
It continues to this day wholly regardless and independent of those nations of the West，whose general superiority in policy and in arms has triumphantly extended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over almost every other exciting society of mankind.
（同上，iii）
4.司法考察与律法研究
鉴于潜在的巨大商业利益，英国政府极其看重对华关系。然而，贸易摩擦导致司法纠纷频发，其裁判结果又时常不可估量，崇尚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不列颠人偏好经验主义实证分析，他们急切想要了解的就是规范清朝社会生活的具体律令条例。正如《大清律例》英译本序言所述：“the laws of a nation form the most instructive portion of its history”（同上，xv）。
为此，英国遣华的外交贸易使团不惜招揽众多法学专家研究清律。马戛尔尼伯爵本人就曾在伦敦学习法律，秘书乔治·伦纳德·斯当东从男爵（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st Baronet）则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使团虽未达成通商之目的，却在访华过程中详细考察当时清朝的司法活动，因而被西方社会普遍誉为获得史无前例的成功。
远航结束后，斯当东基于马戛尔尼伯爵及使团指挥官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Sir Erasmus Gower）的私人文件，撰写并出版正式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汉译书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由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从男爵（Sir Joseph Banks，1st Baronet）亲自选配插图。
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发现清朝通行的“家长制原理”迥异于欧洲诸国依法裁判的习惯（田涛
关键词： 《大清律例》 多元系统 权力博弈 意识形态
乔治·汤姆司·斯当东从男爵（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2nd Baronet，世人常称小斯当东）的英译本精装巨著《大清律例》（Ta Tsing Leu Lee；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是西方最早最完整的中国成文法典译著。1810年（嘉庆十五年）在伦敦出版后，立即引起欧美诸国朝野轰动，不久便译入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文字，成为当时研究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最佳文献。
透过多元系统的视角，描写《大清律例》的英译过程及其折射的权力博弈，应首先考查主题的确定与文本的甄选，即分析究竟哪些因素综合决定了“翻译什么（what to be translated）”。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探讨绝不能脱离英国争夺海外贸易霸权的时代背景，然后结合赞助人的超商业意图，解读译者序言（Translator’s Preface），必将赋予我们相当的启示。
一、译入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会经济面貌及其对海外市场的需求。
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近代史册中具有继往开来的划时代意义：上承源自十七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下起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
1.自由市场思想与海外贸易霸权
议会君主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奠定资产阶级的法治基石。牛顿代表的科学运动使瓦特等发明家不断技术创新，通过机器生产推进纺织、造船等行业蓬勃发展。
即便如此，“英国经济的特征仍然是贸易而不是工业”（摩根主编，王觉非等译 1993：445）。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应归因于倡导新重商主义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充分缜密地论证了低关税自由贸易思想，令名流政要尽折腰。
疆域狭窄的不列颠群岛为寻觅工业产品的倾销地，亟须开拓海外市场。战争亦是欲达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十七世纪以来绵延至十八世纪末的历次英荷战争，逐渐摧毁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传统殖民强国荷兰的航运业，其东方贸易霸权地位也只能拱手让予大英帝国。
重新划分欧洲列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已在所难免——荷属东印度公司日益丧失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英属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从此，英国将长远目光投向中国。英国渴望广袤的市场，而中国正符合其理想。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dominions of China，which a spirit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gave rise to，although they have been，at times，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several of the Continental nations，and are at present，with respect to Great Britain，of such a nature and extent，as to be very essentially contributive to her national prosperity...
（Staunton 1810：vii）
2.中英贸易摩擦
出乎英国人意料以外的是，清政府不仅长期严控对外贸易，至乾隆年间由于中欧贸易经常诉诸武力，后逐渐演变成主要针对英、荷等国的闭关政策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撤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②。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准两广总督李侍尧进呈的《防范外夷规条》，全面管制外商。
“一口通商”的局面使得英国输出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因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而无法融入中国市场。此外，中国还向英国商品抽取百分之二十的高昂税率，海关官僚的腐败又滋生大量难以预料的额外费用，此所谓“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马戛尔尼 2006：156），遂导致双边贸易巨额逆差。
不列颠人认为他们的地位受到歧视，“毫无自由贸易可言”（马士 1991：99），要求清政府增开商埠、减免课税，这也成为英国朝野的普遍共识。于是，就有了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伯爵（George Macartney，1st Earl Macartney）率团访华之举，其用意在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致马戛尔尼特使的私人指示内表露无遗，即恳请中国皇帝保护英商的利益（Staunton 1797：（V1）53-54）。
3.英国使团访华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皇帝。据其日记陈述，“吾等曲一膝以为礼”（马戛尔尼 2006：100）。至十三日乾隆皇帝83岁万寿之期，马戛尔尼及其随从“仍依往例曲一膝为礼”，“其余大小华官咸向乾隆皇帝行叩首之礼……凡三跪九叩而礼毕”（同上，120）。
皇帝启跸回銮后，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议互派使臣，并向清廷转呈六事（同上，155-156）。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之税率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
乾隆皇帝则以不合天朝体制为由，赐英王敕书拒绝所请，反严旨督促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于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初离京。
为改善贸易关系到访的英国使团，自认有别朝鲜、安南、缅甸等前往贺寿的属邦，即盼能在西方逐渐成形之国际法精神下平行相见，却又毫无保留地接受贡船才拥有的免税待遇，并对易货、购物等无关外交的事务，提出许多违背使节身份的要求（黄一农 2007：37），最终招致皇帝愤懑，所请通商诸事一概回绝，此所谓“觐礼之争”。
如今看来，这不止缺乏沟通导致的文化碰撞而已，更深层次地折射了新旧帝国构建间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何伟亚 2002：26-27）。何况马戛尔尼的门户开放要求隐含殖民扩张的野心，被清廷严拒亦理所当然。
无论怎样，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仍是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③的傲慢心态。
TRANSLATOR’s PREFACE（粗体由本书作者添加）
This Great Empire，too well assured of the competence of its ow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esources，to be induced to seek，and，if not too powerful，at least to distant and compactly united，to be liable to be compelled to enter into alliances an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Powers of Europe，has never as yet，except in a precarious and limited degree，admitted of any species of intercourse.
（Staunton 1810：iii）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小斯当东的言辞中已隐隐透露出英国人并非不想武力征服华夏，唯恐相去路途遥远且其辖地联系紧密，只能对清廷无视欧洲列强的现状深感愤愤不平。
TRANSLATOR’s PREFACE
It continues to this day wholly regardless and independent of those nations of the West，whose general superiority in policy and in arms has triumphantly extended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over almost every other exciting society of mankind.
（同上，iii）
4.司法考察与律法研究
鉴于潜在的巨大商业利益，英国政府极其看重对华关系。然而，贸易摩擦导致司法纠纷频发，其裁判结果又时常不可估量，崇尚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不列颠人偏好经验主义实证分析，他们急切想要了解的就是规范清朝社会生活的具体律令条例。正如《大清律例》英译本序言所述：“the laws of a nation form the most instructive portion of its history”（同上，xv）。
为此，英国遣华的外交贸易使团不惜招揽众多法学专家研究清律。马戛尔尼伯爵本人就曾在伦敦学习法律，秘书乔治·伦纳德·斯当东从男爵（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st Baronet）则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使团虽未达成通商之目的，却在访华过程中详细考察当时清朝的司法活动，因而被西方社会普遍誉为获得史无前例的成功。
远航结束后，斯当东基于马戛尔尼伯爵及使团指挥官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Sir Erasmus Gower）的私人文件，撰写并出版正式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汉译书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由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从男爵（Sir Joseph Banks，1st Baronet）亲自选配插图。
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发现清朝通行的“家长制原理”迥异于欧洲诸国依法裁判的习惯（田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