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以载道:设计视角下中国扇子的式微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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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Fan was considered as a cultural artifact since ancient times. It not only served as a practical instrument for comfort, but also bear ceremonial and aesthetic purposes. However, its definition fades away in modern times due to aesthetic demand changes dur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forms. This thesis will trace back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an,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its decline based on three aspects: social transformations, collecting habits of literati and symbolism of Chinese Fan in designing perspective.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shape design of Chinese Fan,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Chinese Fan, the ideology behind Chinese Fan. The thesis will aim to revive the doctrine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Fan and reintegrate its value in modern standard.
  扇子曾一度作为必不可少的手边之物,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其一,作为“用器”的引风功能;其二,作为“礼器”的仪仗功能;其三,作为“美器”的社会行为道具。自古造物脱离不了实用、礼仪和审美价值的体现。在此文中,只将扇子作为“用器”、“礼器”和“美器”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20世纪的设计已不足以让扇子的纳凉障日功能依然屹立于现代社会之中,替代物的出现取代甚至湮没掉了扇子的用器功能。然而,扇子中的文化底蕴与审美价值在笔者看来却是其可做到“永葆青春”的秘诀。设计的作用在于寻找功能和社会间的接点。追溯扇子在社会发展中的源流,可把握其衰弱的成因从而设计有针对性方案助其回归。
  一、中国扇子之寻迹略考
  “箑,扇也”。在《说文解字》中,中国古代的扇是用箑(编织扇子的蒲草)制成,用来扇风引凉,后用竹子加工制成箑,也就是扇子的原型。从扇子的形制上来说,鸟虫的翅膀可以扇动生风,这其中包含仿生学的智慧。《长物志》中表示“羽扇最古”,《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上古以羽为扇,故字从‘羽’。后人以竹及纸为箑,故字从‘竹’。”因此,中国最早的扇子是用鸟的羽毛做成的,也作“翣”。扇子的最早图像可考于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及其白描图上,铜壶肩部刻画的“宴饮乐舞图”,有侍者手持长柄扇的图案。故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有了对扇子的记录。汉代以后,仪仗扇走上了历史舞台,称为“障扇”,障扇可为颇有古箑遗风的竹编所制,也有羽毛、罗、绢等材质。东晋末年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描绘了曹植身后两位侍从手持羽毛障扇,或参考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长柄扇,并真正成为了礼器——南北朝仪仗扇的前身。被称为“五明扇”的仪仗扇,在南北朝时期一改前身变成玲珑小巧的手执扇,选材也多用丝绢,花纹和装饰也更加精巧。汉代成帝时期,班婕妤以扇喻人,在《怨歌行》中描述了“合欢扇”为圆形,以细绢制作。“合欢扇”正是纨扇,在唐代开始风靡并成为了当时女性最钟爱的物件之一,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图中可窥探一二。巫鸿在书中提到:“礼制艺术时代随着九鼎的消失而结束”。巫鸿所说的时间节点正是魏晋南北朝已经迎来了个人意识觉醒的爆发期,也正是“礼制艺术”的社会性、强制性和群体性向审美性、自由性、个体性的艺术性质转移时期。

  日本折扇初入我国并未受到重视,甚至讥笑为仆人、娼妓专用。明代永乐年间折扇开始广泛使用,《长物志》中表达的审美趣味也是偏向雕漆古团扇、羽毛扇,对低廉的竹篾扇、纸糊扇嗤之以鼻,哪怕精美的日本折扇,明代对待其审美也因扇面之画、扇骨之材的差别态度天壤之别。然而,从设计层面,古团扇、羽毛扇毕竟不如折扇方便携带,奴仆便于藏于袖中。纸糊扇面更适合发挥书画的优势,成为诗书画艺术的载体。最后,折扇从社会边缘位置登上主流之席。
  二、中国扇子之式微成因
  人制造器物本质是服务于人,中国扇子在历史流变中为社会的礼制和人的审美需求延伸出障扇、纨扇、折扇等各种形制。然而,如今扇子的用器层面价值已经大不如前,而也早已不再作为礼器,只作为审美功能的美器。日本民艺家柳宗悦谈到工艺品只有被使用才能获得美。只具备审美价值,作为工艺品的扇子已经脱离于生活,这与扇子在历史上的政治变革、收藏风气与符号象征是分不开的,而这样的流变也成就了扇子相比一般器物更高的文化意蕴与美学价值。扇子式微于生活的成因共分为三点:
  (一)宫廷到民间,政治变革中礼制艺术的弱化
  巫鸿总结了:“礼制艺术有四个基本要素:質料、形状、装饰和铭文,每个因素各有含义并分别在这一艺术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扮演了领先角色。”作为礼器的仪仗用扇重纹饰、质料、形状等,价值高。
  魏晋以降,礼制艺术基本结束,艺术回归于个人精神的创作,礼扇也随之衰退。此消彼长,正值日本折扇传入,扇面可作诗作画,制扇的材料从长柄羽毛、竹片为主换成了轻巧方便携带的罗、绢与纸,这些材料更便于在上面描绘。扇便成为了文人喜爱的载体,尽展魏晋风度。扇子本身被赋予的涵义(无论是象征主人地位还是象征吉祥寓意)被削弱了,扇面和扇骨却成为了文人与手艺人的创作平台。如此一来,扇子被分解为扇面艺术与扇骨艺术,虽然这对其所承载的艺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促进了宋画的“边角之景”与“折枝花鸟”的产生,不过也影响了人们不去对扇子本身形制加以思考,而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扇面创作题材与内容上。中国历史中人的进步使扇子已不再是生活必须品,也失去了政治地位,而只是其他艺术的载体。   (二)扇骨分离,收藏风气弱化扇子形制
  正如“白马非马”的哲学命题,自南北朝时期之后的折扇收藏风气也面临扇面和扇骨的分离的问题。折扇闭合时以扇骨示人,因此古人注重对扇骨的设计,其精神价值也远超出作为支撑扇面的材料价值。制扇行家马勋等制作的扇骨,技艺精湛艺术价值非常高,甚至称扇骨艺术为“扇妖”,主要以雕刻技艺为主的扇骨是当时的流行风尚,也成为独立的艺术品。扇面在收藏史上也有独立于扇骨的收藏方法:折扇拆骨裱扇面。纨扇也是将扇面作为单独收藏,晚明时期江南收藏家收藏纨扇的方式是以百幅为单位,集体装裱到屏风上去,成为画屏。如明代徽商收藏家汪爱荆就将一百幅宋元团扇扇面裱成一座“屏山”。由于装裱的扇面在画屏上被长期暴露于潮湿空气中,收藏者会将扇面逐一拆下,按照时代重新装裱在册中,以便于观赏与庋藏。对扇面名作的崇尚和对扇骨材料工艺的追求,导致了扇面与扇骨分离的收藏风气,这也成为了扇子形制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符号隐喻,扇子使用群体单一化
  诗词中描绘女性手持纨扇非常和谐自然,纨扇与女性已经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的审美意象。西汉班婕妤的《怨歌行》也被称为《团扇歌》,从诗中可见,绘有或绣有合欢图案的团扇既是古代宫中女性纳凉必备品,甚至也可直接象征女性本身。唐代女子持扇突出盛唐的华贵雍容之韵、宋代女子持袖珍团扇迎合朴实自然之美,明代女子持扇体现文雅内秀之风,清代女子持扇表示娇弱无力、“风露清愁”之感。
  折扇代表文人,用作端午赠礼、君臣赏赐、收藏古玩。折扇起始只是下人使用,然而由于轻便携带这一设计特征,明成祖朱棣为之吸引,并要求工匠依样仿制,折扇自上而下地传到民间,成为了文人的怀袖雅物。明代宫廷赏赐折扇以显君王“仁风”,民间又以“凉友”(良友)之名互赠友人,这样的社会行为必然导致折扇成为古代男性的专用器物。折扇与团扇使用群体的针对性和单一化影响了制扇业带着性别符号去设计并制扇,直至如今。
  三、以“扇”载道谈扇子的回归
  《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由人创造,器之意由人赋予,变形成了具象和抽象共存的以人为主的道器观。中国古人传统造物经验发展至今,擅长以形而下之器物抽取其元素与寓意丰富形而上之文化,这一点也应继续在今后扇子的设计上得以印证。

  扇子的设计首先要“巧法造化”,作为美器回归的扇子在顺应当下设计趋势的同时,也要保留来自自然的传统设计智慧。团扇扇面的形态以圆形为主,唐代后也出现了腰圆形与椭圆形等“似圆形”。自古有对圆形比作天的认识,人们认为圆首尾相连,包容万物,又或效仿圆月的美意,寓示团圆美好,安定平稳。团扇轴对称的美学特点,延续了古人造物的哲学观。
  其次,扇子的设计要整体统一。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均有记载扇上绘画,可见,古人也为扇子而创立了独特的扇面绘画构图与技巧,然而这也造就了后人的收藏扇面的风气——扇骨与扇面审美分开。后人品评扇子艺术,也成为了品评书画艺术的“别体之作”而已,扇面与扇骨的发展渐行渐远。由于扇面与扇骨“长期分居”,人们甚至不再重视扇的组合搭配美感,为牟利而一昧选择书画名作配以材质与技艺高级的扇骨。如今,扇子艺术的审美要遵循扇面、扇骨以及扇托或配饰相统一的原则,应摒弃古人一昧追求的扇子攀比之风,以免再造“扇妖”。价格低廉的材料施以巧饰搭配得当足以产生美感,如百年老字号制扇企业王星记旗下老艺人施跃庆制作的《梁山一百零八将》。这把折扇扇面材料用了价格低廉但工艺不简单的手造纸——桑皮纸,而扇骨也选用了当地的棕竹,共需86道工艺才可制成黑纸扇,黑纸扇施以彩绘也就成为了王星记的一大特色。再看扇子的内容虽是以《水浒传》作为蓝本创作,是古代文人所规避的民俗题材,而如今文化与审美的包容性足以让扇面的题材百花齐放了。民间故事也是我国的重要“非遗”之一,在此与扇子技艺相结合,制作出这把惟妙惟肖,令人爱不释手的名扇。此外,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都推出了扇子的衍生品,故宫博物院的点翠折扇,混合了烤漆的扇骨、清朝宫廷首饰中的点翠牡丹纹样,与生活中常见的涤纶面料,组合出清新脱俗之感,可谓沿袭制扇古技,结合现代材料,提取“非遗”纹样,融合现代设计审美,打造出精致并可规模化生产的现代扇子。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折扇已经不再是男性的专属,这把折扇小巧精致,更受到女性的喜爱。
  最后,扇子的设计要巧取元素。柳宗悦说:“离开了生活的器物之美只能作为观赏品。”脱离了实用价值的扇子如今也可以凭借扇中元素继续应用于当下。如折扇的扇形,散头聚尾。所以它经常寓意人生之路越走越宽、前途无量。又因为头部的圆滑,它又负载着中国传统“和”的寓意。有包容,仁义之意,象征温润雍容、内敛、沉稳。因此,扇形作为一种充满文化传统寓意的几何图形,也被运用在包裝、建筑、服饰、首饰、平面设计等多种方面,如苏州常见的扇形窗格、扇形褶裙以及种种当代艺术中。
  四、结语
  由此可见,扇子虽然在历史中式微,其作为美器的价值依然可以活跃于当代社会中。生风纳凉是扇子的造物起源,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使其充当了礼器、并在美器价值中得到生发。如今电气科技取代了扇子的基础功能,其孕育的扇子文化依然可以通过设计得以施展拳脚。在道器关系上,集合古人智慧的扇子之道已远超过其器物层面,扇子不再是扇子,而是换了一种形式重新回归生活。式微或许只是扇子的过渡,器物即是人造,被赋予人意就永远不会消失,只会随着时代的推移改变面貌蕴藏在人的生活中并得以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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