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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申城，热浪滚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2015上海书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引起了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当场签销数百册。
70年前，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一大批新闻战士，范长江、邹韬奋、石西民、穆青、恽逸群、王维、冯英子……肩扛如椽之笔，奔赴抗战前线，开展战地报道，激励军民士气。为记录这段辉煌的历史，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今年初推出“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主题釆访活动，通过直接访问当年投身抗战而今健在的新闻前辈，访问已故新闻前辈的子女，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真实记录这段可歌可泣的新闻史诗。这一活动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肯定和市作家协会的支持。在将选题申报市重大文艺项目的同时，市作协和老记协联手，调动一批精力旺盛、勇于担当的“写手”，开始了对23位新闻界巨子的艰难寻访和采写，记录他们的抗战身影，缅怀他们不朽的新闻魂。
“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战火激烈。时任《新闻报》记者的陆诒就深入闸北战地，现场采访。他从21岁开始的记者生涯就是在战火中开始的。“七七”事变一发生，陆诒又奔赴宛平，直接采写了《芦沟桥前线》的战地通讯。之后，又赴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中的太原前线，还先后在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保卫武汉战役期间采访。他采访过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抗日名将，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他也采访过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李宗仁等。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范长江在抗日烽火中写成的《中国的西北角》曾经七次再版，影响广及海内外。1937年11月8日也是他牵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孟秋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在《大公报》任职，同时又是上海《新闻报》的特约记者。那时，上海《大公报》上由范长江、孟秋江等所写的战地通讯，吸引了广大读者，激励了人们的爱国抗战斗志。孟秋江采写的《大战平型关》中有一句话，成了中国新闻记者的行为准则：“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他还深入采写了八路军打击日寇的雁门关战斗、平遥战斗。哪里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他就奔向那里。他写过江西、福建的抗日战斗，又到敌后根据地，采写那里军民齐上阵的战斗故事。
夏衍曾这样评价：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最出色的记者，他们就是范长江、孟秋江、陆诒。
“上战场抓一线报道”
“参加战斗才能报道好战斗，一到现场就能写得生动。”这是所有抗战新闻战士的体会。
96岁高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过《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老新闻战士王维，1937年底起就投身抗日洪流。参加新四军队伍后，他先后担任过民运工作组组长、连政治指导员、团宣教干事、六师新闻组组长、《前进报》编辑，1944年被调往新华社苏北支社当记者。日本投降后，随军采访我军强攻被敌伪占领的淮安城的那次战斗，王维念念不忘。
“日本投降后，朱总司令立即发出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不投降，就地消灭！新华总社也责成各地记者随军出发，迅速报道大反攻和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消息。”
获知这一消息时，王维正在江苏宝应参加苏中记者代表大会。苏中记者代表大会随即停止，王维也立即北返。当赶回黄海边上的盐阜报社和新华支社驻地时，发现许多同事都上了前线，有位同事给他留了纸条，让他“留下来看管收发报台”。
不行！王维立即打听部队动向，获知黄克诚带领的部队正在解放“两淮”（淮阴、淮安）。“快！追上去，上战场，抓一线报道。”王维带着收发报台和有关人员直奔前线，参加战斗，采写战地报道。
9月22日上午，向敌总攻开始。王维被批准随攻城突击队登城作战。上午8时整，军号和枪炮声齐鸣，王维臂缠红布条，紧随突击队员向前奔跑。“冲啊，冲！”平时写稿多是写战友如何冲锋陷阵，而此时的王维，迎来一次视死如归的“新闻体验”。在我方火力掩护下，攻城突击队攀着云梯登入城内。神兵天降，城内敌人乱作一团。激战至下午3时，淮安敌军全部被歼。
“铁打的淮安解放了，解放了！”王维兴奋得与战友抱起来。战斗一结束，王维就爬出北部围墙，来不及抖抖身上的灰尘和揩把面，就直往电台奔去。奔跑中一路打着腹稿，奔到电台，一字一句向译电员口述苏北名城淮安解放的消息，快速发往新华总社。总社以急电转播，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独轮板车上的战地报社
报纸，报人之生命。抗战烽火中，新闻老兵们冒着艰险精心办报，上演了一幕幕以报为家、以报为命、以报为枪的活剧。
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正在苏中根据地泰东县做民运工作的马达，被叫到苏中二地委谈话。“地委决定创办《滨海报》，调你去当记者。”地委书记章蕴开门见山地布置工作。17岁的马达，写稿的经验倒有，但专门做记者办报，还是一张白纸。
“有什么困难吗？要人给你们人，要车给你们车，要设备给你们设备……”地委书记紧紧握住人称“小马达”的手。
困难很多，但马达领受任务时只字没提。第二天，他就和其他三四个战友甩开膀子办报了。一辆小小的独轮板车，报社的“电台”“印刷厂”“资料室”“炊事房”都在上面，这是报社全部家当。大家既做记者，又做编辑；既刻钢板，又搞油印；既做发行，又搞后勤……
采访，“小马达”和战友背上背包和挎包，穿着草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通过各区县隐蔽的地下交通站长途跋涉，写好的新闻稿件由交通站一站一站地传送。
负重行军，报务员身上背着收报机，誊写员背着钢板和铁笔。每个人还要带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小马达”个子小，上级特地发给他一支马枪，另外还有一个布挎包，包里放着借来的书，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等。他们随身带着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三天两头行军，在敌人扫荡时，曾一天行军六次，走了一百多里。当时的《滨海报》不定期出版，八开两版。每次行军到达驻地后，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架设天线，报务员第一个上岗工作，等候延安传过来的电讯。
从“一·二八”到“七七”事变前，仅上海就先后创办了十多种爱国刊报，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宣传重要阵地。
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除他主持编务外，郭沫若、茅盾、巴金、金仲华、柯灵、胡愈之等也曾参加编辑工作。《抗战》三日刊以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及时报道与分析抗战形势和国内外时局。
著名的《救亡日报》由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郭沫若任社长，夏衍、樊仲云任总编辑，巴金、王芸生、金仲华、茅盾、范长江、柯灵、夏衍、邹韬奋、曾虚白、顾执中等知名人士为编委。国民党军队西撤后，鉴于上海租界内人心浮动与惊慌，《救亡日报》及时发表了《加强我们对“持久战”的认识与“最后的信念”》，呼吁人民“坚定信念，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积极继续我们的工作，完成抗日救亡的使命……”
随着抗日的进程，施复亮主持的《文化战线》，章乃器、夏征农等主编的《前线》五日刊，柯灵主编的《民族呼声》，金仲华、郑振铎等主编的《世界知识》半月刊和《国民周刊》，以及《救亡漫画》《烽火》等报刊相继创办。同时，民办的新声通讯社、大众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大华通讯社等，都为抗日宣传鼓与呼。
（责任编辑 王浩钟）
70年前，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一大批新闻战士，范长江、邹韬奋、石西民、穆青、恽逸群、王维、冯英子……肩扛如椽之笔，奔赴抗战前线，开展战地报道，激励军民士气。为记录这段辉煌的历史，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今年初推出“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主题釆访活动，通过直接访问当年投身抗战而今健在的新闻前辈，访问已故新闻前辈的子女，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真实记录这段可歌可泣的新闻史诗。这一活动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肯定和市作家协会的支持。在将选题申报市重大文艺项目的同时，市作协和老记协联手，调动一批精力旺盛、勇于担当的“写手”，开始了对23位新闻界巨子的艰难寻访和采写，记录他们的抗战身影，缅怀他们不朽的新闻魂。
“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战火激烈。时任《新闻报》记者的陆诒就深入闸北战地，现场采访。他从21岁开始的记者生涯就是在战火中开始的。“七七”事变一发生，陆诒又奔赴宛平，直接采写了《芦沟桥前线》的战地通讯。之后，又赴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中的太原前线，还先后在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保卫武汉战役期间采访。他采访过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抗日名将，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他也采访过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李宗仁等。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范长江在抗日烽火中写成的《中国的西北角》曾经七次再版，影响广及海内外。1937年11月8日也是他牵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孟秋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在《大公报》任职，同时又是上海《新闻报》的特约记者。那时，上海《大公报》上由范长江、孟秋江等所写的战地通讯，吸引了广大读者，激励了人们的爱国抗战斗志。孟秋江采写的《大战平型关》中有一句话，成了中国新闻记者的行为准则：“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他还深入采写了八路军打击日寇的雁门关战斗、平遥战斗。哪里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他就奔向那里。他写过江西、福建的抗日战斗，又到敌后根据地，采写那里军民齐上阵的战斗故事。
夏衍曾这样评价：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最出色的记者，他们就是范长江、孟秋江、陆诒。
“上战场抓一线报道”
“参加战斗才能报道好战斗，一到现场就能写得生动。”这是所有抗战新闻战士的体会。
96岁高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过《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老新闻战士王维，1937年底起就投身抗日洪流。参加新四军队伍后，他先后担任过民运工作组组长、连政治指导员、团宣教干事、六师新闻组组长、《前进报》编辑，1944年被调往新华社苏北支社当记者。日本投降后，随军采访我军强攻被敌伪占领的淮安城的那次战斗，王维念念不忘。
“日本投降后，朱总司令立即发出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不投降，就地消灭！新华总社也责成各地记者随军出发，迅速报道大反攻和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消息。”
获知这一消息时，王维正在江苏宝应参加苏中记者代表大会。苏中记者代表大会随即停止，王维也立即北返。当赶回黄海边上的盐阜报社和新华支社驻地时，发现许多同事都上了前线，有位同事给他留了纸条，让他“留下来看管收发报台”。
不行！王维立即打听部队动向，获知黄克诚带领的部队正在解放“两淮”（淮阴、淮安）。“快！追上去，上战场，抓一线报道。”王维带着收发报台和有关人员直奔前线，参加战斗，采写战地报道。
9月22日上午，向敌总攻开始。王维被批准随攻城突击队登城作战。上午8时整，军号和枪炮声齐鸣，王维臂缠红布条，紧随突击队员向前奔跑。“冲啊，冲！”平时写稿多是写战友如何冲锋陷阵，而此时的王维，迎来一次视死如归的“新闻体验”。在我方火力掩护下，攻城突击队攀着云梯登入城内。神兵天降，城内敌人乱作一团。激战至下午3时，淮安敌军全部被歼。
“铁打的淮安解放了，解放了！”王维兴奋得与战友抱起来。战斗一结束，王维就爬出北部围墙，来不及抖抖身上的灰尘和揩把面，就直往电台奔去。奔跑中一路打着腹稿，奔到电台，一字一句向译电员口述苏北名城淮安解放的消息，快速发往新华总社。总社以急电转播，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独轮板车上的战地报社
报纸，报人之生命。抗战烽火中，新闻老兵们冒着艰险精心办报，上演了一幕幕以报为家、以报为命、以报为枪的活剧。
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正在苏中根据地泰东县做民运工作的马达，被叫到苏中二地委谈话。“地委决定创办《滨海报》，调你去当记者。”地委书记章蕴开门见山地布置工作。17岁的马达，写稿的经验倒有，但专门做记者办报，还是一张白纸。
“有什么困难吗？要人给你们人，要车给你们车，要设备给你们设备……”地委书记紧紧握住人称“小马达”的手。
困难很多，但马达领受任务时只字没提。第二天，他就和其他三四个战友甩开膀子办报了。一辆小小的独轮板车，报社的“电台”“印刷厂”“资料室”“炊事房”都在上面，这是报社全部家当。大家既做记者，又做编辑；既刻钢板，又搞油印；既做发行，又搞后勤……
采访，“小马达”和战友背上背包和挎包，穿着草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通过各区县隐蔽的地下交通站长途跋涉，写好的新闻稿件由交通站一站一站地传送。
负重行军，报务员身上背着收报机，誊写员背着钢板和铁笔。每个人还要带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小马达”个子小，上级特地发给他一支马枪，另外还有一个布挎包，包里放着借来的书，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等。他们随身带着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三天两头行军，在敌人扫荡时，曾一天行军六次，走了一百多里。当时的《滨海报》不定期出版，八开两版。每次行军到达驻地后，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架设天线，报务员第一个上岗工作，等候延安传过来的电讯。
从“一·二八”到“七七”事变前，仅上海就先后创办了十多种爱国刊报，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宣传重要阵地。
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除他主持编务外，郭沫若、茅盾、巴金、金仲华、柯灵、胡愈之等也曾参加编辑工作。《抗战》三日刊以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及时报道与分析抗战形势和国内外时局。
著名的《救亡日报》由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郭沫若任社长，夏衍、樊仲云任总编辑，巴金、王芸生、金仲华、茅盾、范长江、柯灵、夏衍、邹韬奋、曾虚白、顾执中等知名人士为编委。国民党军队西撤后，鉴于上海租界内人心浮动与惊慌，《救亡日报》及时发表了《加强我们对“持久战”的认识与“最后的信念”》，呼吁人民“坚定信念，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积极继续我们的工作，完成抗日救亡的使命……”
随着抗日的进程，施复亮主持的《文化战线》，章乃器、夏征农等主编的《前线》五日刊，柯灵主编的《民族呼声》，金仲华、郑振铎等主编的《世界知识》半月刊和《国民周刊》，以及《救亡漫画》《烽火》等报刊相继创办。同时，民办的新声通讯社、大众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大华通讯社等，都为抗日宣传鼓与呼。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