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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是鲁迅笔下的“富家翁女婿”，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人称“文坛孟尝君”，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与徐志摩形象极其相似，经常被人认错。他的青壮年时代令人妒羡，有钱有才，洵美沙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而他的晚景又令人唏嘘，蒙冤入狱，容颜大改，经济困顿，东挪西借，62岁就撒手人寰了……
多功能壶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1906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余姚。祖父邵友濂是同治年间的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亦邵妻盛佩玉的祖父）是洋务运动中坚人物，富甲一方的大实业家。
邵云龙16岁时恋上了表姐盛佩玉。他喜欢古诗，当读到《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节时，一眼瞥见“佩玉锵锵”四个字，又见另外一句里有“洵美且都”四个字，不禁拍案叫绝。“洵美”两个字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以“洵美”对“佩玉”真是贴切极了。于是他便决定正式改名为“洵美”，以名寄情。
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文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回国，与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回国后，邵洵美一直沉浸在读书、写诗、作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忙碌中。他的交友圈子也越来越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他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如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真可谓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还与《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成为了忘年交。他们常常在一起谈文论艺，研究办书店、搞出版等事宜。一次，文艺界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自然免不了要写诗作画。邵洵美画完画后，又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了两句诗：“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洵美。”逗得众人捧腹。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座大茶馆，众多的文豪名士各是一把“壶”的话，那么，当史家提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壶”们的时候，总会不时提到他们身边邵洵美这只“杯子”。而当我们拂开历史的积尘，去探询他的本来面目时，我们又会发现，其实他也是一把“壶”，而且是一把拥有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多种头衔的“多功能壶”！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曾如是说。实事求是地讲，邵洵美的成就与他圈子里的朋友们相较，论诗，他与徐志摩不能同日而语；论文，他与沈从文不在一个量级；论翻译，也不在施蛰存之上。但若论出版，他倒真是一位大出版家！他对出版情有独钟，大概也是“天生”。1918年，12岁的邵洵美便和弟妹们模仿日报的样式，用一张32开纸写《家报》，把当日新闻和好玩的事写在纸上，一式誊写四份，送给祖母、母亲和两个姑姑。在英国留学时，他便有此抱负：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自己的书，也为朋友出书。
无妄之灾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已定，达官贵人纷纷出逃。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的机票。而邵却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这其中当然另有隐情。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他感到释然。他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
5月24日，上海解放。划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
解放时，夏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为邵曾出版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而造访过他。夏对邵的胆识很是欣赏，当然他们亦有旧谊。不久，夏衍和周扬问邵有何打算，邵说想到复旦大学教书。政府代为联系，学校表示欢迎，但根据邵的学历，在复旦只能任二级教授。邵觉得自己在高校的朋友都是一级，他撂不下面子，不愿屈就，遂把心思锁定在写作、出版上。
后来，夏衍代国家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邵得了一大笔款子，这又激起了他扩大书店的愿望。1950年元旦，邵全家移居北京，想在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但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出版物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因资金严重亏损，再也无法运营，邵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好在邵洵美兴趣广泛，百无聊赖之时，沉浸在方寸之间，成了集邮迷。他收藏有不少十分珍贵的邮品。因喜篆刻，他把自己的头像篆成藏书票，别具一格。著名篆刻家钱瘦铁还为他刻了一方“洵美常幸”的印章。
然而现实对邵洵美是残酷的。1958年，他在香港的小弟邵云骧患了重病，住院急需资金。而当时他在经济上已陷入了困境。正在他愁肠百结时，老友叶灵凤由港来沪，邵请他吃饭。席间叶说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邵于是想起1946年他去纽约时，项曾向他借过1000美金。向来他借给朋友钱，是不会要朋友还的。但此一时已非彼一时，弟弟病重，他不得不做回“小人”了，他想让项将那1000美金直接转账到香港给弟弟救命。于是就给项写了一封信，托叶到香港后代发。结果信被有关方面截获，有人暗示他要向组织交代历史。他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的朋友太多，须认真对待，他想等译完那本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他便被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他曾私下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这两件事，一是1933年，邵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来访的萧伯纳，招待费46块银元是由他付的，但在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却唯独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希望贾将来能写文章“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邵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贾果不负邵所托，于1989年发表了《提篮桥难友邵洵美》。 晚景凄凉
邵洵美一直被关到1962年4月才被释放。可是，他已没有自己的家了。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就到青海支边去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后来，盛佩玉又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了。邵出狱后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四年的无妄之灾已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他只字不提，最多只说一句“我是被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他的生计又成了问题，不得不靠卖旧物维生。这一时期，他和妻子盛佩玉分住在沪、宁两地，由儿子、女儿分别赡养。邵洵美在1967年5月3日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
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此时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幻想烤炉和火鸡。
又，“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我不是‘叹穷经’，是好在空闲着，所以多谈谈心。”
他在地狱门前徘徊，但仍常念想着自己的诗句：“诗还是不能就这样地结束”。他仍然热爱生活，不泯爱美的天性。老友秦鹤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小碗‘刨花水’。见洵美正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吧，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诚如施蛰存所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1968年5月5日，邵洵美终于走了，不仅给妻子留下了揪心的悲伤，也留下了一堆麻烦和债务：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600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
直到邵洵美去世17年以后，也就是1985年，他的“历史反革命案”才被正式平反。
不管邵洵美是诗人、作家、出版家、孟尝君，还是邵大公子，仅凭他当年在孤岛时期，敢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版，敢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开着车将该书投进上海滩外国人的信箱里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七尺男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茶馆中，应该有他一席之地。
张宁据《博闻天下》整理
多功能壶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1906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余姚。祖父邵友濂是同治年间的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亦邵妻盛佩玉的祖父）是洋务运动中坚人物，富甲一方的大实业家。
邵云龙16岁时恋上了表姐盛佩玉。他喜欢古诗，当读到《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节时，一眼瞥见“佩玉锵锵”四个字，又见另外一句里有“洵美且都”四个字，不禁拍案叫绝。“洵美”两个字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以“洵美”对“佩玉”真是贴切极了。于是他便决定正式改名为“洵美”，以名寄情。
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文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回国，与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回国后，邵洵美一直沉浸在读书、写诗、作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忙碌中。他的交友圈子也越来越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他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如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真可谓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还与《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成为了忘年交。他们常常在一起谈文论艺，研究办书店、搞出版等事宜。一次，文艺界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自然免不了要写诗作画。邵洵美画完画后，又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了两句诗：“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洵美。”逗得众人捧腹。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座大茶馆，众多的文豪名士各是一把“壶”的话，那么，当史家提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壶”们的时候，总会不时提到他们身边邵洵美这只“杯子”。而当我们拂开历史的积尘，去探询他的本来面目时，我们又会发现，其实他也是一把“壶”，而且是一把拥有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多种头衔的“多功能壶”！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曾如是说。实事求是地讲，邵洵美的成就与他圈子里的朋友们相较，论诗，他与徐志摩不能同日而语；论文，他与沈从文不在一个量级；论翻译，也不在施蛰存之上。但若论出版，他倒真是一位大出版家！他对出版情有独钟，大概也是“天生”。1918年，12岁的邵洵美便和弟妹们模仿日报的样式，用一张32开纸写《家报》，把当日新闻和好玩的事写在纸上，一式誊写四份，送给祖母、母亲和两个姑姑。在英国留学时，他便有此抱负：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自己的书，也为朋友出书。
无妄之灾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已定，达官贵人纷纷出逃。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的机票。而邵却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这其中当然另有隐情。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他感到释然。他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
5月24日，上海解放。划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
解放时，夏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为邵曾出版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而造访过他。夏对邵的胆识很是欣赏，当然他们亦有旧谊。不久，夏衍和周扬问邵有何打算，邵说想到复旦大学教书。政府代为联系，学校表示欢迎，但根据邵的学历，在复旦只能任二级教授。邵觉得自己在高校的朋友都是一级，他撂不下面子，不愿屈就，遂把心思锁定在写作、出版上。
后来，夏衍代国家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邵得了一大笔款子，这又激起了他扩大书店的愿望。1950年元旦，邵全家移居北京，想在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但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出版物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因资金严重亏损，再也无法运营，邵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好在邵洵美兴趣广泛，百无聊赖之时，沉浸在方寸之间，成了集邮迷。他收藏有不少十分珍贵的邮品。因喜篆刻，他把自己的头像篆成藏书票，别具一格。著名篆刻家钱瘦铁还为他刻了一方“洵美常幸”的印章。
然而现实对邵洵美是残酷的。1958年，他在香港的小弟邵云骧患了重病，住院急需资金。而当时他在经济上已陷入了困境。正在他愁肠百结时，老友叶灵凤由港来沪，邵请他吃饭。席间叶说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邵于是想起1946年他去纽约时，项曾向他借过1000美金。向来他借给朋友钱，是不会要朋友还的。但此一时已非彼一时，弟弟病重，他不得不做回“小人”了，他想让项将那1000美金直接转账到香港给弟弟救命。于是就给项写了一封信，托叶到香港后代发。结果信被有关方面截获，有人暗示他要向组织交代历史。他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的朋友太多，须认真对待，他想等译完那本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他便被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他曾私下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这两件事，一是1933年，邵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来访的萧伯纳，招待费46块银元是由他付的，但在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却唯独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希望贾将来能写文章“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邵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贾果不负邵所托，于1989年发表了《提篮桥难友邵洵美》。 晚景凄凉
邵洵美一直被关到1962年4月才被释放。可是，他已没有自己的家了。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就到青海支边去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后来，盛佩玉又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了。邵出狱后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四年的无妄之灾已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他只字不提，最多只说一句“我是被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他的生计又成了问题，不得不靠卖旧物维生。这一时期，他和妻子盛佩玉分住在沪、宁两地，由儿子、女儿分别赡养。邵洵美在1967年5月3日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
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此时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幻想烤炉和火鸡。
又，“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我不是‘叹穷经’，是好在空闲着，所以多谈谈心。”
他在地狱门前徘徊，但仍常念想着自己的诗句：“诗还是不能就这样地结束”。他仍然热爱生活，不泯爱美的天性。老友秦鹤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小碗‘刨花水’。见洵美正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吧，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诚如施蛰存所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1968年5月5日，邵洵美终于走了，不仅给妻子留下了揪心的悲伤，也留下了一堆麻烦和债务：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600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
直到邵洵美去世17年以后，也就是1985年，他的“历史反革命案”才被正式平反。
不管邵洵美是诗人、作家、出版家、孟尝君，还是邵大公子，仅凭他当年在孤岛时期，敢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版，敢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开着车将该书投进上海滩外国人的信箱里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七尺男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茶馆中，应该有他一席之地。
张宁据《博闻天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