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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领袖毛泽东，一生坐飞机约60次。当年为毛主席开飞机时间最长、次数最多、信任度最高的专机长，就是如今还健在的89岁高龄的前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大队长、泰国华侨蔡演威先生。一生建功蓝天，经历丰富又独特，他不愧是那个年代多数海外爱国华侨爱国的一个缩影。
他，5岁随父母远赴泰国；抗战爆发后，13岁的他被送回上海读书；战乱时期，他与家人失去联系，辍学之后一度流落上海滩；困境中，他有幸邂逅地下党，辗转来到解放区，欣然参加新四军，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东北牡丹江航校学习，取得了“航空机械师”证书，却从不满足，从机械师到飞行员，终圆蓝天梦。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长，他负责接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视察，在无数次绝密飞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执行或指挥过空运空投、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且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飞行员，一生成就卓越，得到的证书和奖章不计其数。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这位曾经叱咤长空的专机长，早已脱下飞行“战袍”，离开了飞行岗位。蔡老自1983年离休后便住在空军干休所，和他的老伴安享幸福晚年。他曾驾驶过的伊尔一14型飞机，即4202号专机，目前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另一架4208号专机，目前在中国民航航空博物馆展出。
2014年12月10日下午，记者怀着虔敬的心情如约赶至南苑空军干休所，敲开了蔡演威老人的家门。蔡老人老心童，虽年至耄耋，但身体板直，行走铿锵，双眸熠熠，耳不聋眼不花，读书看报，反应敏捷，谈笑风生。而且生活时尚，随身带手机，联系八方好友，社会活动也不少。蔡老家的客厅不大，却清静雅致，最显眼之处摆放着蔡老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飞机前的合影。家中还珍藏了许多珍贵的相册。翻开一张张老照片，记者询问着，蔡老感慨着，往事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如同发生在昨日一般的清晰。
13岁开始演绎“远走高飞”的人生
《人物》周刊：您5岁随父母去泰国读书。童年的经历里有哪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呢？
蔡演威：1926年，我出生在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镇田心乡一个地主家庭。那时，我父亲和哥哥都是泰国有名的华商。我父亲在曼谷开设了医院和药房，多年的打拼，已有些名气。5岁那年，父亲回国接我和妈妈到泰国定居，我被送进曼谷一所华文学校读书，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中文课和英文课优异，身体强健的我迷上了跑步、打球、哑铃操等，课外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可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泰国政府掀起了排华浪潮，華文学校均被查封、停办，我辍学了。那时我目睹了大街上有好些拉黄包车的华人，时常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和辱骂，好惨！我还不太懂事，非常气愤，不时地去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摸着我的头告诫我，孩子，你现在当然还不懂得，但你是中国的孩子，长大后一定要为祖国争光！我说，好的，记住了。
在泰国没法上学了，父母很替我的前途担忧，希望我回国能继续上学。1939年，我和一家人过完春节，没多久就被堂兄蔡演雄送回了国。堂兄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当时已是中国体坛篮球名将，奥运元老。到了上海后，堂兄送我进了上海英租界384号暨南大学附中读书，食宿在学校，很少外出，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里。那一年我才13岁，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人物》周刊：是啊，谁也想不到，一个13岁的男弦，自此演绎起了“远走高飞”的人生！在上海短暂的读书生活标志着您独立生活的开始。在那个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回国后能安心上学吗？
蔡演威：回国后，我孤身一人在上海，非常挂念远在泰国的家人。父母怕我缺吃少穿没钱花，就源源不断地从泰国寄钱寄物给我，鼓励我发奋读书，好继季蔡家的宏伟大业。那时，日寇飞机的轰炸声，不绝于耳。我也亲眼见过我们的同胞在空难中遭难种种场面，真是目不忍睹。我发誓，日后我要上蓝天，当飞行员，把侵略者们的飞机全歼灭掉。我的管弦乐奏得相当好，便被邀请加入了学校文艺宣传队，跟大家一起上街表演节目，爱国激情高涨。我弹奏的每个音符，似乎都在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屠杀我们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泰两国交通全面瘫痪，因此我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那就意味着我得不到家人的援助了。钱用光了，吃饭成了问题。那期间，好心的老师和同学常给我买饭，资助了我好一阵子，但最终熬不过，辍学了。那是1942年。
辍学后，我便成了流浪汉，在上海滩四处流浪。外摆渡桥，南京路，苏州桥那一带，当时就有好多像我这样流浪的孩子，生活得非常凄惨。我目睹了他们仅靠吃贴广告用的糨糊过日子，睡在垃圾车里，冬天就以破麻袋披在身上御寒……为了生存，我也上街卖过苦力，卖过报纸，卖过皮箱，可挣到的钱只够一天吃两顿稀饭的。我在大上海也遇见过不少行善的好心人，他们只要有，常常施舍穷苦的孩子，我很感激。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让我体验到了苦难和不幸，也让我学会了同情，更懂得了关怀和珍爱。一年多之后，我告别了上海，去了安徽解放区。
困境中邂逅地下党
《人物》周刊：从大上海到解放区，要穿过敌人的多重封锁线才找寻到“明朗的天”。您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蔡演威：那是1944年冬，我的一个校友忽然找到我，兴奋且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你想不想找个地方念书？”我愁眉苦脸地笑了笑，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家里联系不上，哪还有钱读书。他说，“别难过，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那儿既不要钱，还管饭吃。”我说，你就别来烦我了！“真的！不骗你，我也要去的！”看他一脸的真诚却不敢相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说，估计你被人给骗了，就是不相信他。他急了，说，“不会的，绝对不骗你。到南京，过了江，就在安徽那边，解放区！”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西方。“解放区”？新名词，我从来没听说过，不懂。他说，“解放区有所抗日军政大学，那里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打鬼子……”可我听了大半天，还是没敢相信。主要是考虑到以前我和他少来往，当时上海滩又那么乱，我怎么能轻易相信他人呢？ 没过三天，我的另一位同学来找我了。在学校的时候，他和我是好朋友，所以一见面我们都很开心。他说，“我们一起去解放区念抗日军政大学吧，那个地儿既不要钱，还管饭吃，还可以学到有关军事方面的课程。”哇，“解放区”，这次听了倒觉得很亲切的。我半信半疑。他说，“小弟呀，要不这样，我先去，若是真的，我捎信儿给你！”当时，我一心想念书，便答应他了。但那时我哪里知道，其实我的这两位同学都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系人！咱们的同志。
时间过得飞快。我很快就接到了这位好友委托一位交通员转交给我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这里可以，没有问题，你赶快来吧。”没错，是我那位好友的字迹。简明扼要，实事求是，是他的办事风格。看完这张小纸条，我确信无疑。是啊，天底下竟少有能不花钱念书的地方，还管吃管住，没理由不去呀！正处于生活窘境的我，下定了决心去解放区。
从上海到安徽解放区，必然要通过敌占区的多个哨卡，为保万无一失，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背着破旧的书包，遵照“指示”化妆起程。辗转到安徽芜湖，在那里只歇了一夜，便悄悄上了一艘来接我们的船，大风大浪里安然过了长江。上岸之后，我们在一位老“向导”的带领下，多次有惊无险地穿过好几个哨卡，终于到达“新天地——安徽解放区”。在那里，我参了军，成了新四军第七师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的一名学员。“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说真的，以前我最讨厌当兵的，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便成了军人。
在严格的选拔中脱颖而出
《人物》周刊：人生关口，选择不同，结局迥然。从上海到安徽解放区，您走出了人生的一大拐点，由此开启了您刚才所说的“新天地”，没有后悔过吗？
蔡演威：不后悔。1945年5月，我成了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第三队的一员。三队、五队都是学生队，学员大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当然还有一些部队中来的中学生，这两个队是专门为部队培养文化教员、文工团员、书记、文书等人员的。开学典礼那天，我们七师师长兼校长谭希林致欢迎词，讲演非常感人。之后，他经常来到我们学员中间嘘寒问暖，和大家唠家常，非常亲切。有时还参与我们的劳动，如打扫卫生和修厕所等。看到这一切，我心里特温暖，没想到，这么大的官人家从来没有架子，还不怕脏和累，跟我们一块儿劳动，多了不起。当时确实是这样的，学军事、学政治，官兵同吃同住同学习，我切身感受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风气，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学校附近的很多老百姓也非常仁义，有时训练完了我们跑进他们家里去喝水、聊天，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每次回到学校，老师说老大爷、老大娘们都把你们当亲儿子了，是的，亲如一家人的感觉。在那里，我不仅系统地学到了一些战术性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军事常识，增长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初步奠定了自己日后要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我们的单兵训练是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重点，并结合演习和操练进行。从单兵的技术到攻防战术训练，我们非常刻苦认真。即使是天气炎热，依然顶着烈日，在野外摸爬滚打，反复地进行演练，从未感觉有多累。
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全国和平大局出发，将新四军从包括皖中、皖南在内的南方8块解放区撤出。我们师部也接到了北撤命令。记得走之前，老师对我说，你是华侨，你是愿意留下来还是回家，三天后给我一个答复。我当时一点都没犹豫，说我留下。到了10月，七师进行了整编，我被任命到部队当了一名战地见习记者，兼职当文化教员。那个半年时间里，我参加过三次大的战役，出生入死，天天行军、打仗。在部队，我的一位湖南籍首长，白天行军赶路，晚上歇下来还要求跟我学文化，我很受感动。在一次战役中，当我得知他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伤心极了……短暂的部队生活，让一个从前腼腆的我，逐渐变得坚强起来，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194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组建空军，成立了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航校学员全部从原新四军和八路军中挑选。我被推荐去参加航校学员的选拔，当时我已随师部行军北上至临沂，听到这个消息后万分高兴。一万多人的海选里，很幸运，我顺利通过了严格的考核、体检、政审、复查，被正式录取成了航校的一员。
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放单飞
《人物》周刊：挑选成为航校的学员之后，您又开始了新“旅程”。不过，这次“旅程”不同于从上海到解放区，这次您将肩氪起光荣的使命。这段经历，在您看来，也是您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时刻吧。
蔡演威：是的。当时我们从山东龙口出发去东北，一个多月后才到达丹东。从丹东绕道朝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没想到赤手空拳创办起来的航校，条件十分简陋，平房，破旧不堪，飞机跑道上满是弹坑，不平整，而数十架拼凑起来的破烂飞机，由于它们经历过战争洗礼，非常陈旧，几乎目不忍睹。我服从分配去了机械班，心里想，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修理飛机，那意味着任务艰巨而又崇高神圣，当然我也深感领导对我的信任，爱一行才能干好一行，暗下决心努力去完成使命。
记得有一天，我们航校的常乾坤老校长在一次大会上对我们说，“小伙子们，现在你们好好干，将来等我们国家的飞机多了，如果你们愿意开飞机，且身体又合格，就去当飞行员！”校长的话，让我更想圆蓝天梦：当一名飞行员。打这一天起，我就憋足了劲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刻准备着。在所有的学员中，我因为文化功底好而成为佼佼者。4年后，即194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航空机械师”资格证书。
此时，新中国成立了空军司令部，并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6所航空学校。6所航校，那得需要多少飞行员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兴奋得寝食不安，昼夜都在想如何通过关卡，当上飞行员。我想起老校长当初对我的承诺：只要身体合格就能去。对，先去体检。当时我和鲁珉同学一起去做了全面的体检，并拿到了身体合格证，我兴奋极了，当晚就写了一份申请，迫不及待地打报告，第二天去找常校长，请求他批准我改行当飞行员。“你身体合格吗？”常校长笑着问我。“您看，我有身体合格证。”常校长一瞧，上面还是苏联医生的签字，有些惊喜，他连说了好几个“可以”。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飞行服，参加了位于济南的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员培训，开始了紧张、高强度、快速培训。 那时候起飞着陆，都只能靠旗号和地面标志来指挥，困难很多。刚开始时，是由教员带飞。在学飞行中，我由于学过四年的机械专业，对飞机上的每个零件十分熟悉，能驾轻就熟，不会弄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当时执教的苏联教官叫鲁泰，高大威武，技术高超，他非常爱才，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浑身本事传授给我。经过从初级教练机到中级教练机的系统学习，我很快就能放单飞了。什么概念？即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一般学员须训练100多个起落才能放单飞，我却只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放单飞。1951年1月，我以全优的成绩从航校毕业了。
刘亚楼司令钦点的专机队飞行员
《人物》周刊：新中国成立初期，您已被挑选为刘亚楼司令的专机飞行员。专机大队组建，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您当然是首选了，但因为家庭出身又经历了一番波折，对吗？最后还是刘亚楼司令定下来的。
蔡演威：是的。我至今感激刘亚楼司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几架像样一点的飞机都是经过改装修理的。为保证中央领导安全，空军司令刘亚楼决定自己首先试坐一架美制的C-47客机，而我就成了这架专机的飞行员。
1956年组建中央领导的专机大队，毫无疑问，挑选的飞行员必须技术高超，为此特别举行了一次数十名优秀飞行员的飞行考试，我也被挑选参加。考官是刘善本。他本是国民党空军的优秀飞行员，为反内战促解放，驾机投奔了延安。后来他被派到东北筹建了第一所航校，故刘善本堪称新中国空军的奠基者之一。当时他没说要考我们，说只看看大家平时的训练情况。其实，他对我们每个学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哪个学员头脑灵活，哪个学员飞行悟性高，综合成绩好，他最清楚。那次，我凭借过硬的技术和稳定的心态，飞行成绩排在第一！我听说成绩最后将报到刘亚楼司令那儿，很是高兴。刘亚楼司令对我个人的业务水平和为人应该来说很清楚。那些年，我当他的专机长，常飞他到部队去检查各种飞机事故，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然他也了解到在飞行员里，像我这样打过仗，遇事很冷静的飞行员还不多。没多久，我被确定下来成了中央领导专机大队飞行员的首选。但政审关却遇到了麻烦——家庭背景引起了政审部门人员的异议。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又是泰国华侨，这在看重政治背景的上世纪50年代，怎么能放心让我这样的人去给中央领导开专机呢？幸好我所在的团部领导极力支持我进专机队，最好的飞行员若不选用则太可惜了，最后，他们在我的政审栏里只写了两个字：“待查”。多年后我才知道组织是派人去了我老家查了，当地支书告诉他们，有这么个人，5岁就去泰国了。最后政审情况汇报到刘亚楼司令处，他认为，飞行员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驾驶技术是保证中央领导安全的根本保证，于是，他坚决地选用了我。到了专机队以后，我更加勤勉，很快我又被刘亚楼司令破格提升为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说真的，我至今心存感激！
给主席开专机30多次
《人物》周刊：时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您给毛主席开飞机时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无数次的飞行中，不免会遇到危险情况。您遇到过险情吗？
蔡演威：怎么没有？应急处理，必须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去万隆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奉命去广州接外交部长乔冠华他们一行回京。飞机刚过湖南岳阳，飞越岳孤山时，遇到了强大的对流云层，飞机忽然从4300米高空掉到1500米，在下行中它差点与山崖相撞。巍峨的山影从机身旁掠过，好危险哪！但我沉着冷静，稳住了机身，并从浓密的雷雨云中，找到了一条穿越的缝隙，大胆地向云隙飞去，很快就甩掉了电闪雷鸣的云层，飞机又稳稳地飞上了高空。飞机被迫在汉口安全落地。飞机落地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时飞机上共有18个人，大家下来后仍惊恐不定，见到我后都兴奋地跑过来和我拥抱，称赞道，你飞得真好，要不然……
我给主席开专机大概有30多次，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风险，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飞杭州，遇到雷雨了，还算好，平安无事。
那是1957年7月1日早晨，我就-接到命令：送主席去杭州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我马上了解当天的气象情况，云量是10个，即飞机将在云中飞行，极有可能出现雷雨袭击，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便向刘亚楼司令汇报情况。他为此劝主席改变行程，但主席却决定坚持按时起飞去杭州。那天，刘亚楼司令亲自跟机。到了机场他才向我透露，告诉我这次是随同主席出行，必须安全达到。我说，保证完成任务，您放心！
早晨8点30分，我驾驶“伊尔-14型4208号”飞机载着主席准时起飞。我们机组配合娴熟，飞机起飞得很顺畅平稳。可飞机刚飞到德州时，天气变得恶劣起来，厚厚云层出现了。飞机穿云过雾，飞到徐州时下雨了，还不大，可快到南京时则下起了大雨。刘亚楼司令不放心，多次来前舱询问情况，担忧且关切地嘱咐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我汇报说，杭州周围地区各个备降机场，都做好了让我们飞机降落的准备，我们会尽全力使飞机安全降落。飞到杭州时，依然是下着大雨，且处在积雨云和雨层云中。我按照仪表和穿云图等做穿云下降，顺利地下降到指定的高度和位置。当飞机降到距地面60米高度时，机场大雨瓢泼，能见度不到1公里，但我很自信地操纵着飞机。当降到离地面只有30米高度时，因为跑道上有积水，为让飞机减少震动、轻轻地着陆，我又以每小时比正常着陆快10公里的速度着陆。
当飞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滑跑时，刘亚楼司令又一次来到前舱，他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来来来，见见主席！”当飞机停稳后，刘亚楼司令就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走向客舱，向主席介绍道：“今天给您开飞机的机长是我们专机大队长蔡演威，飞行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他是我们的归国华侨。”“啊，华侨，他们很爱国的。抗战时期到延安来的多，他们很爱国。”
没想到，主席竟两次提到“华侨很爱国”，我听了心里非常自豪和幸福。主席还开玩笑似的对我說：“今天很舒服，就是看不见外景。”随后，主席走下飞机，并高兴地和我握手，还和我们合影留念，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 驾机送朱老总视察大西北。历时22天
《人物》周刊：您的这本老相册里有许多您和朱老总在一起拍摄的照片，太珍贵了。作为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您不仅为主席开专机，还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国家领导人开专机，还有10位正、副总理都坐过您开的专机，10大元帅除了罗荣桓、徐向前等因身体问题没坐过飞机外，其他八大元帅也都喜欢坐您开的专机。可见，您一人维系着多少中央领导的安全啊！
蔡演威：我印象很深的是驾机送朱老总视察大西北，沿途到过五六个城市，历时22天。
那次我们的飞机刚刚飞离北京，一位秘书到前舱来问我，“从兰州飞西宁和兰州飞酒泉的飞行时间是多少？”我一听，马上让王佩林拿地图去向朱老总讲解。我们部队所有的飞行员、领航员们平时对各条飞行航线的资料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包括全国各城市有机场的地方以及飞往河内、平壤、仰光、金边、乌兰巴托等地的。只要有机组接到飞行命令，拿起来就可以执行飞往各地的任务。
在兰州停留了数天，当地百姓有句顺口溜来形容兰州：“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灰沙满城；下雨泥泞。”晚上，甘肃省委举行了小型舞会，有电影，舞会等，舞会上争着要同朱老总跳舞的人很多，一个接一个地向老人家发出邀请。他老人家总是礼貌地微笑应跳。可能是老人家不擅长跳舞或是要频频地应付别人对他的邀请，他总是在一米左右的范围内慢慢地移动脚步。我就坐在舞池桌边喝茶。老总夫人康克清走到我面前，笑着说，“老总每天都很忙，我们已经出来一个星期了，你们大家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啊。”我说，“西安、兰州方面的领导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她听后点头笑笑。
从兰州飞到西宁，又住了数天。青海省交际处派专人带我们去离西宁几十公里的全国第二大庙宇参观，并告诉我们大家必须穿便衣，不能显示出军人的形象。进庙时，陪同我们的是当地一位副县长和一位普通话讲得很好的喇嘛。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还不很稳定。我们参观时庙内就藏有许多枪支。副县长告诉我们为了尊重宗教信仰、尊重藏族同胞，加之目前他们没有反叛行动，我们是不能随意进入寺庙搜查的。何况在藏族私人持有枪支也是很平常的事。
从西宁飞酒泉，一路好天气。朱老总在航行途中和秘书以及随行人员轻松地交谈，阅读文件，很快我们就在酒泉戈壁滩上一条破碎的砂石跑道上着陆。飞机滑行时不停地颠簸。因为酒泉民航航空站建在开阔的、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从任何方向都可进入航空站和停机坪。在兰州迎接朱老总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出现在民航站。我们的专机停放后，甘肃省公安厅派专门保卫飛机的人员看守飞机，并请我们到万里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参观，陪同的同志告诉说邓小平视察嘉峪关时指示：“要把嘉峪关整修得和山海关一样，好让炎黄子孙后代了解这一伟大工程。”
我们还被邀请随朱老总一起去玉门油矿参观原油井喷油的演示。当我们到喷油演示现场时，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他们都是油井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朱老总、康克清、王恩茂等领导同志站在喷油井的南面，我们站在油井北面。现场指挥员宣告：喷油即将开始。这时我发觉吹着由北向南的微风，若油井开关灯打开，油肯定会随微风聩落到油井南面。于是我急忙向朱老总人群里的郭秘书和卫士长招手，示意他们到我们这边来。这时王佩林也急忙招手，老总的卫士长和秘书们也向我们挥手，但他们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又不能大声喊叫，真是急死人。来不及了，油井阀门已打开，黑黝黝的原油喷向十多米高的空中，雾状的黑粒正飘向朱老总他们身上。只见卫士长迅速地用公文包挡住朱老总。喷井立刻关停。站在下风的人群身上都被溅上了黑油点儿，这时他们才明白我们刚才招手的意思。当大家离开现场碰面时都大笑起来。朱老总说，“你们飞行员都会看风向啊。”
从酒泉飞到哈密，视察几天后再返回西安，第二天飞回北京。老总想看吕梁山、太行山等老区，我们便申请了从西安经太原（不降落）回北京。当天航线上云量5-7个。朱老总想在前舱看吕梁山太行山等一些他熟知的老区。他一坐下来就问我：“为什么你们不参加跳舞？”我告诉老总：“在部队里周末或假日有时组织跳舞晚会，我们执行飞行任务时就不准参加外面的跳舞会。”老总点头笑笑。朱老总的记忆力非常好，早先我开飞机送他时，他就知道了我是归国华侨，广东人，这次便问我是广东省哪里人，我说是丰顺县客家人，他又问我，会不会讲客家话，我说，会，老总马上说了一句：“cuo非几（坐飞机）。”我答：“ke li Wei（去哪里）？”他听后哈哈大笑，之后俯视前方山脉。因为航线上云量较多，飞机上很难看清地面。他看了一会就回到后舱和随员下棋去了……
曾指挥“抢救61个阶级兄弟”
《人物》周刊：曾让全国人民关注的大救援“抢救61个阶级兄弟”这个故事曾选入语文课本中，所以50岁左右的人至今会记忆深刻。当年，山西省平陆县有61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在没解救药品的危急关头，用电话连线全国各地医疗部门，终于在北京找到了解药。但当时交通不便，药品不能厦时送迭。当地政府便越级报告国务院，中央领导当即下令，动用部队运输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点，61名民工兄弟得救了。而实施此次救援的，即连夜空投急救药品的飞行机组，就是您亲自指挥的，是吗？
蔡演威：那天晚上，当我还在机场训练两个飞行员夜航时就接到指示，我立即决定由这两位飞行员参与空投救命药品的任务。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在当夜的零点前把药品投放到平陆的“圣人涧”空投场！“圣人涧”在哪里呢？在黄河北岸的—个大峡谷中。我查看了地形图，山区，地形十分复杂，这给夜间空投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想到如此复杂的地形，既没有月光，又没有地面指挥员，那就只能靠当地燃起大火堆为目标了。这是一场勇敢加技术的搏斗！
我领头制定了空投方案——沿黄河做飞行航线，从东北向西南进入空投，空投完毕后加大油门向左急上升到安全高度，飞向郑州降落。考虑到空投的安全高度受风向的影响，准确性差，所以决定要在空投药包上加装一个电池灯，以让地面根据空投灯光找到药包。1000支注射药品送到机组时，我发现“药包”太轻了，空投后特别容易飘移目标。怎么办？我想了想，空投高度过低，降落伞如打不开，药包撞地就摔坏了，因此特意向机组人员叮嘱：增加配重。夜里九点零三分，我们的军用运输机向西南方向飞去了。由于事先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了详细的空投方案，所以这次飞机一飞到平陆县就见到了“圣人涧”空投场地上燃烧的大火。23点12分，飞机在距火堆500米时，准确地投下药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真悬，我的心终于落地了。我也记得，当年好几家媒体及各个电台、广播站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巨大轰动。山西省平陆县的领导来我们部队送锦旗时是我去接的。时间过得真快，这些事情一提又好像回到当年了……
结语：
前些日子，蔡老审核我写的稿件时，电话中叮嘱我要改动几个地方，比如，那次送毛主席去杭州开会，专机不是“伊尔14型4202号”，而是“伊尔-14型4208号”；“抢救61个阶级兄弟”时，部队当初的决定是用民航的运输机，但民航说没有把握才决定由专机大队去执行的；还有，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维系着多少中央领导的安全，因此他又告诉我，他们的飞行是绝密飞行！不但国家领导人出行的路线、时间、地点等都实行严格的绝密计划，而且驾驶专机的飞行员的行踪也被列入保密制度。既然是绝密飞行，那你就不能告诉家人，拒绝朋友询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许这样的工作会枯燥无味，但蔡老却说，他从来没有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首长的平易近人让他深感慰藉。他说，自己陪同朱德总司令去西北考察的故事，还是他第一次向媒体公布……蔡老和蔼可亲，率真，心比顽童，让我非常感动。蔡老的故事很多，蔡老的传奇不见尾声……在此，《人物》周刊特衷心地祝福蔡老，健康幸福，永葆飞行青春。
他，5岁随父母远赴泰国；抗战爆发后，13岁的他被送回上海读书；战乱时期，他与家人失去联系，辍学之后一度流落上海滩；困境中，他有幸邂逅地下党，辗转来到解放区，欣然参加新四军，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东北牡丹江航校学习，取得了“航空机械师”证书，却从不满足，从机械师到飞行员，终圆蓝天梦。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长，他负责接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视察，在无数次绝密飞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执行或指挥过空运空投、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且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飞行员，一生成就卓越，得到的证书和奖章不计其数。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这位曾经叱咤长空的专机长，早已脱下飞行“战袍”，离开了飞行岗位。蔡老自1983年离休后便住在空军干休所，和他的老伴安享幸福晚年。他曾驾驶过的伊尔一14型飞机，即4202号专机，目前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另一架4208号专机，目前在中国民航航空博物馆展出。
2014年12月10日下午，记者怀着虔敬的心情如约赶至南苑空军干休所，敲开了蔡演威老人的家门。蔡老人老心童，虽年至耄耋，但身体板直，行走铿锵，双眸熠熠，耳不聋眼不花，读书看报，反应敏捷，谈笑风生。而且生活时尚，随身带手机，联系八方好友，社会活动也不少。蔡老家的客厅不大，却清静雅致，最显眼之处摆放着蔡老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飞机前的合影。家中还珍藏了许多珍贵的相册。翻开一张张老照片，记者询问着，蔡老感慨着，往事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如同发生在昨日一般的清晰。
13岁开始演绎“远走高飞”的人生
《人物》周刊：您5岁随父母去泰国读书。童年的经历里有哪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呢？
蔡演威：1926年，我出生在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镇田心乡一个地主家庭。那时，我父亲和哥哥都是泰国有名的华商。我父亲在曼谷开设了医院和药房，多年的打拼，已有些名气。5岁那年，父亲回国接我和妈妈到泰国定居，我被送进曼谷一所华文学校读书，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中文课和英文课优异，身体强健的我迷上了跑步、打球、哑铃操等，课外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可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泰国政府掀起了排华浪潮，華文学校均被查封、停办，我辍学了。那时我目睹了大街上有好些拉黄包车的华人，时常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和辱骂，好惨！我还不太懂事，非常气愤，不时地去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摸着我的头告诫我，孩子，你现在当然还不懂得，但你是中国的孩子，长大后一定要为祖国争光！我说，好的，记住了。
在泰国没法上学了，父母很替我的前途担忧，希望我回国能继续上学。1939年，我和一家人过完春节，没多久就被堂兄蔡演雄送回了国。堂兄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当时已是中国体坛篮球名将，奥运元老。到了上海后，堂兄送我进了上海英租界384号暨南大学附中读书，食宿在学校，很少外出，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里。那一年我才13岁，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人物》周刊：是啊，谁也想不到，一个13岁的男弦，自此演绎起了“远走高飞”的人生！在上海短暂的读书生活标志着您独立生活的开始。在那个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回国后能安心上学吗？
蔡演威：回国后，我孤身一人在上海，非常挂念远在泰国的家人。父母怕我缺吃少穿没钱花，就源源不断地从泰国寄钱寄物给我，鼓励我发奋读书，好继季蔡家的宏伟大业。那时，日寇飞机的轰炸声，不绝于耳。我也亲眼见过我们的同胞在空难中遭难种种场面，真是目不忍睹。我发誓，日后我要上蓝天，当飞行员，把侵略者们的飞机全歼灭掉。我的管弦乐奏得相当好，便被邀请加入了学校文艺宣传队，跟大家一起上街表演节目，爱国激情高涨。我弹奏的每个音符，似乎都在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屠杀我们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泰两国交通全面瘫痪，因此我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那就意味着我得不到家人的援助了。钱用光了，吃饭成了问题。那期间，好心的老师和同学常给我买饭，资助了我好一阵子，但最终熬不过，辍学了。那是1942年。
辍学后，我便成了流浪汉，在上海滩四处流浪。外摆渡桥，南京路，苏州桥那一带，当时就有好多像我这样流浪的孩子，生活得非常凄惨。我目睹了他们仅靠吃贴广告用的糨糊过日子，睡在垃圾车里，冬天就以破麻袋披在身上御寒……为了生存，我也上街卖过苦力，卖过报纸，卖过皮箱，可挣到的钱只够一天吃两顿稀饭的。我在大上海也遇见过不少行善的好心人，他们只要有，常常施舍穷苦的孩子，我很感激。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让我体验到了苦难和不幸，也让我学会了同情，更懂得了关怀和珍爱。一年多之后，我告别了上海，去了安徽解放区。
困境中邂逅地下党
《人物》周刊：从大上海到解放区，要穿过敌人的多重封锁线才找寻到“明朗的天”。您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蔡演威：那是1944年冬，我的一个校友忽然找到我，兴奋且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你想不想找个地方念书？”我愁眉苦脸地笑了笑，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家里联系不上，哪还有钱读书。他说，“别难过，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那儿既不要钱，还管饭吃。”我说，你就别来烦我了！“真的！不骗你，我也要去的！”看他一脸的真诚却不敢相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说，估计你被人给骗了，就是不相信他。他急了，说，“不会的，绝对不骗你。到南京，过了江，就在安徽那边，解放区！”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西方。“解放区”？新名词，我从来没听说过，不懂。他说，“解放区有所抗日军政大学，那里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打鬼子……”可我听了大半天，还是没敢相信。主要是考虑到以前我和他少来往，当时上海滩又那么乱，我怎么能轻易相信他人呢？ 没过三天，我的另一位同学来找我了。在学校的时候，他和我是好朋友，所以一见面我们都很开心。他说，“我们一起去解放区念抗日军政大学吧，那个地儿既不要钱，还管饭吃，还可以学到有关军事方面的课程。”哇，“解放区”，这次听了倒觉得很亲切的。我半信半疑。他说，“小弟呀，要不这样，我先去，若是真的，我捎信儿给你！”当时，我一心想念书，便答应他了。但那时我哪里知道，其实我的这两位同学都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系人！咱们的同志。
时间过得飞快。我很快就接到了这位好友委托一位交通员转交给我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这里可以，没有问题，你赶快来吧。”没错，是我那位好友的字迹。简明扼要，实事求是，是他的办事风格。看完这张小纸条，我确信无疑。是啊，天底下竟少有能不花钱念书的地方，还管吃管住，没理由不去呀！正处于生活窘境的我，下定了决心去解放区。
从上海到安徽解放区，必然要通过敌占区的多个哨卡，为保万无一失，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背着破旧的书包，遵照“指示”化妆起程。辗转到安徽芜湖，在那里只歇了一夜，便悄悄上了一艘来接我们的船，大风大浪里安然过了长江。上岸之后，我们在一位老“向导”的带领下，多次有惊无险地穿过好几个哨卡，终于到达“新天地——安徽解放区”。在那里，我参了军，成了新四军第七师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的一名学员。“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说真的，以前我最讨厌当兵的，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便成了军人。
在严格的选拔中脱颖而出
《人物》周刊：人生关口，选择不同，结局迥然。从上海到安徽解放区，您走出了人生的一大拐点，由此开启了您刚才所说的“新天地”，没有后悔过吗？
蔡演威：不后悔。1945年5月，我成了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第三队的一员。三队、五队都是学生队，学员大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当然还有一些部队中来的中学生，这两个队是专门为部队培养文化教员、文工团员、书记、文书等人员的。开学典礼那天，我们七师师长兼校长谭希林致欢迎词，讲演非常感人。之后，他经常来到我们学员中间嘘寒问暖，和大家唠家常，非常亲切。有时还参与我们的劳动，如打扫卫生和修厕所等。看到这一切，我心里特温暖，没想到，这么大的官人家从来没有架子，还不怕脏和累，跟我们一块儿劳动，多了不起。当时确实是这样的，学军事、学政治，官兵同吃同住同学习，我切身感受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风气，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学校附近的很多老百姓也非常仁义，有时训练完了我们跑进他们家里去喝水、聊天，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每次回到学校，老师说老大爷、老大娘们都把你们当亲儿子了，是的，亲如一家人的感觉。在那里，我不仅系统地学到了一些战术性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军事常识，增长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初步奠定了自己日后要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我们的单兵训练是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重点，并结合演习和操练进行。从单兵的技术到攻防战术训练，我们非常刻苦认真。即使是天气炎热，依然顶着烈日，在野外摸爬滚打，反复地进行演练，从未感觉有多累。
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全国和平大局出发，将新四军从包括皖中、皖南在内的南方8块解放区撤出。我们师部也接到了北撤命令。记得走之前，老师对我说，你是华侨，你是愿意留下来还是回家，三天后给我一个答复。我当时一点都没犹豫，说我留下。到了10月，七师进行了整编，我被任命到部队当了一名战地见习记者，兼职当文化教员。那个半年时间里，我参加过三次大的战役，出生入死，天天行军、打仗。在部队，我的一位湖南籍首长，白天行军赶路，晚上歇下来还要求跟我学文化，我很受感动。在一次战役中，当我得知他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伤心极了……短暂的部队生活，让一个从前腼腆的我，逐渐变得坚强起来，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194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组建空军，成立了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航校学员全部从原新四军和八路军中挑选。我被推荐去参加航校学员的选拔，当时我已随师部行军北上至临沂，听到这个消息后万分高兴。一万多人的海选里，很幸运，我顺利通过了严格的考核、体检、政审、复查，被正式录取成了航校的一员。
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放单飞
《人物》周刊：挑选成为航校的学员之后，您又开始了新“旅程”。不过，这次“旅程”不同于从上海到解放区，这次您将肩氪起光荣的使命。这段经历，在您看来，也是您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时刻吧。
蔡演威：是的。当时我们从山东龙口出发去东北，一个多月后才到达丹东。从丹东绕道朝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没想到赤手空拳创办起来的航校，条件十分简陋，平房，破旧不堪，飞机跑道上满是弹坑，不平整，而数十架拼凑起来的破烂飞机，由于它们经历过战争洗礼，非常陈旧，几乎目不忍睹。我服从分配去了机械班，心里想，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修理飛机，那意味着任务艰巨而又崇高神圣，当然我也深感领导对我的信任，爱一行才能干好一行，暗下决心努力去完成使命。
记得有一天，我们航校的常乾坤老校长在一次大会上对我们说，“小伙子们，现在你们好好干，将来等我们国家的飞机多了，如果你们愿意开飞机，且身体又合格，就去当飞行员！”校长的话，让我更想圆蓝天梦：当一名飞行员。打这一天起，我就憋足了劲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刻准备着。在所有的学员中，我因为文化功底好而成为佼佼者。4年后，即194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航空机械师”资格证书。
此时，新中国成立了空军司令部，并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6所航空学校。6所航校，那得需要多少飞行员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兴奋得寝食不安，昼夜都在想如何通过关卡，当上飞行员。我想起老校长当初对我的承诺：只要身体合格就能去。对，先去体检。当时我和鲁珉同学一起去做了全面的体检，并拿到了身体合格证，我兴奋极了，当晚就写了一份申请，迫不及待地打报告，第二天去找常校长，请求他批准我改行当飞行员。“你身体合格吗？”常校长笑着问我。“您看，我有身体合格证。”常校长一瞧，上面还是苏联医生的签字，有些惊喜，他连说了好几个“可以”。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飞行服，参加了位于济南的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员培训，开始了紧张、高强度、快速培训。 那时候起飞着陆，都只能靠旗号和地面标志来指挥，困难很多。刚开始时，是由教员带飞。在学飞行中，我由于学过四年的机械专业，对飞机上的每个零件十分熟悉，能驾轻就熟，不会弄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当时执教的苏联教官叫鲁泰，高大威武，技术高超，他非常爱才，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浑身本事传授给我。经过从初级教练机到中级教练机的系统学习，我很快就能放单飞了。什么概念？即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一般学员须训练100多个起落才能放单飞，我却只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放单飞。1951年1月，我以全优的成绩从航校毕业了。
刘亚楼司令钦点的专机队飞行员
《人物》周刊：新中国成立初期，您已被挑选为刘亚楼司令的专机飞行员。专机大队组建，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您当然是首选了，但因为家庭出身又经历了一番波折，对吗？最后还是刘亚楼司令定下来的。
蔡演威：是的。我至今感激刘亚楼司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几架像样一点的飞机都是经过改装修理的。为保证中央领导安全，空军司令刘亚楼决定自己首先试坐一架美制的C-47客机，而我就成了这架专机的飞行员。
1956年组建中央领导的专机大队，毫无疑问，挑选的飞行员必须技术高超，为此特别举行了一次数十名优秀飞行员的飞行考试，我也被挑选参加。考官是刘善本。他本是国民党空军的优秀飞行员，为反内战促解放，驾机投奔了延安。后来他被派到东北筹建了第一所航校，故刘善本堪称新中国空军的奠基者之一。当时他没说要考我们，说只看看大家平时的训练情况。其实，他对我们每个学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哪个学员头脑灵活，哪个学员飞行悟性高，综合成绩好，他最清楚。那次，我凭借过硬的技术和稳定的心态，飞行成绩排在第一！我听说成绩最后将报到刘亚楼司令那儿，很是高兴。刘亚楼司令对我个人的业务水平和为人应该来说很清楚。那些年，我当他的专机长，常飞他到部队去检查各种飞机事故，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然他也了解到在飞行员里，像我这样打过仗，遇事很冷静的飞行员还不多。没多久，我被确定下来成了中央领导专机大队飞行员的首选。但政审关却遇到了麻烦——家庭背景引起了政审部门人员的异议。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又是泰国华侨，这在看重政治背景的上世纪50年代，怎么能放心让我这样的人去给中央领导开专机呢？幸好我所在的团部领导极力支持我进专机队，最好的飞行员若不选用则太可惜了，最后，他们在我的政审栏里只写了两个字：“待查”。多年后我才知道组织是派人去了我老家查了，当地支书告诉他们，有这么个人，5岁就去泰国了。最后政审情况汇报到刘亚楼司令处，他认为，飞行员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驾驶技术是保证中央领导安全的根本保证，于是，他坚决地选用了我。到了专机队以后，我更加勤勉，很快我又被刘亚楼司令破格提升为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说真的，我至今心存感激！
给主席开专机30多次
《人物》周刊：时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您给毛主席开飞机时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无数次的飞行中，不免会遇到危险情况。您遇到过险情吗？
蔡演威：怎么没有？应急处理，必须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去万隆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奉命去广州接外交部长乔冠华他们一行回京。飞机刚过湖南岳阳，飞越岳孤山时，遇到了强大的对流云层，飞机忽然从4300米高空掉到1500米，在下行中它差点与山崖相撞。巍峨的山影从机身旁掠过，好危险哪！但我沉着冷静，稳住了机身，并从浓密的雷雨云中，找到了一条穿越的缝隙，大胆地向云隙飞去，很快就甩掉了电闪雷鸣的云层，飞机又稳稳地飞上了高空。飞机被迫在汉口安全落地。飞机落地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时飞机上共有18个人，大家下来后仍惊恐不定，见到我后都兴奋地跑过来和我拥抱，称赞道，你飞得真好，要不然……
我给主席开专机大概有30多次，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风险，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飞杭州，遇到雷雨了，还算好，平安无事。
那是1957年7月1日早晨，我就-接到命令：送主席去杭州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我马上了解当天的气象情况，云量是10个，即飞机将在云中飞行，极有可能出现雷雨袭击，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便向刘亚楼司令汇报情况。他为此劝主席改变行程，但主席却决定坚持按时起飞去杭州。那天，刘亚楼司令亲自跟机。到了机场他才向我透露，告诉我这次是随同主席出行，必须安全达到。我说，保证完成任务，您放心！
早晨8点30分，我驾驶“伊尔-14型4208号”飞机载着主席准时起飞。我们机组配合娴熟，飞机起飞得很顺畅平稳。可飞机刚飞到德州时，天气变得恶劣起来，厚厚云层出现了。飞机穿云过雾，飞到徐州时下雨了，还不大，可快到南京时则下起了大雨。刘亚楼司令不放心，多次来前舱询问情况，担忧且关切地嘱咐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我汇报说，杭州周围地区各个备降机场，都做好了让我们飞机降落的准备，我们会尽全力使飞机安全降落。飞到杭州时，依然是下着大雨，且处在积雨云和雨层云中。我按照仪表和穿云图等做穿云下降，顺利地下降到指定的高度和位置。当飞机降到距地面60米高度时，机场大雨瓢泼，能见度不到1公里，但我很自信地操纵着飞机。当降到离地面只有30米高度时，因为跑道上有积水，为让飞机减少震动、轻轻地着陆，我又以每小时比正常着陆快10公里的速度着陆。
当飞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滑跑时，刘亚楼司令又一次来到前舱，他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来来来，见见主席！”当飞机停稳后，刘亚楼司令就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走向客舱，向主席介绍道：“今天给您开飞机的机长是我们专机大队长蔡演威，飞行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他是我们的归国华侨。”“啊，华侨，他们很爱国的。抗战时期到延安来的多，他们很爱国。”
没想到，主席竟两次提到“华侨很爱国”，我听了心里非常自豪和幸福。主席还开玩笑似的对我說：“今天很舒服，就是看不见外景。”随后，主席走下飞机，并高兴地和我握手，还和我们合影留念，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 驾机送朱老总视察大西北。历时22天
《人物》周刊：您的这本老相册里有许多您和朱老总在一起拍摄的照片，太珍贵了。作为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您不仅为主席开专机，还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国家领导人开专机，还有10位正、副总理都坐过您开的专机，10大元帅除了罗荣桓、徐向前等因身体问题没坐过飞机外，其他八大元帅也都喜欢坐您开的专机。可见，您一人维系着多少中央领导的安全啊！
蔡演威：我印象很深的是驾机送朱老总视察大西北，沿途到过五六个城市，历时22天。
那次我们的飞机刚刚飞离北京，一位秘书到前舱来问我，“从兰州飞西宁和兰州飞酒泉的飞行时间是多少？”我一听，马上让王佩林拿地图去向朱老总讲解。我们部队所有的飞行员、领航员们平时对各条飞行航线的资料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包括全国各城市有机场的地方以及飞往河内、平壤、仰光、金边、乌兰巴托等地的。只要有机组接到飞行命令，拿起来就可以执行飞往各地的任务。
在兰州停留了数天，当地百姓有句顺口溜来形容兰州：“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灰沙满城；下雨泥泞。”晚上，甘肃省委举行了小型舞会，有电影，舞会等，舞会上争着要同朱老总跳舞的人很多，一个接一个地向老人家发出邀请。他老人家总是礼貌地微笑应跳。可能是老人家不擅长跳舞或是要频频地应付别人对他的邀请，他总是在一米左右的范围内慢慢地移动脚步。我就坐在舞池桌边喝茶。老总夫人康克清走到我面前，笑着说，“老总每天都很忙，我们已经出来一个星期了，你们大家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啊。”我说，“西安、兰州方面的领导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她听后点头笑笑。
从兰州飞到西宁，又住了数天。青海省交际处派专人带我们去离西宁几十公里的全国第二大庙宇参观，并告诉我们大家必须穿便衣，不能显示出军人的形象。进庙时，陪同我们的是当地一位副县长和一位普通话讲得很好的喇嘛。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还不很稳定。我们参观时庙内就藏有许多枪支。副县长告诉我们为了尊重宗教信仰、尊重藏族同胞，加之目前他们没有反叛行动，我们是不能随意进入寺庙搜查的。何况在藏族私人持有枪支也是很平常的事。
从西宁飞酒泉，一路好天气。朱老总在航行途中和秘书以及随行人员轻松地交谈，阅读文件，很快我们就在酒泉戈壁滩上一条破碎的砂石跑道上着陆。飞机滑行时不停地颠簸。因为酒泉民航航空站建在开阔的、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从任何方向都可进入航空站和停机坪。在兰州迎接朱老总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出现在民航站。我们的专机停放后，甘肃省公安厅派专门保卫飛机的人员看守飞机，并请我们到万里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参观，陪同的同志告诉说邓小平视察嘉峪关时指示：“要把嘉峪关整修得和山海关一样，好让炎黄子孙后代了解这一伟大工程。”
我们还被邀请随朱老总一起去玉门油矿参观原油井喷油的演示。当我们到喷油演示现场时，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他们都是油井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朱老总、康克清、王恩茂等领导同志站在喷油井的南面，我们站在油井北面。现场指挥员宣告：喷油即将开始。这时我发觉吹着由北向南的微风，若油井开关灯打开，油肯定会随微风聩落到油井南面。于是我急忙向朱老总人群里的郭秘书和卫士长招手，示意他们到我们这边来。这时王佩林也急忙招手，老总的卫士长和秘书们也向我们挥手，但他们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又不能大声喊叫，真是急死人。来不及了，油井阀门已打开，黑黝黝的原油喷向十多米高的空中，雾状的黑粒正飘向朱老总他们身上。只见卫士长迅速地用公文包挡住朱老总。喷井立刻关停。站在下风的人群身上都被溅上了黑油点儿，这时他们才明白我们刚才招手的意思。当大家离开现场碰面时都大笑起来。朱老总说，“你们飞行员都会看风向啊。”
从酒泉飞到哈密，视察几天后再返回西安，第二天飞回北京。老总想看吕梁山、太行山等老区，我们便申请了从西安经太原（不降落）回北京。当天航线上云量5-7个。朱老总想在前舱看吕梁山太行山等一些他熟知的老区。他一坐下来就问我：“为什么你们不参加跳舞？”我告诉老总：“在部队里周末或假日有时组织跳舞晚会，我们执行飞行任务时就不准参加外面的跳舞会。”老总点头笑笑。朱老总的记忆力非常好，早先我开飞机送他时，他就知道了我是归国华侨，广东人，这次便问我是广东省哪里人，我说是丰顺县客家人，他又问我，会不会讲客家话，我说，会，老总马上说了一句：“cuo非几（坐飞机）。”我答：“ke li Wei（去哪里）？”他听后哈哈大笑，之后俯视前方山脉。因为航线上云量较多，飞机上很难看清地面。他看了一会就回到后舱和随员下棋去了……
曾指挥“抢救61个阶级兄弟”
《人物》周刊：曾让全国人民关注的大救援“抢救61个阶级兄弟”这个故事曾选入语文课本中，所以50岁左右的人至今会记忆深刻。当年，山西省平陆县有61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在没解救药品的危急关头，用电话连线全国各地医疗部门，终于在北京找到了解药。但当时交通不便，药品不能厦时送迭。当地政府便越级报告国务院，中央领导当即下令，动用部队运输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点，61名民工兄弟得救了。而实施此次救援的，即连夜空投急救药品的飞行机组，就是您亲自指挥的，是吗？
蔡演威：那天晚上，当我还在机场训练两个飞行员夜航时就接到指示，我立即决定由这两位飞行员参与空投救命药品的任务。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在当夜的零点前把药品投放到平陆的“圣人涧”空投场！“圣人涧”在哪里呢？在黄河北岸的—个大峡谷中。我查看了地形图，山区，地形十分复杂，这给夜间空投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想到如此复杂的地形，既没有月光，又没有地面指挥员，那就只能靠当地燃起大火堆为目标了。这是一场勇敢加技术的搏斗！
我领头制定了空投方案——沿黄河做飞行航线，从东北向西南进入空投，空投完毕后加大油门向左急上升到安全高度，飞向郑州降落。考虑到空投的安全高度受风向的影响，准确性差，所以决定要在空投药包上加装一个电池灯，以让地面根据空投灯光找到药包。1000支注射药品送到机组时，我发现“药包”太轻了，空投后特别容易飘移目标。怎么办？我想了想，空投高度过低，降落伞如打不开，药包撞地就摔坏了，因此特意向机组人员叮嘱：增加配重。夜里九点零三分，我们的军用运输机向西南方向飞去了。由于事先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了详细的空投方案，所以这次飞机一飞到平陆县就见到了“圣人涧”空投场地上燃烧的大火。23点12分，飞机在距火堆500米时，准确地投下药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真悬，我的心终于落地了。我也记得，当年好几家媒体及各个电台、广播站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巨大轰动。山西省平陆县的领导来我们部队送锦旗时是我去接的。时间过得真快，这些事情一提又好像回到当年了……
结语：
前些日子，蔡老审核我写的稿件时，电话中叮嘱我要改动几个地方，比如，那次送毛主席去杭州开会，专机不是“伊尔14型4202号”，而是“伊尔-14型4208号”；“抢救61个阶级兄弟”时，部队当初的决定是用民航的运输机，但民航说没有把握才决定由专机大队去执行的；还有，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维系着多少中央领导的安全，因此他又告诉我，他们的飞行是绝密飞行！不但国家领导人出行的路线、时间、地点等都实行严格的绝密计划，而且驾驶专机的飞行员的行踪也被列入保密制度。既然是绝密飞行，那你就不能告诉家人，拒绝朋友询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许这样的工作会枯燥无味，但蔡老却说，他从来没有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首长的平易近人让他深感慰藉。他说，自己陪同朱德总司令去西北考察的故事，还是他第一次向媒体公布……蔡老和蔼可亲，率真，心比顽童，让我非常感动。蔡老的故事很多，蔡老的传奇不见尾声……在此，《人物》周刊特衷心地祝福蔡老，健康幸福，永葆飞行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