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革命电影里常见的场景：游击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布置，大队敌人从远处逶迤而来，眼看一场激动人心的伏击战将按首长们的计划顺利展开。不料，一把不知什么地方的枪走火了。虽然人马还未到齐，机枪还未架好，但结局只有一个：提前开打。因为敌人已开始撒腿来抢山头了。
　　9·11事件，对美国而言是一次蓄意的攻击，而对中国的入世之战，却只是这样一把走火的枪。
　　本来，一切都在按迎接入世的既定方针办。
　　宏观层面：入世的300多个条款中有200多条是关于政府的，入世实际上更多是政府的入世，在管理运作的规范上与世界如何接轨。修改、清理阻碍经济自由化的种种不合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真正按国际通行的规则办事，这是入世方略的头等大事。
　　中观层面：整顿市场秩序，建立健康、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充分施展的舞台，这是融入国际大市场的必要准备。在流通领域打击假冒伪劣，在资本市场打击违规操作，今年以来其举措之密，力度之大，都是多年来罕见。仅中国证监会今年1月至5月发布的各种监管要求比其前10年的总和还要密集
　　微观层面：逐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组建大企业集团，推行良性的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企业活力已是一个长期执行的方针，虽然有照猫画虎，形似而神不似之疑，但毕竟在逐步接近。
　　十几年的入世谈判，从黑头发谈成白头发，在艰辛的背后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1994年中国的“入关”（关贸总协定）冲刺成功，在仓促之下，我们的经济、产业和企业面临的压力将大大超过机遇。前一阶段部署的有条不紊也许正是现代版“塞翁失马”的典型写照。
　　但是，9·11改变了这所有的进程，就像它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的运转时钟一样。
　　
　　一场比快的游戏
　　留意新闻的人会发现，近两个月来，跨国公司的CEO们，当然，还有随他们而来的一笔笔上10亿美元的资金，开始着了魔一样地往中国跑。“跨国公司中国抢滩”之类的大字标题频频出现。
　　德国人是步子迈得最大的。
　　11月初，第3次访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带着47位在德国乃至全球都赫赫有名的企业巨头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当天即与中方签订了总额高达80多亿美元的29个合作项目，其中，德国拜耳公司与上海工业园区公司就签订了总投资额31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化工巨子巴斯夫在上海一地出手就是10亿美元。而签约合同最多的西门子总裁冯必乐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进行投资，目光要从现在开始而不是入世后。
　　而在总理团队到来之前，德国宝马公司董事长约阿希姆·米尔贝格博士已于10月26日首次访华，亲自来推动宝马与华晨的合资生产轿车项目。听听他怎么说：我们的愿望是在中国生产，这不依赖于中国是否入世。我们看中的是中国在发展。在中国市场增长的最好时刻我们决定与华晨合作，但并不是要生产华晨的品牌，而是要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品牌。中国的发展活力非常大，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2004年至2005年，我们将有新品牌、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连一度惨败的国外家电业也在中国重新看到了希望。10月23日，惠而浦中国地区总裁施德承在昆明宣告：重返中国市场。这家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和销售商4年前退出了中国的冰箱和空调市场。而此次在中国推出3个系列30个新品种，据称是惠而浦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发动的最大攻势。施德承将之称为惠而浦在中国“入世前的冲刺”。
　　投资中国的先行者则是另一种心态。国际数据集团主席帕特瑞克·麦戈文近日表示，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市场进一步加重的不稳定因素将促使风险资本更多地流向中国。他说：“美国经济放缓，不稳定性加剧，这将推动资金流向相对稳定的地方，比如中国大陆……我们庆幸自己早在21年前就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投资业务。”他的庆幸是有理由的，国际数据集团已经对中国91家高科技公司投资了1.6亿美元，当前投资中的9家公司贡献的利润回报率高达1600%。
　　此前，一份联合国贸发会议委托进行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数据表明，目前《财富》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石油化工等制造商，已将其生产网络扩展至中国。近年来，研究与开发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又一亮点，包括微软、摩托罗拉、通用汽车、通用电气、JVC、三星、杜邦、宝洁、美国电报电话和西门子等在内的跨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100多家。
　　此外，形形色色的跨国保险公司、石油公司、钢铁公司、物流公司、乃至水务公司，近期都纷纷加紧了进入中国的步伐。
　　在一海之隔的台湾，随着台湾“行政院”院会通过由相关部门提出的“落实大陆投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执行计划”，实行了5年之久、备受海内外舆论批评谴责的“戒急用忍”政策正式走入历史。政治的角力终究抵挡不过经济的压力。
　　与跨国公司在中国抢速度，拼进度相比，中国在内部调整与结构重组上也明显加快了节奏。一个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的细节让人们注意到了，就在国际连锁业巨头沃尔玛准备于11月7日举行在北京开店的签约仪式前一天，北京市新燕莎集团、市供销社、二商集团和物美集团等13家决定共同组建首都连锁商业集团。更大的方面，电信、民航、银行等重组方案在长期酝酿之后已是呼之欲出，国家计委加紧从众多的审批领域退出，各地各行业大集团重组步伐加快。在制高点的争夺上，各方都不含糊。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在相关部门的预案中，本来应该是在中国入世后的一两年才出现。
　　
　　警惕“独秀情结”
　　让这场全球最大的经济遭遇战在中国提前打响的，正是9·11事件这一魔手。
　　对美国人来说，作为资本主义标志的世贸大楼的倒塌不啻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大事，从总统、议会、军事力量、投资者、消费者的匆忙反应不难看出，这个飞来横祸的确让他们“很受伤”。美国的大事自然是全世界的大事。美国感冒，全球咳嗽，这场灾难成了最生动的注脚。
　　当美国商业部报告说美国消费者消费能力大幅度收缩，消费减缓到8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企业对新厂房和设备投资的持续锐减，美国历来最长时期经济增长的正式结束时，全球经济也是一片凋零。
　　联合国经社事务部10月10日发表的报告下调了它对全球和各地区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其中降幅最大的是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东南亚。报告把对东南亚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原先的4.1％下调为1.7％，对西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测也从2.6％调低至1.9％。而日本政府则把2001年度的增长率从原先预测的１％修改为负１％左右。这将是日本战后首次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韩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高达8.8％，政府预计今年的增幅仅在２％ 到３％之间。 印尼政府也承认今年３％的增长目标难以达到，同时把明年的增长预测从５％下调到了４％。台湾、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体的经济已经或正接近衰退，新加坡经济更陷入4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按照国际机构的评估，今年亚洲地区只有中国经济是真正的亮点，能够实现７％的增长目标。
　　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正是这个充满诱惑力的中国大市场。
　　似乎与此相呼应，在国内舆论中，“避风港”论和“一枝独秀”之说在9·11之后也甚嚣尘上，直至在10月中旬的上海APEC会议期间达到高潮。但实际上，与APEC同时的第90届广交会已开始传出坏消息。参加的客商数目减少，成交额也显著下降，反映了9·11事件的影响开始浮现。133.67亿美元的成交额，比上届下降15.4％。而外贸交易的滞后效应使得真正的影响要到明年才能完全显现。
　　此后是中央银行报告里的“五大影响说”，是专家学者的议论纷纷和苦寻对策。与舆论在“一枝独秀”和“大难临头”之间的左右摇摆相比，政策倒是相对冷静。无论是暂停国有股减持、暂停接受大型国企破产申请、研究增发国债、对2000家企业实施出口零税率等（即17％的增值税可完全退税），都基本属于常规反应和规定动作而已。而细数央行的“五大影响”，影响出口和外汇储备实际为一条，而吸引更多投资、人民币被动贬值和下调利率则实际对出口有利。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还是众说纷纭。
　　而最新的折中调子是：政府宜下猛药消除潜在的负面影响，以保住这一“世界的亮点”。
　　仿佛1997年一批国际经济学家和政客对中国承诺货币不贬值（以减轻其它处于金融危机水深火热下的国家的压力）别有用心的“夸耀”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时也指出，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西方经济进入衰退的寒流中保持高速增长，因为中国市场不能萎缩。他说，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需求下降、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后，中国市场便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寄托。而中国加入WTO更是世界经济的一剂强心针。他认为，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中国应该有对策，要想办法建筑新的需求和替代市场。
　　我们无从推测未来的政策走向，但我们要警惕这种源远流长的“独秀情结”，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做秀心态”和“面子经济”。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一旦落入“速度决定论”的陷阱，延缓长远改革以换取短时增长几乎就是必然的政策选择。人参虽好，也不能天天来吃。猛药有效，往往只解一时之急。顺应大势，尊重规律，为更长远的利益着想，这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应对之策。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没有出现正常国家里那种明显的经济周期，这恐怕有些不妙（见本刊上期文章《一位外国新闻工作者眼中的中国经济》）。
　　
　　避风港里停着谁家的船？
　　事实上，在近年的财经政策走向中，我们可以看到种种让人担忧的迹象。
　　随着部分行业国有资源的大重组，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在逐步抬高，准入限制逐步加大。随着入世的逐步临近，跨国公司对新的条款了如指掌，国内企业却在瞎子摸象。随着某些部门（如税务）工作业绩的超常增长，众多企业却开始陷入困境。随着国家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企业投资被“挤出效应”所打压。
　　对一个封闭市场的“一枝独秀”，在过去，外来者只有流口水的份。但是，利益的驱动力是无穷的，对于设障者和冲关者同样如此。
　　只要顶着500强的迷人光环，一个个腰包充实，衣着光鲜的“上门女婿”事实上已让这个“竹幕”千疮百孔。而一个个地方割据的市场则不啻像是大避风港里面的小避风港。啤酒行业曾是国内市场分割的典型代表。每个地区都有形形色色的政策来保证本地啤酒在辖区内的“一枝独秀”。不过，当具有强烈扩张欲望的“本土500强”企业青岛啤酒出现时，这个壁垒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从培育垄断企业的“一枝独秀”到培育光环企业的“一枝独秀”，它们都会造成同样的结局：在一个个苦心积虑建造的“避风港”里停满了外面的船只。这将成为“港口建设者”的噩梦。
　　对汽车业的萎靡不振，先前认为是与跨国公司的嫁接不足，现在认为是对国有资源的重组不够。但是，一位汽车工业的老前辈在吉利集团看到这家唯一的私有汽车企业的活力后，发出由衷感叹：“中国汽车工业之所以半个世纪还长不大，就是由于‘只准我干，不准你干’的行业垄断。”另一位业界巨头尖锐地说：“国外公司就是想赚钱，不是培养竞争对手。作为合资一方的中方技术无份、资金短缺，过去的一个主要资本——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也将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很快失去它原有的价值，这样合资的伙伴关系不可能白头偕老。”
　　国企之所以交出市场也换不来技术，核心在于国企缺乏让知识保存、积累和增长的机制。
　　在中国经济总量的构成中，早已是民营、外资、国企三足鼎立。其中国企的比例仅仅只有28％而已。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引以自豪的双引擎—外来投资和民营企业，在入世以及9·11提前带来的压力下，在国企大重组的背景下，其相关政策指引有渐渐失衡的倾向。
　　统计表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滞后。2001年上半年国有及其它类型经济投资增长了17.9%，而集体和个体经济投资仅增长了7.5%。且与2000年同期相比，国有经济投资与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率之差呈扩大趋势，2000年上半年国有经济投资和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12.1%和7.9%，仅相差不到5个百分点，而2001年上半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超过了10个百分点。这与近年来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限制不减反增，融资渠道不扩反缩，乃至对私人财产的积累和保护推进不力有密切关系。
　　在9·11提前引爆了这场无可避免的战斗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冷静而非躁动，是务实而非浮夸，是更需要为未来预埋更多的发展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