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由中国各大区系文化多元整合、一体发展而成的，巴蜀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区系文化，在中国文明的缔造尤其是长江上游和西部的开发史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巴蜀文化有着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不论在史前还是历史时期，它的发展演进步伐都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并且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不仅以其经济繁荣驰誉中华，更以其文赋纷华，具有显著而独特的文化内涵而名扬天下。
　　基本概念
　　人们通常把四川盆地从古到今的文化通称为“巴蜀文化”。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以前，巴与蜀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而分别是巴文化和蜀文化。
　　将巴文化和蜀文化这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文化统称为巴蜀文化，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导源于一种地理单元观念，即它们在地域上是紧相毗邻的，商周时期巴国与蜀国在汉中相邻，当战国时期巴国进入四川盆地后，西与蜀国紧邻，二者在频繁的和与战中得以在青铜文化、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实现充分交流、互动以至部分整合。第二，导源于二者经济区的大体划一，民风、民俗的大体相近，增强了二者的亲和力。第三，最重要的是，战国时期巴文化区和蜀文化区通行共同的文字—巴蜀文字，增强了二者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由于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巴文化与蜀文化最终于战国时期在诸多层面达到了融合状态，从而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因此，巴蜀文化有广狭两种概念。狭义上的巴蜀文化，特指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化，其中包括巴文化和蜀文化。广义上的巴蜀文化，则是指从古至今以四川盆地为中心，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周邻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复合文化的总汇。
　　历史脉络
　　由于特殊的地理构造，四川盆地呈现从盆周山地向盆底逐渐下趋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在这个地理单元内，文化的发展轨迹也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
　　从历史脉络和发展阶段来看，先秦至清代，巴蜀文化经历了“四盛三衰”七个发展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晚期萌芽，夏商周时期起源、形成并达到第一次鼎盛，秦汉时期转型、全面融入中原文化并达到第二次鼎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第一个低谷，唐宋时期第三次鼎盛并达到高峰，元明时期出现第二个低谷，清代达到第四次鼎盛并向近代化转化。在漫长的过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
　　人文性格
　　从人文性格来看，巴蜀文化的基本人文性格为“巴有将，蜀有相”。巴文化“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蜀文化重祭祀，重形象思维，工艺发达，尚滋味，好辛香，多悍勇，喜音乐，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等等。
　　为突破四川盆地四周高山大川等地理环境的阻隔，实现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巴蜀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蜀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到“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从司马相如在京城“交通中国诸侯”，到近代四川人“走出夔门一条龙，不出夔门一条虫”，都表现出巴蜀人民对开放的强烈渴求、走向世界的意识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不论是三星堆时期还是历次移民，巴蜀文化都表现出特有的兼容气度，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成为千百年来巴蜀文化最鲜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在思维方式上，蜀人求新善变，具有发达的形象思维、想象力和飘逸、深邃的思想内涵。
　　基本特点
　　巴蜀文化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社会特点方面，巴蜀文化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而不断传承，又不断更新。传承与更新，是历史上巴蜀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显著特征。民风“俗好娱乐”，蜀人历来好游乐，成都尤甚。《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
　　其二，学术传统方面，北宋理学家程颐有“易学在蜀”的说法。历史上，从西汉严君平、扬雄，到宋代陈抟、谯定、张行成，明代来知德、熊过，晚清廖平，民国刘子华，形成了巴蜀文化显著的易学传统。
　　其三，人才交流方面，巴蜀文化往往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引进高文化人才。历史上的四川人才走出夔门后，常常大展才华，“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其“语不惊人死不休”，代表人物当推李白与杜甫。这使巴蜀文化在保持自身基本特点的同时，不断更新其表层结构，从而得以站在中国文化主流的前沿。
　　其四，在巴蜀古往今来的精神生活当中，也存在闭塞、保守、贪图安逸、小富即安等消极思想和行为方式。“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其根源是千百年来逐步积淀下来的观念，与优越的生存環境密切相关。
　　创新精神
　　自古以来，巴蜀就发展了同中原以及周邻地区各种文化的关系，并在以南方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巴蜀文化的开放性，使它在吸收中外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并发展出内容丰富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体系，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就显示出它的创新精神和强大的创造能力。三星堆文化独创的青铜技术文明、独特的青铜雕像艺术文明，在当时全中国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不论在科学上还是艺术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它还展示了三星堆文化与欧亚古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技术文明、艺术文明、中外古文明互鉴是三星堆文化的三面旗帜。
　　秦汉以降，巴蜀文化的创新性愈益突显。在物质文化方面，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是世界文明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至于盐井钻井技术、蜀锦与蜀茶、天然气的发现和使用、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等领域，都曾走在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前列，而其人文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文学方面，汉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文章冠天下”，唐代陈子昂、李白、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宋代“三苏”“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史学方面，从三国蜀汉谯周《古史考》“纠（司马）迁之谬误”，到三国陈寿《三国志》“班史以来无及寿者”，成汉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传诸不朽，见美来裔”，再到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者”。哲学方面，从汉代扬雄著《太玄》，时人誉为“西道孔子”，严君平《老子注》《老子指归》“为道书之宗”，到宋代理学大师张行成、张栻，尤其是魏了翁，时有“南方共宗鹤山老”之誉。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从中不难看出巴蜀文化巨大的创造力、强劲的历史穿透力及其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