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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作者：陈柔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在大陆同胞的记忆中，日本统治台湾是整个民族国家的莫大耻辱。近几年里，当大陆人孜孜不倦挖掘民国历史时，台湾人却同样不厌其烦地埋首日据时代历史。当日据时代与现代化进步密不可分时，其生活残痕也一直绵延在现今的生活中。
陈柔缙的资料挖掘，再现了一段活生生的台湾历史，没有道德批判的疾言厉色，也没有国族观念下的痛心疾首，有的尽是生活中微小的细节，还可以看到一些戏剧化，却是合情合理的政治舆情。
时代不专属于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让我们一起追索台湾日据时期的世态民情。
【书摘】
明治元勋欠钱记
一九一四年，奥国皇储斐迪南在塞尔维亚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了；民国才第三年，夏目漱石正闹着胃痛，蒋渭水还在总督府医学校念书，李登辉则还没出生。
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但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那是天外之事。桃园的一个保正（村长）刘清奇来到今天台北火車站馆前路上的铁道旅馆。午后，旅馆前人车杂沓，六百多位台湾各地的官员士绅陆续涌入，前脚接后脚，把旅馆门口碎石踩得叩叩响。
这一天，台湾同化会即将成立，男人不再留辫子、女人不再绑小脚是同化会最起码的目标，赴会前特地去剪掉后脑勺辫子的刘清奇因此成了当天应景的模范生。
钟指两点，乐队声起，全员起立，日本国歌《君之代》声歇，倡立同化会的板垣退助伯爵拄杖上台。他热烈说着白人如何跋扈，在加州、在澳洲都排斥非白人。为防堵西方势力入侵，日本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非以台湾为中日的桥梁触点不可。
现在读起来似乎不特别动听，当时台湾士绅阶层却被板垣伯爵打动。特别板垣曾在同年春天来台时，演说训斥在台的日本官方，要把台湾人当弟弟，不可以老是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另一边，也期盼台湾人敬重日本如兄长。这一说，完全说进台湾人的心坎里，甘得中说：“如被虏孤儿，听到慈母之音。”整个依赖之情都丢给老伯爵。板垣回日本时，听说带走满满一皮箱台湾人的感谢状和陈情书。
三十九岁的树林区长(乡长)黄纯青，也就是现今力晶半导体公司董事长黄崇仁的祖父，更曾在台中当着众人，张开他那十指全都是螺纹的手，一刀划过指头，以指做笔，以血充墨，写下同化会如慈母之意的血书。
那个年代没听过什么引火自焚或绝食抗议，孔圣人教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倒言犹在耳。身高不到一六〇厘米，体重不过五十公斤，自述“形如瘦鹤”的黄纯青会如此激情演出，真是令人惊叹。
板垣退助在日本大有名气，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统治七年，一恢复自由，百元纸钞马上使用板垣退助的肖像。看着板垣那两撇长长的倒V白须，既搞怪又异类，似乎他一吐气，风吹须动，自由的空气就腾飞起来。
板垣年轻时，带兵讨伐过幕府，击败幕府派的会津藩，才有所谓的明治维新，所以，报纸常介绍板垣是“明治元勋”。板垣对日本民主政治的意义更大，因为他创立了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走进今天日本的国会议事堂，一过玄关，中央塔下内部的四个角，有三尊铜像高高站立，三人都对日本议会政治有重大贡献，板垣退助就是其一。
板垣初任自由党党魁时四处演讲，跟孙文写三民主义一样，向平民百姓讲“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板垣的论调自然让天皇君权体制如芒刺在背，看不惯板垣的眼睛藏在各个角落。一八八二年，板垣来到岐阜，在一室内为三百位听众演说两小时，讲到喉咙发痛。傍晚六点半散场，板垣一走出来，还在玄关穿鞋，一个姓相原的二十七岁教员突然窜出，大叫：“将来的贼!”左手一把抓住板垣的右臂，右手拿短刀迅速刺向板垣的右胸。据后来板垣自己监修的党史记载，遇袭的板垣当下忍着痛苦，睥睨刺客而高呼：“板垣虽死，自由不死!”
虽然当年《朝日新闻》的“遭难第一报”指出，是当地的自由党党员大野宰治郎挥着男儿泪说了这句话，然而大家宁愿这句名言归于板垣。一代人物有了最佳的台词，更能爆出无比的戏剧张力。
板垣来台湾，是台湾人邀请的，不过，故事要从梁启超谈起。
殖民统治不公正、不平等，很多台湾人觉得精神痛苦。雾峰林家的豪绅林献堂勤读中国的报刊，崇拜着梁启超。一次日本旅行中，在奈良一家旅馆巧遇梁启超，虽然，林献堂听不懂梁启超浓浓广东腔的北京话，秘书兼翻译甘得中的北京话也七零八落，他依然兴冲冲以笔谈方式，向梁启超讨教抗日大计。
梁启超告诉林献堂，三十年内，中国绝对没有能力救台湾，台湾人应该学爱尔兰人。爱尔兰早期抗英，每搞暴动，英方就以警察或军队镇压，牺牲者众，毫无效果。后来，爱尔兰人改变策略，结交英国朝野，反而得到参政权。甘得中回忆当时他们听了，觉得“真是妙不可言”。
林献堂个性温吞，自然欢迎梁启超的指导，宁可迂回跨海广结日本要人，也不去跟总督府硬碰硬。至于该找哪些日本权贵贤达，想了半天，林献堂觉得板垣退助“以自由党名，肇造政党政治之基”，又为“全国上下所崇拜者”，是最佳人选。
林献堂当面邀请板垣，一九一四年冬天，板垣退助果然带着七位干部，宛如八仙，渡海驾临台湾，行李箱还装了一个伟大的计划——成立台湾同化会。
从基隆搭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板垣受到总督以下的大官及商民的热烈迎接。从火车站到下榻的铁道旅馆，不过三四百米，还是热闹滚滚，坐上马车，很有国家元勋的派头。
一开始，在台日本人和台湾人都欢迎同化会。台湾人的同化理想是“我们要和日本人一样”，可有参政权，可当高官，可与日本人自由通婚。日本人脑子里装的同化却是“你来跟我一样”，主张台湾人应改掉陋习旧规，蜕变成真正的日本人。台中地方法院院长渡边启太就在同化会上激烈地说过台湾下阶层人很难同化。他去山地旅行，雇了台湾人当苦力，那个苦力竟然用手擦鼻涕，鼻涕又涂在皮箱上；别人在谈话，苦力竟从人家面前走过，毫不知怪，让他火冒三丈。
板垣炒热了台湾人的情绪，给台湾人画了好大一张甜饼，在台日本人愈看愈不对，害怕台湾人浮动搞扩权，反对声浪不断。事后，板垣对同化会也沉默了。一个刺激台湾人自觉与民主意识的组织，存活一年又六天后，被总督府以寥寥几字勒令解散，理由只有四个字——“有害公安”；像一个营养不良又乏母亲照顾的婴儿猝死，且被草草埋葬于荒凉的山野。全台没有为之骚动不满，连一点欷歔都没有残留，同化会就这么化成一道风，散了。
突然，两年后的夏天，又冒出同化会的消息。原来板垣退助伯爵入住的台湾铁道旅馆是最贵的洋式饭店，去动物园玩才要三钱，在这里吃个早餐要一元，也就是一百钱，吃晚餐则要两百钱。板垣访台三十几天，有二十四天住在此地，住宿加设宴，自然所费不赀，算一算，总共一千两百零四元。退房当时，付了几百元，还欠七百六十六元七十五钱，本来说回到东京即来缴清，却久久不见人影。后来交涉延期付款，也迟迟没有下文。铁道旅馆念及板垣的地位，拖了两年多，最后仍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毫无疑问，白纸黑字的账，板垣败诉了。
堂堂一位伯爵，竟然无法缴付区区七百元旅馆费，也没有人挺身买单。其实板垣来台当年虚岁七十八，不仅退隐政坛已经十四年，还曾以民主观点，拒绝天皇赐封的伯爵勋位，搞得其他几百个侯公贵族如细沙在眼睛里磨，好不难受，骂他是拒绝皇命的国贼。板垣在日本，早成过气的非主流。来台前几年，自由党人提议在板垣家乡建寿像，并为他筹措养老金，结果在本籍高知县预计募集一万元，都无法如愿。黄纯青曾在同化会上奉板垣为“菩萨”，事实上，板垣老伯爵可能根本已成一尊泥菩萨。
话说回来，不论梁启超有没有教对办法，林献堂有没有找错日本权贵，同化会确为台湾人非武力抗日的开端。往后一二十年，林献堂一直以相同的温和态度，寻求日本本国势力的义助，其结果也就相去不远，表面热闹，内里无力，始终难以撼动殖民统治者。
摘自《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作者：陈柔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在大陆同胞的记忆中，日本统治台湾是整个民族国家的莫大耻辱。近几年里，当大陆人孜孜不倦挖掘民国历史时，台湾人却同样不厌其烦地埋首日据时代历史。当日据时代与现代化进步密不可分时，其生活残痕也一直绵延在现今的生活中。
陈柔缙的资料挖掘，再现了一段活生生的台湾历史，没有道德批判的疾言厉色，也没有国族观念下的痛心疾首，有的尽是生活中微小的细节，还可以看到一些戏剧化，却是合情合理的政治舆情。
时代不专属于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让我们一起追索台湾日据时期的世态民情。
【书摘】
明治元勋欠钱记
一九一四年，奥国皇储斐迪南在塞尔维亚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了；民国才第三年，夏目漱石正闹着胃痛，蒋渭水还在总督府医学校念书，李登辉则还没出生。
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但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那是天外之事。桃园的一个保正（村长）刘清奇来到今天台北火車站馆前路上的铁道旅馆。午后，旅馆前人车杂沓，六百多位台湾各地的官员士绅陆续涌入，前脚接后脚，把旅馆门口碎石踩得叩叩响。
这一天，台湾同化会即将成立，男人不再留辫子、女人不再绑小脚是同化会最起码的目标，赴会前特地去剪掉后脑勺辫子的刘清奇因此成了当天应景的模范生。
钟指两点，乐队声起，全员起立，日本国歌《君之代》声歇，倡立同化会的板垣退助伯爵拄杖上台。他热烈说着白人如何跋扈，在加州、在澳洲都排斥非白人。为防堵西方势力入侵，日本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非以台湾为中日的桥梁触点不可。
现在读起来似乎不特别动听，当时台湾士绅阶层却被板垣伯爵打动。特别板垣曾在同年春天来台时，演说训斥在台的日本官方，要把台湾人当弟弟，不可以老是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另一边，也期盼台湾人敬重日本如兄长。这一说，完全说进台湾人的心坎里，甘得中说：“如被虏孤儿，听到慈母之音。”整个依赖之情都丢给老伯爵。板垣回日本时，听说带走满满一皮箱台湾人的感谢状和陈情书。
三十九岁的树林区长(乡长)黄纯青，也就是现今力晶半导体公司董事长黄崇仁的祖父，更曾在台中当着众人，张开他那十指全都是螺纹的手，一刀划过指头，以指做笔，以血充墨，写下同化会如慈母之意的血书。
那个年代没听过什么引火自焚或绝食抗议，孔圣人教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倒言犹在耳。身高不到一六〇厘米，体重不过五十公斤，自述“形如瘦鹤”的黄纯青会如此激情演出，真是令人惊叹。
板垣退助在日本大有名气，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统治七年，一恢复自由，百元纸钞马上使用板垣退助的肖像。看着板垣那两撇长长的倒V白须，既搞怪又异类，似乎他一吐气，风吹须动，自由的空气就腾飞起来。
板垣年轻时，带兵讨伐过幕府，击败幕府派的会津藩，才有所谓的明治维新，所以，报纸常介绍板垣是“明治元勋”。板垣对日本民主政治的意义更大，因为他创立了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走进今天日本的国会议事堂，一过玄关，中央塔下内部的四个角，有三尊铜像高高站立，三人都对日本议会政治有重大贡献，板垣退助就是其一。
板垣初任自由党党魁时四处演讲，跟孙文写三民主义一样，向平民百姓讲“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板垣的论调自然让天皇君权体制如芒刺在背，看不惯板垣的眼睛藏在各个角落。一八八二年，板垣来到岐阜，在一室内为三百位听众演说两小时，讲到喉咙发痛。傍晚六点半散场，板垣一走出来，还在玄关穿鞋，一个姓相原的二十七岁教员突然窜出，大叫：“将来的贼!”左手一把抓住板垣的右臂，右手拿短刀迅速刺向板垣的右胸。据后来板垣自己监修的党史记载，遇袭的板垣当下忍着痛苦，睥睨刺客而高呼：“板垣虽死，自由不死!”
虽然当年《朝日新闻》的“遭难第一报”指出，是当地的自由党党员大野宰治郎挥着男儿泪说了这句话，然而大家宁愿这句名言归于板垣。一代人物有了最佳的台词，更能爆出无比的戏剧张力。
板垣来台湾，是台湾人邀请的，不过，故事要从梁启超谈起。
殖民统治不公正、不平等，很多台湾人觉得精神痛苦。雾峰林家的豪绅林献堂勤读中国的报刊，崇拜着梁启超。一次日本旅行中，在奈良一家旅馆巧遇梁启超，虽然，林献堂听不懂梁启超浓浓广东腔的北京话，秘书兼翻译甘得中的北京话也七零八落，他依然兴冲冲以笔谈方式，向梁启超讨教抗日大计。
梁启超告诉林献堂，三十年内，中国绝对没有能力救台湾，台湾人应该学爱尔兰人。爱尔兰早期抗英，每搞暴动，英方就以警察或军队镇压，牺牲者众，毫无效果。后来，爱尔兰人改变策略，结交英国朝野，反而得到参政权。甘得中回忆当时他们听了，觉得“真是妙不可言”。
林献堂个性温吞，自然欢迎梁启超的指导，宁可迂回跨海广结日本要人，也不去跟总督府硬碰硬。至于该找哪些日本权贵贤达，想了半天，林献堂觉得板垣退助“以自由党名，肇造政党政治之基”，又为“全国上下所崇拜者”，是最佳人选。
林献堂当面邀请板垣，一九一四年冬天，板垣退助果然带着七位干部，宛如八仙，渡海驾临台湾，行李箱还装了一个伟大的计划——成立台湾同化会。
从基隆搭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板垣受到总督以下的大官及商民的热烈迎接。从火车站到下榻的铁道旅馆，不过三四百米，还是热闹滚滚，坐上马车，很有国家元勋的派头。
一开始，在台日本人和台湾人都欢迎同化会。台湾人的同化理想是“我们要和日本人一样”，可有参政权，可当高官，可与日本人自由通婚。日本人脑子里装的同化却是“你来跟我一样”，主张台湾人应改掉陋习旧规，蜕变成真正的日本人。台中地方法院院长渡边启太就在同化会上激烈地说过台湾下阶层人很难同化。他去山地旅行，雇了台湾人当苦力，那个苦力竟然用手擦鼻涕，鼻涕又涂在皮箱上；别人在谈话，苦力竟从人家面前走过，毫不知怪，让他火冒三丈。
板垣炒热了台湾人的情绪，给台湾人画了好大一张甜饼，在台日本人愈看愈不对，害怕台湾人浮动搞扩权，反对声浪不断。事后，板垣对同化会也沉默了。一个刺激台湾人自觉与民主意识的组织，存活一年又六天后，被总督府以寥寥几字勒令解散，理由只有四个字——“有害公安”；像一个营养不良又乏母亲照顾的婴儿猝死，且被草草埋葬于荒凉的山野。全台没有为之骚动不满，连一点欷歔都没有残留，同化会就这么化成一道风，散了。
突然，两年后的夏天，又冒出同化会的消息。原来板垣退助伯爵入住的台湾铁道旅馆是最贵的洋式饭店，去动物园玩才要三钱，在这里吃个早餐要一元，也就是一百钱，吃晚餐则要两百钱。板垣访台三十几天，有二十四天住在此地，住宿加设宴，自然所费不赀，算一算，总共一千两百零四元。退房当时，付了几百元，还欠七百六十六元七十五钱，本来说回到东京即来缴清，却久久不见人影。后来交涉延期付款，也迟迟没有下文。铁道旅馆念及板垣的地位，拖了两年多，最后仍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毫无疑问，白纸黑字的账，板垣败诉了。
堂堂一位伯爵，竟然无法缴付区区七百元旅馆费，也没有人挺身买单。其实板垣来台当年虚岁七十八，不仅退隐政坛已经十四年，还曾以民主观点，拒绝天皇赐封的伯爵勋位，搞得其他几百个侯公贵族如细沙在眼睛里磨，好不难受，骂他是拒绝皇命的国贼。板垣在日本，早成过气的非主流。来台前几年，自由党人提议在板垣家乡建寿像，并为他筹措养老金，结果在本籍高知县预计募集一万元，都无法如愿。黄纯青曾在同化会上奉板垣为“菩萨”，事实上，板垣老伯爵可能根本已成一尊泥菩萨。
话说回来，不论梁启超有没有教对办法，林献堂有没有找错日本权贵，同化会确为台湾人非武力抗日的开端。往后一二十年，林献堂一直以相同的温和态度，寻求日本本国势力的义助，其结果也就相去不远，表面热闹，内里无力，始终难以撼动殖民统治者。
摘自《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