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通知》中对在华国际会议的规定几乎面面俱到，每一条款所触及的，都是当下在华国际会议的暗疮。
　　
　　 国际会议办成瘾
　　 “我不在中国开会，就在去中国开会的路上。”自从担任英国某知名媒体驻华记者以来，安格斯已经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邀请搞得有些头大。
　　 安格斯觉得，参加这些会议“不仅浪费时间，还有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会议主办方会帮你打点好从机票到食宿的一切，尽管会议常常很枯燥，但午餐十分丰盛，下午的游览更是“贴心”，最后还会在信封里收到“意外惊喜”。时间久了，他决定只选择大约每10个邀请中的一两个出席。
　　 安格斯的困扰，几乎是每一个境外驻华记者的必修课。长期以来，除了国家层面的国际会议外，中国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国际会议瘾”。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从每年83个上升至245个。
　　 在中国会展经济研究协会副会长陈泽炎看来，多数外国人喜欢来中国开会的原因可能在于商机的发现。
　　 国际会议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由国际会议组织（ICCA）发起、各国申办、不占用财政拨款而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另一种则是由政府牵头、消耗财政拨款、付高额出场费请国外专家、讨论所谓“经济形势”等空泛议题的，它在中国有一个更贴切的叫法：官办国际会议。此番两部委叫停的，就是官办国际会议。
　　
　　 国家出钱赚乐和
　　 “既然是国际会议，首先得有洋面孔吧，花钱请；还得有国际影响力大的媒体吧，花钱请。”近年来，官办国际会议在全国各地“高歌猛进”，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排场越来越惊人。
　　 “北方有两个城市在争办某个国际会议时曾打得不可开交，还没开呢，就已经扔出去几千万，真正操办起来的花费，也就可想而知了。”近年来，中国叫停国际会议的声音一直都有，却越治越乱，归根结底是个利益问题。目前，国际会议支出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
　　 在国际会展界，中国已经成为免费的代名词。不少在华召开的国际会议，外宾都能享受如下待遇：头等舱、五星级宾馆、豪华大餐、高出场费、高规格出行、觀光等。一向以组织正规国际会议著称的ICCA，也被中国惯出一身毛病。像达沃斯这样的会议，在西方已走下坡路，但到中国来，收的参会费很高，一般要花3万元买一个参会指标。这已经沦为一种变相圈钱的方式。
　　 从市场角度而言，一次会议完全有可能成为赢利的买卖，这也是为什么“会议经济”及“会议产业”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关键。以行业国际大会为例，先是有民营公司从决策层面提出创意和主题，分别向业内专家和企业发出邀请，双方一旦产生需求，与会者同意缴纳注册费，便能形成市场。决策之后，由专业的承办组织负责落实，发信息、做网站、联络、接待、注册登记、收费服务，下游环节则涉及会场的布置、设备、同声传译、宣传及会后旅游……以一场会议为中心的产业链就此形成，每个环节都能产生效益。
　　 但中国正好相反，正所谓“城市出钱养会议”。国家拨款，花起来不心疼，没收益也无所谓，官办国际会议就无异于花钱买乐和，损耗与本身产生的价值不符，政绩要求往往高于市场规律。
　　
　　 各个环节生腐败
　　 尽管没有翔实的数字统计，但官办国际会议带来的浪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会展行业中，会议礼品的存在是合理现象，礼品的纪念意义应高于其金钱意义，但事实是，大多数官办国际会议非常看重礼品的价格。某些会议上，数码相机、苹果手机甚至是手提电脑等数码产品，都会被当做纪念品送出。至于会议背后，则隐藏着更多秘密：地方政府大多不可能独立完成一次国际会议的筹办，需要付费委托给民营的会议组织公司，这些公司多有政府背景，更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及通过办会以达到洗钱的目的。
　　 另一个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在酒店。一些城市的酒店建设成本极高，回本十分困难，但政府仍能从中享受超低优惠价。例如市场价1888元的客房，政府挂名便能享受800元乃至更低的优惠，但在预算申请单上却填写原价，中间产生的差价去了哪里，就成为难解之谜……另外，会议组织过程中的赞助商招标等环节，也容易成为腐败生发的温床。
　　 美国前总统两次中国行备受追捧，先后赚走近百万美元；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全球第一CEO（首席执行官）韦尔奇也分别从中国会场带走上百万美元……而这个“出场费”是怎么“喊”上去的，又是怎么分的，谁也不敢保证这中间没有“猫腻”。
　　 一路分析下来，几乎每个环节都足以为腐败留下机会，至于一些政府或机构热衷于邀请国外政要或名人，转而成为其在华代理人、经纪人，从中收取佣金，就更不足为奇了。
　　 正是由于看到某些“国际会议”有这么多秘密，财政部、外交部才联手发出通知，要求控制国际会议扎堆儿在中国召开。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