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文学界曾批评过一种现象，即在作品的结尾处缀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安排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或给出一剂疗救弊病的“药方”。这被认为是一种格式化写法，实则是画蛇添足。
　　我在写杂文时，也往往会在结尾处“开药方”。比如我写《党的合法性之永久性》，正文本已“论证”过，但还是缀上了248字的尾巴，把“窑洞对”、民主、监督、以人为本、“四个全面”都用上了。我知道这样写很累赘，但又觉得没有“光明的尾巴”就少了“正能量”。我为此一直首鼠两端，游移于取舍间。
　　我的这种困扰，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得到纾解。去年10月下旬，第29届全国杂文年会在西安召开，我与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宣传部副部长程学武住一个房间。读他发表在《杂文月刊》（2015·11上）的《闲话捞人》，结尾只用了8个字：“杜绝捞人，还靠‘治权’。”我拍案叫绝，如醍醐灌顶，杂文是可以没有大尾巴拖累的。
　　从西安回家后，我翻阅了几位杂文前辈的文章，看结尾是啥样的。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结尾只有两个字“活该”；《论“他妈的”》，结尾则是，“（他妈的）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长城》的结尾是，“这伟大而可詛咒的长城”；《记念刘和珍君》的结尾是，“呜呼，我说不出话”；《看镜有感》的结尾，用一句“这一点终于猜不透”不了了之。均无“光明尾巴”。
　　邓拓和廖沫沙早期的杂文，都颇具鲁迅风，结尾也简洁。后期杂文却往往拖着口号式的尾巴。
　　邓拓的《生命的三分之一》，结尾处他要求读者“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利用这段时间读书以“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这样的劝诫太过一般化了。何况，把工作睡觉（16小时）以外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现实吗？这是不是不顾劳逸结合大干快上思想的折射呢？
　　廖沫沙发表在《前线》杂志1959年第13期的《有账必须算》，在结尾处把谁都知道的算账很有意义的话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账，而且确确实实算好了，那就是政治挂帅。”
　　两位杂文大家为何后期的杂文出现了多余的尾巴？情况复杂。廖沫沙所言“那就是政治挂帅”，是原因之一吧。
　　反省我的杂文之所以往往出现“唱高调”的尾巴，大约与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机关当文字秘书写惯了公文有关。公文的结尾，必须是一切形势大好，必须前景一片“光明”；实现目标的措施（药方）都无比正确（下药准），都无比灵验（药到病除），等等。当时背景下公文就得那样写，如果那叫“政治挂帅”，也只好那样。
　　我写的杂文时不时地露出个大尾巴，可看作是公文在我笔下的“返祖”现象。我疑心，凡有大尾巴的文章其作者或也是文字秘书出身？
　　可杂文不是公文！它的“任务”，主要是指陈社会弊端，是用X光透视机把弊端的每一层都看透，是用显微镜把弊端放大了看清它的细枝末节，是用广角镜全方位多角度地把弊端裸着看，看至体无完肤。这像极了检验师对于病人的检测，用各种现代物理的检测仪器和生理化学的检测手段，彻底弄清生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是体质性原发，还是外源性病毒入侵，是怡乐过度还是酒色伤身，是心脑出了问题，还是身体其他器官发生了塌方式变异？一切侦测清楚后，才把检测报告移送医生。需不需要隔离，需不需要双规（规定病人必需卧床，规定家属不得探视），开什么惩前毖后之方下什么治病救人之药，做不做外科手术，要不要器官移植，康复治疗，预后如何，等等，那都是医生的事。检、治各自不得越位。杂文作者顶多算是个检验师，绝不是也没有能力做社会医生，如果硬给杂文安一条“光明尾巴”，就像检验师给病人开处方并对病情预后那样，是越职，是干自己不该干也没有能力干好的事，不仅多余无益还可能有害。我今后写杂文，不会再缀以“光明的尾巴”了。有相同瑕疵的文章的作者朋友请以我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