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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传播的媒介，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翻译研究的各方面，吕俊先生提出了自己独到地见解，为其做出了突出贡献。作者从翻译批评、翻译学方面入手，概括总结了吕先生对于翻译研究的思想和理念，从而为研究者及译者提供基本的理论及实践指导。
【关键词】：翻译;翻译学;翻译批评;研究思想
吕俊先生就翻译的性质及任务谈到：“概括地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也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抑或是科技文体的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1] 翻译在信息传递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对翻译性质、翻译作用的整体把握，有助于研究者及译者的理解与实践。
一、翻译批评方面
我国翻译批评研究历经二十年发展，其取得的成果显而易见，原因是随着人们科学意识的增强，加之相邻学科的影响，它也得到了理论上的补充。吕俊先生首先论述了翻译批评的三大转向，分别是“从传统批评走向现代批评;从一元性走向多元性的翻译批评;从文本批评走向社会-历史性批评，”[2]通过对翻译批评转向的论述吕先生提出，我国传统的翻译批评模式主要以语文式的翻译批评为主，这种批评模式主要是指“批评者往往以中国传统文论为依据，对译作进行点评式和随感式的批评。他们大都对译品的遣词用句最感兴趣，或者说是集中了他们的全部兴趣。但缺乏对译作的整体把握，也缺乏理论上的阐述，带有经验主义特征。”[3]随着外国语言学理论的传入，我国的翻译批评采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逐渐由传统的批评模式转向现代的批评模式，同时，文艺学各流派也对翻译批评产生影响。在引进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后，我国一元性批评模式继而转为语言学批评模式和文艺学批评模式并存的局面。另外一个转变则是从微观走向宏观，我国翻译批评研究最早以语文式的研究为主，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过分地着眼于文本，从而忽视了对整个翻译的认识。吕先生认为翻译批评者不应紧紧局限在文本之上，而是要结合历史与社会，在其中找寻译作与原作产生的原因，这样翻译批评也自然会跳出文本，成为社会-历史性的批评。
翻译批评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危机和困难，这种危机和困难归结于翻译研究范式的选择。解构主义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使得人们对翻译批评的客观性、标准有了怀疑，随之而来的各种疑问也使翻译批评研究中的危机与困难加剧出现。吕俊先生指出，对于翻译批评研究出现危机根源的反思在于“我们原来对翻译批评定位的错误”，[4]只能说“翻译批评的标准不应从翻译理论中去推导，不是一句某种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而是应以价值学中的评价理论为依据。”[5]所谓价值评价是指包含主体和客体在内的一种评价体系，这种“评价活动的主体性原则绝不是可以用来颠覆客体原则的武器，而是与客体性原则共同构成评价活动这一辩证统一的矛盾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6]就翻译评价的标准来说，吕俊先生认为选择一种“底线标准”[7]是较为合理的，而这种“底线标准”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有相通之处。吕俊先生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一理论强调了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翻译批评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同时也为翻译批评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翻译学方面
吕俊先生首先对翻译学进行了解释，他谈到“翻译学是对翻译活动中各要素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新学科，其综合性很强，所涉及的不仅是语言学、文艺学，也离不开文化学以及心理学和思维学，”[8]与此同时，吕先生认为翻译学有必要纳入传播学范畴进行研究，而其本质也决定了它应该被纳入传播学。翻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对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综合性与深层次研究，”[9]只有将翻译学放在传播学的大框架下，“对翻译的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等诸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才能有助于学科的建立与发展。”[10]
对于翻译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问题，吕俊先生以学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引用其观点证实了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从研究无国界这个角度出发，他提出翻译学早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学科学对于学科的定义“凡是一种系统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的知识系统不同，亦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又不是可以被其他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1]吕先生谈到，根据这一概念足以判断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翻译学的“工作对象和任务是独特的，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取代的，尽管它要借用语言学、文艺学和符号学以及思维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的，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任务而进行调整和整合了的。”[12]翻译学既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其建立也应和其它学科一样，要经历以下两个步骤“1.论题的确立，学科的界说，体系的建构，特点分析，分类研究;2.向理论层面的深入和方法的建构，其目标是更好地解释实践活动和指导实践活动。”[13]
国内外翻译研究仍然处于解构主义研究的状态，这种研究虽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缺乏建构性，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理性规范重建的理论，强调了不应过分张扬主体意识，因此说它既可以是一个社会学理论，又可以是一个语言学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翻译研究既不应局限于纯主观方面，也不能陷入纯客观的泥沼，而是要从“人类社会有效的交往行动中去寻找。”[14]他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主体到客体再到主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涉及到“交往个体主体与其他交往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15]另外，它也指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社会群体实现的。
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这种翻译研究称之为建构的翻译学。吕俊先生认为“建构的翻译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16]就为什么会产生建构注意翻译学这一问题来说，吕俊先生认为建构主义翻译学是从对以往翻译学范式的反思中得出的，其吸取了以往范式中有用的部分，摈弃了不足，并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完善自我。
三、结语
吕俊先生对翻译方面的研究十分深刻，不论从提出的观点方面还是分析论证方面都体现出了一代大师的风采，而且为读者呈现出翻译研究方面的发展，从而形成一条清晰脉络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翻译研究的着眼点。同时，学习吕俊先生的研究内容、研究思想可以为作者自身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并以此为努力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8][9][10]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1997，（2）
[2][3]吕俊，翻译标准的批评与翻译批评的标准——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建构意义[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4，4（1）
[4]吕俊，翻译批评的危机与翻译批评学的孕育[J]，外语学刊，2007，（1）
[5][6][7]吕俊，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J]，上海翻译，2007，（1）
[11][12][13]吕俊，对翻译学建构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中国翻译，2001
[14][15]吕俊，翻译学：解构与重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J]，外语学刊，2002，（1）
[16]吕俊，关于建构的翻译学之构想[J]，中国外语，2004，1（2）
【关键词】：翻译;翻译学;翻译批评;研究思想
吕俊先生就翻译的性质及任务谈到：“概括地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也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抑或是科技文体的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1] 翻译在信息传递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对翻译性质、翻译作用的整体把握，有助于研究者及译者的理解与实践。
一、翻译批评方面
我国翻译批评研究历经二十年发展，其取得的成果显而易见，原因是随着人们科学意识的增强，加之相邻学科的影响，它也得到了理论上的补充。吕俊先生首先论述了翻译批评的三大转向，分别是“从传统批评走向现代批评;从一元性走向多元性的翻译批评;从文本批评走向社会-历史性批评，”[2]通过对翻译批评转向的论述吕先生提出，我国传统的翻译批评模式主要以语文式的翻译批评为主，这种批评模式主要是指“批评者往往以中国传统文论为依据，对译作进行点评式和随感式的批评。他们大都对译品的遣词用句最感兴趣，或者说是集中了他们的全部兴趣。但缺乏对译作的整体把握，也缺乏理论上的阐述，带有经验主义特征。”[3]随着外国语言学理论的传入，我国的翻译批评采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逐渐由传统的批评模式转向现代的批评模式，同时，文艺学各流派也对翻译批评产生影响。在引进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后，我国一元性批评模式继而转为语言学批评模式和文艺学批评模式并存的局面。另外一个转变则是从微观走向宏观，我国翻译批评研究最早以语文式的研究为主，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过分地着眼于文本，从而忽视了对整个翻译的认识。吕先生认为翻译批评者不应紧紧局限在文本之上，而是要结合历史与社会，在其中找寻译作与原作产生的原因，这样翻译批评也自然会跳出文本，成为社会-历史性的批评。
翻译批评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危机和困难，这种危机和困难归结于翻译研究范式的选择。解构主义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使得人们对翻译批评的客观性、标准有了怀疑，随之而来的各种疑问也使翻译批评研究中的危机与困难加剧出现。吕俊先生指出，对于翻译批评研究出现危机根源的反思在于“我们原来对翻译批评定位的错误”，[4]只能说“翻译批评的标准不应从翻译理论中去推导，不是一句某种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而是应以价值学中的评价理论为依据。”[5]所谓价值评价是指包含主体和客体在内的一种评价体系，这种“评价活动的主体性原则绝不是可以用来颠覆客体原则的武器，而是与客体性原则共同构成评价活动这一辩证统一的矛盾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6]就翻译评价的标准来说，吕俊先生认为选择一种“底线标准”[7]是较为合理的，而这种“底线标准”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有相通之处。吕俊先生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一理论强调了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翻译批评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同时也为翻译批评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翻译学方面
吕俊先生首先对翻译学进行了解释，他谈到“翻译学是对翻译活动中各要素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新学科，其综合性很强，所涉及的不仅是语言学、文艺学，也离不开文化学以及心理学和思维学，”[8]与此同时，吕先生认为翻译学有必要纳入传播学范畴进行研究，而其本质也决定了它应该被纳入传播学。翻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对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综合性与深层次研究，”[9]只有将翻译学放在传播学的大框架下，“对翻译的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等诸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才能有助于学科的建立与发展。”[10]
对于翻译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问题，吕俊先生以学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引用其观点证实了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从研究无国界这个角度出发，他提出翻译学早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学科学对于学科的定义“凡是一种系统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的知识系统不同，亦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又不是可以被其他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1]吕先生谈到，根据这一概念足以判断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翻译学的“工作对象和任务是独特的，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取代的，尽管它要借用语言学、文艺学和符号学以及思维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的，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任务而进行调整和整合了的。”[12]翻译学既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其建立也应和其它学科一样，要经历以下两个步骤“1.论题的确立，学科的界说，体系的建构，特点分析，分类研究;2.向理论层面的深入和方法的建构，其目标是更好地解释实践活动和指导实践活动。”[13]
国内外翻译研究仍然处于解构主义研究的状态，这种研究虽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缺乏建构性，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理性规范重建的理论，强调了不应过分张扬主体意识，因此说它既可以是一个社会学理论，又可以是一个语言学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翻译研究既不应局限于纯主观方面，也不能陷入纯客观的泥沼，而是要从“人类社会有效的交往行动中去寻找。”[14]他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主体到客体再到主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涉及到“交往个体主体与其他交往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15]另外，它也指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社会群体实现的。
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这种翻译研究称之为建构的翻译学。吕俊先生认为“建构的翻译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16]就为什么会产生建构注意翻译学这一问题来说，吕俊先生认为建构主义翻译学是从对以往翻译学范式的反思中得出的，其吸取了以往范式中有用的部分，摈弃了不足，并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完善自我。
三、结语
吕俊先生对翻译方面的研究十分深刻，不论从提出的观点方面还是分析论证方面都体现出了一代大师的风采，而且为读者呈现出翻译研究方面的发展，从而形成一条清晰脉络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翻译研究的着眼点。同时，学习吕俊先生的研究内容、研究思想可以为作者自身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并以此为努力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8][9][10]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1997，（2）
[2][3]吕俊，翻译标准的批评与翻译批评的标准——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建构意义[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4，4（1）
[4]吕俊，翻译批评的危机与翻译批评学的孕育[J]，外语学刊，2007，（1）
[5][6][7]吕俊，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J]，上海翻译，2007，（1）
[11][12][13]吕俊，对翻译学建构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中国翻译，2001
[14][15]吕俊，翻译学：解构与重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J]，外语学刊，2002，（1）
[16]吕俊，关于建构的翻译学之构想[J]，中国外语，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