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西方绘画受不同的哲学、文化、美学思想等影响，在各自的土壤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特征风貌，并随着各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关键词】：绘画;哲学;美学;差异
一、中西绘画理论思想
中国文化凝聚了东方传统的哲学精神和审美艺术。中国绘画成为独特的东方艺术类型，强调意象、笔墨，做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命题，被历代画家所推崇。意象和笔墨所依据的绘画美学理论，主要是源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思想，正如潘天寿所言“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学。”达·芬奇也认为绘画是一种哲学，他说：“如果诗所处理的是精神哲学，绘画所处理的就是自然哲学。”绘画不仅仅是自然哲学，也是精神哲学。西方哲学从神话和传说中脱胎而出，经历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几个阶段到现代哲学。不同阶段产生的哲学影响着美学思潮，而美学思潮又对该时期的绘画起到指导性作用。
1.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绘画美
春秋战国时期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却解放了思想，特别是出现了集上古之大成的先秦诸子百家，对后世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重要的学派之一，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人治”，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儒家艺术批评观中“成教化，助人伦”的思想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提升绘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在所作《画说》中将图画的功能概括为“存乎鉴戒”。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讲道：“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画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也是在强调绘画的教化人伦方面的重要作用。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进一步阐述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张彦远将兴成教化提到绘画本体的高度。绘画在社会中的政治作用、伦理教化作用，是其他表现形式不能代替的。
道家也是战国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之一。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即“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重视人的精神价值的同时，又给予天地万物之间一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定位，将天地人联系在一起，主张三者之间和谐统一，形成独特的学术传统。庄子主张主体从心灵上能动地与宇宙精神为一的自觉追求，使主体不仅从感性生命上与天为一，而且从精神上通过天人合一的追求获得心灵自由，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是万物交融的整合感，也“是中国哲学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意识在绘画实践中则把中国的视觉美学推到至为完善的境地。”
中国禅宗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慧能禅宗与原印度佛教相比，已经完全本土化。禅宗破除信仰权威和现实权威，只有否定自身信仰真如才能达到彼岸超越生死轮回。这与中国儒道关怀现实人生、人的自然超越完全不兼容。因此禅宗破除原印度佛教信仰权威，破除念经拜佛、坐禅等一切外在束缚，提出“明心见性”，佛不在遥远的世界，而在每个人心中。禅宗讲“一念迷即众生”“一念觉即佛”。这种一念之间即可成佛的“顿悟成佛”说，把宗教归于人心，完全靠悟性，即可达到佛境。到这时儒、道、释三家真是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会通并存的境界。
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会通，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倾性格”，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引导了审美文化的审美取向。随后产生的各种思想，来自儒、道、佛观念的混合积淀，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独特的哲学体系，同时，也构建了中国绘画美学的框架。
2.西方哲学中的绘画艺术
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同时期的西方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莫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在探寻世界本原的重大哲学问题时涉及并讨论了美学问题，从而形成各自的美学思想。把美和真相联系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这是整个西方美学的基调，即把美学问题和知识问题联系起来，并以这种知识是否于外物的情况和状态相符为评判标准，形成了模仿说，即以再现为主要内容的西方艺术传统。
中世纪的主要哲学问题是神与人、天国与世俗的关系问题，人们注意的中心是脱离世俗的天国。中世纪的美学思想在古希腊罗马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但始终是神学的奴隶，其主流思潮是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人们鼓吹神权，抬高精神否定物质，抬高神性理性，否定感观愉快，抬高对神的观照，否定艺术实践。
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末，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是自我觉醒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归，开始追求科学知识，反对宗教桎梏。自然和人成为当时思想界所研究的中心课题，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仍然是古希腊罗马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使美学思想从神学立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法国的启蒙主义美学思潮继文艺复兴之后进一步从思想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和教会神学。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思潮与法国的理性主义思潮都是属于理性主义美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的历史主义美学思潮，是在巴洛克美学和新古典主义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维柯创立了历史哲学。德国古典美学力图统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美学思想结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于1790年出版，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谢林《艺术哲学》，到黑格尔《美学讲演录》3卷于1838年全部出齐，标志着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全盛时期。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美是自由说”的集大成者，其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著名论断，更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二、中西方绘画理论差异
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和古希腊罗马时期时间相差无几，西方古代艺术观把艺术的审美创作和欣赏看作是追求知识和真理，乃至追求上帝的信仰活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观常把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看作是传教化、塑人格、独善其身的修养之道。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仁政”与古希腊罗马“把美和真想联系”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种思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同。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世界观起源于古希腊，在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深处是“天人两分”的二元论宇宙观，认为人与物都是宇宙的主体，人与物的关系是并列的。这种理性的、二元论观点的世界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呢种人与自然相统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感性主义传统和一元论的世界观有很大差异。从哲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可以看出中西双方不同的思维模式。“总体上说，古希腊罗马美学乃至20世纪以前的西方美学属于客体主义美学，而中国美学属于主义主义美学。”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在理论上不同，进而绘画观念、绘画功能都相差甚远。
由于中国画论对绘画的界定最终落实到“我”——创作主体，形成中国绘画的特有风貌，强调感性、抒情特征;西方画论对绘画的界定落实到“自然”——创作客体，强调绘画对自然的模仿，强调艺术家做自然的镜子，形成西西方绘画重分析、重理性的艺术精神。中国画自始至终强调“人品”，强调画家修养、道德情操，追求“美”与“善”的统一;西方绘画强调绘画对象的真实，强调“美”与“真”的统一;西方绘画强调技术性，中国绘画强调情感性;西方绘画重视绘画本体，而中国绘画重视创作主体。
总之，中西绘画各有着独特的风貌，也在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潘运告编著.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
[2]张咏梅.道、禅世界观影响下的中国水墨绘画.电影评介.2007.第7期
[3]张玉能西方美学思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25.
【关键词】：绘画;哲学;美学;差异
一、中西绘画理论思想
中国文化凝聚了东方传统的哲学精神和审美艺术。中国绘画成为独特的东方艺术类型，强调意象、笔墨，做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命题，被历代画家所推崇。意象和笔墨所依据的绘画美学理论，主要是源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思想，正如潘天寿所言“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学。”达·芬奇也认为绘画是一种哲学，他说：“如果诗所处理的是精神哲学，绘画所处理的就是自然哲学。”绘画不仅仅是自然哲学，也是精神哲学。西方哲学从神话和传说中脱胎而出，经历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几个阶段到现代哲学。不同阶段产生的哲学影响着美学思潮，而美学思潮又对该时期的绘画起到指导性作用。
1.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绘画美
春秋战国时期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却解放了思想，特别是出现了集上古之大成的先秦诸子百家，对后世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重要的学派之一，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人治”，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儒家艺术批评观中“成教化，助人伦”的思想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提升绘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在所作《画说》中将图画的功能概括为“存乎鉴戒”。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讲道：“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画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也是在强调绘画的教化人伦方面的重要作用。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进一步阐述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张彦远将兴成教化提到绘画本体的高度。绘画在社会中的政治作用、伦理教化作用，是其他表现形式不能代替的。
道家也是战国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之一。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即“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重视人的精神价值的同时，又给予天地万物之间一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定位，将天地人联系在一起，主张三者之间和谐统一，形成独特的学术传统。庄子主张主体从心灵上能动地与宇宙精神为一的自觉追求，使主体不仅从感性生命上与天为一，而且从精神上通过天人合一的追求获得心灵自由，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是万物交融的整合感，也“是中国哲学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意识在绘画实践中则把中国的视觉美学推到至为完善的境地。”
中国禅宗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慧能禅宗与原印度佛教相比，已经完全本土化。禅宗破除信仰权威和现实权威，只有否定自身信仰真如才能达到彼岸超越生死轮回。这与中国儒道关怀现实人生、人的自然超越完全不兼容。因此禅宗破除原印度佛教信仰权威，破除念经拜佛、坐禅等一切外在束缚，提出“明心见性”，佛不在遥远的世界，而在每个人心中。禅宗讲“一念迷即众生”“一念觉即佛”。这种一念之间即可成佛的“顿悟成佛”说，把宗教归于人心，完全靠悟性，即可达到佛境。到这时儒、道、释三家真是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会通并存的境界。
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会通，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倾性格”，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引导了审美文化的审美取向。随后产生的各种思想，来自儒、道、佛观念的混合积淀，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独特的哲学体系，同时，也构建了中国绘画美学的框架。
2.西方哲学中的绘画艺术
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同时期的西方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莫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在探寻世界本原的重大哲学问题时涉及并讨论了美学问题，从而形成各自的美学思想。把美和真相联系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这是整个西方美学的基调，即把美学问题和知识问题联系起来，并以这种知识是否于外物的情况和状态相符为评判标准，形成了模仿说，即以再现为主要内容的西方艺术传统。
中世纪的主要哲学问题是神与人、天国与世俗的关系问题，人们注意的中心是脱离世俗的天国。中世纪的美学思想在古希腊罗马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但始终是神学的奴隶，其主流思潮是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人们鼓吹神权，抬高精神否定物质，抬高神性理性，否定感观愉快，抬高对神的观照，否定艺术实践。
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末，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是自我觉醒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归，开始追求科学知识，反对宗教桎梏。自然和人成为当时思想界所研究的中心课题，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仍然是古希腊罗马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使美学思想从神学立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法国的启蒙主义美学思潮继文艺复兴之后进一步从思想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和教会神学。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思潮与法国的理性主义思潮都是属于理性主义美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的历史主义美学思潮，是在巴洛克美学和新古典主义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维柯创立了历史哲学。德国古典美学力图统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美学思想结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于1790年出版，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谢林《艺术哲学》，到黑格尔《美学讲演录》3卷于1838年全部出齐，标志着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全盛时期。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美是自由说”的集大成者，其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著名论断，更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二、中西方绘画理论差异
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和古希腊罗马时期时间相差无几，西方古代艺术观把艺术的审美创作和欣赏看作是追求知识和真理，乃至追求上帝的信仰活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观常把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看作是传教化、塑人格、独善其身的修养之道。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仁政”与古希腊罗马“把美和真想联系”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种思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同。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世界观起源于古希腊，在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深处是“天人两分”的二元论宇宙观，认为人与物都是宇宙的主体，人与物的关系是并列的。这种理性的、二元论观点的世界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呢种人与自然相统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感性主义传统和一元论的世界观有很大差异。从哲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可以看出中西双方不同的思维模式。“总体上说，古希腊罗马美学乃至20世纪以前的西方美学属于客体主义美学，而中国美学属于主义主义美学。”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在理论上不同，进而绘画观念、绘画功能都相差甚远。
由于中国画论对绘画的界定最终落实到“我”——创作主体，形成中国绘画的特有风貌，强调感性、抒情特征;西方画论对绘画的界定落实到“自然”——创作客体，强调绘画对自然的模仿，强调艺术家做自然的镜子，形成西西方绘画重分析、重理性的艺术精神。中国画自始至终强调“人品”，强调画家修养、道德情操，追求“美”与“善”的统一;西方绘画强调绘画对象的真实，强调“美”与“真”的统一;西方绘画强调技术性，中国绘画强调情感性;西方绘画重视绘画本体，而中国绘画重视创作主体。
总之，中西绘画各有着独特的风貌，也在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潘运告编著.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
[2]张咏梅.道、禅世界观影响下的中国水墨绘画.电影评介.2007.第7期
[3]张玉能西方美学思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