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一项开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其中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本期刊载的是书中李蓓芬撰写的篇章。
　　
　　通过交流技巧体现诚信
　　
　　尊重对方，注意双向交流。西方记者一般来说知识比较丰富，比较自我和个性化，自尊心极强。因此和他们交谈不能好为人师、滔滔不绝，不顾及其情绪和反应。自己讲话要针对不同对象，有实质内容，有条理和逻辑性，尽量谈与对方有关或其感兴趣的内容。同时，为显示对对方的尊重，有时我们可有意识地使交谈以谈话对象为中心，神情专注地倾听对方的陈述，不东张西望、走神，不随意打断对方的讲话。对一些与自己有同感或能接受的东西最好能以点头等动作以示对对方的肯定。因为从心理学上讲，只有激发对方愉悦的心理，他才可能接受你的观点。一次好的交流应该是一个双向共感的过程。
　　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不轻易指责对方或与其抬杠。外宣工作政策性很强，政治上也很敏感。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要按国家的口径精神进行宣传，不能有随意性。然而，外国媒体对我国误解、偏见较深，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怎么才能做到诚而不愚，既坚持原则又不能对对方一味地批评、指责、说教，这里就要处理好友好与斗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重大问题上，态度必须明确。但语言要平和，调子不要太高。语言越激烈对方越反感，因为心理上的任何抵触情绪都可能变成对正确信息的拒绝接纳。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斗争也要有理、有利、有节。其实我们做记者工作的目的并不是要（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立场，而是向他们讲清楚我们有哪些基本事实，有哪些政策，澄清一些误解。使他们在以后的报道中能掂量掂量，多一些思考的角度，更接近客观事实。“润物细无声”，要使他们在无形中慢慢接受你的一些观点。为了有效地说服对方，有时可以退为进。因为对方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许多辩护理由，如果你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会使对方感到不快，乃至对立，觉得你根本不理解他，所以也会全然否定你的观点。相反，肯定其观点的合理部分，按其逻辑加以引导，使他自己感悟其中的道理，效果就会好一些。我经常与外国记者讨论报道的公正、客观问题，他们常听到我们在这方面对他们的不满。他们说，他们拍的那些反映中国社会落后面的镜头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的还有名有姓。又说，“批评”是西方新闻价值的灵魂，他们在国内也骂自己的总统，也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也揭露问题，等等。我说你们拍的这些中国落后的镜头很可能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你们专拍这些落后东西，把他们编辑在一起来介绍今日之中国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客观的。因为这不能反映今天中国的主流、整体面貌。如果我拍一部今日巴黎，也可以到地铁站找到乞讨者，到过街天桥下找到无家可归席地而睡的流浪汉。晚上到布洛涅森林到处可见拉客妓女，有的街区是满地狗粪。如果告诉从未去过巴黎的中国人，这就是巴黎，这公正客观吗？因为巴黎总体上毕竟是个漂亮繁华的世界大都市。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记者对华报道要注意平衡，要全面、客观、公正报道，以免误导公众。因为来过中国的法国人毕竟是很少的。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如对美国、对其他西方国家的了解。对中国，他们没有自己作辨别、判断的感性知识。记者认为我讲的有一定道理。
　　另外，批评外国记者时，也要注意实事求是。周总理曾提醒外交部同志，看外国记者报道时，要注意他使用的某些关键动词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以便确定他们是否有歪曲。
　　对西方的反华宣传我们必须进行反击、驳斥，往往采用投书，运用申辩权利等方式以正视听。但面对面交涉时，要注意不急不躁，不强横。因为交涉是为了表明立场，解决问题，不是泄愤怒，置对方于尴尬窘境而后快，而是要晓之以理，以达成共识为目标。
　　
　　处理好广交和深交朋友的關系
　　
　　从原则上讲，朋友越交多越好，因为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没有广交朋友做基础，要做到深交朋友也很难。但是，必须要注意交朋友要广而不滥，要有重点。从新闻界来说，我们主要交媒体的实权人物和有影响的资深记者，如社长、总编、外事部主任、节目部主任、著名的新闻主持人和时事评论员、从事亚洲事务和对华报道的记者及给记者文章写标题和导语的专家（做后者的工作很重要，西方人看文章往往就看标题和导语）。我在法国经常通过“滚雪球”的办法交友，通过已交深的著名记者的引见很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
　　对一些已交深的朋友要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问候、寄生日卡、节日卡等都可以使人感到细微处见真情。我离任前几个月，我的一个老朋友——法国著名的时事评论员突遇车祸，伤势严重。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即打电话安慰其夫人，后来又到医院探望，并带去大使祝他早日康复的便条，他非常感动（他同时也收到了希拉克总统的慰问信）。我后来再去看他时，他向我提了很多关于改进我国外宣工作的好建议。在使馆举行的离任招待会上，他拄着双拐来为我送行，使我非常感动。交朋友是个过程，功在平时。不能急功近利，临时抱佛脚，避免有需用时方恨少的境地。朋友只有交得深，关键时候才能叫得应。
　　
　　关于与媒体交流语言的运用
　　
　　在交流、交谈中，“会说话”很重要，语言的具体运用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境界、个人修养。外国记者提问题有时很刁钻。但我们不必针尖对麦芒，如果运用一些幽默、委婉、形象的语言来交流，则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以下是别人和我自己收集的一些例子。
　　幽默含蓄，意在言外。答问时有时要针锋相对，有时又需旁敲侧击，不直接表态，用幽默含蓄的语言作答，使人感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在1992年7月上任不久，便抛出与中方对抗的所谓香港政制改革方案，试图改变香港的一些选举制度。同年底，在外交部新闻司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您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怎么看？”钱巧妙地回答：“香港不是他的选区，他没有必要在香港搞竞选工作。”话虽短，意则深长。
　　横向比较，道理其中。最好用对方比较熟悉的事情来举例，对方如果是外国人，最好用他的国家的例子。我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回答法国记者所谓西藏被占领、为什么不能独立等问题时，经常列举法国科西嘉岛的问题（1768年并入法国，现在有一股闹独立的势力）。吴大使说，西藏13世纪就并入中国版图，而科西嘉岛是什么时候在法国属下的？难道我们能因此就说法国占领科西嘉岛吗？当谈到民主问题时，吴大使说，法国1789年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但什么时候才给妇女选举权呢？直到156年后，也就是1945年法国的妇女才有选举权。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民主也经历了一个自身发展的过程。法国人认为这些例子都很有说服力。
　　求同存异，晓之以理。2001年，朱基总理访问欧洲时，有记者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质疑，按官方表态口径，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朱总理回答：“中国有12.5亿人口，国家这么大，天天都有侵犯人权的事情发生。但中国政府对这种事情坚决反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随后也把官方正式口径说了。西方记者为他鼓掌，并全文报道。朱总理有一次在回答记者关于外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时，通过计算我国加工一双鞋所获得的利润来说明实际情况。他说，中国有很多工厂是搞来料加工的外资企业，鞋面的料等都是进口的，但成品卖给欧美国家时海关记录为我们的出口，数额很大，实际我们只是赚一些加工费，所以这里有个海关统计的问题。
　　形象生动，清晰易懂。1965年9月，陈毅元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他对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前景的看法时，他用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按不住的动作来形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兵力分散，必定失败。这个例子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问代答，间接提示。一个美国记者问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古月：“扮演毛泽东有什么感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古月灵机一动，反问：“你们觉得维纳斯美吗？”记者答：“美，很美。”古月追问：“维纳斯胳膊断了还算得上美吗？”记者说：“虽然断了胳膊，但是并不影响维纳斯的整体美。”古月立即说：“你已经回答了自己刚才提出的问题。”记者叹服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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