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农田不多，尤其是旱地更是少得可怜。待到我们兄弟四人次第成人之后，母亲总是挤出几分上好的旱地种上棉花。
　　每到初秋，母亲会趁着露珠将一朵朵胖嘟嘟的棉桃采摘下来；夜晚来临，劳累一天的母亲没有休息，而是坐在如豆的油灯下，将棉花从棉桃里抽将出来，放进身旁的簸箕里。像每位母亲一样，每一朵棉花都是母亲捧在手掌里的希冀和心中暗藏的小小幸福，因为它们不是青菜萝卜，可以待价而沽，而是为儿子即将到来的“大喜”预备着的新婚棉。只是，这个“即将”对于我的母亲，却是望眼欲穿后依然茫茫未知的焦虑，是与婶娘们聊天时不愿提及的隐痛。当集腋成裘的棉花们装在鼓鼓囊囊的麻袋里堆积成山时，除了四弟早早下学娶妻生子之外，我们兄弟三人像是逆反期的小小少年，赌气似的直到年近三十还未给她带回一个儿媳。
　　每个冬天，眼见别人家一声声清脆的鞭炮声里迎娶进门的新嫁娘，历经雨雪侵蚀、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一袋袋棉花，如同母亲的心情湿漉漉的，随时能挤出水来。来年初春，母亲依然会要将委屈的棉花抱到阳光下摊晒，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似呆痴病患者，长时间地对着棉花愣愣地出神，很久之后，母亲像被鸟雀们吮吸了全部汁液的柿子，瘫软、干瘪地歪靠在墙角的小板凳上，连下地干农活的力气也没有了，至于是否还需要继续栽种棉花，像母亲的身影一般在夕阳中留下伤感的问号。
　　业经多年，一朵朵棉花也由当初的洁白如雪、纤丝细长到暗黄消瘦、僵硬干涩，一如残花和败柳，没有了看相也失去了温暖。直到有一天，二婶找到母亲，说是自家的新婚棉还未摆在日程上，可是我小小年纪的堂弟却要奉子成婚，亲家又催得急。望着二婶满脸的幸福、话里话外洋溢着的炫耀和得意，可以想见母亲的尴尬和难过，但是半辈子没有学会拒绝的母亲，依然苦笑着报以祝福，当即将四床棉花交给了二婶，并叫父亲帮忙送过去。
　　来年秋天，怀抱嗷嗷待哺小孙子的二婶，将新收下的上好棉花足斤返还给了母亲。几天后的清晨，眼见阳光充足、万里无云，母亲从屋内搬出两条长板凳，上面搭上一卷竹笆，放条凉席，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拭几遍，将二婶归还的棉花倒了上去。几分钟后，随着棉花翻晒均匀，万道彩霞开始暖暖地照耀在一片白光里，母亲从中拣起一团棉球，慢慢拨出一个棉籽，轻轻用手指搓揉，去掉上面的短絮，递在唇齿间用力一咬，顿时面露一脸的疑惑，又是一阵悠长的回味之后，母亲喃喃自语：“棉籽咋这么苦。”我不由得心中一怔，摸向棉花的手僵硬地停在半空中，一种莫名的酸楚让自己如触电般浑身战栗几欲哭泣。因为我知道，在那清脆的一声中，母親咬的不是苦涩的棉，而是作为人母心里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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