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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效率和公平是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基本目标，但我国不同时期的教育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公平唯一或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使两者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上都不同程度地受阻。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教育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影响二者的诸多因素出发，实现二者的统一协调发展。
关键词：教育效率；教育公平；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2—76—02
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引发了教育理论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如何认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对于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关系的认识依然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取平衡点，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演变
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权衡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在教育领域中效率和公平更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基本目标。然而我国在不同时期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中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把握上也呈现出历史性的争议和反复。建国前后的教育观念深受延安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使得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教育公平总体上在教育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文革后对人才的强烈需求，凸显效率的教育政策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在经济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社会上对效率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经济领域内的策略性原则逐渐泛化到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社会其他领域，成为制定政策的首要原则。20世纪90年代中期，效率优先政策导致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教育领域的简单移植，造成了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较多地集中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及其城市，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从而导致区域差别、城乡差别、阶层差别呈扩大化趋势；使教育产生了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高等教育领域变得不再关心科学理性和精神良心，人们不再追求科学的价值，而只关心眼前的利益；教育领域里的畸形经济行为，加重了教育腐败，阻碍了教育的良性发展。
根据我国建国以来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认为我国教育政策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取向上存在这样一种演变路径：公平优先政策→执行中强调绝对公平/忽视效率→效率低下→效率优先政策→执行中效率压倒一切/忽略公平→公平的缺失。公平与效率何者重要，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基于当时的既定政治和经济条件，国家决策层面做出公平优先或效率优先的政策决定，但是到了地方执行层面则演变或变相成公平唯一或效率至上，在发展模式上采取一种极端的形式，以牺牲一方来确保另一方的实现，以一种极点式思维把效率与公平放在对立的位置上。
深入剖析我国教育效率与教育公平关系的演变路径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种种局限性，我们很难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效率和公平处于对立的范畴，在一段时间内要集中精力抓效率，另一段時间集中精力抓公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最大化。我们曾经这样做过，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效率或公平的任一方达到理想的状态，而是使两者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
二、对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新考量
从哲学层面来讲，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自身的自由解放，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就必须创造公平
正义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并且人们又总是通过现实存在的公平状况来体悟自身的自由解放程度。因此，公平正义就始终成为人们追求的精神内核。[1]公平正义直接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存在，而效率首先是作为人和物关系的存在，必须通过人这一主体才能获得价值性。
从总体上来看，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教育公平有利于促进教育效率，教育公平为追求教育效率提供合法性。教育资源若在分配上趋于公平，那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效用（指国家和社会办教育所要取得的回报）生产方面将会产生很大的积极性。教育效率的提高，不仅仅要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也应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因素，人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富创造性的因素，只有人的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教育效率才能真正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教育效率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教育效率有利于增加社会教育资源，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虽然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无论是从各自的内涵看还是从各自所涉及的范围来看，二者都不应该看作是一对直接相关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有着不同的概念。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分享当时当地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是人们对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机会供给的认识和价值判断。[2]教育效率，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教育公平与效率既是衡量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尺度，又是教育发展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这两个概念的指向性具有明显的不同，涉及的并不是同一范围，二者并不能相互解释。
其次，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在涉及的范围上不对称。衡量教育是否公平或能否增进公平，不仅仅要看教育效率，教育公平问题不是仅靠教育效率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安排。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教育公平问题，即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等等。究其原因，都可以还原到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来，并不是教育效率的提高所能解决的。而影响教育效率的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教育公平以外，还有很多非教育公平的因素。教育部门自身内部缺乏激励机制是教育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经济学上来说，要使一个部门有效率，那就要给这个部门一定的资本寻利的空间，教育部门历来被看作是公共部门，理论上不应该像经济部门那样在市场上追逐利润，因此，教育部门的许多教育成果在投放社会以后，自身却得不到任何的回报，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只表现为投入的责任，却没有受益的权利，因而，教育部门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效率当然就上不去。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是教育效率低下的另一原因，效率的提高，除了应具有自身的激励机制外还应具备外部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资源的浪费和重复生产。
三、和谐社会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理性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既强调效率，更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的和谐无非是两种关系的和谐，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前者更多地要求社会成员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后者则更多地要求社会成员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无论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还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主要都要靠教育来实现。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知识成为资本，个人可以平等自由流动的社会。而教育是影响个人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在当今的知识经济社会，它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收入和地位状况。教育帮助处于弱势状态的群体向上层流动，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减少社会的不公平。
目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状态常给人一种假相：当前教育最关键的问题是公平问题而非效率问题。效率与公平在生产领域的抵触很自然地让人们把教育的不公平跟追求效率联系起来。但一经仔细分析便可看出其中的矛盾：按照“效率—公平”冲突论的逻辑，城市学校、重点学校的教育效率应该大大高于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首先，“从产出/投入”的角度看，如果把城市学校、重点学校的“高升学率”作为良好的教育效果的话，它们的“高产出”也是以师资、经费、教学设备和设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为代价换来的，综合考虑投入产出，就不能根据“升学率”简单地做出教育效率高低的判断。其次，从整体来看，一方面是城市学校、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极大富足，另一面是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教育资源严重匮乏。严重失衡的资源配置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再次，教育效率还有功能发挥大小的问题。如果从功能的视角来考察教育效率，近年来我国教育效率有下降趋势——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功能减弱，进一步固化了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城市学校、重点学校恰恰扮演了一个固化阶层间教育差距的角色。因此，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促进社会各阶层垂直流动功能减弱是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非效率。[3]
公平和效率是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和价值选择。追求公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但若脱离社会现实条件，忽视社会效率的迫切需要，抽象地追求公平，不仅不能实现公平的目标，而且会造成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在低效率下的新的不公平；同样，一味追求教育的效率而置公平于一旁，无疑也是一种误导。我们应运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和认识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复杂关系作为制定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支柱和现实基础，从影响其因素出发，动员社会各界多途径地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景天魁.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
[2] 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年会[R].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ld.
[3] 许丽英,袁桂林.教育效率: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概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1).
（责任编辑/石银）
关键词：教育效率；教育公平；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2—76—02
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引发了教育理论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如何认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对于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关系的认识依然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取平衡点，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演变
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权衡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在教育领域中效率和公平更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基本目标。然而我国在不同时期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中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把握上也呈现出历史性的争议和反复。建国前后的教育观念深受延安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使得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教育公平总体上在教育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文革后对人才的强烈需求，凸显效率的教育政策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在经济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社会上对效率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经济领域内的策略性原则逐渐泛化到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社会其他领域，成为制定政策的首要原则。20世纪90年代中期，效率优先政策导致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教育领域的简单移植，造成了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较多地集中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及其城市，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从而导致区域差别、城乡差别、阶层差别呈扩大化趋势；使教育产生了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高等教育领域变得不再关心科学理性和精神良心，人们不再追求科学的价值，而只关心眼前的利益；教育领域里的畸形经济行为，加重了教育腐败，阻碍了教育的良性发展。
根据我国建国以来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认为我国教育政策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取向上存在这样一种演变路径：公平优先政策→执行中强调绝对公平/忽视效率→效率低下→效率优先政策→执行中效率压倒一切/忽略公平→公平的缺失。公平与效率何者重要，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基于当时的既定政治和经济条件，国家决策层面做出公平优先或效率优先的政策决定，但是到了地方执行层面则演变或变相成公平唯一或效率至上，在发展模式上采取一种极端的形式，以牺牲一方来确保另一方的实现，以一种极点式思维把效率与公平放在对立的位置上。
深入剖析我国教育效率与教育公平关系的演变路径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种种局限性，我们很难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效率和公平处于对立的范畴，在一段时间内要集中精力抓效率，另一段時间集中精力抓公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最大化。我们曾经这样做过，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效率或公平的任一方达到理想的状态，而是使两者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
二、对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新考量
从哲学层面来讲，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自身的自由解放，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就必须创造公平
正义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并且人们又总是通过现实存在的公平状况来体悟自身的自由解放程度。因此，公平正义就始终成为人们追求的精神内核。[1]公平正义直接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存在，而效率首先是作为人和物关系的存在，必须通过人这一主体才能获得价值性。
从总体上来看，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教育公平有利于促进教育效率，教育公平为追求教育效率提供合法性。教育资源若在分配上趋于公平，那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效用（指国家和社会办教育所要取得的回报）生产方面将会产生很大的积极性。教育效率的提高，不仅仅要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也应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因素，人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富创造性的因素，只有人的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教育效率才能真正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教育效率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教育效率有利于增加社会教育资源，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虽然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无论是从各自的内涵看还是从各自所涉及的范围来看，二者都不应该看作是一对直接相关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有着不同的概念。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分享当时当地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是人们对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机会供给的认识和价值判断。[2]教育效率，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教育公平与效率既是衡量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尺度，又是教育发展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这两个概念的指向性具有明显的不同，涉及的并不是同一范围，二者并不能相互解释。
其次，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在涉及的范围上不对称。衡量教育是否公平或能否增进公平，不仅仅要看教育效率，教育公平问题不是仅靠教育效率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安排。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教育公平问题，即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等等。究其原因，都可以还原到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来，并不是教育效率的提高所能解决的。而影响教育效率的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教育公平以外，还有很多非教育公平的因素。教育部门自身内部缺乏激励机制是教育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经济学上来说，要使一个部门有效率，那就要给这个部门一定的资本寻利的空间，教育部门历来被看作是公共部门，理论上不应该像经济部门那样在市场上追逐利润，因此，教育部门的许多教育成果在投放社会以后，自身却得不到任何的回报，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只表现为投入的责任，却没有受益的权利，因而，教育部门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效率当然就上不去。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是教育效率低下的另一原因，效率的提高，除了应具有自身的激励机制外还应具备外部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资源的浪费和重复生产。
三、和谐社会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理性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既强调效率，更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的和谐无非是两种关系的和谐，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前者更多地要求社会成员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后者则更多地要求社会成员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无论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还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主要都要靠教育来实现。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知识成为资本，个人可以平等自由流动的社会。而教育是影响个人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在当今的知识经济社会，它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收入和地位状况。教育帮助处于弱势状态的群体向上层流动，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减少社会的不公平。
目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状态常给人一种假相：当前教育最关键的问题是公平问题而非效率问题。效率与公平在生产领域的抵触很自然地让人们把教育的不公平跟追求效率联系起来。但一经仔细分析便可看出其中的矛盾：按照“效率—公平”冲突论的逻辑，城市学校、重点学校的教育效率应该大大高于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首先，“从产出/投入”的角度看，如果把城市学校、重点学校的“高升学率”作为良好的教育效果的话，它们的“高产出”也是以师资、经费、教学设备和设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为代价换来的，综合考虑投入产出，就不能根据“升学率”简单地做出教育效率高低的判断。其次，从整体来看，一方面是城市学校、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极大富足，另一面是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教育资源严重匮乏。严重失衡的资源配置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再次，教育效率还有功能发挥大小的问题。如果从功能的视角来考察教育效率，近年来我国教育效率有下降趋势——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功能减弱，进一步固化了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城市学校、重点学校恰恰扮演了一个固化阶层间教育差距的角色。因此，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促进社会各阶层垂直流动功能减弱是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非效率。[3]
公平和效率是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和价值选择。追求公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但若脱离社会现实条件，忽视社会效率的迫切需要，抽象地追求公平，不仅不能实现公平的目标，而且会造成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在低效率下的新的不公平；同样，一味追求教育的效率而置公平于一旁，无疑也是一种误导。我们应运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和认识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复杂关系作为制定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支柱和现实基础，从影响其因素出发，动员社会各界多途径地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景天魁.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
[2] 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年会[R].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ld.
[3] 许丽英,袁桂林.教育效率: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概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1).
（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