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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尉文渊
时间：2008年2月19日
采访：徐建刚、袁志平、谢黎萍
整理：袁志平
采访前记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建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同尉文渊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尉文渊，1955年出生，山西孝义人。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建人之一。1970年～1975年在新疆服兵役。1975年～1979年在上海普陀区委宣传部工作。1979年～1983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学习。1983年～1989年任国家审计署处长。1989年～199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长。1990年～1995年担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1990年上任时年仅35岁，被称为“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在这期间他还兼任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上海证券报》总编辑等职。对中国资本市场初创时期的市场交易制度、上市规则、证券交易电子化、中央结算系统的建设和完善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我原是普陀区委宣传部的干部，1979年考进上海财经大学就读财政金融专业。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在国家审计署工作。1989年11月调回上海，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工作。金融行政管理处的工作职责之一，是管理证券市场，我就分管这方面的工作，我与证券市场的联系就此开始。
为配合浦东开发开放，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得到了朱镕基市长的赞成，上海由此迈开了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步伐。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建立资本市场，是邓小平认可的。
为了推进证券交易所和资本市场的建立，上海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分别为上海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中国交通银行的领导组成。“三人领导小组”直接对朱镕基市长负责，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提出意见和方案，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具体的筹备工作则由人民银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任务就落到了金融行政管理处。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
二
1990年5月份，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带了一个代表团出访，到新加坡、到美国。朱镕基市长出访，是要打破封锁，是要宣传我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朱镕基市长在出访期间对外宣布：上海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当年就要开业。
我是1990年7月3日接到通知，正式参加筹备工作的，担任了筹备小组的组长，“三人领导小组”下就是我。领导交给我的两件工作是：第一，把证券交易所建立起来；第二，找好接班人，再回来。
筹备工作是很艰难的。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曾经从事过人民银行管理国库券和证券的工作，对股票有一个概念，但是对股票是怎样交易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专业工作经历可以说几乎为零。
我是一直到1990年的11月中旬，开业前的一个月，才有了机会到香港去考察证券行业。到香港考察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基本成型，马上就要开业了。所以，到香港考察，我心里非常紧张。我们一直在“闭门造车”，如果搞的交易所不像个交易所，那怎么交代呀。
旧上海搞过证交所，但由于连年战乱，民族经济没有发展，资本市场根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为此，我们只能自己从一点点的资料中去摸索，从一个个的概念中去理解、去推理。所以，我们交易所的方案既没有抄袭过谁，也没有人为我们设计过什么，完全是我们自己根据基本概念推导出来的。
刚开始时，我们筹备组有人提出，证券交易大厅是否每人前面放一张写字台。现在想来，这实在是挺外行的。但是当时就是那个状况，就像从来没有见过五星级酒店，根本就想象不出五星级酒店是怎么个模样。
三
筹备证券交易所涉及到的一个大问题是选址。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的要求是：交易所要设在黄浦区，黄浦区是上海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我就按这一要求去选址。我们先在南外滩，55路终点站那里找。看到有仓库，看到有大房子，就进去看一下。我还到了北京东路的铁路售票大厅，金陵东路外滩口的轮船售票大厅也去看过。旧上海的交易所设在汉口路，那里也去看了，那里现在是“七十二家房客”，也不合适。不知道看了多少地方。后来准备到邮电局在苏州河边上的仓库里面去选了，我已经快绝望了。后来，在很热的一天，我到了上海大厦，上海大厦总经理带我去看了位于外白渡桥桥堍的浦江饭店旅游餐厅，第一眼我就认为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个充满了欧洲古典风情的大厅，于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就选设在这里了。
筹备证券交易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股票的交易规则该怎么制定，股票的交易模式又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公司能够上市，上市标准该怎么制定，当时都不知道。我们要对证券市场进行策划、进行设计，首先要对证券市场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但当时我们做不到，所以难度非常大。筹备工作要吃苦、要受苦，这没有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不懂。其中，带有想当然的成分在工作。
当时，白天在外面跑，晚上回到办公室，与大家群策群力商量章程、规则，修改文件。后来许多东西，包括章程、规则什么的，我都动过笔。证券交易有公正、公开、公平的要求，按照这个要求和原理，去推导、制订，最终形成了一套东西。
四
在创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时一个比较大的，并且对后面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交易方式问题。当时我们的上市公司很少，柜台交易的只有2家，上交所开业时候的8家上市公司是硬凑起来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八股”。交易很难形成一个很热烈的氛围，所以还认为应该搞口头交易，打手势。但问题是口头竞价怎么竞法？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大家的理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就下决心要试试电脑交易。当时从人民银行借了500万元开办经费，我就用100万元开发电脑交易系统。等到开业锣声敲响，电脑交易系统成功运转了，大家围抱在一起，开心地笑呀、跳呀。
我国的金融电子化是从这里起步的，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国家，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其它的商务系统、企业系统，电子化水平最高的是证券行业，从证券交易所，一直延伸到柜台，安全性高，普及面广，效率很高。我从上交所离职的时候，上交所有6000台交易终端能够同时运用，场内4000台，主要是上海本地的；场外2000台，是分布在各省市的，通过卫星传输，可以讲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商务在线网络。
五
在电脑交易的基础上，派生出了股票交易的无纸化。那么，它是怎么走向无纸化的呢？
实行无纸化的初期，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搞电子账户登记的时候，要求股民把实物股票交出来。那个时候的股民大部分是些老人，经历过旧上海的股票市场，知道股票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愿意将实物股票交出来，他们担心由此会损害自己的权益。为此，除了解释、劝说外，还采取了强制措施。你可以不把股票实物交上来，但是不能在交易所进行交易。这样，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1991年10月，终于全面推行了无纸化交易，“老八股”的实物股票绝大部分回收上来了。第9个上市的股票“兴业房产”印好了没有发下去。之后发行的股票就再也没有印刷纸制股票了。
1992年在发行B股的时候，面对中国香港、国外的投资者，推行无纸化交易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说服这些国际投资人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下决心坚持，最终在B股上也全面实行了无纸化交易。后来，在1993年的下半年，在和财政部商讨推动国债市场的发展时，把上交所无纸化交易的概念和体系引入了国债的发行和交易。从此，过去几乎人人都持有的5元、10元面值的国库券实物也退出了市场。中国国债市场也进入了无纸化阶段。
无纸化后，怎么让股民放心呢？我们就设想在进行交易后打印一张凭证给股民，于是产生了交割单。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后来上海要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税务局感到这件事情难以操作，因为有这么多股民，每天这么多笔的交易，怎么征税以及发放完税凭证？财税部门和我们共同商议，感到可以利用交割单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在交割单上增加了印花税交税条目，并且报税务部门备案，由此交割单成为有效的法定税单。
六
1992年以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来的电子交易系统不适应了。当时，由于放开了股票交易价格，以及新的上市公司上市交易，交易量递增，交易指令输入电脑后半个小时仍没有反应。报进去的单子撤也撤不了。当时股民的投诉多得不得了。为此，1992年10月我们和惠普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电子计算机系统升级、扩容的相关协议，要求两个月完成这项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帮助电脑测试，我要求每天3点大盘收盘以后，红马甲一个也不准走，全部留下来，让交易所把系统切换到新的系统中去，让红马甲像在进行真的交易那样去操作、打数据。我告诉大家，你们原来的操作是有指令的，现在你们想怎么买就怎么买，要求以最苛刻的条件进行操作，你的任务是把系统打死，谁把系统打死，奖励1000元。我的想法是要形成真实的交易环境，这样对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就能够找出来了。
第一场打下来，真的出问题了，国债买卖输不进去。一查，毛病出在交易数量的设定上，国债是1000元面值一手，而股票是100元面值一手。有5个红马甲发现了这个问题。第二场又发现了T+0交易程序设定的错误。无纸化提高了证券交易结算的速度，使T+4变成了T+1。在这次电脑系统升级后，软件工程师告诉我，我们的系统有了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实时进行股票账户的交易数据更新，即在买入股票后马上就能够进行反向操作卖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T+0交易。我们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新交易系统的测试，立刻就投入了使用。从那以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能力大大增强了，到1994年已经做到一天150多亿元以上的成交额了。
七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冲破了很多禁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证券交易所最初在建立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议论比较多。当时，我曾接受过不少国外媒体的采访，海外的很多人士反映中国的政治像迷宫一样看不懂。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往后退的时候，却突然开起了证券交易所，步子跨得比原来还要大，这让人想不到。
证券市场之所以敏感，首先涉及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敏感问题。当时，根据《宪法》规定，是公有制主导，现在企业上市就意味着企业的所有权，通过其股权形式，谁都能够随便地买卖，任何人都可以持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吸纳社会资本，国企的产权变成了商品，这是过去所绝对不允许的。即使是按照当时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发展证券市场也不能去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一指导原则。所以，早期的股份制公司都强调国有股或法人股占大股，国有股份是不能随便买卖的，这就形成了现在国有股减持的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分配领域。当时大部分人对买卖股票存有偏见，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认为你不劳动也可以通过买卖股票投机获取差价，可以不劳而获地通过股票分红来食利，与我们长期以来劳动创造价值、按劳分配的原则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第三，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资本市场一开，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资源分配体制被冲破了。它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去筹集资金；资源配置也可以脱离国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通过市场流动完成。这个问题在1990年、1991年矛盾非常突出。比如，当时是地方划块管理的，资金异地流动受到严格控制，金融机构是不能异地去发展的。然而，证券交易所开业第一天，就有浙江凤凰这样的外地公司在上海挂牌交易，上海以外的投资人也可以在上海市场自由参与投资，上交所开业时的16家会员中就吸纳了北京、浙江等外地的金融机构作为会员。这都是对传统管理体系的一种冲击。
浦江饭店旁边设立的是爱建证券营业部。我经常凌晨一二点钟下班回家，看到许多投资者在证券营业部门口排队，5、6月份他们干脆拿着躺椅，睡在那里，我问他们为什么通宵排队？投资者回答说是在排队领委托单。因为跑道太少，证券公司每天只能完成有限的交易委托，往往保证大户，不管散户，如果领不到委托单，只能花250元的黑市价格去购买上交所规定的一元工本费的委托单。金融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管理金融机构的设立问题，无可厚非，但是市场存在这样严重的问题，也必须想办法去解决。商量来商量去，正在这个时候，《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建议是否搞一个临时的证券买卖场所，以缓解广大股民买卖股票的难题。我想，这个建议可以啊。有同志建议，文化广场空着呢，可以用。我去看了，也认为可以，于是就开出来了。
文化广场是一个很简陋的证券网点，但它能够方便买进卖出。没有行情显示屏，就广播播报行情，我也曾经播报过行情，什么现在场内电真空9.5元等等。文化广场培养了一大批的股民，我们后来吸收的外地会员单位也大都是从文化广场出来的。文化广场坚持了半年，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当时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到文化广场关闭的时候，上海的证券营业部已经从先前的10来家，发展到了60多家。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石岸
时间：2008年2月19日
采访：徐建刚、袁志平、谢黎萍
整理：袁志平
采访前记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建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同尉文渊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尉文渊，1955年出生，山西孝义人。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建人之一。1970年～1975年在新疆服兵役。1975年～1979年在上海普陀区委宣传部工作。1979年～1983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学习。1983年～1989年任国家审计署处长。1989年～199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长。1990年～1995年担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1990年上任时年仅35岁，被称为“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在这期间他还兼任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上海证券报》总编辑等职。对中国资本市场初创时期的市场交易制度、上市规则、证券交易电子化、中央结算系统的建设和完善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我原是普陀区委宣传部的干部，1979年考进上海财经大学就读财政金融专业。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在国家审计署工作。1989年11月调回上海，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工作。金融行政管理处的工作职责之一，是管理证券市场，我就分管这方面的工作，我与证券市场的联系就此开始。
为配合浦东开发开放，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得到了朱镕基市长的赞成，上海由此迈开了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步伐。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建立资本市场，是邓小平认可的。
为了推进证券交易所和资本市场的建立，上海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分别为上海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中国交通银行的领导组成。“三人领导小组”直接对朱镕基市长负责，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提出意见和方案，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具体的筹备工作则由人民银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任务就落到了金融行政管理处。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
二
1990年5月份，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带了一个代表团出访，到新加坡、到美国。朱镕基市长出访，是要打破封锁，是要宣传我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朱镕基市长在出访期间对外宣布：上海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当年就要开业。
我是1990年7月3日接到通知，正式参加筹备工作的，担任了筹备小组的组长，“三人领导小组”下就是我。领导交给我的两件工作是：第一，把证券交易所建立起来；第二，找好接班人，再回来。
筹备工作是很艰难的。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曾经从事过人民银行管理国库券和证券的工作，对股票有一个概念，但是对股票是怎样交易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专业工作经历可以说几乎为零。
我是一直到1990年的11月中旬，开业前的一个月，才有了机会到香港去考察证券行业。到香港考察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基本成型，马上就要开业了。所以，到香港考察，我心里非常紧张。我们一直在“闭门造车”，如果搞的交易所不像个交易所，那怎么交代呀。
旧上海搞过证交所，但由于连年战乱，民族经济没有发展，资本市场根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为此，我们只能自己从一点点的资料中去摸索，从一个个的概念中去理解、去推理。所以，我们交易所的方案既没有抄袭过谁，也没有人为我们设计过什么，完全是我们自己根据基本概念推导出来的。
刚开始时，我们筹备组有人提出，证券交易大厅是否每人前面放一张写字台。现在想来，这实在是挺外行的。但是当时就是那个状况，就像从来没有见过五星级酒店，根本就想象不出五星级酒店是怎么个模样。
三
筹备证券交易所涉及到的一个大问题是选址。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的要求是：交易所要设在黄浦区，黄浦区是上海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我就按这一要求去选址。我们先在南外滩，55路终点站那里找。看到有仓库，看到有大房子，就进去看一下。我还到了北京东路的铁路售票大厅，金陵东路外滩口的轮船售票大厅也去看过。旧上海的交易所设在汉口路，那里也去看了，那里现在是“七十二家房客”，也不合适。不知道看了多少地方。后来准备到邮电局在苏州河边上的仓库里面去选了，我已经快绝望了。后来，在很热的一天，我到了上海大厦，上海大厦总经理带我去看了位于外白渡桥桥堍的浦江饭店旅游餐厅，第一眼我就认为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个充满了欧洲古典风情的大厅，于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就选设在这里了。
筹备证券交易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股票的交易规则该怎么制定，股票的交易模式又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公司能够上市，上市标准该怎么制定，当时都不知道。我们要对证券市场进行策划、进行设计，首先要对证券市场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但当时我们做不到，所以难度非常大。筹备工作要吃苦、要受苦，这没有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不懂。其中，带有想当然的成分在工作。
当时，白天在外面跑，晚上回到办公室，与大家群策群力商量章程、规则，修改文件。后来许多东西，包括章程、规则什么的，我都动过笔。证券交易有公正、公开、公平的要求，按照这个要求和原理，去推导、制订，最终形成了一套东西。
四
在创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时一个比较大的，并且对后面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交易方式问题。当时我们的上市公司很少，柜台交易的只有2家，上交所开业时候的8家上市公司是硬凑起来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八股”。交易很难形成一个很热烈的氛围，所以还认为应该搞口头交易，打手势。但问题是口头竞价怎么竞法？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大家的理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就下决心要试试电脑交易。当时从人民银行借了500万元开办经费，我就用100万元开发电脑交易系统。等到开业锣声敲响，电脑交易系统成功运转了，大家围抱在一起，开心地笑呀、跳呀。
我国的金融电子化是从这里起步的，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国家，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其它的商务系统、企业系统，电子化水平最高的是证券行业，从证券交易所，一直延伸到柜台，安全性高，普及面广，效率很高。我从上交所离职的时候，上交所有6000台交易终端能够同时运用，场内4000台，主要是上海本地的；场外2000台，是分布在各省市的，通过卫星传输，可以讲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商务在线网络。
五
在电脑交易的基础上，派生出了股票交易的无纸化。那么，它是怎么走向无纸化的呢？
实行无纸化的初期，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搞电子账户登记的时候，要求股民把实物股票交出来。那个时候的股民大部分是些老人，经历过旧上海的股票市场，知道股票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愿意将实物股票交出来，他们担心由此会损害自己的权益。为此，除了解释、劝说外，还采取了强制措施。你可以不把股票实物交上来，但是不能在交易所进行交易。这样，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1991年10月，终于全面推行了无纸化交易，“老八股”的实物股票绝大部分回收上来了。第9个上市的股票“兴业房产”印好了没有发下去。之后发行的股票就再也没有印刷纸制股票了。
1992年在发行B股的时候，面对中国香港、国外的投资者，推行无纸化交易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说服这些国际投资人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下决心坚持，最终在B股上也全面实行了无纸化交易。后来，在1993年的下半年，在和财政部商讨推动国债市场的发展时，把上交所无纸化交易的概念和体系引入了国债的发行和交易。从此，过去几乎人人都持有的5元、10元面值的国库券实物也退出了市场。中国国债市场也进入了无纸化阶段。
无纸化后，怎么让股民放心呢？我们就设想在进行交易后打印一张凭证给股民，于是产生了交割单。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后来上海要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税务局感到这件事情难以操作，因为有这么多股民，每天这么多笔的交易，怎么征税以及发放完税凭证？财税部门和我们共同商议，感到可以利用交割单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在交割单上增加了印花税交税条目，并且报税务部门备案，由此交割单成为有效的法定税单。
六
1992年以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来的电子交易系统不适应了。当时，由于放开了股票交易价格，以及新的上市公司上市交易，交易量递增，交易指令输入电脑后半个小时仍没有反应。报进去的单子撤也撤不了。当时股民的投诉多得不得了。为此，1992年10月我们和惠普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电子计算机系统升级、扩容的相关协议，要求两个月完成这项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帮助电脑测试，我要求每天3点大盘收盘以后，红马甲一个也不准走，全部留下来，让交易所把系统切换到新的系统中去，让红马甲像在进行真的交易那样去操作、打数据。我告诉大家，你们原来的操作是有指令的，现在你们想怎么买就怎么买，要求以最苛刻的条件进行操作，你的任务是把系统打死，谁把系统打死，奖励1000元。我的想法是要形成真实的交易环境，这样对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就能够找出来了。
第一场打下来，真的出问题了，国债买卖输不进去。一查，毛病出在交易数量的设定上，国债是1000元面值一手，而股票是100元面值一手。有5个红马甲发现了这个问题。第二场又发现了T+0交易程序设定的错误。无纸化提高了证券交易结算的速度，使T+4变成了T+1。在这次电脑系统升级后，软件工程师告诉我，我们的系统有了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实时进行股票账户的交易数据更新，即在买入股票后马上就能够进行反向操作卖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T+0交易。我们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新交易系统的测试，立刻就投入了使用。从那以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能力大大增强了，到1994年已经做到一天150多亿元以上的成交额了。
七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冲破了很多禁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证券交易所最初在建立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议论比较多。当时，我曾接受过不少国外媒体的采访，海外的很多人士反映中国的政治像迷宫一样看不懂。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往后退的时候，却突然开起了证券交易所，步子跨得比原来还要大，这让人想不到。
证券市场之所以敏感，首先涉及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敏感问题。当时，根据《宪法》规定，是公有制主导，现在企业上市就意味着企业的所有权，通过其股权形式，谁都能够随便地买卖，任何人都可以持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吸纳社会资本，国企的产权变成了商品，这是过去所绝对不允许的。即使是按照当时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发展证券市场也不能去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一指导原则。所以，早期的股份制公司都强调国有股或法人股占大股，国有股份是不能随便买卖的，这就形成了现在国有股减持的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分配领域。当时大部分人对买卖股票存有偏见，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认为你不劳动也可以通过买卖股票投机获取差价，可以不劳而获地通过股票分红来食利，与我们长期以来劳动创造价值、按劳分配的原则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第三，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资本市场一开，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资源分配体制被冲破了。它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去筹集资金；资源配置也可以脱离国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通过市场流动完成。这个问题在1990年、1991年矛盾非常突出。比如，当时是地方划块管理的，资金异地流动受到严格控制，金融机构是不能异地去发展的。然而，证券交易所开业第一天，就有浙江凤凰这样的外地公司在上海挂牌交易，上海以外的投资人也可以在上海市场自由参与投资，上交所开业时的16家会员中就吸纳了北京、浙江等外地的金融机构作为会员。这都是对传统管理体系的一种冲击。
浦江饭店旁边设立的是爱建证券营业部。我经常凌晨一二点钟下班回家，看到许多投资者在证券营业部门口排队，5、6月份他们干脆拿着躺椅，睡在那里，我问他们为什么通宵排队？投资者回答说是在排队领委托单。因为跑道太少，证券公司每天只能完成有限的交易委托，往往保证大户，不管散户，如果领不到委托单，只能花250元的黑市价格去购买上交所规定的一元工本费的委托单。金融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管理金融机构的设立问题，无可厚非，但是市场存在这样严重的问题，也必须想办法去解决。商量来商量去，正在这个时候，《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建议是否搞一个临时的证券买卖场所，以缓解广大股民买卖股票的难题。我想，这个建议可以啊。有同志建议，文化广场空着呢，可以用。我去看了，也认为可以，于是就开出来了。
文化广场是一个很简陋的证券网点，但它能够方便买进卖出。没有行情显示屏，就广播播报行情，我也曾经播报过行情，什么现在场内电真空9.5元等等。文化广场培养了一大批的股民，我们后来吸收的外地会员单位也大都是从文化广场出来的。文化广场坚持了半年，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当时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到文化广场关闭的时候，上海的证券营业部已经从先前的10来家，发展到了60多家。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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