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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影响移民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顺利衔接，关乎民族关系的走向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榕江县丰乐社区移民在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对比调研表明：从村落到城镇的记忆参照空间变化导致移民的生计困境;刻意的熟人社会记忆延续则引发移民的社交困境。寻求移民文化适应调适的合适路径，需要着力发挥民族资源的经济优势，重构移民生计记忆;注重“活态化”实践，拓宽移民交往记忆;多样化宣教与规范，重塑移民日常行为记忆，以此催生并增强移民对新社区的认同感。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移民;记忆;文化适应;认同
【作 者】陈静梅，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李凤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贵州贵阳，550000。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065-008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实施以易地扶贫搬迁为核心的生态移民政策以来，无论是生态移民的人口数量还是工程建设，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已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随着“后移民时代”的到来，生态移民工作的重心正逐步从“怎么搬”转向移民如何安居乐业。在现代工业快速发展、城市迅猛扩张以及信息技术爆炸的背景下，移民搬迁绝不只是挪了个窝而已，而是关联着受现代化因素裹挾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城乡空间体系的重构与人际关系的重组，为此，对于生态移民这项系统工程而言，除了需要外在的政策制度引导规划及硬件措施支持外，更需要考量其内在的推动因素，移民的文化适应在这当中应得到重视，因为它既是移民能否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润滑剂，又密切影响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生态移民而言，作为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毋庸置疑，“文化多样性应该成为维护民族和谐的社会基础。”[1]
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在学术界获得了持续关注，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已然涌现。例如，祁进玉发现对移民群体造成深重影响的因素有城镇化生活、生产方式、消费社会和娱乐方式[2];冯雪红等援引跨文化心理学领域中的多维模型理论强调了移民自身因素（如自愿与不自愿、交往意愿与能力）对其在迁入地稳定下来具有重要意义[3];马伟华对吊庄移民的调研表明移民的文化调适对迁入地未来的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4]15;闫丽娟等则提出移民要扎根迁入地，必须积极主动融入环境，增强心理抗挫能力[5];李生、韩广富则从加强文化整合角度，要求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强化移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从而促进生态移民顺利有效实施。[6]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简略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管理层面，大多数是基于迁入地需求观念的视角去对移民主体展开讨论，更多关注点投向了生态恢复、综合社会发展以及移民自身能力提升等方面。然而，对于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移民自身主动性与能动性的发挥？引发文化适应困境产生的原因除了明显的生产生计、社交与生活习惯等变化之外，其内在的深层次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如何更好地让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移民的迁入地落地开花？这些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的空间。另外，相关研究还展现了一种长久以来的地域研究缺陷，即宁夏、内蒙古等省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受到的关注较少，尤其像贵州这种少数民族众多且多民族聚居杂居地区的生态移民，亟须研究者对其文化适应问题展开深入调研。
贵州是全国首批易地扶贫搬迁扶贫试点省份之一，拥有全国最多的贫困人口，因此其扶贫开发任务十分繁重。自2001年以来，先后需要对200多万农村人口实施搬迁，这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超过50%。截至2019年2月，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已累计搬迁入住132万人[7]，在这个“搬”的任务即将收官的关键节点上，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移民主体从传统生活方式进入陌生的城镇化生活，必然引发文化适应问题，源于其所拥有对“过去”的生活记忆与当下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为此，我们绝不应该忽略这一“过去”对当下造成的影响。在笔者看来，或许可从记忆的角度来探讨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按照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解释，“记忆是一个群体关于过去的全部认识，包括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认知总和，它的载体可以是文化实践活动，如仪式、风俗、纪念、节日等，也可以是物质形式的实在，如博物馆、纪念碑、文献图书资料等。”[8]基于此，本文将立足记忆理论视角1，以贵州黔东南地区榕江县古州镇丰乐移民新村为例，对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调适路径。
二、从村落到城镇：记忆参照空间变化与生计困境
榕江县拥有十分丰富的苗侗民族文化资源，但由于处在滇桂黔石漠化地区，属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居环境极其恶劣的山区农业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9]。与贵州省其他贫困地区一样，生态移民是榕江县扶贫攻坚的重大举措。丰乐社区安置点位于榕江县城古州镇，在县城规划区内距厦蓉高速公路榕江站出口2公里，离县城中心1.5公里。从2012年项目启动以来，该安置点总规模为740户2950人，社区三分之二左右的移民由县内计划乡摆王村和摆拉村搬迁而来，全部为深山区的苗族，共497户1783人，其余则是来自不同乡镇的零散户移民。从村落到城镇，苗族移民首先面临的最大改变就是无地可耕，这种现实处境与其熟悉的过去产生冲突，生计适应的困境随之出现，成为移民追求安稳生活时摆脱不去的隐忧。
在哈布瓦赫看来，“过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10]87也就是说，人们在记忆中保存的“过去”，并非是其完整的本来面目，“由于持续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因此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地重新组织;不仅如此，即使是新的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11]对于丰乐社区苗族移民而言，搬迁之前他们生活在海拔1300多米的月亮山主峰上，距县城80公里，距离乡政府所在地30公里，两村仅有0.47亩人均耕地面积[12]，尽管生存条件十分艰苦，但其日常生活所需基本可由村落所承载的传统的农耕制度来满足。在此，围绕村落所衍生的农业空间构筑起有关过去记忆的参照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依靠土地生存与偶尔外出打工成为村民们主要的生计记忆，而城乡之间也因此暂时寻找到一种较为稳定的互补张力，家庭成员分工清楚，年轻男性既是农忙时节的主力军，也是农闲时节外出打工的主力，年轻的女性与老人则留守操持家务、养殖牲畜、抚养小孩，这种城乡互补的模式，虽然不能使边缘山区的民众完全摆脱贫困，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和谐稳定、各安其所的作用。搬迁之后，无地可耕明显改写了农业空间所构筑的摹仿性记忆，在这当下，苗族移民并不会直接接受新思想来替换掉自己的过去，而是通过接受其他群体的过去来实现替换。“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13]30在此，回忆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怀念，它将成为一种内在力量，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则作用的能量，组织着当下与未来的生活：对来自摆拉村的第一批移民（2012年）石某的访谈正好可兹例证。石某某，30出头，因为同时面临独自赡养无劳动力的双亲（父73岁，母65岁，疾病缠身）与照顾患心脏病的妻子（2015年查出此病后除了简单的家务活基本不再劳作）以及6岁的儿子，对生活的“焦虑”与对土地的牵挂溢于言表。他说： “全家都靠我来养，哪样东西都要买。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尤其是冷天更是没得活路干。我们现在跟人借钱都借不到，人家怕我们还不起。在老家不担心吃饭的事情，田地里头有吃的，米啊、菜都可以解决，现在进城了是样样都要担心。”（访谈记录：SGF—20160420）
在移民杨某的故事文本中，他对“融入”城市生活所需金钱成本的“抱怨”与对过去的“怀念”同样毫不掩饰。杨某今年44岁，2013年迁入移民村，夫妻俩养育2个小孩，大儿子上初中二年级，小儿子9岁上小学三年级，他说：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家除了做农活，还开了一个百货店，当时娃儿小，老婆一个人在家里也可以卖东西，照顾小孩，喂猪，我有时间就跑去外省打工，一年大概四、五万的收入。搬到这里（注：移民新村），娃娃读书学费倒不贵，但一天学这样那样要花不少钱（注：在笔者访谈时，恰好杨某的小儿子穿着跆拳道的衣服回家来），为了照顾娃儿，我只有在榕江建筑工地干活，老婆在门口的眼镜加工厂做零工，计件付费，她一个月收入也就1000多，我有3000多，全家一个月基本花销是3000块左右，一年算下来收入还比不上在老家的时候。”（访谈记录：YX-20170611）
移民的劳作能力因土地耕作以外的生计方式相应地受到了更多考验。在过去的农业空间背景所形成的记忆中，对于苗族移民而言，由于地形所限，现代工具几乎无法在月亮山施展用武之地，人背、马驮、牛耕是其主要劳作方式，身体素质则是衡量其劳作能力的关键因素。根据丰乐社区居委会提供的信息，摆王、摆拉村民受教育程度如下：
[
年龄段 学历 没上过学或
小学未毕业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60岁以上 42.6% 40.9% 15.4% 0.4% 0.6% 0.1% 41-60岁 29.8% 39% 26.2% 2% 2.7% 0.3% 20-40岁 1.2% 6% 76.4% 7% 7.8% 1.6% 20岁以下 0.02% 0.1% 75.58% 9.2% 12% 3.1% ]
从表中可以看出，村民中能够进入大专或大学学习的人数非常少，尤其是20—40岁的人群中，不足10%。较低的教育水平极大地影响了移民的工作态度与工作类型，尽管当地管理层采取各种措施来帮助移民进行就业，例如安排企业接收移民、增设社区公益性岗位或鼓励自主创业等，尽管移民就业比例不低，但根据调研，正如上述访谈所示，大多数人都在打散工，主要从事诸如工地搬运工、做背篼（苦力）等收入不稳定的工作，即使自主创业，多数干的是卖菜、摩托载人等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
依赖于土地形成的生计记忆，还影响着移民们的生产态度。搬迁之前，村民们的劳作时间由自我进行安排，更多与身体状况、天气变化、家庭事务密切相连，这种“自然随性”的劳作方式在搬迁之后很快被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所取代，并随即引发移民的不适应。榕江县永利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
“移民搬迁时，我们和政府达成协议接纳移民来厂里面工作，第一批有十多个，他们对厂里的劳动纪律不适应，经常迟到和请假，觉得活路苦，陆陆续续走了好几个，现在只剩下三个了。”（访谈记录：LXJ-20170508）
来自摆拉的移民潘某则如此回应：
“那个木材加工厂离住的地方太远了，坐车去都要花四五十分钟，在那头做工就要租房子，但租房子一是要花钱，二来娃儿读不到书（注：移民子女入学根据迁入户口所在地来选择学校），厂头灰尘又大，工资少不说，还没得在农村干活自由。”（访谈记录：PYH-20170511）
可见，对于这些原本就与城市文化异质性很强的少数民族移民来说，因依靠土地的自给自足而获得的安全感随着搬迁正被日渐强烈的生活压力所替代，移民记忆中原生产方式、生产态度无法顺延至新的生产生活，在劳动技能受限与岗位需求有限的条件下，其生计适应过程仍然复杂且缓慢。
三、从木房到砖房：熟人社会记忆延续与社交困境
苗族移民从传统村落进入城市社区，居住地域的迁移还带来居住生活空间的变化。空间形成于人们的社会活动，是我们建构我们的生活之所在。[14]68-168“它包含地理关联、环境、象征意义以及日常生活，这些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产生社会关系。”[15]随着居住生活空间的变化，移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也同样迎来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熟人社会记忆的延续促使移民社交内卷化加剧，引发社交适应困境。苗族移民搬迁之前所居住的摆王、摆拉苗寨是榕江最古老的苗寨之一，其房屋呈水平分散依山借势而建，形式为典型的苗族干栏式木质建筑，一楼放置杂物生产工具或者喂养牲畜，二楼住人，大部分家庭的正房旁边还有厕所、圈舍和谷仓等附属设施。苗族建筑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在山地艰苦的地形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创造物，具有开间少、进深浅、占地少等特点，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对土地最大限度的利用，当然，缺点是房屋功能区分并不十分明确。由于聚落而居，邻里之间不但相互认识，基本上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而且日常交流交往极为频繁、顺畅，搬迁之后，垂直集中式的单元楼布局取代了木房，厕所被置于功能区分明确的套房内，圈舍、谷仓等区域被取消，同时在社区单元楼前设置了公共活动区域。董苾茜考察隆德移民的居住环境，指出移民从迁出地水平分散的居住空间进入到以楼栋、社区为居住空间的迁入地时，其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例如，楼栋的楼梯的设置将移民尤其是老年人和妇女“走家串户”的积极性大大磨灭，其原因是费事、费时、费力、危险系数高。不仅如此，“原先移民生活院落的半開放性的空间设置更容易接纳和亲近外人，为社会交往提供了心理和情感的基础;而单元楼封闭的空间结构和闭合的单元门增加了移民个体心理层面的隐私意识，公共空间和居住空间区隔伴随着的是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界限分明。”[16]董苾茜的研究强调了移民居住空间的变化导致熟人社会记忆解构，从而导致社交困境。笔者对丰乐社区苗族移民的调研则发现与之不同的一个现象，即苗族移民由于刻意的熟人社会记忆的延续，反而引发社交困境。根据政策，丰乐社区在进行房屋分配时，按照移民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年龄大小、行政区划等因素，以村为单位，以组为单元，以“亲友互邻，老人优先”为原则进行人性化分配和安置，对号发放钥匙并组织入住。从调研情况来看，这种分配模式一定程度上使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在异地得以保存，并且由于异地搬迁所带来的陌生感和紧张感，使他们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依赖感和亲近感，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带来“社会关系内卷化”的问题，使他们的社会关系长期同质化和单一化，增加移民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异质感”，不能与县城更为广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反而进一步延缓移民的社会融入。 “一起搬过来的亲戚朋友都住同一小区或者同一栋楼里面，大家没有事情的时候会经常到下面聊天或者相互串门，也不时到亲戚朋友家吃饭，……大多数情况下，有事情需要找人帮忙也找同村的亲戚，一般不会找外面的人。”（访谈案例：TQ-20170511）
原住民也不避讳与移民的“隔阂”：
“那些移民以前在农村，生活条件差，政府帮助他们搬迁过来也是好事。但是，他们来了以后，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注：受访者在超市做导购员），以前我们一个月能挣1600元，新招进一个移民以后降到1200了。”（访谈案例：TQM-20150531）
“平时我们和他们（移民）来往不多，他们来了以后因为人员比以前复杂，治安变差了，有些人还在空地上乱挖地……”（访谈案例：YGM-20160611）
据了解，移民在获取招工信息方面，经同村的亲戚和朋友介绍是重要途径。上述提及的石某某在为妻子凑心脏病手术费的过程中，其丈母娘家最终发动兄弟姐们东拼西凑借了5万元给他们。这种依靠原有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交往的模式在移民妇女群体身上体现更为明显。大部分移民的妻子除了操持家务外，偶尔也会出外干活，但她们的工作选择主要是三类：政府提供的木材加工厂、移民村门口由私人老板开设的爱心眼镜加工厂以及建筑工地。很多妇女不愿意到城里面找工作，语言不通是其中一个障碍。移民罗某某告诉笔者，由于很多妇女不会说汉语，刚搬迁过来时根本不敢出门，除非他们的丈夫带着，才敢到建筑工地等地方打工。部分妇女语言上没问题，但与当地的妇女圈子完全没有交集，她们的朋友圈只囿于从原居住地迁来的妇人，主要的交往场所是在家里，其交往方式有限，基本是聊天和吃饭。石某某的妻子就告诉笔者说：“和本村人一起干活还可以讲一下话，与当地人在一起干活不习惯。”
其次，房屋空间焦虑，让移民对迁出地“故土”难离，影响社区认同。扬·阿斯曼在谈及空间对于回忆的唤醒功能时，指出“房屋之于家庭就像村落之于那里的农民、城市之于它的市民、某个地区之于该地区的居民一样，它们是回忆的空间框架，即使当它们或者说尤其是当它们不在场时，便会被当作‘故乡’在回忆里扎根。”[10]31笔者调研中，94%的移民认可现在住的砖房比老家的木房舒适;但相比移民老家的住房面积，84%的移民对现有住房表示不太满意，认为房间太小、太少甚至完全不够住。丰乐社区的住房面积大部分是50平米左右，就一家三口而言，居住大体合适。然而，对于有两个大孩子的家庭或者有父母随同入住的家庭而言，居住空间的确就显得较为局促了，一些家庭人口较多的人家，老人因为这一原因返回了农村;还有69%的移民不适应移民房屋的功能，尤其对没有圈舍无法饲养家禽家畜很不习惯。
移民潘某某有两个儿子，大的19岁，小的16岁，初中毕业后就到省城去打工了，但全家4口人就分得一套54平米的房。潘某某告诉笔者：
“他们根本都不愿意回来，回来没得地方住。两个娃儿挤在一间床上，睡起不舒服。·······在我们老家以前都要准备房子娃儿才结婚。现在搬到城里面，我们也买不起房，他们如果要结婚，也只有外头租房子结，自己以后挣钱了买房。”（访谈记录：PYX-20170511）
74岁的移民石某和同岁的妻子潘某在丰乐社区居住半年多后，干脆搬回摆拉。他说：
“移民区的房子是政府送的，不用钱就可以住，但是在城里面生活费高，菜卖得太贵了，我们找不来钱，在那边没有吃的，城里面的房子面积也小，才有两个房间，儿子家三个人就住满了，而且在城里空气还没有农村好，还可以帮忙儿子家管管农活。”（访谈记录：SLX-20170511）
苗族移民之间有意的“抱团”、与陌生人的隔阂、居住空间的缩小、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以及原居住地老屋的保留，让部分移民顺理成章地与迁出地建立了情感联系，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尽管有利于增强他们之间内部的认同感，但同时又有效地隔离了他们与社区内其他群体之间的深入联系，从而最终影响对社区的真正融入与认同。
四、“记忆”再生产与重构：移民文化适应调适路径
记忆是群体获得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群体依靠记忆要实现认同，必须仰赖于社会记忆的延续性。“从再生产角度看，社会记忆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不断反复的过程，记忆内容再生产，是在原初记忆事件的基础上，对记忆中所包含的历史知识和信息的加工传递;同时，记忆再生产也具有建构性，也包含着对记忆内容的增删改易和选择性解读，因此，在社会记忆再生产中，内容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样’传承，内容的建构也不是毫无历史根基的建构，而是传承与建构的交织。”[17]恰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8]335立足丰乐社区案例，在笔者看来，可以通过对移民的社会记忆进行延伸与重构，从而为其文化适应找到调适途经。为此，不妨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着力施展民族资源的经济优势，重构移民生计记忆。扬·阿斯曼指出，“新的开始、复兴、复辟总是以对过去进行回忆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意欲如何开辟将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10]88既然记忆的产生与复兴不但是以对过去进行回溯的形式出现，而且其重构又按照当下的参照框架进行，那么，在无地可耕的新的現实面前，移民的生计记忆只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构，这其中能够有效引导“过去”进入“现在”的东西恰好是移民本身所具有的民族资源。例如，政府可组织移民进行民族刺绣、蜡染等手工艺品和服饰的制作，再将这些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产品推向市场，这样既可以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又可以解决移民的生计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起到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在对移民展开的劳动技能培训的时候，除了常规培训之外，更应该结合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长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例如艺术设计、广告策划等。与此同时，政府应大力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充分将移民置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核心地位，更多地赋予其自主选择自己发展方式的权利，而移民方面，除了积极地去学习迁入地的地方性知识之外，还应该发扬主人翁精神，尽可能多渠道地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种平台展现民族风采，尽快拥有能够在商品经济社会立足的本领。当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优势，移民的就业问题不仅随之解决，而且也将内化为一种珍贵的家园精神，助力其安心共建新社区。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移民;记忆;文化适应;认同
【作 者】陈静梅，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李凤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贵州贵阳，550000。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065-008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实施以易地扶贫搬迁为核心的生态移民政策以来，无论是生态移民的人口数量还是工程建设，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已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随着“后移民时代”的到来，生态移民工作的重心正逐步从“怎么搬”转向移民如何安居乐业。在现代工业快速发展、城市迅猛扩张以及信息技术爆炸的背景下，移民搬迁绝不只是挪了个窝而已，而是关联着受现代化因素裹挾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城乡空间体系的重构与人际关系的重组，为此，对于生态移民这项系统工程而言，除了需要外在的政策制度引导规划及硬件措施支持外，更需要考量其内在的推动因素，移民的文化适应在这当中应得到重视，因为它既是移民能否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润滑剂，又密切影响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生态移民而言，作为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毋庸置疑，“文化多样性应该成为维护民族和谐的社会基础。”[1]
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在学术界获得了持续关注，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已然涌现。例如，祁进玉发现对移民群体造成深重影响的因素有城镇化生活、生产方式、消费社会和娱乐方式[2];冯雪红等援引跨文化心理学领域中的多维模型理论强调了移民自身因素（如自愿与不自愿、交往意愿与能力）对其在迁入地稳定下来具有重要意义[3];马伟华对吊庄移民的调研表明移民的文化调适对迁入地未来的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4]15;闫丽娟等则提出移民要扎根迁入地，必须积极主动融入环境，增强心理抗挫能力[5];李生、韩广富则从加强文化整合角度，要求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强化移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从而促进生态移民顺利有效实施。[6]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简略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管理层面，大多数是基于迁入地需求观念的视角去对移民主体展开讨论，更多关注点投向了生态恢复、综合社会发展以及移民自身能力提升等方面。然而，对于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移民自身主动性与能动性的发挥？引发文化适应困境产生的原因除了明显的生产生计、社交与生活习惯等变化之外，其内在的深层次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如何更好地让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移民的迁入地落地开花？这些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的空间。另外，相关研究还展现了一种长久以来的地域研究缺陷，即宁夏、内蒙古等省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受到的关注较少，尤其像贵州这种少数民族众多且多民族聚居杂居地区的生态移民，亟须研究者对其文化适应问题展开深入调研。
贵州是全国首批易地扶贫搬迁扶贫试点省份之一，拥有全国最多的贫困人口，因此其扶贫开发任务十分繁重。自2001年以来，先后需要对200多万农村人口实施搬迁，这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超过50%。截至2019年2月，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已累计搬迁入住132万人[7]，在这个“搬”的任务即将收官的关键节点上，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移民主体从传统生活方式进入陌生的城镇化生活，必然引发文化适应问题，源于其所拥有对“过去”的生活记忆与当下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为此，我们绝不应该忽略这一“过去”对当下造成的影响。在笔者看来，或许可从记忆的角度来探讨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按照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解释，“记忆是一个群体关于过去的全部认识，包括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认知总和，它的载体可以是文化实践活动，如仪式、风俗、纪念、节日等，也可以是物质形式的实在，如博物馆、纪念碑、文献图书资料等。”[8]基于此，本文将立足记忆理论视角1，以贵州黔东南地区榕江县古州镇丰乐移民新村为例，对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调适路径。
二、从村落到城镇：记忆参照空间变化与生计困境
榕江县拥有十分丰富的苗侗民族文化资源，但由于处在滇桂黔石漠化地区，属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居环境极其恶劣的山区农业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9]。与贵州省其他贫困地区一样，生态移民是榕江县扶贫攻坚的重大举措。丰乐社区安置点位于榕江县城古州镇，在县城规划区内距厦蓉高速公路榕江站出口2公里，离县城中心1.5公里。从2012年项目启动以来，该安置点总规模为740户2950人，社区三分之二左右的移民由县内计划乡摆王村和摆拉村搬迁而来，全部为深山区的苗族，共497户1783人，其余则是来自不同乡镇的零散户移民。从村落到城镇，苗族移民首先面临的最大改变就是无地可耕，这种现实处境与其熟悉的过去产生冲突，生计适应的困境随之出现，成为移民追求安稳生活时摆脱不去的隐忧。
在哈布瓦赫看来，“过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10]87也就是说，人们在记忆中保存的“过去”，并非是其完整的本来面目，“由于持续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因此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地重新组织;不仅如此，即使是新的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11]对于丰乐社区苗族移民而言，搬迁之前他们生活在海拔1300多米的月亮山主峰上，距县城80公里，距离乡政府所在地30公里，两村仅有0.47亩人均耕地面积[12]，尽管生存条件十分艰苦，但其日常生活所需基本可由村落所承载的传统的农耕制度来满足。在此，围绕村落所衍生的农业空间构筑起有关过去记忆的参照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依靠土地生存与偶尔外出打工成为村民们主要的生计记忆，而城乡之间也因此暂时寻找到一种较为稳定的互补张力，家庭成员分工清楚，年轻男性既是农忙时节的主力军，也是农闲时节外出打工的主力，年轻的女性与老人则留守操持家务、养殖牲畜、抚养小孩，这种城乡互补的模式，虽然不能使边缘山区的民众完全摆脱贫困，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和谐稳定、各安其所的作用。搬迁之后，无地可耕明显改写了农业空间所构筑的摹仿性记忆，在这当下，苗族移民并不会直接接受新思想来替换掉自己的过去，而是通过接受其他群体的过去来实现替换。“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13]30在此，回忆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怀念，它将成为一种内在力量，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则作用的能量，组织着当下与未来的生活：对来自摆拉村的第一批移民（2012年）石某的访谈正好可兹例证。石某某，30出头，因为同时面临独自赡养无劳动力的双亲（父73岁，母65岁，疾病缠身）与照顾患心脏病的妻子（2015年查出此病后除了简单的家务活基本不再劳作）以及6岁的儿子，对生活的“焦虑”与对土地的牵挂溢于言表。他说： “全家都靠我来养，哪样东西都要买。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尤其是冷天更是没得活路干。我们现在跟人借钱都借不到，人家怕我们还不起。在老家不担心吃饭的事情，田地里头有吃的，米啊、菜都可以解决，现在进城了是样样都要担心。”（访谈记录：SGF—20160420）
在移民杨某的故事文本中，他对“融入”城市生活所需金钱成本的“抱怨”与对过去的“怀念”同样毫不掩饰。杨某今年44岁，2013年迁入移民村，夫妻俩养育2个小孩，大儿子上初中二年级，小儿子9岁上小学三年级，他说：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家除了做农活，还开了一个百货店，当时娃儿小，老婆一个人在家里也可以卖东西，照顾小孩，喂猪，我有时间就跑去外省打工，一年大概四、五万的收入。搬到这里（注：移民新村），娃娃读书学费倒不贵，但一天学这样那样要花不少钱（注：在笔者访谈时，恰好杨某的小儿子穿着跆拳道的衣服回家来），为了照顾娃儿，我只有在榕江建筑工地干活，老婆在门口的眼镜加工厂做零工，计件付费，她一个月收入也就1000多，我有3000多，全家一个月基本花销是3000块左右，一年算下来收入还比不上在老家的时候。”（访谈记录：YX-20170611）
移民的劳作能力因土地耕作以外的生计方式相应地受到了更多考验。在过去的农业空间背景所形成的记忆中，对于苗族移民而言，由于地形所限，现代工具几乎无法在月亮山施展用武之地，人背、马驮、牛耕是其主要劳作方式，身体素质则是衡量其劳作能力的关键因素。根据丰乐社区居委会提供的信息，摆王、摆拉村民受教育程度如下：
[
年龄段 学历 没上过学或
小学未毕业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60岁以上 42.6% 40.9% 15.4% 0.4% 0.6% 0.1% 41-60岁 29.8% 39% 26.2% 2% 2.7% 0.3% 20-40岁 1.2% 6% 76.4% 7% 7.8% 1.6% 20岁以下 0.02% 0.1% 75.58% 9.2% 12% 3.1% ]
从表中可以看出，村民中能够进入大专或大学学习的人数非常少，尤其是20—40岁的人群中，不足10%。较低的教育水平极大地影响了移民的工作态度与工作类型，尽管当地管理层采取各种措施来帮助移民进行就业，例如安排企业接收移民、增设社区公益性岗位或鼓励自主创业等，尽管移民就业比例不低，但根据调研，正如上述访谈所示，大多数人都在打散工，主要从事诸如工地搬运工、做背篼（苦力）等收入不稳定的工作，即使自主创业，多数干的是卖菜、摩托载人等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
依赖于土地形成的生计记忆，还影响着移民们的生产态度。搬迁之前，村民们的劳作时间由自我进行安排，更多与身体状况、天气变化、家庭事务密切相连，这种“自然随性”的劳作方式在搬迁之后很快被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所取代，并随即引发移民的不适应。榕江县永利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
“移民搬迁时，我们和政府达成协议接纳移民来厂里面工作，第一批有十多个，他们对厂里的劳动纪律不适应，经常迟到和请假，觉得活路苦，陆陆续续走了好几个，现在只剩下三个了。”（访谈记录：LXJ-20170508）
来自摆拉的移民潘某则如此回应：
“那个木材加工厂离住的地方太远了，坐车去都要花四五十分钟，在那头做工就要租房子，但租房子一是要花钱，二来娃儿读不到书（注：移民子女入学根据迁入户口所在地来选择学校），厂头灰尘又大，工资少不说，还没得在农村干活自由。”（访谈记录：PYH-20170511）
可见，对于这些原本就与城市文化异质性很强的少数民族移民来说，因依靠土地的自给自足而获得的安全感随着搬迁正被日渐强烈的生活压力所替代，移民记忆中原生产方式、生产态度无法顺延至新的生产生活，在劳动技能受限与岗位需求有限的条件下，其生计适应过程仍然复杂且缓慢。
三、从木房到砖房：熟人社会记忆延续与社交困境
苗族移民从传统村落进入城市社区，居住地域的迁移还带来居住生活空间的变化。空间形成于人们的社会活动，是我们建构我们的生活之所在。[14]68-168“它包含地理关联、环境、象征意义以及日常生活，这些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产生社会关系。”[15]随着居住生活空间的变化，移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也同样迎来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熟人社会记忆的延续促使移民社交内卷化加剧，引发社交适应困境。苗族移民搬迁之前所居住的摆王、摆拉苗寨是榕江最古老的苗寨之一，其房屋呈水平分散依山借势而建，形式为典型的苗族干栏式木质建筑，一楼放置杂物生产工具或者喂养牲畜，二楼住人，大部分家庭的正房旁边还有厕所、圈舍和谷仓等附属设施。苗族建筑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在山地艰苦的地形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创造物，具有开间少、进深浅、占地少等特点，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对土地最大限度的利用，当然，缺点是房屋功能区分并不十分明确。由于聚落而居，邻里之间不但相互认识，基本上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而且日常交流交往极为频繁、顺畅，搬迁之后，垂直集中式的单元楼布局取代了木房，厕所被置于功能区分明确的套房内，圈舍、谷仓等区域被取消，同时在社区单元楼前设置了公共活动区域。董苾茜考察隆德移民的居住环境，指出移民从迁出地水平分散的居住空间进入到以楼栋、社区为居住空间的迁入地时，其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例如，楼栋的楼梯的设置将移民尤其是老年人和妇女“走家串户”的积极性大大磨灭，其原因是费事、费时、费力、危险系数高。不仅如此，“原先移民生活院落的半開放性的空间设置更容易接纳和亲近外人，为社会交往提供了心理和情感的基础;而单元楼封闭的空间结构和闭合的单元门增加了移民个体心理层面的隐私意识，公共空间和居住空间区隔伴随着的是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界限分明。”[16]董苾茜的研究强调了移民居住空间的变化导致熟人社会记忆解构，从而导致社交困境。笔者对丰乐社区苗族移民的调研则发现与之不同的一个现象，即苗族移民由于刻意的熟人社会记忆的延续，反而引发社交困境。根据政策，丰乐社区在进行房屋分配时，按照移民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年龄大小、行政区划等因素，以村为单位，以组为单元，以“亲友互邻，老人优先”为原则进行人性化分配和安置，对号发放钥匙并组织入住。从调研情况来看，这种分配模式一定程度上使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在异地得以保存，并且由于异地搬迁所带来的陌生感和紧张感，使他们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依赖感和亲近感，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带来“社会关系内卷化”的问题，使他们的社会关系长期同质化和单一化，增加移民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异质感”，不能与县城更为广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反而进一步延缓移民的社会融入。 “一起搬过来的亲戚朋友都住同一小区或者同一栋楼里面，大家没有事情的时候会经常到下面聊天或者相互串门，也不时到亲戚朋友家吃饭，……大多数情况下，有事情需要找人帮忙也找同村的亲戚，一般不会找外面的人。”（访谈案例：TQ-20170511）
原住民也不避讳与移民的“隔阂”：
“那些移民以前在农村，生活条件差，政府帮助他们搬迁过来也是好事。但是，他们来了以后，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注：受访者在超市做导购员），以前我们一个月能挣1600元，新招进一个移民以后降到1200了。”（访谈案例：TQM-20150531）
“平时我们和他们（移民）来往不多，他们来了以后因为人员比以前复杂，治安变差了，有些人还在空地上乱挖地……”（访谈案例：YGM-20160611）
据了解，移民在获取招工信息方面，经同村的亲戚和朋友介绍是重要途径。上述提及的石某某在为妻子凑心脏病手术费的过程中，其丈母娘家最终发动兄弟姐们东拼西凑借了5万元给他们。这种依靠原有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交往的模式在移民妇女群体身上体现更为明显。大部分移民的妻子除了操持家务外，偶尔也会出外干活，但她们的工作选择主要是三类：政府提供的木材加工厂、移民村门口由私人老板开设的爱心眼镜加工厂以及建筑工地。很多妇女不愿意到城里面找工作，语言不通是其中一个障碍。移民罗某某告诉笔者，由于很多妇女不会说汉语，刚搬迁过来时根本不敢出门，除非他们的丈夫带着，才敢到建筑工地等地方打工。部分妇女语言上没问题，但与当地的妇女圈子完全没有交集，她们的朋友圈只囿于从原居住地迁来的妇人，主要的交往场所是在家里，其交往方式有限，基本是聊天和吃饭。石某某的妻子就告诉笔者说：“和本村人一起干活还可以讲一下话，与当地人在一起干活不习惯。”
其次，房屋空间焦虑，让移民对迁出地“故土”难离，影响社区认同。扬·阿斯曼在谈及空间对于回忆的唤醒功能时，指出“房屋之于家庭就像村落之于那里的农民、城市之于它的市民、某个地区之于该地区的居民一样，它们是回忆的空间框架，即使当它们或者说尤其是当它们不在场时，便会被当作‘故乡’在回忆里扎根。”[10]31笔者调研中，94%的移民认可现在住的砖房比老家的木房舒适;但相比移民老家的住房面积，84%的移民对现有住房表示不太满意，认为房间太小、太少甚至完全不够住。丰乐社区的住房面积大部分是50平米左右，就一家三口而言，居住大体合适。然而，对于有两个大孩子的家庭或者有父母随同入住的家庭而言，居住空间的确就显得较为局促了，一些家庭人口较多的人家，老人因为这一原因返回了农村;还有69%的移民不适应移民房屋的功能，尤其对没有圈舍无法饲养家禽家畜很不习惯。
移民潘某某有两个儿子，大的19岁，小的16岁，初中毕业后就到省城去打工了，但全家4口人就分得一套54平米的房。潘某某告诉笔者：
“他们根本都不愿意回来，回来没得地方住。两个娃儿挤在一间床上，睡起不舒服。·······在我们老家以前都要准备房子娃儿才结婚。现在搬到城里面，我们也买不起房，他们如果要结婚，也只有外头租房子结，自己以后挣钱了买房。”（访谈记录：PYX-20170511）
74岁的移民石某和同岁的妻子潘某在丰乐社区居住半年多后，干脆搬回摆拉。他说：
“移民区的房子是政府送的，不用钱就可以住，但是在城里面生活费高，菜卖得太贵了，我们找不来钱，在那边没有吃的，城里面的房子面积也小，才有两个房间，儿子家三个人就住满了，而且在城里空气还没有农村好，还可以帮忙儿子家管管农活。”（访谈记录：SLX-20170511）
苗族移民之间有意的“抱团”、与陌生人的隔阂、居住空间的缩小、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以及原居住地老屋的保留，让部分移民顺理成章地与迁出地建立了情感联系，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尽管有利于增强他们之间内部的认同感，但同时又有效地隔离了他们与社区内其他群体之间的深入联系，从而最终影响对社区的真正融入与认同。
四、“记忆”再生产与重构：移民文化适应调适路径
记忆是群体获得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群体依靠记忆要实现认同，必须仰赖于社会记忆的延续性。“从再生产角度看，社会记忆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不断反复的过程，记忆内容再生产，是在原初记忆事件的基础上，对记忆中所包含的历史知识和信息的加工传递;同时，记忆再生产也具有建构性，也包含着对记忆内容的增删改易和选择性解读，因此，在社会记忆再生产中，内容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样’传承，内容的建构也不是毫无历史根基的建构，而是传承与建构的交织。”[17]恰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8]335立足丰乐社区案例，在笔者看来，可以通过对移民的社会记忆进行延伸与重构，从而为其文化适应找到调适途经。为此，不妨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着力施展民族资源的经济优势，重构移民生计记忆。扬·阿斯曼指出，“新的开始、复兴、复辟总是以对过去进行回忆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意欲如何开辟将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10]88既然记忆的产生与复兴不但是以对过去进行回溯的形式出现，而且其重构又按照当下的参照框架进行，那么，在无地可耕的新的現实面前，移民的生计记忆只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构，这其中能够有效引导“过去”进入“现在”的东西恰好是移民本身所具有的民族资源。例如，政府可组织移民进行民族刺绣、蜡染等手工艺品和服饰的制作，再将这些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产品推向市场，这样既可以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又可以解决移民的生计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起到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在对移民展开的劳动技能培训的时候，除了常规培训之外，更应该结合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长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例如艺术设计、广告策划等。与此同时，政府应大力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充分将移民置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核心地位，更多地赋予其自主选择自己发展方式的权利，而移民方面，除了积极地去学习迁入地的地方性知识之外，还应该发扬主人翁精神，尽可能多渠道地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种平台展现民族风采，尽快拥有能够在商品经济社会立足的本领。当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优势，移民的就业问题不仅随之解决，而且也将内化为一种珍贵的家园精神，助力其安心共建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