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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船棺葬是先秦时期流行于巴蜀地区的一种使用船形葬具的土葬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其发展与演变对研究古蜀文化的分期断代、族群归属等问题有很大的贡献。从先秦的巴蜀为何出现大量船棺葬导入，梳理船棺葬的历史沿革，对比前人的研究进展，进一步分析船棺葬的内涵与外延，结合区域民族志阐释船棺葬作为特定人群的文化呈现方式的意义。
关键词：古蜀文化;葬俗;船棺葬
1 船棺葬简介
从字面上理解，船棺葬是以船形棺作为葬具的一种墓葬形式。这看起来是一种分类，但具体到船形棺的形制与葬法葬式就会出现很多的情况，如形制有头尾上翘的、整木刳空成独木舟式的，葬法葬式有土葬、悬棺葬、海葬等。总体来说我国的船棺葬分布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岭南以及陕西等地，从四川到福建均有发现，一般分为置于土中的土葬形式和置于岩上并发展为悬棺葬的形式。可以看到船棺葬多分布在南方或是近水的区域，船棺葬在这些使用舟楫作为交通工具的地区似乎顺理成章，但是战国至秦汉间用船形葬具进行土葬的族群并不多见，唯有巴蜀先民是个例外。那么为何先秦时期的巴蜀地区会出现大量的其他区域没有的船棺土葬墓呢？
2 历史沿革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川东地区出现了丰富的古文化，如魏家梁子文化、老关庙文化等。而四川盆地中心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晚，在距今4500-4000年间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宝墩文化”，并与后来出现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三星堆文化在本地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鸟头形器等为典型陶器群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三星堆文化兴起之后，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史前遗址群被废弃，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后，三星堆文化又逐渐被青铜时代中期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其代表器型是各种尖底器物，著名的成都金沙遗址就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围，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船棺葬。在青铜时代晚期，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晚期巴蜀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秦并巴蜀后，有一个巴蜀本地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阶段，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等遗址的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一般认为文献所记载的古蜀国首领是可以和考古所得的古文化序列相互联系的，其对应的关联如代表器物花边口绳纹深腹罐、钵、碗对应新石器晚期的早期巴蜀文化，当时的古蜀国首领是蚕丛;代表器物巴蜀式铜兵器，代表遗址成都商业街、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遗址，对应春秋战国的晚期巴蜀文化，当时的古蜀国首领是开明。
船棺葬的发展和古蜀文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一般认为船棺葬最集中的时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金沙遗址聚落群各遗址点的相继发掘又将船棺葬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若干年，该地点船棺葬的随葬品以磨石和未加工的石料为主，几乎未见陶器。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船棺已经腐朽而无法辨认，发掘者需要通过墓室底部残留的青膏泥或木制痕迹这些特征来判断。这些遗址点的发掘报告认为：“出土此类器物的墓葬形式使用船棺作为葬具，此葬俗当是某类人群特殊的葬俗，因此，此类墓葬的分布与时代具有鲜明的族群特色和职业身份象征，应引起研究者重视。”但具体是怎样的人群，该报告未给出明确的分析结果。但我们可以根据更晚时期墓葬的发掘报告作合理的猜测。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的出土物表明此地点的船棺年代大致在战国早期，这是古蜀文化继十二桥文化之后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该遗址的船棺虽遭过盗掘，但还剩下了大量漆器和陶器，以及少量用作随葬明器的巴蜀式铜兵器。且仍有一定数量保存相对完整的船形棺可供研究，这些木棺都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对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船棺，形似独木舟，船舱即为棺室。棺的外部会有差异，或体量大小不一，或棺木两头上翘，或两头平整。总体来说，成都商业街遗址所出关于船棺葬的材料比金沙遗址的阳光地带二期地点更加丰富。
到了秦并巴蜀时期，也有两个典型的船棺葬遗址—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尤其是冬笋坝墓区，有相当数量的船棺葬具保存完整，研究发现是因为有两处墓坑无排水沟，掘成深坑后容易积水，使得葬具得以保存，另外有的船木舱中有灼烧痕迹，木头被炭化后而有抗蚀作用。该遗址的发掘报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总结出船棺在葬式中的用法有两种：一是将尸体和殉葬物品直接置入船中，此种较为常见，其制作一般是取长5米多、直径1米多的大楠木一截，依照木形，将其上面削去一小半，使略成半圆形。底部亦稍为削平，使成船底。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翹起如舟之两头，两头形状相同，并在两边各凿一大孔，船身正中一段挖空作船舱，用来放尸体和殉葬物品;另一种是在船中另置一木制小棺以殓尸体及随身物品，陶器及铜器则置于棺外舱中。
从金沙遗址到成都商业街遗址再到冬笋坝和宝轮院，可以看到，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从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时间脉络来看，船棺葬应该是在土坑墓基础上异化发展起来的，同时船棺葬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族群特征。
3 发现及研究进展
船棺葬因用船形棺作为葬具而得名，1954年最早在昭化县宝轮院、巴县冬笋坝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船棺墓葬，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现在，在成都平原各处又相继发现了大量船棺墓，为研究船棺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实物资料。
最早发现的船棺墓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现的昭化县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遗址出土的，是实际年代最晚的，“船棺葬”的名称也由此而生。1964-1965年四川省博物馆在百花潭中学清理出的一批土坑墓的墓底发现了少量黑色墓痕，其形制非常像船棺留下的痕迹。1976年在绵竹县的清道公社三大队发现了船棺墓，虽然只有一座，但其中出土了包括釜、豆、壶、罍在内的150余件铜器。20世纪80年代又相继在新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公社二大队、彭县（今四川省彭州市）太平公社二大队、大邑县五龙公社机砖厂、蒲江县东北公社等地发现了船棺葬。之后于2000年发现的成都市商业街船棺墓葬是既往发现中规模最大的，加上其出土漆器规格之高，表明其很有可能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2001年开始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船棺葬的研究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在金沙遗址聚落群各地点发现的船棺葬，有的甚至打破了商周时期的文化层，为研究船棺的起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随着更多的船棺葬被发现，许多学者开始对其从形制、族属、分期断代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在族属方面仍存争议，在最初发掘冬笋坝和宝轮院遗址的报告中，学者结合《华阳国志》等历史材料认定了船棺葬是巴人独有的葬俗并带到了蜀地。而《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一文根据成都平原等地和重庆地区葬具的发展线索，认为船棺葬为蜀人的固有葬俗，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是受蜀文化影响的结果—巴人本来没有船棺葬的习俗。《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也认为船棺葬属于蜀人的葬俗，并解答了关于蜀人的族源问题—“该遗址的葬俗与青铜时代的羌人所实行的船棺内的二次葬非常相似，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证明蜀人的族源是氐羌。”但从死后以船为棺这一点看，巴蜀人均起源于越人的可能性也存在。
4 真的存在“船棺葬”吗？
笔者在解释船棺葬时并没有说“使用船棺的墓葬”，而是“使用船形葬具的墓葬。”其中差别就在于棺、椁之分。在《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提到的其中一种葬式是：“船中另置一木制小棺以殓尸体及随身物品，陶器及铜器则置于棺外仓（舱）中。”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就应该叫作“船椁葬”而非“船棺葬”了。但在现有的各发掘报告中均将其称作“船棺葬”，应该是一种泛指的说法，因此“船棺葬”一词不能仅从字面上去解读，其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如还有船棺的形制问题，船棺即为船形葬具的一个泛指，那么船形葬具又是如何判断的呢？同样是在《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就是将许多以独木舟为葬具的墓葬统称为“船棺葬”，但作者认为“这一名称不一定是完全适当的。”但是毛求学先生在对成都平原地区的船棺墓进行分期之后认为应该“把船棺分为独木舟式船棺和翘首船式船棺。”而刘雨茂认为“这种独木舟式的葬具是独木棺而非船棺，不能纳入巴人的船棺葬系统。”之后宋治民先生也赞同并发展了这种说法，他在《四川战国墓葬试析》一文中提出巴蜀文化系统的墓葬依墓葬形制的不同，可分为船棺葬、独木棺葬和无葬具的竖穴土坑墓等类型。认为船棺葬系指木棺做成独木舟的形状，取大楠木一截，将其上面削去小半，底部亦稍削平，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上翘如船之两端，并挖船舱以盛放尸体和随葬器物，独木棺则不做成两端上翘的船形，而是取一截大楠木，从中剖开，或将圆木砍去部分使成平面，然后凿去部分树心，两端截齐。换句话说，宋治民先生认为船棺葬和独木棺葬应是两个不同的分类。
那么要判断为船棺究竟需要哪些条件？独木舟式的葬具到底算不算船棺？学者们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也使得我们在理解船棺葬这一概念时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船形葬具来源于船本身，那什么是“船”呢？小至一片竹筏，大至巨型邮轮，即能浮在水上成为交通工具的。如以其作用应大于形制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既然船的形制多样，谁能给“船形”这种形状一个准确的定义呢？仅凭外形认为独木棺不属于船棺系统就略显牵强了。但在此种逻辑下要去证明独木棺属于船棺系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道要制作葬具模型拿去实验考古一下？虽然是一种办法，但是船棺本身也不一定是按照船的比例制作，我们或许只能在争议之中感受何为船棺葬了。
5 为什么要使用船形葬具？
许多人认为船棺葬是习水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葬俗，就世界范围内来看，主要分布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中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群岛等地。我国的船棺葬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境内。
如此看来，出现在四川境内也是情有可原，船棺葬者若不是长于舟楫和傍水而居的民族，想来也绝不会费偌大的功夫把葬具凿成舟形，因此有学者推测“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作葬具。”船棺葬者若不是一种与河流有密切关系的民族，也绝不会把葬具凿成如此形式。根据古代传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这或许是一种“以水为家”的信念。傍水而居的族群不只分布在四川境内，在南方其他许多地方都有发现，但其墓葬都是宋代以后立于悬崖峭壁上的悬棺葬或者水葬了。而土葬船棺仅巴蜀一处，原因何在？有报告认为巴蜀的船棺葬是从一般无葬具的竖穴土坑墓异化而来，那为何在青铜时代的其他區域没有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呢？笔者认为要结合当时的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来看这个问题，当时的巴蜀地区仍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且道路崎岖行走不便，船成了一种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相较于道路平坦或生产力较高的中原地区，巴蜀人对于船这种工具的依赖性更高。将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物品放入墓葬中也是合乎情理的，而土葬又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墓葬形式。宋代以后，船棺葬在悬崖峭壁上的出现则是更高精神追求的体现。当然也有学者通过对比其他民族志材料，试图发掘巴蜀船棺葬背后更深远的信仰，如“古代巴蜀人葬具使用船棺，其意图也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到达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1987年，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成都市青羊小区住宅楼工地发掘了一处船棺葬墓，出土了一件纹饰十分精美的铜壶，上面就有羽人划船图案。据说这类图案表达的是一种“用船送魂”的仪式，它与婆罗门州达雅克人超度亡灵到天堂所用的“黄金船”类似，而船上的羽人则为这一仪式的参加者。
6 结语
通常提到棺材，都会想到那种以长方体为基础的四四方方的形制，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影视剧的呈现都加深了我们的这种印象。这样一来，很容易陷入汉文化中心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出现大量船棺葬的巴蜀文化，以他者的身份用猎奇的眼光去看待，这很不利于文化本身的呈现。回溯到先秦时代，无论是巴蜀文化还是中原文化，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区域，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生长，与邻近文化交流融合，不断发展。尽管古蜀文化已经消亡，但它留下了若干痕迹—其中之一就是船棺葬。以上通过对船棺葬发展的梳理及笔者自己的理解，希望能够触碰到船棺葬作为特定人群文化呈现方式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古蜀文化;葬俗;船棺葬
1 船棺葬简介
从字面上理解，船棺葬是以船形棺作为葬具的一种墓葬形式。这看起来是一种分类，但具体到船形棺的形制与葬法葬式就会出现很多的情况，如形制有头尾上翘的、整木刳空成独木舟式的，葬法葬式有土葬、悬棺葬、海葬等。总体来说我国的船棺葬分布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岭南以及陕西等地，从四川到福建均有发现，一般分为置于土中的土葬形式和置于岩上并发展为悬棺葬的形式。可以看到船棺葬多分布在南方或是近水的区域，船棺葬在这些使用舟楫作为交通工具的地区似乎顺理成章，但是战国至秦汉间用船形葬具进行土葬的族群并不多见，唯有巴蜀先民是个例外。那么为何先秦时期的巴蜀地区会出现大量的其他区域没有的船棺土葬墓呢？
2 历史沿革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川东地区出现了丰富的古文化，如魏家梁子文化、老关庙文化等。而四川盆地中心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晚，在距今4500-4000年间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宝墩文化”，并与后来出现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三星堆文化在本地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鸟头形器等为典型陶器群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三星堆文化兴起之后，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史前遗址群被废弃，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后，三星堆文化又逐渐被青铜时代中期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其代表器型是各种尖底器物，著名的成都金沙遗址就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围，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船棺葬。在青铜时代晚期，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晚期巴蜀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秦并巴蜀后，有一个巴蜀本地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阶段，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等遗址的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一般认为文献所记载的古蜀国首领是可以和考古所得的古文化序列相互联系的，其对应的关联如代表器物花边口绳纹深腹罐、钵、碗对应新石器晚期的早期巴蜀文化，当时的古蜀国首领是蚕丛;代表器物巴蜀式铜兵器，代表遗址成都商业街、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遗址，对应春秋战国的晚期巴蜀文化，当时的古蜀国首领是开明。
船棺葬的发展和古蜀文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一般认为船棺葬最集中的时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金沙遗址聚落群各遗址点的相继发掘又将船棺葬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若干年，该地点船棺葬的随葬品以磨石和未加工的石料为主，几乎未见陶器。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船棺已经腐朽而无法辨认，发掘者需要通过墓室底部残留的青膏泥或木制痕迹这些特征来判断。这些遗址点的发掘报告认为：“出土此类器物的墓葬形式使用船棺作为葬具，此葬俗当是某类人群特殊的葬俗，因此，此类墓葬的分布与时代具有鲜明的族群特色和职业身份象征，应引起研究者重视。”但具体是怎样的人群，该报告未给出明确的分析结果。但我们可以根据更晚时期墓葬的发掘报告作合理的猜测。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的出土物表明此地点的船棺年代大致在战国早期，这是古蜀文化继十二桥文化之后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该遗址的船棺虽遭过盗掘，但还剩下了大量漆器和陶器，以及少量用作随葬明器的巴蜀式铜兵器。且仍有一定数量保存相对完整的船形棺可供研究，这些木棺都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对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船棺，形似独木舟，船舱即为棺室。棺的外部会有差异，或体量大小不一，或棺木两头上翘，或两头平整。总体来说，成都商业街遗址所出关于船棺葬的材料比金沙遗址的阳光地带二期地点更加丰富。
到了秦并巴蜀时期，也有两个典型的船棺葬遗址—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尤其是冬笋坝墓区，有相当数量的船棺葬具保存完整，研究发现是因为有两处墓坑无排水沟，掘成深坑后容易积水，使得葬具得以保存，另外有的船木舱中有灼烧痕迹，木头被炭化后而有抗蚀作用。该遗址的发掘报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总结出船棺在葬式中的用法有两种：一是将尸体和殉葬物品直接置入船中，此种较为常见，其制作一般是取长5米多、直径1米多的大楠木一截，依照木形，将其上面削去一小半，使略成半圆形。底部亦稍为削平，使成船底。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翹起如舟之两头，两头形状相同，并在两边各凿一大孔，船身正中一段挖空作船舱，用来放尸体和殉葬物品;另一种是在船中另置一木制小棺以殓尸体及随身物品，陶器及铜器则置于棺外舱中。
从金沙遗址到成都商业街遗址再到冬笋坝和宝轮院，可以看到，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从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时间脉络来看，船棺葬应该是在土坑墓基础上异化发展起来的，同时船棺葬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族群特征。
3 发现及研究进展
船棺葬因用船形棺作为葬具而得名，1954年最早在昭化县宝轮院、巴县冬笋坝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船棺墓葬，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现在，在成都平原各处又相继发现了大量船棺墓，为研究船棺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实物资料。
最早发现的船棺墓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现的昭化县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遗址出土的，是实际年代最晚的，“船棺葬”的名称也由此而生。1964-1965年四川省博物馆在百花潭中学清理出的一批土坑墓的墓底发现了少量黑色墓痕，其形制非常像船棺留下的痕迹。1976年在绵竹县的清道公社三大队发现了船棺墓，虽然只有一座，但其中出土了包括釜、豆、壶、罍在内的150余件铜器。20世纪80年代又相继在新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公社二大队、彭县（今四川省彭州市）太平公社二大队、大邑县五龙公社机砖厂、蒲江县东北公社等地发现了船棺葬。之后于2000年发现的成都市商业街船棺墓葬是既往发现中规模最大的，加上其出土漆器规格之高，表明其很有可能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2001年开始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船棺葬的研究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在金沙遗址聚落群各地点发现的船棺葬，有的甚至打破了商周时期的文化层，为研究船棺的起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随着更多的船棺葬被发现，许多学者开始对其从形制、族属、分期断代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在族属方面仍存争议，在最初发掘冬笋坝和宝轮院遗址的报告中，学者结合《华阳国志》等历史材料认定了船棺葬是巴人独有的葬俗并带到了蜀地。而《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一文根据成都平原等地和重庆地区葬具的发展线索，认为船棺葬为蜀人的固有葬俗，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是受蜀文化影响的结果—巴人本来没有船棺葬的习俗。《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也认为船棺葬属于蜀人的葬俗，并解答了关于蜀人的族源问题—“该遗址的葬俗与青铜时代的羌人所实行的船棺内的二次葬非常相似，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证明蜀人的族源是氐羌。”但从死后以船为棺这一点看，巴蜀人均起源于越人的可能性也存在。
4 真的存在“船棺葬”吗？
笔者在解释船棺葬时并没有说“使用船棺的墓葬”，而是“使用船形葬具的墓葬。”其中差别就在于棺、椁之分。在《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提到的其中一种葬式是：“船中另置一木制小棺以殓尸体及随身物品，陶器及铜器则置于棺外仓（舱）中。”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就应该叫作“船椁葬”而非“船棺葬”了。但在现有的各发掘报告中均将其称作“船棺葬”，应该是一种泛指的说法，因此“船棺葬”一词不能仅从字面上去解读，其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如还有船棺的形制问题，船棺即为船形葬具的一个泛指，那么船形葬具又是如何判断的呢？同样是在《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就是将许多以独木舟为葬具的墓葬统称为“船棺葬”，但作者认为“这一名称不一定是完全适当的。”但是毛求学先生在对成都平原地区的船棺墓进行分期之后认为应该“把船棺分为独木舟式船棺和翘首船式船棺。”而刘雨茂认为“这种独木舟式的葬具是独木棺而非船棺，不能纳入巴人的船棺葬系统。”之后宋治民先生也赞同并发展了这种说法，他在《四川战国墓葬试析》一文中提出巴蜀文化系统的墓葬依墓葬形制的不同，可分为船棺葬、独木棺葬和无葬具的竖穴土坑墓等类型。认为船棺葬系指木棺做成独木舟的形状，取大楠木一截，将其上面削去小半，底部亦稍削平，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上翘如船之两端，并挖船舱以盛放尸体和随葬器物，独木棺则不做成两端上翘的船形，而是取一截大楠木，从中剖开，或将圆木砍去部分使成平面，然后凿去部分树心，两端截齐。换句话说，宋治民先生认为船棺葬和独木棺葬应是两个不同的分类。
那么要判断为船棺究竟需要哪些条件？独木舟式的葬具到底算不算船棺？学者们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也使得我们在理解船棺葬这一概念时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船形葬具来源于船本身，那什么是“船”呢？小至一片竹筏，大至巨型邮轮，即能浮在水上成为交通工具的。如以其作用应大于形制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既然船的形制多样，谁能给“船形”这种形状一个准确的定义呢？仅凭外形认为独木棺不属于船棺系统就略显牵强了。但在此种逻辑下要去证明独木棺属于船棺系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道要制作葬具模型拿去实验考古一下？虽然是一种办法，但是船棺本身也不一定是按照船的比例制作，我们或许只能在争议之中感受何为船棺葬了。
5 为什么要使用船形葬具？
许多人认为船棺葬是习水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葬俗，就世界范围内来看，主要分布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中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群岛等地。我国的船棺葬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境内。
如此看来，出现在四川境内也是情有可原，船棺葬者若不是长于舟楫和傍水而居的民族，想来也绝不会费偌大的功夫把葬具凿成舟形，因此有学者推测“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作葬具。”船棺葬者若不是一种与河流有密切关系的民族，也绝不会把葬具凿成如此形式。根据古代传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这或许是一种“以水为家”的信念。傍水而居的族群不只分布在四川境内，在南方其他许多地方都有发现，但其墓葬都是宋代以后立于悬崖峭壁上的悬棺葬或者水葬了。而土葬船棺仅巴蜀一处，原因何在？有报告认为巴蜀的船棺葬是从一般无葬具的竖穴土坑墓异化而来，那为何在青铜时代的其他區域没有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呢？笔者认为要结合当时的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来看这个问题，当时的巴蜀地区仍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且道路崎岖行走不便，船成了一种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相较于道路平坦或生产力较高的中原地区，巴蜀人对于船这种工具的依赖性更高。将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物品放入墓葬中也是合乎情理的，而土葬又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墓葬形式。宋代以后，船棺葬在悬崖峭壁上的出现则是更高精神追求的体现。当然也有学者通过对比其他民族志材料，试图发掘巴蜀船棺葬背后更深远的信仰，如“古代巴蜀人葬具使用船棺，其意图也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到达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1987年，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成都市青羊小区住宅楼工地发掘了一处船棺葬墓，出土了一件纹饰十分精美的铜壶，上面就有羽人划船图案。据说这类图案表达的是一种“用船送魂”的仪式，它与婆罗门州达雅克人超度亡灵到天堂所用的“黄金船”类似，而船上的羽人则为这一仪式的参加者。
6 结语
通常提到棺材，都会想到那种以长方体为基础的四四方方的形制，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影视剧的呈现都加深了我们的这种印象。这样一来，很容易陷入汉文化中心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出现大量船棺葬的巴蜀文化，以他者的身份用猎奇的眼光去看待，这很不利于文化本身的呈现。回溯到先秦时代，无论是巴蜀文化还是中原文化，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区域，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生长，与邻近文化交流融合，不断发展。尽管古蜀文化已经消亡，但它留下了若干痕迹—其中之一就是船棺葬。以上通过对船棺葬发展的梳理及笔者自己的理解，希望能够触碰到船棺葬作为特定人群文化呈现方式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