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尹学芸的《寻隐者不遇》，读者可能会感到些许茫然，她的小说总是“上来就说，不拉架势”，像地里长出来的青苗，朴实、俏拔，带着清新的土腥味，一个写惯了乡村、县城、官场、酒局的作家，怎么会想到写一部雾里看花的都市情爱小说？2021年同名小说集收录了《寻隐者不遇》《望湖楼》《喂鬼》《苹果树》《比风还快》等几部中篇，继续往后读，这部“蹊跷”的小说才渐露来历，一个让老读者熟悉的尹学芸也慢慢浮现。
　　尹学芸文字的源头在天津市最北部的蓟州（2016年以前为蓟县）。小城里有一片人工湖，曾是天津重要的水源地。过去，人们常在湖里钓鱼、坐船、游泳，但为了保护水源，这些项目都取消了，湖边的许多建筑也一一拆迁，她闲来无事就沿湖走走。
　　《寻隐者不遇》讲述了薛小梨、苏梅这两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寒武几次“两两组合”，去一座废弃庄园寻找隐居高人的故事。小说缘起于尹学芸本人的一次偶遇。一次闲逛中，她走进了一座废弃的庄园，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花花草草，还有秋千、体育场、养鱼池、望湖亭，旧日的奢华清晰可见，她甚至还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人的题字。小城从前有很多家装潢讲究的疗养院，都是各个部门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建造的，普通人平时难以进来，后来纷纷拆除。这样一个庄园竟然能藏身在小小的蓟州，连本地人都很难发现，她猜想，这个园子也是那些疗养院之一。
　　小城只有几处场景，一个场景可以被来回打量、猜测、使用，这个隐秘的庄园先后被尹学芸写进了《望湖楼》和《寻隐者不遇》。繁华的时候，园子是县城的退休工人掏空腰包也要请客吃一次的望湖楼;萧瑟的时候，园子又成了背着手、迈着官步的老干部神出鬼没的地方。
　　反复打捞、淘洗、咀嚼自己的生活，不肯浪费一粒灵感，似乎是她写作的本能。

从罕村到埙城

　　蓟州是天津唯一一个半山区，北高南低，高山、平原、大洼、库区在这里汇聚。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代有诗云：“西来山尽处，始见蓟州城。”山区里的生活少变动，人也不善变通，尹学芸笔下的人物都有执着的底色：《岁月风尘》中在战乱年代坚守爱情、追寻光明的李勋李荃姐妹，《菜根谣》中不顾反对坚持寻找失踪小伙伴的冯诺，《苹果树》中对苹果树的神力坚信不疑的刘苹……有历史学者告诉尹学芸，清军入关时蓟县人至死不降，以致被三次屠城，这里人的性格就是横、楞、拧。

　　蓟州是产生执念的地方，尹学芸的文学也是执着结下的果实。
　　有人读完尹学芸的作品去寻访她的村庄，却失望地发现河水没有那样清、街巷没有那么长，进村也不是总有牛叫和炒蚂蚱香。尹学芸真实见过这些美丽，但她笔下的罕村既不是一个桃花源，也不是诞生诡奇传说的化外之地，而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其间穿梭着形形色色的乡里乡亲，为一日三餐奔波、算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千丝万缕。
　　准确说来，尹学芸出生成长的村子在蓟州南部最低的洼处，三面环水，只有南边有一条公路。让她获鲁迅文学奖的“李海叔叔”，每年就是沿着这条路，两手空空来到“我”家，给一家人带来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荣光，然后满载着东拼西凑的粮食、物资回去。有去无回的友情坚持了二十多年终于透支，家里人对李海叔叔讳莫如深，“我”才知道叔叔屈辱的生存史，他不是住在有花园、高楼的城市小区里，而是偏僻贫瘠的苦梨峪，家中一贫如洗，好几口人每年都等着李海叔叔从“我”家带回面粉才能包饺子过年。两家人相互仰望又暗自攀比着，度过艰难的时期。
　　尹学芸小时候，村子里的日子以几近凝固的速度流动着，唯一的变化是谁死了、谁出嫁了。有些人家冬天和夏天穿一套衣服，只不过，夏天把棉絮掏出来，冬天再塞进去。村子的外号叫“唠叨村”，有的是不务正业、好吃好喝的人，在别的村子里卖不出去的肉，在这里准卖完。她的父母都是农民，身边没有一个跟文字工作打交道的人。她寻找自己文学基因的源头，那是会看话本、会唱戲文、会喊夯号的爷爷。
　　很多作家都记得自己的阅读史，她也在小本子上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金光大道》……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读的书名，记了147个，这个数字让她自己也怀疑，是不是记错了？但这些书用她的话概括，都是讲打仗的，对文学来说可能没有太多营养。十多岁时，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杂志这回事，更别提接触外国文学。
　　即便这样也要读书，一本一本地读，一点一点地走出来。由于稀缺，对书的记忆反而牢固。
　　乡下孩子接触书籍并不容易，有时候还需要跟哥哥姐姐“斗智斗勇”。小时候，比她大七岁的姐姐爱看书，经常往家里拿书，却不给她看。有一次姐姐藏了一本说是“少儿不宜”的书，她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在一只旧棉鞋里找到了，把书掏出来，只闻到一股脚丫子味，姐姐不在家时她掏出来看，看完再塞回去，偷偷摸摸地看完了那本“搞对象”的书（后来知道是《青春之歌》）。
　　不上学的时候，她一边放羊一边看书，身旁一只小羊，膝上放一本没有书皮的《红楼梦》，书是繁体字写的，她基本看不懂，但还是能记得“尤二姐吞生金自逝”这样的情节，书里的故事在她脑子里扎下根。去镇子里上学的路上，她和村里的孩子走在麦子地里，孩子们都争先恐后挤到她身边，她手上拿着纺锤，把棉花田里随手扯来的棉花纺成线，嘴里则把书籍、记忆混上想象编成故事，又讲给小伙伴们听。她开始幻想有朝一日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 　　高中毕业后，尹学芸去村办服装厂当了一名缝纫女工。只要有一天假，她就跑到县城买上十本杂志，彻夜翻完，工作之余也开始给刊物投稿。最开始的时候她没留心不同刊物之间的区别，记不得自己读过的作家的名字，什么也不懂，屡被退稿。有时，编辑在退稿信里批评她不该一味模仿某个作家，她很困惑，不知道自己“模仿”的这位作家是谁。

　　她骨子里仍然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雨下得多，秧苗就疯长，大旱则颗粒无收，写作也是这样，不存拿奖、出名的野心，只是按部就班地耕耘，想到哪就写到哪。这一时期她靠着与生俱来的灵性和情分，写乡里的生活、村野的生态，表现周围那些“想着法儿活着的人”，发表的刊物从《蓟县文艺》到《天津文学》《天津日报》，付出慢慢地有了回报。
　　1980年代末，尹学芸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播出，这部电视剧的背景音乐由一种叫“埙”的乐器演奏，尹学芸被埙的声音深深感动，决定用“埙”给今后作品中的城市命名，从此“埙城”成了她的另一个文学地标。当时她正在帮县里写县志，由于央视的影响力，县委特地给了她一个名额，从临时工直接转成了国家干部。谈到这里，尹学芸不住感叹：“文学改变命运，真的是文学改变命运。”

浮出深水

　　从农民转变成了干部，尹学芸辗转文化馆、旅游局、住建委等多个不同的部门，工作让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她拉开一段距离，观察人在工作中怎么思考、行动，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协调，写出了一个个入木三分的基层干部形象。早些年，还有单位的人警告她，别把自己写成小说，她暗自反问：“哪个单独的人物能构成一篇小说？”她喜欢将人物放到时间的长河里冲刷，洗掉他们一时的意气风发和灰头土脸，留下平时幽微却又真实的人性，再为他们编织一个故事的框。
　　和乡村不一样的是，机关把人分出了很多层面，领导和非领导、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甚至身后的背景都会有人刻意衡量和揣测，在单位里，人总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处理很多不同的关系，在这样复杂又温吞的日常生活里，她拓展着人灵魂自省的深度。《士别十年》（2015年发表）是一个典型的人性在机关工作里蜕变的故事，这本小说很早就开始写，中间被搁置在电脑里长达十年，十年的时间，让“看事物总是一厢情愿，见不得任何形式主义，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文艺女青年郭缨子，学会了察言观色、收敛锋芒，成了办公室里八面玲珑、酒局上左右逢源的主任，与当初的缨子处境极像的陈丹果不堪领导骚扰和同事孤立，跳楼自杀，陈丹果的死让缨子意识到自己已沉沦为帮凶，也向读者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追问：世俗的成功是否以丧失常识和常态生活为代价？这部小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并获得百花文学奖的认可。

　　小说问世之前，尹学芸在文学上也经历了一段“温水煮青蛙”的时间。
　　她对名利一直不敏感。用她的话来说，偏远山区的作者远离了都市，也就远离了名利场，所以人一直是潜在深水里的状态，想漂浮都难。
　　90年代之后，尹学芸给人的印象是写作停顿了几年。那时她年纪尚轻，时不时发表点小说、散文，办着一份小刊物，和相识的作者到处赏花、打牌、野餐，每天乐乐呵呵的。但很快她感到疲乏。虽然一直有作品发出来，但常联系的刊物只有几家，小说在一个小圈子里撞来撞去，没有向上的动力。
　　走出了山洼，年岁渐长之后，她想到了以前没想过的事情。“你生活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好处是自己比较自由，坏处也是自己比较自由，没人督促你。后来认识河北那些作家，特别羡慕人家有这样一个三五个人的小团体，写东西知道好在哪、不好在哪。但那时候我在有的地方发了也没人看见，也没人告诉你应该怎么走。”尹学芸说。
　　好在，基层作家之间的善意“接住”了她。在她小说写得不温不火时，有经验的作家给她指路——去更生活化、读者更多的晚报发表。于是她开始为晚报写小说，也写散文、随笔，内容更加丰富了，侃足球、忆乡村、拉家常，什么都写。那段时间，她天天傍晚去登山，一边登山一边琢磨写作，“有的时候一串题材在后面排队，总有很多可写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很有意思的。”尹学芸形容。
　　报纸的专栏发稿量大，一次要发好几篇，她想到了写自己生活的乡村中慢慢消失的词语。眼看着城镇化不断加速，农村一些具有历史意义和地方色彩的场景变得面目模糊。乡民走入城市，存于50到70年代之间的许多方言词汇退出人们的交流，有相当一部分在80年代初即已成历史。为了不让这些词语悄无声息地消失，她走遍了县境里大大小小的村庄，从本地人口中挖来那些字词。有些词传播的地域广阔，有些词在南方和北方、古代和现代的用法不一样，有的口音难以用文字模拟，遇到难以把握的部分，她也跟天南海北的网友讨论。这段在田垄上的寻访经历，留下了诸如“开圈”（队里把地里的白薯、花生或小麦都收完了，允许社员们去刨遗留下的白薯、花生或拣拾残留在地上的麦穗）、“新宿”（偶尔借宿在别人家里）、“看青”（在庄稼即将成熟、由绿转黄的时候看守庄稼，防止别人偷粮食）等百个乡村词语的记录，后来成书为《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2009年出版）。
　　写了几年散文、专栏，她逐渐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感觉，整个城市的百姓也知道了她。
　　2014年对尹学芸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她发了五部中篇小說，写出了《李海叔叔》和《士别十年》，进入了作品的井喷期。直到现在，她和这几部作品的命运仍然让她唏嘘。当时一部中篇小说《玲珑塔》被退稿，她怎么也想不明白退稿的原因，就把稿子给了《收获》杂志，编辑不到一周就打电话来提出了修改意见。等待终审的那几个月她什么也没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她对自己说，终审过了再开始写，终审不过以后就不写了。那年她50岁，到了女干部离岗的年龄，如果稿子没有给《收获》、没有过审，她也许会换一个活法。 　　终审还是过了，《收获》发表《玲珑塔》后，陆续有编辑找尹学芸约稿。她第一个写的就是《李海叔叔》，但因为版面的问题一直搁置。她又把另一篇稿子拿给编辑提意见，被对方要走发表，这篇就是《士别十年》。“我老跟那些作家朋友说，不用着急，自己慢慢写，你自己有机会，作品有机会，来了就来了。有的时候反正你找也找不到，这又不是一部作品就怎么样的时代。”尹学芸说。
　　第二年尹学芸继续发力，发了10部中篇，到2016年发了14部。她至今都覺得那段时间的生产力是不可思议的。“虽然说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是创作力最好的时候了，但是你会觉得文学突然给你打开了一扇窗，你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但是自己真是有这种感觉。”她说。

士别三十年

　　近年来，尹学芸的视野从乡村跨越到城市，投向城乡之间的牵扯、纠结和疼痛。
　　离开故乡30年后，她写了一篇名字骇人的《喂鬼》，小说的主人公云丫为躲避故乡的干娘临终前指派她在葬礼上为其“喂鬼”的仪式，急匆匆与网友阿祥相约远赴云南旅行。一路上却不断接到来自干娘的大儿子的催促和央告，令她心神不安。结果旅行结束返回埙城，她还是按照干娘的遗愿去喂鬼，才知道喂鬼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佛教法事（“喂鬼”也叫“放焰口”，其实就是赈济鬼魂，给予法食令其饱满。）。三个多月后，云丫接到电话，她的朋友阿祥已在三个月前死于一场车祸。这是一场徒劳的出走。
　　尹学芸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时说：“很多时候故乡就是一枚爱人，有时候让你想着法地逃离，可更多的时候，又让你想着法地回归。有对比才有反差，有反差才有不同情感方式的表达。”
　　尽管作为基层工作者，尹学芸还是需要经常跟乡村打交道，但已经不是小时候那种生活在其中的状态，而是客居。年龄大了，和乡村的距离也在拉大，她和家乡的那些人、事之间有了一层越来越碍眼的隔膜。过去她喜欢把熟悉的人反复用在多部作品里，刻画人物不同的侧面，把故事写得满满当当，但现在她的生活里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在《寻隐者不遇》中，现代人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薄、疏远，通过大量留白表现出来。再也找不到《李海叔叔》里那种长达二十多年的精神连接。“再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跟所有的故乡、所有的乡村都是隔膜的，其实变化的不是它们，是你自己，很多时候都是你的眼睛变了，或者你的心也变了，我回去得越来越少了，跟他们的交往越来越少了。”尹学芸说。
　　作为以乡村题材见长的作家，她不得不对这种隔膜警惕起来：“作品中的那种温度其实都在退，那种底色都在褪。我觉得是作家的通病，可能隔一段就得反思，怎么在生活中找到切口，这是很重要的。”
　　（参考资料：《尹学芸印象》《尹学芸：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尹学芸：我曾被这盏灯照亮也期待它照亮更多人》《专访」尹学芸：最基层的作者离文坛很遥远，发再多小说也不是著名作家》《尹学芸：乡村的秩序》，感谢译林出版社和邓郁为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