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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舞台剧的渊源'
说到邹静之与戏剧的渊源，那得从最初的十年声乐讲起。“我最开始的理想就是想当一位歌唱家，学了十年声乐，而且十年如一日的练习，但是后来没成功。后来开始写诗、散文、随笔等等，大概是我从三十岁到四十多岁的时候。然后从四十岁到五十岁的时候，写了一些影视剧作品，虽然年头不长，但是写了不少，不能说有多大影响，但也算家喻户晓吧。后来更多的着重于舞台剧的创作了”，他说道。
不过，几年前，一位在北大荒时共同插队的朋友从美国回来后，才让他真正感觉到自己与戏剧的渊源远远不止如此。“他和我插队的时候睡一个炕上，当时是他演座山雕，我演少剑波的”，邹静之回忆道：“后来他去美国作了一位指挥，2005年他回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样东西，让我大吃一惊。”在饭桌上，老朋友带来了一个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邹静之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北大荒写的一个舞剧的脚本，叫做《麦场风云》，里面还有当时排演时留下的照片。
也许这位老朋友也知道，邹静之必然已经把年轻时的这段往事忘了。而他却一直作为青春的回忆和见证，小心珍藏着。邹静之看后，激动不已：“我只记得我当时写过很多组歌，但并不记得写过戏，或者剧本。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都傻了，完全忘了自己还写过这样一个舞剧。我说，不行，这得给我。他说，绝对不行。最后我只能复印了一份，原件给他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写的第一部舞台剧。”
如此看来，在邹静之真正进入舞台剧创作这十年之前，他对舞台剧的始终没有间断过。因为对音乐的热爱，邹静之曾一度给《爱乐》杂志写乐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便是因为看到了一篇邹静之发表在《爱乐》上的有关他音乐的评论，而与邹静之结识。一次国外某剧团邀请郭文景写一部歌剧，他便想到了邹静之。“他想让我给他写一个剧本，后来我就写了歌剧《夜宴》。当时我写了两个版本，第一个是用新诗的方式写的，但郭文景看完磨叽好几天之后跟我说，不行，没有感觉。他建议我改一稿旧体诗、文言文的，我就生改了一稿出来。这个是我写的第一部正式上演的舞台剧”，邹静之回忆。这部歌剧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上演了，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包括在北京保利剧院也演过两场。
让邹静之真正进入舞台剧创作时期，是和人艺前任院长刘锦云的一次饭局，“当时还有任鸣、刘恒、毕淑敏还有作家王刚，在饭桌上就约我们写话剧。我好像是这四个人里面第一个交了剧本，因为就是想写。那时我正在影视创作的间歇当中，就特别想写话剧。我的影视剧约稿一直太多了，而且没有正式的演出单位找我，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当时我记得好像和任鸣说了三个选题，他觉得都挺好，问我最想要写哪个，最后我选择了《我爱桃花》”。
写舞台剧永远保持票友的精神'
从五十岁之后，邹静之的创作重心基本上转到了舞台剧上面，包括话剧、歌剧、儿童剧、京剧，算下来有十部戏了。即使有时候接了电影剧本，但他还是老琢磨，这个电影写完了得找一个大块时间，写他想写的舞台剧。
想起自己每一部舞台剧的创作经过，邹静之甚至有些感慨：“我在写戏的时候，真算是日思夜想。从早上还没睁眼，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就开始想着戏的事儿，想明白了才起来呢。一直到晚上出去遛弯儿，都在想这件事儿。如果我构思好了，以这样的方式创作，一部戏一般在十天以内我就完成了。但此后，我会花一到两个月修改。也就是修改比第一稿创作的时间要长好几倍，就好像画画一样，大胆落墨，小心收拾，先是泥沙俱下，都给冲出来的感觉，然后再规整。”
他写舞台剧自始至终给自己定了规矩就是，不以此博名利，持票友的精神，热爱舞台剧创作，因为票友就是单纯的爱好。就好比当年的李渔、汤显祖写的那些戏，他们最先愉悦的是他自己。同样，邹静之写舞台剧最深切的感觉是，从中得到了特别大的愉悦感。
他表示，与职业相比，他更喜欢当一个票友。票友是自己热爱，甚至自己花钱置办行头，他的热爱程度甚至超过了专业的，因为专业的是以此谋生，是两股劲儿。例如齐如山给梅兰芳写戏，那就是票友，李渔写了那么多剧本，他还设计家具，但他们都是文人。明式家具为什么流传至今，而且全世界人都喜欢，就是因为文人加入进来了。
他一直想保持一个票友的精神，甚至是票友的身份，就是要永远保持票友对于艺术的那种发自心底的热爱。
舞台剧创作更具挑战'
邹静之认为，想要作舞台剧编剧，文学的准备一定是必然的。因为写一篇诗歌，或者散文都相对容易点儿，但是驾驭一部两个小时左右的舞台剧创作，它的结构、叙述方式都特别考验人，容不得你掺半点儿水。当然其中也不乏曹禺先生这样的天才，二十多岁就写出了《雷雨》。
相比其他影视剧的创作，他表示：“因为我觉得影视的最终还是导演的文本，所以编剧的主观能动性有些地方会因为合作而屈服。而电视剧其实不再适合积累了很多文字经验、结构经验继续操作下去的可能，第一它太长，动辄五十万字；第二它有时甚至排斥剧本的文学性，以及对结构的处理。”
他甚至比喻：“写剧本就好像打游戏，一个新游戏，等你一关一关都过去了，就觉得没意思了，老想玩有点儿难度的。例如我为什么要写《花事如期》呢？有难度，两个人，一晚上，三一律，我个人觉得这是最难写的戏了。”
在古代，汤显祖、李渔这样的人都属于士族，生活无忧，有自己的戏班。而莎士比亚就是剧团的，他写戏就是为了剧团演出，获得利润。所以他们都应该算是驻班编剧，所以一个剧院是应该有编剧编制的。但是因为经营与创作总是有些矛盾的，以至于一些驻班编剧和文艺团体不那么和谐。
所以邹静之觉得目前各剧团与编剧之间这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更适合戏剧的发展。这样就会培养一批像他这样，迷恋戏剧的一批人，以此为乐，不以此为生。
凭借热情成立龙马社'
“好几年前，我们就为社团起名龙马社，但一直没成的原因是没有剧场。”凭借着对于戏剧的热情与喜爱，龙马社在2008年底正式成立了。龙马社初创是以刘恒、邹静之、万方等人为核心。邹静之介绍，这个核心先是较为松散的，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每年三个人能出一部原创新戏，“写自己想写的，说自己想说的”。邹静之进一步解释道，这个以作家为核心的团体，注定要表现出他们对戏剧文本的重视，并将吸引更多编剧加盟。
邹静之、万方和刘恒成立龙马社，就是因为喜欢舞台剧，它不但不挣钱，他们还自己往里面搭钱。邹静之说：“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作家，干起事情都是凭热情，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也许龙马社就被这么几个文人一直坚持下去，就做起来了。西泠印社最初的成立也花了七八年的时间，秀才造反三年不举，老是议而不决，最后成立了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你看他们的会员，从吴昌硕、李叔同、丰子恺到赵朴初、启功，都是多大的人物啊，甚至影响到日本、东南亚。所以龙马社被我们的热情呼唤建立起来，聚集的人气也越来越多了。”
他觉得艺术这东西一定是从心里由衷地喜欢，而不是变成博取名利的工具。这也是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点：“‘名’也就这样了，要是为了‘利’就写电视剧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戏剧的热爱不是有所期待的，而是无待的，以这样的方式做事，龙马社的风格和整个的感觉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说到邹静之与戏剧的渊源，那得从最初的十年声乐讲起。“我最开始的理想就是想当一位歌唱家，学了十年声乐，而且十年如一日的练习，但是后来没成功。后来开始写诗、散文、随笔等等，大概是我从三十岁到四十多岁的时候。然后从四十岁到五十岁的时候，写了一些影视剧作品，虽然年头不长，但是写了不少，不能说有多大影响，但也算家喻户晓吧。后来更多的着重于舞台剧的创作了”，他说道。
不过，几年前，一位在北大荒时共同插队的朋友从美国回来后，才让他真正感觉到自己与戏剧的渊源远远不止如此。“他和我插队的时候睡一个炕上，当时是他演座山雕，我演少剑波的”，邹静之回忆道：“后来他去美国作了一位指挥，2005年他回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样东西，让我大吃一惊。”在饭桌上，老朋友带来了一个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邹静之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北大荒写的一个舞剧的脚本，叫做《麦场风云》，里面还有当时排演时留下的照片。
也许这位老朋友也知道，邹静之必然已经把年轻时的这段往事忘了。而他却一直作为青春的回忆和见证，小心珍藏着。邹静之看后，激动不已：“我只记得我当时写过很多组歌，但并不记得写过戏，或者剧本。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都傻了，完全忘了自己还写过这样一个舞剧。我说，不行，这得给我。他说，绝对不行。最后我只能复印了一份，原件给他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写的第一部舞台剧。”
如此看来，在邹静之真正进入舞台剧创作这十年之前，他对舞台剧的始终没有间断过。因为对音乐的热爱，邹静之曾一度给《爱乐》杂志写乐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便是因为看到了一篇邹静之发表在《爱乐》上的有关他音乐的评论，而与邹静之结识。一次国外某剧团邀请郭文景写一部歌剧，他便想到了邹静之。“他想让我给他写一个剧本，后来我就写了歌剧《夜宴》。当时我写了两个版本，第一个是用新诗的方式写的，但郭文景看完磨叽好几天之后跟我说，不行，没有感觉。他建议我改一稿旧体诗、文言文的，我就生改了一稿出来。这个是我写的第一部正式上演的舞台剧”，邹静之回忆。这部歌剧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上演了，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包括在北京保利剧院也演过两场。
让邹静之真正进入舞台剧创作时期，是和人艺前任院长刘锦云的一次饭局，“当时还有任鸣、刘恒、毕淑敏还有作家王刚，在饭桌上就约我们写话剧。我好像是这四个人里面第一个交了剧本，因为就是想写。那时我正在影视创作的间歇当中，就特别想写话剧。我的影视剧约稿一直太多了，而且没有正式的演出单位找我，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当时我记得好像和任鸣说了三个选题，他觉得都挺好，问我最想要写哪个，最后我选择了《我爱桃花》”。
写舞台剧永远保持票友的精神'
从五十岁之后，邹静之的创作重心基本上转到了舞台剧上面，包括话剧、歌剧、儿童剧、京剧，算下来有十部戏了。即使有时候接了电影剧本，但他还是老琢磨，这个电影写完了得找一个大块时间，写他想写的舞台剧。
想起自己每一部舞台剧的创作经过，邹静之甚至有些感慨：“我在写戏的时候，真算是日思夜想。从早上还没睁眼，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就开始想着戏的事儿，想明白了才起来呢。一直到晚上出去遛弯儿，都在想这件事儿。如果我构思好了，以这样的方式创作，一部戏一般在十天以内我就完成了。但此后，我会花一到两个月修改。也就是修改比第一稿创作的时间要长好几倍，就好像画画一样，大胆落墨，小心收拾，先是泥沙俱下，都给冲出来的感觉，然后再规整。”
他写舞台剧自始至终给自己定了规矩就是，不以此博名利，持票友的精神，热爱舞台剧创作，因为票友就是单纯的爱好。就好比当年的李渔、汤显祖写的那些戏，他们最先愉悦的是他自己。同样，邹静之写舞台剧最深切的感觉是，从中得到了特别大的愉悦感。
他表示，与职业相比，他更喜欢当一个票友。票友是自己热爱，甚至自己花钱置办行头，他的热爱程度甚至超过了专业的，因为专业的是以此谋生，是两股劲儿。例如齐如山给梅兰芳写戏，那就是票友，李渔写了那么多剧本，他还设计家具，但他们都是文人。明式家具为什么流传至今，而且全世界人都喜欢，就是因为文人加入进来了。
他一直想保持一个票友的精神，甚至是票友的身份，就是要永远保持票友对于艺术的那种发自心底的热爱。
舞台剧创作更具挑战'
邹静之认为，想要作舞台剧编剧，文学的准备一定是必然的。因为写一篇诗歌，或者散文都相对容易点儿，但是驾驭一部两个小时左右的舞台剧创作，它的结构、叙述方式都特别考验人，容不得你掺半点儿水。当然其中也不乏曹禺先生这样的天才，二十多岁就写出了《雷雨》。
相比其他影视剧的创作，他表示：“因为我觉得影视的最终还是导演的文本，所以编剧的主观能动性有些地方会因为合作而屈服。而电视剧其实不再适合积累了很多文字经验、结构经验继续操作下去的可能，第一它太长，动辄五十万字；第二它有时甚至排斥剧本的文学性，以及对结构的处理。”
他甚至比喻：“写剧本就好像打游戏，一个新游戏，等你一关一关都过去了，就觉得没意思了，老想玩有点儿难度的。例如我为什么要写《花事如期》呢？有难度，两个人，一晚上，三一律，我个人觉得这是最难写的戏了。”
在古代，汤显祖、李渔这样的人都属于士族，生活无忧，有自己的戏班。而莎士比亚就是剧团的，他写戏就是为了剧团演出，获得利润。所以他们都应该算是驻班编剧，所以一个剧院是应该有编剧编制的。但是因为经营与创作总是有些矛盾的，以至于一些驻班编剧和文艺团体不那么和谐。
所以邹静之觉得目前各剧团与编剧之间这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更适合戏剧的发展。这样就会培养一批像他这样，迷恋戏剧的一批人，以此为乐，不以此为生。
凭借热情成立龙马社'
“好几年前，我们就为社团起名龙马社，但一直没成的原因是没有剧场。”凭借着对于戏剧的热情与喜爱，龙马社在2008年底正式成立了。龙马社初创是以刘恒、邹静之、万方等人为核心。邹静之介绍，这个核心先是较为松散的，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每年三个人能出一部原创新戏，“写自己想写的，说自己想说的”。邹静之进一步解释道，这个以作家为核心的团体，注定要表现出他们对戏剧文本的重视，并将吸引更多编剧加盟。
邹静之、万方和刘恒成立龙马社，就是因为喜欢舞台剧，它不但不挣钱，他们还自己往里面搭钱。邹静之说：“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作家，干起事情都是凭热情，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也许龙马社就被这么几个文人一直坚持下去，就做起来了。西泠印社最初的成立也花了七八年的时间，秀才造反三年不举，老是议而不决，最后成立了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你看他们的会员，从吴昌硕、李叔同、丰子恺到赵朴初、启功，都是多大的人物啊，甚至影响到日本、东南亚。所以龙马社被我们的热情呼唤建立起来，聚集的人气也越来越多了。”
他觉得艺术这东西一定是从心里由衷地喜欢，而不是变成博取名利的工具。这也是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点：“‘名’也就这样了，要是为了‘利’就写电视剧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戏剧的热爱不是有所期待的，而是无待的，以这样的方式做事，龙马社的风格和整个的感觉可能都会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