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说过，我思故我在。而后来那个叫米兰·昆德拉的捷克人却不认同，他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面对一些看似高深的道理时，我们总愿意从前人夹袋里寻找那些基于经验主义、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答案，但更多的时候，至圣先贤们却经常让我们更糊涂，享受不到醍醐灌顶般的快感。
　　我的2008，这是个命题作文，但当我深夜里躺在床上思考和梳理过去的365天，总感觉这确乎是个哲学命题，那么深奥和艰涩。于是翻身起来，打开电脑，试图寻找留在芯片空间的过去一年的痕迹。昏黄的灯光照在我身上，看不到影子，一切都如记忆那般模糊。
　　忽然就看到了5月份在四川时的那些照片，有一张是我背着背包，包里塞着几瓶矿泉水和几袋压缩饼干，穿着黑色的风衣，站在一辆被砸毁的面包车前，样子很衰，脸色很黑，紧接着的一张是一个四川汉子光着臂膀站在旁边的铁轨上。面无表情地望着自己在地震中倒塌的家园。
　　这是同事丁丁给我拍的。他当时的样子应该和我一样衰，也背着一个塞满矿泉水和压缩饼干的大包。我们当时在重灾区什邡市蓥华镇，四周都是震后破碎的景象。在这个离乱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更像个看热闹的过客。
　　后来我们就一路走下去，目睹了更多的灾难和悲剧，把包里的矿泉水和压缩饼干分给了一位老人，地震只给他留下了倒塌的瓦砾和一头幸免于难的猪。后来我更多的没有感觉到自己悲天悯人和善良的品性——我们没有能力真正安慰和温暖任何一个灾区的人。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回到熙熙攘攘、远离灾难的大都市已经半年多了，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个过客，可能，这种感觉将伴随我一辈子。
　　这曾让我怀疑自己去四川是否有意义。那么多人在地震中死去，惨状不胜枚举，但也仅此而已，于我于那么多在灾区报道的记者们有什么直接关系?这种想法似乎很卑鄙，让我想到了加缪在《鼠疫》中描写的情景：奥兰小市爆发鼠疫，封城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急，然而索回脑际的仍是个人琐事，别人的生死与己无关，人们处于荒诞之中，各走各的路，各行各的事。
　　我与身俱来的难道也有着奥兰小市民们的这种劣根性吗?或许不是，我一直敬佩《鼠疫》里的那个里厄医生，在小城每天都有人死去和恐怖四散的时候，这位医生组织起了第一支志愿防疫队，他们的行为唤起了更多的人：在这个时候，必须与鼠疫作战，而那个为了爱情想方设法逃离这座城市的记者朗贝尔也改变了最初的想法，要求里厄同意在他离开之前，能跟大家一块儿干一阵子。
　　灾难虽伴随有悲剧，但总加速人的觉醒，而胜利缘于群体勇敢的回归。思考这个过程，总能教育如我这般自认为觉醒和勇敢的人，让我深刻认识到原来我这样的人并不勇敢和觉醒。在大劫难面前，并没有如里厄医生那样无所畏惧。这可能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过客的因由吧!
　　记得回北京的前一个晚上，我在《商务周刊》网站内部论坛上发了个帖子，我对兄弟姐妹们说，在和丁丁夜宿山间帐篷的那个晚上，听着如招魂的狗吠和鸦鸣，我彻夜未眠，我在想，我来这里做什么呢?我的到来对这些灾难中的人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但在绝望面前，灾难中的村民们却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乐观。明天我就要回到那个花花绿绿的大都市了，回到兄弟们身边，我倒有些恐惧。
　　我告诉他们，回到北京，我最想的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在一个有鲜花的公园里，静静坐上一整天。但回来后，我至今也没有去公园静静坐上半天。
　　高昱回帖说，灾难会毁去一些好的东西，并让一些丑陋的东西暴露出来，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还有更多好的东西由此产生，这个社会太长一段时间让我们为想耍什么而困惑，现在我们又在想，我们能耍什么，和我们该要什么。
　　夜深人静，气温遽降，在北京南城租住的蜗居里，我忽然倍感温暖。不远处，北京地铁4号线还在施工中，机器隆隆，小区后面那个叫马草河的小河沟里，污水缓缓流淌，不知流向哪里。此时，电脑音乐正放着《勇敢的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如风似烟飘进我的耳朵里，飘进我的眼睛里，飘进我的鼻子里，飘进我的胃里，飘进我的盲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