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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人面桃花》中历史的断裂，革命与爱欲的错位，以及秀米禁语对真实历史的嘲弄。这也可以说是格非对整个历史与人性叙述中豁达而淳厚的到达。
关键词： 小说《人面桃花》 断裂 错位 禁语
《人面桃花》这是一部氤氲着历史水雾的小说。当格非用他独特而审度的字符穿越五千年中国文化与博尔赫斯的空缺来试图建构新历史主义的原宥时，他飘洒着书卷气息而越发精致细雅的笔触在锋芒毕露的“先锋叙述”中，遁入攻城掠地的古典诗性阐发。我想这就是那个儒雅男子淡然而一再游走于对传统文化的囹圄与投诚的边缘，把葱郁的年华交付给无可匹敌的雍华的记忆所预伏的缺席，他怂恿了生活中全部的所向披靡的悖论，并执拗地寻找历史陷落刹那所规避的那一抹荒谬与谎言，他诉之不尽的流转在偏颇命理的相逢与别离中预支了历史的存在，只是为了蛊惑想象与现实的交互瞬间的恣肆与戏谑。在格非所描绘的“桃花幻境”里，充斥革命与爱欲匪夷所思的错位和相悖，致使秀米无法自拔地混淆了二者并献身于玲珑唯美的乌托邦悲剧殿堂；而作者给予秀米禁语的惩罚正相匹配了语言存在对历史申辩的偏执，秀米的禁语既是作者的失语，又是对历史真实的迫切嘲弄。读罢作品，那些从扉页中熙攘而过的，除了对无法释怀执念的坦然放弃，更洋溢着悲剧边缘的温暖着陆。
小说《人面桃花》从辛亥革命的断篇残章里揣度理想政治的虚无与历史的波澜壮阔。“父亲”隐隐绰绰地将故事的帷幕揭开便消弭而去，他被搁置在故事的背景里妄图穿梭于叙述的始终又不留痕迹。可以说，“父亲”的神秘引发了一场关于革命前赴后继的悲壮往事，父亲亦颠亦狂而又众说纷纭的处境不经意间引发了秀米的对父亲人生历程的好奇与关注，也束缚了秀米的感官对历史执拗情绪的一种宣泄与放纵，她在试图拨开烟雾弥漫的窗花时，谜团接踵而来又蜂拥而至，然而梦回阡陌，“她忽然觉得王观澄、表哥张季元，还有那个不知下落的父亲似乎是同一个人。他们和各自梦想都属于那些在天上飘动的云和烟，风一吹，就散了，不知所终”。最终秀米在悄然逝去的瞬间对“凤凰冰花”宿命式的感知使故事遁向安宁平静的皈依。格非用他玲珑不堪而又错落有致的首尾照应使整个故事沉浸在独立而广阔的密闭空间里，开启或关闭这扇门的，便是父亲的隐弭与重现。
格非曾在《塞壬的歌声》中说：“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和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仿佛发现，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作为知识和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存在，它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残片而已。”可以说，父亲的“不在场”作为一种符号，直接把《人面桃花》置之于这种断裂之中，使历史场景与历史环境变得无足轻重。由此“会相对来讲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展开一个故事。对于我的故事，我不懂得部分，读者也不懂。我觉得在故事中我没有办法调控的、没有办法控制的，我就随它去了”。这说明了格非对于浓郁的新历史主义的窥现，而更多地则抒写了格非对于盲点的无可奈何和郁郁寡欢。在精致营造的文本结构中，主人公陆秀米沉浸在初潮的恐慌中摇曳登场，这成人礼的预言与父亲离奇莫测的主动走失，圆润了故事中革命与爱欲的两条主线错位而又悖向的谶语。而小说最后，秀米在瓦釜的琉璃织案中，所洞见的那个捻须微笑的父亲与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平和的下一场不知道结局的棋，如此坦然的结局无一例外地指正了格非在这场结构盛宴中所散发的睿智与聪慧。在这场晦明如寂的历史真相挖掘中，父亲的走预支了现实社会与乌托邦幻灭的距离，他在故事开篇就及早抽身，他撑开一把千疮百孔、伞骨毕露的油布伞，“倒退着走了出去”并“轻轻地带上门”。父亲有预见性地从宏大的叙事中撤退，为表哥张季元的出场积蓄了现实可能性和革命连续性，张季元的突然降临散发着鬼魅的氤氲，巧合而弥漫着革命与爱欲的话语离奇地纠缠在日记之中，直接促成了秀米精神的成熟与苏醒，她的生命从此被革命与爱欲所充斥，而对死亡的揣测诱惑着秀米一步一步走入革命幻想主义的迷谭。最终父亲巧妙地重现，带着攻守自得的戏谑，交付于整个历史雍华的飨宴里剔除了湮灭的独善其身。而“叙述中穿插的张季元日记和‘历史注释’一方面构成文学虚构的手段，有拟真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长期以来常常是一种意识形态支配历史叙述的消解或解构”。放弃无法释怀的执拗，是不是也正是格非对待历史的态度呢？
谢有顺在解读《人面桃花》时曾说：“任何一个梦想的形成，以及这个梦想之所以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都是因为梦想的主体是人。是人，就无法规避他内心里与生俱来的私心和欲望，也无法完全放下他心中的‘执念’，这也就是任何一种乌托邦冲动付诸实践之后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如果给这里的梦想搜寻一个合理的概念空间，那么理应包括革命与爱欲两重因素。然而怎样解读并分配秀米对两者的理解，则直接影响到她一生人格发展和悲剧成因。当我们从作家细腻的语调中寻找江南水乡的风韵时，革命与爱欲之间的共同特征——献身，也便呼之欲出了。这个女子温婉空灵，然而却对献身有着无与伦比的热衷和循环往复的追踪：她先是沉浸在对表哥的情不自禁好感里暗自神伤，时而带着爱火焚身的想象——梦境的献身（孙姑娘葬礼之前的梦）。继而，张季元突发性的成为朝廷乱党，对于献身的无处可寻为秀米造设了犹豫的困境，张季元发乎刻意的节制以及不经意遗留的日记，潜藏的胁迫了秀米对于张季元革命梦想窥见一斑的模仿，并终其一生斡旋于这场革命游戏以及游戏的最终塌方。“她说，她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
然而，这样仓惶而执拗的献身却陷落在对爱情和革命的争执中变得彷徨无助而又毋庸置疑。所谓革命是将有限的个体，也就是个体的偶在献给无限的恒在（乌托邦—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场悲剧。革命是以实现事业、理想为行为的手段，并且是将个体偶在移位于无限恒在之中，使个体人格客体化。而爱欲是两个个体偶在在生命的长河中精神与灵魂的相互投射，陷入爱欲的个体偶在会在彼此照亮中丰满各自的灵魂，这样的相互照亮并不是一个人格迷失移位的过程。秀米对张季元发自肺腑的接近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戛然而止，而周遭的一切又散发着欲语还休的悲凉与决绝。金蝉和日记以遗物的形成附着在秀米的整个人生中而愈发的弥足珍贵，从而催促了秀米对于革命与爱欲两种意义上献身的混淆。她一再反复地追逐着并且竭尽所能把精力与控制力移位于无限恒在，然后又不断地被向外抛出，她无法控制且回避内心逐渐缩小的自我。她卑微地其实已经不需要知道革命，以及为什么革命，所以她不无悲哀地对老虎说：“做一件事，才能忘掉其他的事。”她无法逃避地陷入了对革命绝不释怀的执拗情绪里，而这种情绪的升华恰恰是归咎于对张季元爱欲不得的掠夺。她反复重温张季元的手稿，“倘若能说服她和我们一起干，该有多好”。她对花家舍的惦记，对放足会和普济地方自治会的初衷，对普济学堂的厚爱都源于追觅张季元的梦想，亦或者张季元就是一种“梦想”的符号和盘托出。“她想起了张季元以及他尚未来得及建立的那个大同世界；想起了自己在花家舍的日子，那个夭折了的普济学堂；还有父亲出走时所带走的那个桃花梦”。所以说，秀米正是在绝望中一厢情愿地认定并试图完成张季元的梦想，恰好等同于她爱欲的归宿。这样的错位以及对错位的执拗使秀米的悲剧一再扩大，直至秀米一直试图保护并深爱着的小东西惨死，才桃花梦碎。
这样的布局是早已深谙此道的格非执意构造的，在革命与爱欲的混淆的悲剧预期之后，给予读者的却是幡然醒悟的温暖着陆——禁语，对无法释怀执拗的放弃与自我惩戒。
格非在短篇小说《沉默》里这样表述：“‘语言实际上是最无用的东西。’女孩说，‘卡夫卡就说过人类只是在相互欺骗时，才会使用语言……’”纵观格非的短篇小说，说话与怎样说话一直是他思考并寻找的文学根源，他一面整合着繁复精致散发着浓郁书卷气息的语言，而另一面却是对语言存在价值的终极思考。他似乎一直在建构和解构语言的偏执里游走，重绘了一个又一个陷落在语言囹圄里匆忙逃遁的“人心”。他说：“世上没有一种诺言是不朽的。”“她很快发现在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真正需要说话的时候并不太多。比说话更为简便的是眼神，有时，两个人只是互相看一眼，就立刻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语言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如此往复的浅薄而语义不明，语言的使用似乎已经与谎言的作用相等同，语言作为一种叙述手段早已周旋在对假象的营造与自我欺骗之中。而秀米此刻的禁语，正是对她神秘而愧疚的前半生的彻底告别，这种告别除了萦绕着自我惩戒与自我折磨的成分之外，还带有着对她悲哀而偏执的个人历史的默认与作别。而这种默认剔除了谎言的自我标榜与诺言的自我申辩，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对曾经的历史作过多的解释与脱罪，这一刻所有语言与交流都在不堪回首的困顿与未来的循规蹈矩中变得毫无价值，她义无反顾承担了她赋予自身历史的全部荒诞与谬误，不向任何人佐证、表白和申述。在这里格非塑造了一个与祥林嫂截然相反的人物，及时唤醒了读者忧伤而沉重的阅读情感。另外，当秀米弥漫着浓重且凄美的个人历史融入作家肆意建造的波澜壮阔但并不清晰的社会历史之中时，对于历史真实的失语就逐渐成为故事存在意义的表征——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申辩也就变得毫无价值。这似乎也构成了格非的创作动机。在面对纷繁复杂而宏大冗长的历史事件时，杂乱无章的思辨与自以为是的表白通过语言开辟了传统的流俗与遣词造句的虚妄，而真实的叙述则显得苍白无力而浅尝辄止。这样的现状，使想象的骚客在文字的旷野里更加游刃有余，又使深邃的历史在向文学杂糅的进程中迷惑不堪。而作家似乎无力摆脱如此尴尬的责任，从而转向对宏大历史叙述的留白与遮蔽。这不得不说，是包括小说人物与作家在内的一次对无法释怀的偏执的坦然摒弃，这其中有无奈，有包容，有戏谑，有焦灼，然而更多的是对人生过程的虔诚。
“在瓦釜中迅速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与未来。”这就是那个儒雅而睿智的格非潜伏在整个小说中草蛇灰线的预置，一个简单的比喻成就了一部小说的动机。然而，冰花更作为一种象征演绎了一场无法释怀的偏执，以及对偏执的最终摒弃。这并不仅仅是他对小说与世界所持有的悲悯与宽容态度，更多的是对整个历史与人性叙述中的豁达和淳厚。
参考文献：
［1］格非.人面桃花［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9.
［2］格非.塞壬的歌声［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J］.作家，2005.8.
［4］张学昕.格非《人面桃花》的诗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5，（2）.
［5］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6］格非.戒指花［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10.
［7］格非.山河入梦［M］.作家出版社，2007.1.
关键词： 小说《人面桃花》 断裂 错位 禁语
《人面桃花》这是一部氤氲着历史水雾的小说。当格非用他独特而审度的字符穿越五千年中国文化与博尔赫斯的空缺来试图建构新历史主义的原宥时，他飘洒着书卷气息而越发精致细雅的笔触在锋芒毕露的“先锋叙述”中，遁入攻城掠地的古典诗性阐发。我想这就是那个儒雅男子淡然而一再游走于对传统文化的囹圄与投诚的边缘，把葱郁的年华交付给无可匹敌的雍华的记忆所预伏的缺席，他怂恿了生活中全部的所向披靡的悖论，并执拗地寻找历史陷落刹那所规避的那一抹荒谬与谎言，他诉之不尽的流转在偏颇命理的相逢与别离中预支了历史的存在，只是为了蛊惑想象与现实的交互瞬间的恣肆与戏谑。在格非所描绘的“桃花幻境”里，充斥革命与爱欲匪夷所思的错位和相悖，致使秀米无法自拔地混淆了二者并献身于玲珑唯美的乌托邦悲剧殿堂；而作者给予秀米禁语的惩罚正相匹配了语言存在对历史申辩的偏执，秀米的禁语既是作者的失语，又是对历史真实的迫切嘲弄。读罢作品，那些从扉页中熙攘而过的，除了对无法释怀执念的坦然放弃，更洋溢着悲剧边缘的温暖着陆。
小说《人面桃花》从辛亥革命的断篇残章里揣度理想政治的虚无与历史的波澜壮阔。“父亲”隐隐绰绰地将故事的帷幕揭开便消弭而去，他被搁置在故事的背景里妄图穿梭于叙述的始终又不留痕迹。可以说，“父亲”的神秘引发了一场关于革命前赴后继的悲壮往事，父亲亦颠亦狂而又众说纷纭的处境不经意间引发了秀米的对父亲人生历程的好奇与关注，也束缚了秀米的感官对历史执拗情绪的一种宣泄与放纵，她在试图拨开烟雾弥漫的窗花时，谜团接踵而来又蜂拥而至，然而梦回阡陌，“她忽然觉得王观澄、表哥张季元，还有那个不知下落的父亲似乎是同一个人。他们和各自梦想都属于那些在天上飘动的云和烟，风一吹，就散了，不知所终”。最终秀米在悄然逝去的瞬间对“凤凰冰花”宿命式的感知使故事遁向安宁平静的皈依。格非用他玲珑不堪而又错落有致的首尾照应使整个故事沉浸在独立而广阔的密闭空间里，开启或关闭这扇门的，便是父亲的隐弭与重现。
格非曾在《塞壬的歌声》中说：“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和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仿佛发现，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作为知识和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存在，它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残片而已。”可以说，父亲的“不在场”作为一种符号，直接把《人面桃花》置之于这种断裂之中，使历史场景与历史环境变得无足轻重。由此“会相对来讲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展开一个故事。对于我的故事，我不懂得部分，读者也不懂。我觉得在故事中我没有办法调控的、没有办法控制的，我就随它去了”。这说明了格非对于浓郁的新历史主义的窥现，而更多地则抒写了格非对于盲点的无可奈何和郁郁寡欢。在精致营造的文本结构中，主人公陆秀米沉浸在初潮的恐慌中摇曳登场，这成人礼的预言与父亲离奇莫测的主动走失，圆润了故事中革命与爱欲的两条主线错位而又悖向的谶语。而小说最后，秀米在瓦釜的琉璃织案中，所洞见的那个捻须微笑的父亲与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平和的下一场不知道结局的棋，如此坦然的结局无一例外地指正了格非在这场结构盛宴中所散发的睿智与聪慧。在这场晦明如寂的历史真相挖掘中，父亲的走预支了现实社会与乌托邦幻灭的距离，他在故事开篇就及早抽身，他撑开一把千疮百孔、伞骨毕露的油布伞，“倒退着走了出去”并“轻轻地带上门”。父亲有预见性地从宏大的叙事中撤退，为表哥张季元的出场积蓄了现实可能性和革命连续性，张季元的突然降临散发着鬼魅的氤氲，巧合而弥漫着革命与爱欲的话语离奇地纠缠在日记之中，直接促成了秀米精神的成熟与苏醒，她的生命从此被革命与爱欲所充斥，而对死亡的揣测诱惑着秀米一步一步走入革命幻想主义的迷谭。最终父亲巧妙地重现，带着攻守自得的戏谑，交付于整个历史雍华的飨宴里剔除了湮灭的独善其身。而“叙述中穿插的张季元日记和‘历史注释’一方面构成文学虚构的手段，有拟真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长期以来常常是一种意识形态支配历史叙述的消解或解构”。放弃无法释怀的执拗，是不是也正是格非对待历史的态度呢？
谢有顺在解读《人面桃花》时曾说：“任何一个梦想的形成，以及这个梦想之所以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都是因为梦想的主体是人。是人，就无法规避他内心里与生俱来的私心和欲望，也无法完全放下他心中的‘执念’，这也就是任何一种乌托邦冲动付诸实践之后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如果给这里的梦想搜寻一个合理的概念空间，那么理应包括革命与爱欲两重因素。然而怎样解读并分配秀米对两者的理解，则直接影响到她一生人格发展和悲剧成因。当我们从作家细腻的语调中寻找江南水乡的风韵时，革命与爱欲之间的共同特征——献身，也便呼之欲出了。这个女子温婉空灵，然而却对献身有着无与伦比的热衷和循环往复的追踪：她先是沉浸在对表哥的情不自禁好感里暗自神伤，时而带着爱火焚身的想象——梦境的献身（孙姑娘葬礼之前的梦）。继而，张季元突发性的成为朝廷乱党，对于献身的无处可寻为秀米造设了犹豫的困境，张季元发乎刻意的节制以及不经意遗留的日记，潜藏的胁迫了秀米对于张季元革命梦想窥见一斑的模仿，并终其一生斡旋于这场革命游戏以及游戏的最终塌方。“她说，她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
然而，这样仓惶而执拗的献身却陷落在对爱情和革命的争执中变得彷徨无助而又毋庸置疑。所谓革命是将有限的个体，也就是个体的偶在献给无限的恒在（乌托邦—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场悲剧。革命是以实现事业、理想为行为的手段，并且是将个体偶在移位于无限恒在之中，使个体人格客体化。而爱欲是两个个体偶在在生命的长河中精神与灵魂的相互投射，陷入爱欲的个体偶在会在彼此照亮中丰满各自的灵魂，这样的相互照亮并不是一个人格迷失移位的过程。秀米对张季元发自肺腑的接近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戛然而止，而周遭的一切又散发着欲语还休的悲凉与决绝。金蝉和日记以遗物的形成附着在秀米的整个人生中而愈发的弥足珍贵，从而催促了秀米对于革命与爱欲两种意义上献身的混淆。她一再反复地追逐着并且竭尽所能把精力与控制力移位于无限恒在，然后又不断地被向外抛出，她无法控制且回避内心逐渐缩小的自我。她卑微地其实已经不需要知道革命，以及为什么革命，所以她不无悲哀地对老虎说：“做一件事，才能忘掉其他的事。”她无法逃避地陷入了对革命绝不释怀的执拗情绪里，而这种情绪的升华恰恰是归咎于对张季元爱欲不得的掠夺。她反复重温张季元的手稿，“倘若能说服她和我们一起干，该有多好”。她对花家舍的惦记，对放足会和普济地方自治会的初衷，对普济学堂的厚爱都源于追觅张季元的梦想，亦或者张季元就是一种“梦想”的符号和盘托出。“她想起了张季元以及他尚未来得及建立的那个大同世界；想起了自己在花家舍的日子，那个夭折了的普济学堂；还有父亲出走时所带走的那个桃花梦”。所以说，秀米正是在绝望中一厢情愿地认定并试图完成张季元的梦想，恰好等同于她爱欲的归宿。这样的错位以及对错位的执拗使秀米的悲剧一再扩大，直至秀米一直试图保护并深爱着的小东西惨死，才桃花梦碎。
这样的布局是早已深谙此道的格非执意构造的，在革命与爱欲的混淆的悲剧预期之后，给予读者的却是幡然醒悟的温暖着陆——禁语，对无法释怀执拗的放弃与自我惩戒。
格非在短篇小说《沉默》里这样表述：“‘语言实际上是最无用的东西。’女孩说，‘卡夫卡就说过人类只是在相互欺骗时，才会使用语言……’”纵观格非的短篇小说，说话与怎样说话一直是他思考并寻找的文学根源，他一面整合着繁复精致散发着浓郁书卷气息的语言，而另一面却是对语言存在价值的终极思考。他似乎一直在建构和解构语言的偏执里游走，重绘了一个又一个陷落在语言囹圄里匆忙逃遁的“人心”。他说：“世上没有一种诺言是不朽的。”“她很快发现在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真正需要说话的时候并不太多。比说话更为简便的是眼神，有时，两个人只是互相看一眼，就立刻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语言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如此往复的浅薄而语义不明，语言的使用似乎已经与谎言的作用相等同，语言作为一种叙述手段早已周旋在对假象的营造与自我欺骗之中。而秀米此刻的禁语，正是对她神秘而愧疚的前半生的彻底告别，这种告别除了萦绕着自我惩戒与自我折磨的成分之外，还带有着对她悲哀而偏执的个人历史的默认与作别。而这种默认剔除了谎言的自我标榜与诺言的自我申辩，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对曾经的历史作过多的解释与脱罪，这一刻所有语言与交流都在不堪回首的困顿与未来的循规蹈矩中变得毫无价值，她义无反顾承担了她赋予自身历史的全部荒诞与谬误，不向任何人佐证、表白和申述。在这里格非塑造了一个与祥林嫂截然相反的人物，及时唤醒了读者忧伤而沉重的阅读情感。另外，当秀米弥漫着浓重且凄美的个人历史融入作家肆意建造的波澜壮阔但并不清晰的社会历史之中时，对于历史真实的失语就逐渐成为故事存在意义的表征——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申辩也就变得毫无价值。这似乎也构成了格非的创作动机。在面对纷繁复杂而宏大冗长的历史事件时，杂乱无章的思辨与自以为是的表白通过语言开辟了传统的流俗与遣词造句的虚妄，而真实的叙述则显得苍白无力而浅尝辄止。这样的现状，使想象的骚客在文字的旷野里更加游刃有余，又使深邃的历史在向文学杂糅的进程中迷惑不堪。而作家似乎无力摆脱如此尴尬的责任，从而转向对宏大历史叙述的留白与遮蔽。这不得不说，是包括小说人物与作家在内的一次对无法释怀的偏执的坦然摒弃，这其中有无奈，有包容，有戏谑，有焦灼，然而更多的是对人生过程的虔诚。
“在瓦釜中迅速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与未来。”这就是那个儒雅而睿智的格非潜伏在整个小说中草蛇灰线的预置，一个简单的比喻成就了一部小说的动机。然而，冰花更作为一种象征演绎了一场无法释怀的偏执，以及对偏执的最终摒弃。这并不仅仅是他对小说与世界所持有的悲悯与宽容态度，更多的是对整个历史与人性叙述中的豁达和淳厚。
参考文献：
［1］格非.人面桃花［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9.
［2］格非.塞壬的歌声［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J］.作家，2005.8.
［4］张学昕.格非《人面桃花》的诗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5，（2）.
［5］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6］格非.戒指花［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10.
［7］格非.山河入梦［M］.作家出版社，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