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一直纠结于“人口红利要消失了吗？将于何时消失？”这背后隐藏的担心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要过去了吗？我们前进的力量不足了吗？”这种担心近两年弥漫开来，因为各种“权威”报告预测，预示着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快要到了，有说2020年的，有说2015年的，还有说我们现在就在“拐点”之上的。“拐点”如此之近，我们却还有好多改革没有完成，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好多隐患等待解决然而，带着这些担心的《经济》记者，却被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张季风的锋利言辞彻底打乱了思维模式。张季风以日本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所起到的作用为切入点，向记者阐述了他对于人口红利的独到见解。
日本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因为科技进步而下降
《经济》：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前后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季风：从长期人口结构变化来看，明治维新之前属于“多生多死”型结构、但从明治维新以后至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为“多生少死”型结构，从20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即进入“少生少死”型结构。从1974年起总和生育率开始跌破2.1%的替代水平，此后一路走低，1996年以后一直维持在1.4%以下。目前日本老龄化严重，65岁以上人口已高达24%，而零岁至14岁儿童仅占总人口的13%，是典型的“少子老龄化”人口结构。
谈到人口红利，其相关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第三个是人口的下降。先看一下“刘易斯拐点”，其主要含义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到有限供给。关于日本的“拐点”来临时间，基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4年，更多的学者倾向于1962年左右。再看一下劳动力的增减情况，日本大约在1995年出现劳动力下降趋势。大多数学者认为从2005年开始出现总人口的下降，但是日本最新一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比2005年还增加了28.9万人。无论是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1962年，还是劳动力出现绝对减少的1995年，日本人口结构都处于“少生少死型”结构。
《经济》：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张季风：首先，应当说人口红利确实曾使日本经济获得很大利益。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口处于“多生少死”阶段，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959年到1960年之间达到高峰，每年人口流动量达到65万左右。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真的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了吗？说句老实话，回顾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我实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1955年-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果采用普遍认识，将“刘易斯拐点”定在1962年，此后不但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且还持续了10年的高速增长。
所谓的人口红利“拐点”之后，合理的现象是劳动力不足，失业率下降。但实际情况呢？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解决就业不足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与家电等组装工业迅猛发展，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很好地吸纳了劳动力，缓解了就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也确实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但这种现象也仅仅持续了两三年。当时日本从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引进四五万人规模的“研修生”，就大大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劳动力出现绝对下降的1995年以后，日本非但没有出现人口红利消失后应当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相反出现了严重就业不足、失业率攀升的现象。即便是日本，因人口红利消失可能导致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可能在10年乃至20年以后才会出现。
当然，人口老龄化确实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但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是因为老龄人口增加导致社会保障资金支出过多，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占日本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12%，而2012年高达29%。但是，日本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比中国高得多，几乎不可相比。我并不否认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能对经济增长率有潜在负面影响，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劳动力绝对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且人口规模大，个人消费总量也会扩大。但这不是绝对的，在进入近代以后资本的作用增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的影响逐渐变弱。
《经济》：如果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影响并不大，那么人们常说的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季风：首先，我并不赞同所谓“失去的20年”的说法，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下滑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可以肯定地说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日本经济早已进入成熟阶段，与欧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发优势消失，国内市场饱和，内需缩小，而经济全球化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很多领域赶超日本，使得日本的外需也相对缩小，这是需求方面的原因。供给方面的原因是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从日本的统计数据来看，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高达30%，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为负拉动。再有一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没有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导致金融功能不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以上可见，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带来“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即便到现在，安倍经济学中也把扩大就业、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其“第三支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问题
《经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是否即将消失？拐点将于何时到来？
张季风：在改革开放之前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口都是中国的负担，可以试想，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人口，可能早就富起来了。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又何曾享受过人口福利？7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再加上历年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都困难，又怎么说人口红利消失了呢？千万要记住，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距离“刘易斯拐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为时尚早。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每年约有5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他们立即成为城市市民，享有与原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而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他们工作状况极不稳定，隐蔽失业很严重。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问题？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生存状态也不佳，进入城市之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关怀。如果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报酬与社会保障，还能出现民工荒吗？退一步讲，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即使达到刘易斯拐点后，还出现了3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所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未免有些杞人忧天。
《经济》：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张季风：今天我想提醒社会各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外，我国还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现在有一亿两千万贫困人口。对于这些人群，光靠政府救济补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就业是脱贫致富的基本前提。在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不用说大学生，连高中生都被称为“金蛋”。但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了普遍现象。就业问题如此严峻，说明经济结构出了问题，需要改革。等我们先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以后，再谈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也不迟。
另外，我还想提及的是，现在西方唱衰中国，其中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我不解释大家也都很清楚，西方国家的意图在于通过唱衰中国，来阻止和遏止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自己再一天到晚地谈人口红利，只能进一步被其利用。专家学者与媒体必须给政府一个正确的信息——赶快解决就业问题，不要再炒人口红利的概念了。只有解决了就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才能离中国梦的实现越来越近。
日本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因为科技进步而下降
《经济》：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前后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季风：从长期人口结构变化来看，明治维新之前属于“多生多死”型结构、但从明治维新以后至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为“多生少死”型结构，从20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即进入“少生少死”型结构。从1974年起总和生育率开始跌破2.1%的替代水平，此后一路走低，1996年以后一直维持在1.4%以下。目前日本老龄化严重，65岁以上人口已高达24%，而零岁至14岁儿童仅占总人口的13%，是典型的“少子老龄化”人口结构。
谈到人口红利，其相关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第三个是人口的下降。先看一下“刘易斯拐点”，其主要含义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到有限供给。关于日本的“拐点”来临时间，基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4年，更多的学者倾向于1962年左右。再看一下劳动力的增减情况，日本大约在1995年出现劳动力下降趋势。大多数学者认为从2005年开始出现总人口的下降，但是日本最新一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比2005年还增加了28.9万人。无论是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1962年，还是劳动力出现绝对减少的1995年，日本人口结构都处于“少生少死型”结构。
《经济》：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张季风：首先，应当说人口红利确实曾使日本经济获得很大利益。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口处于“多生少死”阶段，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959年到1960年之间达到高峰，每年人口流动量达到65万左右。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真的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了吗？说句老实话，回顾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我实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1955年-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果采用普遍认识，将“刘易斯拐点”定在1962年，此后不但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且还持续了10年的高速增长。
所谓的人口红利“拐点”之后，合理的现象是劳动力不足，失业率下降。但实际情况呢？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解决就业不足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与家电等组装工业迅猛发展，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很好地吸纳了劳动力，缓解了就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也确实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但这种现象也仅仅持续了两三年。当时日本从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引进四五万人规模的“研修生”，就大大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劳动力出现绝对下降的1995年以后，日本非但没有出现人口红利消失后应当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相反出现了严重就业不足、失业率攀升的现象。即便是日本，因人口红利消失可能导致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可能在10年乃至20年以后才会出现。
当然，人口老龄化确实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但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是因为老龄人口增加导致社会保障资金支出过多，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占日本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12%，而2012年高达29%。但是，日本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比中国高得多，几乎不可相比。我并不否认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能对经济增长率有潜在负面影响，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劳动力绝对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且人口规模大，个人消费总量也会扩大。但这不是绝对的，在进入近代以后资本的作用增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的影响逐渐变弱。
《经济》：如果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影响并不大，那么人们常说的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季风：首先，我并不赞同所谓“失去的20年”的说法，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下滑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可以肯定地说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日本经济早已进入成熟阶段，与欧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发优势消失，国内市场饱和，内需缩小，而经济全球化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很多领域赶超日本，使得日本的外需也相对缩小，这是需求方面的原因。供给方面的原因是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从日本的统计数据来看，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高达30%，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为负拉动。再有一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没有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导致金融功能不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以上可见，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带来“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即便到现在，安倍经济学中也把扩大就业、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其“第三支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问题
《经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是否即将消失？拐点将于何时到来？
张季风：在改革开放之前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口都是中国的负担，可以试想，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人口，可能早就富起来了。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又何曾享受过人口福利？7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再加上历年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都困难，又怎么说人口红利消失了呢？千万要记住，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距离“刘易斯拐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为时尚早。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每年约有5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他们立即成为城市市民，享有与原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而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他们工作状况极不稳定，隐蔽失业很严重。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问题？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生存状态也不佳，进入城市之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关怀。如果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报酬与社会保障，还能出现民工荒吗？退一步讲，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即使达到刘易斯拐点后，还出现了3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所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未免有些杞人忧天。
《经济》：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张季风：今天我想提醒社会各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外，我国还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现在有一亿两千万贫困人口。对于这些人群，光靠政府救济补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就业是脱贫致富的基本前提。在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不用说大学生，连高中生都被称为“金蛋”。但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了普遍现象。就业问题如此严峻，说明经济结构出了问题，需要改革。等我们先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以后，再谈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也不迟。
另外，我还想提及的是，现在西方唱衰中国，其中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我不解释大家也都很清楚，西方国家的意图在于通过唱衰中国，来阻止和遏止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自己再一天到晚地谈人口红利，只能进一步被其利用。专家学者与媒体必须给政府一个正确的信息——赶快解决就业问题，不要再炒人口红利的概念了。只有解决了就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才能离中国梦的实现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