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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江 浩
“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会奋起；
我梦想有一天，在CBD不计其数的办公室里，老板能够同员工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能力有限公司——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效益而是以是否快乐作为工作评判标准的公司里。”——《谈谈情，跳跳槽》
现实!
好比《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对一切浅薄、伪善和自负的人与事的评价：假模假式。现实就是卸掉假模假式的假睫毛、美瞳、隐形UN-Bra，现实就是不要以为职场人都是幼儿园里不计回报、只为争取小红花的孩子，或者老板都是一盏熠熠生辉的指路明灯——其实不是，现实的职场不总是阳春白雪。
这就是《办公室有鬼》系列话剧第二部《谈谈情，跳跳槽》之所以好看的第一个原因，它先把职场的胭脂俗粉卸掉，既说台面上的事儿，也说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从说官话到说私房话，把这个转变说极端点儿，这出话剧就好比指出“皇帝的新装就是没穿衣服”的那个孩子。
让《谈谈情，跳跳槽》更好看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说了实话之后，说了那么多员工和老板之间貌合神离的故事之后，仍然能让你觉得珍惜时光，好好工作还是有出头天，还是充满希望的。
这有点像心理学治疗领域使用的“森田疗法”、“脱敏法”(Desensitization)或者“满灌法”(Flooding)——我们把这些方法统统叫做“崩溃疗法”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对落魄对象不做正面的鼓励和抚慰，而是继续加持事物的压力，以使人激发自身最原始的抗压性和“趋光性”，去意识到可以在一地鸡毛的境遇里工作、努力奋斗自己的人生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BUTTTTTTT!此法慎用。
从“人神共愤”到“人神共奋”
“你知道中国的心脏在哪儿吗?——北京!／北京的心脏在哪儿?——CBD／什么叫CBD?——China Beijing Dabeiyao(大北窑)／CBD的心脏在哪儿?——就在我们这座写字楼!／你都在中国的心脏的心脏的心脏上班了，这是多么大的荣誉!有多少人做梦都想来呢，你竟然还想加薪?”我敢保证，能说出这话的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人神共愤的“找抽型老板”，《谈谈情，跳跳槽》里把他化身成了VC高，他每天领着员工唱“工作重于泰山”；他总要求员工上班不以北京时间，而以打卡机时间为准；他犒劳员工的主要礼物是麦当劳的优惠券。
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刻，他不是想着怎么带领员工齐心蹚过这次危机，而是怨天尤人地想用吃的把自己撑死，用烟让自己慢性自杀——结果，死神来了，他真的要把VC高带走。搞笑的是，这个死于1929年那场美国经济危机、代号1929的死神作为上帝的员工，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习惯性地冲到打卡机那里去打卡，而上帝老头忽悠他的“胡萝卜”同VC高忽悠员工的一样，“钱不重要，前途很重要，加油加油加油!”死神作为员工也有很多的不满。
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神共愤的年代，无论是VC高的员工、死神，甚至老板的化身VC高，都被一种强烈的来自工作的不满所挟持，大家早就不记得“全心全意为工作而乐”的感觉如何，工作对他们来说，更多时候只是因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膝跳反射。
对于长期处于倦怠和消极情绪中的工作人来说，真正可以激励人心的不是隔靴搔痒的同理心或升职加薪的方法论。有时候，“换个活法”似乎没有“换个死法”更有用。当VC高发现死神降临，他从没有任何一刻像此刻这样感觉到能够活着去经受工作带给我们的苦闷、无奈、平庸和无聊是多么值得庆贺。他突然发现，“工作是不会压死人的。只有自己才会压死自己”。他也突然意识到，哪怕自己真的一无是处，也应该让自己的员工觉得生活并不是绝望的，信任、鼓励哪怕是善意的欺骗，都是给员工的一线生机，也是给自己的一线生机。
身为员工——
1.白日梦才是支撑我们每天熬过8小时的最大力量。
2.老板如果因为经济危机把我开了的话，我就拿赔偿金在楼下开个鸡蛋灌饼摊儿，现在那家太难吃了!或者，我买个打印复印一体机，专给求职的人做简历!你想啊，今年毕业生有600万，要是一份简历一块钱的话，我就成好几百万富翁了!
3.老板总是私下把打卡机的时间调快北京时间5分钟。这要换成具体的时区，早已经往东跨出北京138.88公里。
4.老板总是习惯这么说：小朋友，钱不重要，前途很重要!你看看你周围，有多少人连份不给钱的工作都找不到，有多少人想交钱来咱们公司学习我都没有答应!你不是想当白领粉领金领吗?记住，为梦想要舍得付出!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快回来，加个班。
VS
身为老板——
1.婚姻不美满，公司不景气，员工不齐心，前列腺也跟着起哄。
2.我发现，大家大部分的上班时间，都是在忙自己的事儿。有的能在MSN或者QQ上腻歪一下午，除了在猜测经济危机之后的公司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就是给自己找后路。有的在淘宝逛了一天，从袜子到指甲油，从阿胶红枣到上海药皂，足足相当于逛了十个家乐福。还有那种工作能力强的，他们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搞定了需要做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就是对着绿色的股市信息发呆。
3.当老板其实挺悲哀的，特别是当员工疏离你的时候，你以为员工尊重你、亲近你，愿意跟你交流，其实真相基本相反。
而作为VC高的员工，当他们发现老板的死神到来时，他们也没有任何一刻表现得如此刻般团结和忠诚，他们发现这个一无是处的老板尽管保护的手段和方法很烂，但最起码一直在为他们撑起头顶的一片天，虽说只有指甲盖儿那么大小。作为员工的小美对死神说了一句话，“就算仍然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和你见面。我也希望那时候的我们，不是胆怯，而是真正生活过，奋斗过，体验过最纯粹的快乐和悲伤。”结果，死神辞职，人神共奋!
当事情上升到生与死的哲学高度去较量时，曾经的大部分因工作产生的纠扯就可以烟消云散了。我们还能工作，经历的还要更暗潮汹涌的，不是吗?
1977年苏联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拍的《办公室故事》，把那个时代机关单位的工作原生态“秀”得有血有肉。局长柳德米娜想替自己的亲戚问问秘书作为女人应该如何穿衣走路，却被秘书说：“哎呦，柳德米娜波罗科夫耶夫娜，您怎么也浮起来了，像个下流女人。”柳德米娜被她的员工看作一个奇怪的中年妇女，却只有她自己知道，“之所以愿意在办公室耽搁到很久，做出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直到守卫人员的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才不得不离开，其实是因为无处可去。家，家里有什么?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明白了，其实他一直还在做着第三件事 他不停地给自己设着圈套，然后自己跳进去。人这一辈子，都是为自己所累。”
到了James Hayman版本的《丑女贝蒂》以及湖南台山寨后的“林无敌”时，职场人已经从前两个阶段进入了希望了解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并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去改变它的第三个时期，进入了需要探讨工作哲学、方法论、平台和成就感的时期。
所以，崔曼莉的《浮沉》说的不单单是一个外企前台转为销售的简单故事，而是怎么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李可则借《杜拉拉升职记》回答了一系列职场求生的方法和技巧。比如他这
有时候，“换个活法”似乎没有“换个死法”更有用。
还能呼吸，还能去计较工作的鸡毛蒜皮，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对于工作，《谈谈情，跳跳槽》不是济世良方，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
文学和影视中的“工作这点事儿”
概念中关于讨论工作这点事儿的最初印象来自魏晋时期的文学家阮籍(李白特别佩服他)，阮籍只做了十几天的官，他在做官期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衙门中相互隔挡的墙壁全给拆了，让一切公开透明——这恐怕是史上最早的关于开放办公室的行动了。
可惜“开放的办公室”有时更像一个形式，更多的职场故事藏在“开放”的表层下面，成为在MSN或者QQ里跳动的潜台词。而很多职场小说、电影电视剧则把这个欲说还休的部分把握得非常好，它们不唱高调，而是把事情摊开了让人看，算是给消极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崩溃疗法。喏，你总会看到比你所达。”在那个时代，上下级之间的官僚隔阂恐怕是职场的主要诟病，他们还处于建立最基本的职场规则的时期。
到了1999年哥伦比亚版的《Yosoy Betty，la fea》时，职场人进入了一个忙于应付职场环境中的各种规则和潜规则的阶段，记得影片里尼古拉斯和贝蒂的一段对话：前者问：“你去哪儿啦?”贝蒂答，“一家时装公司”，“结果呢?”，“和从前一样，一个美人赢了我。因为我的简历非常好，而照片却毁了它。”与应对这些职场规则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影片的主色调还是在表达一种对规则或潜规则的无奈。
相比之下，王强的《圈子圈套》虽然也着笔在职场的灰色空间，却多了更多的主动思考。他借主人公洪钧的口道出：“他以为这些年其实就是在做两件事：他一边给别人设圈套，一边防着别人给他设圈套。所谓成功与失败，无非是别人有没有掉进他设的圈套，以及他有没有掉进别人设的圈套。现在，洪钧样定义“好的职业方向”：“就是永远不要远离核心业务线。你得看明白，在企业中，哪个环节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关键环节。”
我们终于开始庆幸的是，职场作为一个文学影视话题已经逐步走出着眼于描述绝望工作人的历史，进入了探究方法论的——无论是崩溃疗法还是激励疗法的时期。我们或许有一天能通过这些影视剧或小说里的职场来反过来影响我们现实里的工作空间，让它变成《谈谈情，跳跳槽》里死神1929所梦想的场所那样——
“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会奋起；我梦想有一天，在CBD不计其数的办公室里，老板能够同员工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能力有限公司——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效益、而是以是否快乐作为工作评判标准的公司里。”
“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会奋起；
我梦想有一天，在CBD不计其数的办公室里，老板能够同员工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能力有限公司——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效益而是以是否快乐作为工作评判标准的公司里。”——《谈谈情，跳跳槽》
现实!
好比《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对一切浅薄、伪善和自负的人与事的评价：假模假式。现实就是卸掉假模假式的假睫毛、美瞳、隐形UN-Bra，现实就是不要以为职场人都是幼儿园里不计回报、只为争取小红花的孩子，或者老板都是一盏熠熠生辉的指路明灯——其实不是，现实的职场不总是阳春白雪。
这就是《办公室有鬼》系列话剧第二部《谈谈情，跳跳槽》之所以好看的第一个原因，它先把职场的胭脂俗粉卸掉，既说台面上的事儿，也说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从说官话到说私房话，把这个转变说极端点儿，这出话剧就好比指出“皇帝的新装就是没穿衣服”的那个孩子。
让《谈谈情，跳跳槽》更好看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说了实话之后，说了那么多员工和老板之间貌合神离的故事之后，仍然能让你觉得珍惜时光，好好工作还是有出头天，还是充满希望的。
这有点像心理学治疗领域使用的“森田疗法”、“脱敏法”(Desensitization)或者“满灌法”(Flooding)——我们把这些方法统统叫做“崩溃疗法”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对落魄对象不做正面的鼓励和抚慰，而是继续加持事物的压力，以使人激发自身最原始的抗压性和“趋光性”，去意识到可以在一地鸡毛的境遇里工作、努力奋斗自己的人生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BUTTTTTTT!此法慎用。
从“人神共愤”到“人神共奋”
“你知道中国的心脏在哪儿吗?——北京!／北京的心脏在哪儿?——CBD／什么叫CBD?——China Beijing Dabeiyao(大北窑)／CBD的心脏在哪儿?——就在我们这座写字楼!／你都在中国的心脏的心脏的心脏上班了，这是多么大的荣誉!有多少人做梦都想来呢，你竟然还想加薪?”我敢保证，能说出这话的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人神共愤的“找抽型老板”，《谈谈情，跳跳槽》里把他化身成了VC高，他每天领着员工唱“工作重于泰山”；他总要求员工上班不以北京时间，而以打卡机时间为准；他犒劳员工的主要礼物是麦当劳的优惠券。
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刻，他不是想着怎么带领员工齐心蹚过这次危机，而是怨天尤人地想用吃的把自己撑死，用烟让自己慢性自杀——结果，死神来了，他真的要把VC高带走。搞笑的是，这个死于1929年那场美国经济危机、代号1929的死神作为上帝的员工，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习惯性地冲到打卡机那里去打卡，而上帝老头忽悠他的“胡萝卜”同VC高忽悠员工的一样，“钱不重要，前途很重要，加油加油加油!”死神作为员工也有很多的不满。
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神共愤的年代，无论是VC高的员工、死神，甚至老板的化身VC高，都被一种强烈的来自工作的不满所挟持，大家早就不记得“全心全意为工作而乐”的感觉如何，工作对他们来说，更多时候只是因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膝跳反射。
对于长期处于倦怠和消极情绪中的工作人来说，真正可以激励人心的不是隔靴搔痒的同理心或升职加薪的方法论。有时候，“换个活法”似乎没有“换个死法”更有用。当VC高发现死神降临，他从没有任何一刻像此刻这样感觉到能够活着去经受工作带给我们的苦闷、无奈、平庸和无聊是多么值得庆贺。他突然发现，“工作是不会压死人的。只有自己才会压死自己”。他也突然意识到，哪怕自己真的一无是处，也应该让自己的员工觉得生活并不是绝望的，信任、鼓励哪怕是善意的欺骗，都是给员工的一线生机，也是给自己的一线生机。
身为员工——
1.白日梦才是支撑我们每天熬过8小时的最大力量。
2.老板如果因为经济危机把我开了的话，我就拿赔偿金在楼下开个鸡蛋灌饼摊儿，现在那家太难吃了!或者，我买个打印复印一体机，专给求职的人做简历!你想啊，今年毕业生有600万，要是一份简历一块钱的话，我就成好几百万富翁了!
3.老板总是私下把打卡机的时间调快北京时间5分钟。这要换成具体的时区，早已经往东跨出北京138.88公里。
4.老板总是习惯这么说：小朋友，钱不重要，前途很重要!你看看你周围，有多少人连份不给钱的工作都找不到，有多少人想交钱来咱们公司学习我都没有答应!你不是想当白领粉领金领吗?记住，为梦想要舍得付出!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快回来，加个班。
VS
身为老板——
1.婚姻不美满，公司不景气，员工不齐心，前列腺也跟着起哄。
2.我发现，大家大部分的上班时间，都是在忙自己的事儿。有的能在MSN或者QQ上腻歪一下午，除了在猜测经济危机之后的公司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就是给自己找后路。有的在淘宝逛了一天，从袜子到指甲油，从阿胶红枣到上海药皂，足足相当于逛了十个家乐福。还有那种工作能力强的，他们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搞定了需要做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就是对着绿色的股市信息发呆。
3.当老板其实挺悲哀的，特别是当员工疏离你的时候，你以为员工尊重你、亲近你，愿意跟你交流，其实真相基本相反。
而作为VC高的员工，当他们发现老板的死神到来时，他们也没有任何一刻表现得如此刻般团结和忠诚，他们发现这个一无是处的老板尽管保护的手段和方法很烂，但最起码一直在为他们撑起头顶的一片天，虽说只有指甲盖儿那么大小。作为员工的小美对死神说了一句话，“就算仍然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和你见面。我也希望那时候的我们，不是胆怯，而是真正生活过，奋斗过，体验过最纯粹的快乐和悲伤。”结果，死神辞职，人神共奋!
当事情上升到生与死的哲学高度去较量时，曾经的大部分因工作产生的纠扯就可以烟消云散了。我们还能工作，经历的还要更暗潮汹涌的，不是吗?
1977年苏联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拍的《办公室故事》，把那个时代机关单位的工作原生态“秀”得有血有肉。局长柳德米娜想替自己的亲戚问问秘书作为女人应该如何穿衣走路，却被秘书说：“哎呦，柳德米娜波罗科夫耶夫娜，您怎么也浮起来了，像个下流女人。”柳德米娜被她的员工看作一个奇怪的中年妇女，却只有她自己知道，“之所以愿意在办公室耽搁到很久，做出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直到守卫人员的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才不得不离开，其实是因为无处可去。家，家里有什么?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明白了，其实他一直还在做着第三件事 他不停地给自己设着圈套，然后自己跳进去。人这一辈子，都是为自己所累。”
到了James Hayman版本的《丑女贝蒂》以及湖南台山寨后的“林无敌”时，职场人已经从前两个阶段进入了希望了解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并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去改变它的第三个时期，进入了需要探讨工作哲学、方法论、平台和成就感的时期。
所以，崔曼莉的《浮沉》说的不单单是一个外企前台转为销售的简单故事，而是怎么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李可则借《杜拉拉升职记》回答了一系列职场求生的方法和技巧。比如他这
有时候，“换个活法”似乎没有“换个死法”更有用。
还能呼吸，还能去计较工作的鸡毛蒜皮，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对于工作，《谈谈情，跳跳槽》不是济世良方，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
文学和影视中的“工作这点事儿”
概念中关于讨论工作这点事儿的最初印象来自魏晋时期的文学家阮籍(李白特别佩服他)，阮籍只做了十几天的官，他在做官期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衙门中相互隔挡的墙壁全给拆了，让一切公开透明——这恐怕是史上最早的关于开放办公室的行动了。
可惜“开放的办公室”有时更像一个形式，更多的职场故事藏在“开放”的表层下面，成为在MSN或者QQ里跳动的潜台词。而很多职场小说、电影电视剧则把这个欲说还休的部分把握得非常好，它们不唱高调，而是把事情摊开了让人看，算是给消极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崩溃疗法。喏，你总会看到比你所达。”在那个时代，上下级之间的官僚隔阂恐怕是职场的主要诟病，他们还处于建立最基本的职场规则的时期。
到了1999年哥伦比亚版的《Yosoy Betty，la fea》时，职场人进入了一个忙于应付职场环境中的各种规则和潜规则的阶段，记得影片里尼古拉斯和贝蒂的一段对话：前者问：“你去哪儿啦?”贝蒂答，“一家时装公司”，“结果呢?”，“和从前一样，一个美人赢了我。因为我的简历非常好，而照片却毁了它。”与应对这些职场规则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影片的主色调还是在表达一种对规则或潜规则的无奈。
相比之下，王强的《圈子圈套》虽然也着笔在职场的灰色空间，却多了更多的主动思考。他借主人公洪钧的口道出：“他以为这些年其实就是在做两件事：他一边给别人设圈套，一边防着别人给他设圈套。所谓成功与失败，无非是别人有没有掉进他设的圈套，以及他有没有掉进别人设的圈套。现在，洪钧样定义“好的职业方向”：“就是永远不要远离核心业务线。你得看明白，在企业中，哪个环节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关键环节。”
我们终于开始庆幸的是，职场作为一个文学影视话题已经逐步走出着眼于描述绝望工作人的历史，进入了探究方法论的——无论是崩溃疗法还是激励疗法的时期。我们或许有一天能通过这些影视剧或小说里的职场来反过来影响我们现实里的工作空间，让它变成《谈谈情，跳跳槽》里死神1929所梦想的场所那样——
“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会奋起；我梦想有一天，在CBD不计其数的办公室里，老板能够同员工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能力有限公司——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梦想有一天，员工们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效益、而是以是否快乐作为工作评判标准的公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