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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争或者说军旅故事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从“四大名著”中就能看出来。像《三国》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通篇千军万马山呼海啸。《水浒》虽然没有这么大开大合的宏阔视野，但也是打打杀杀征伐不休。而经典名著之外，在一般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那些小说（或评书），从《岳飞传》到《杨家将》，从《隋唐演义》到《三侠五义》，又有哪一部离得开兵戎干戈？军旅和战争叙事作为中国深厚文学传统中的一脉，自《诗经》起绵延不绝，从一个侧面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家国情怀和英雄主义，早已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基因，融进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脉。
然而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间，中国遭受了无数次的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虽然古老的土地上依旧英雄辈出，可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又怎可能从容抽身去演绎心中的慷慨意气与快意恩仇？于是在战争最密集的百年间，军事题材的文学反倒花果凋零。
再次见到熟悉的军中故事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置之死地而浴火重生，胜利者高昂着头颅百战归来。硝烟散去后，当回想起金戈铁马的岁月时，自然也会怀着难抑的骄傲和快慰，为经历过的、为逝去了的生活和生命重新找回英雄的豪情、信仰的力量。于是，共和国初年的文学史上，熠熠发光的“红色经典”多数是对往昔战争岁月的深情回顾，笔端中洋溢着明朗刚健的“战争美学”。人们重新看到了熟悉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鐵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从战争史诗到英雄传奇，都在高调展示刚刚过去的烽火岁月。彼时的军事文学审美模式一直比较固定，都是大开大合，波澜壮阔。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比其他题材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而与此相对，在表现宏大历史下的一些微观层面，比如英雄人物的复杂情感、革命战士身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部队中或许存在的阴暗面、战争给人的精神和命运带来的创伤……在当时，似乎并不具备表达的合法性。战士和诗人郭小川，以极大的勇气写下长诗《一个和八个》，直面革命队伍内部的冤假错案，但长诗却在20余年间都不得面世。甚至，才华横溢的诗人何其芳偶尔在仰望浩瀚星空时，禁不住感慨一声“在伟大的宇宙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这一点灰色的思绪也要立即被扫出个人的主观世界。
二
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激进岁月，来到拨乱反正的1980年代。在一波又一波的理论热潮中，中国文学也被裹挟着争先恐后，几乎用了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百年历程。军旅小说也在这个时期又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徐怀中《西线轶事》，韩静霆《凯旋在子夜》……从197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1980年代，西南边陲一直战火未息，身边现在进行时的战争也给作家们提供了鲜活的创作源泉。只是这时候的英雄故事，和上一个年代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更多关注了个人命运和性格发展，微观层面的故事和宏大的战争主题并行，更在关键时刻彼此升华。《高山下的花环》中，高干子弟赵蒙生和贫民子弟梁三喜，共赴战场的两个主角身上凝聚着太多的时代情绪。战争是良心和灵魂的洗礼，但背后有着多样的故事。一方面，在革命年代无惧生死的前辈中，有人把儿子送上前线英勇捐躯，有人却在利用特权试图让自己的儿子避开战场。小说毫不讳饰这种军队内部新生的腐败，尖锐而深入。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农家战士一贫如洗，甚至为了支撑贫困的家还欠下不菲的债务。人们不禁为之唏嘘。一正一反间，人们看到了崇高和渺小的对垒，看到了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基石和侵蚀的蠹虫，同时让人更深地体悟到：新中国的前几十年，要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现代化工业国家，必须最大可能动员起国民力量团结一心，难免会刻意屏蔽掉个人物质获取的正当性，而当时的综合国力也的确无法满足国人（在今天看来）非常基础的物质需求。在宏大叙事的价值观统摄下，虽然更多赞颂了个人的付出与奉献，但个人的具体境遇也被细腻入微地传递出来，呼应着1980年代“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呼唤。
自1980后期到1990年代，军事文学人才辈出，佳作连连。朱苏进，周梅森，阎连科……各领风骚，各有所长。朱苏进有着天才的狂想和卓绝的能量，他的小说主人公中，最吸引人的便是那种狂热而偏执的气质，细腻而繁盛的心理空间。坚定睿智的文人化军人，常常占据着他小说的C位。《炮群》《射天狼》《孤独的炮手》……其中最独特的当属《绝望中诞生》，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这部小说都不能被传统“文学”所涵盖。进入文本后，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所谓绝望，而是如当头一棒般目瞪口呆。仅此一部天才的狂想，朱苏进就已经在当代军旅文学中树立起了卓绝的高峰。周梅森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军旅作家。但他前期《大捷》《国殇》《军歌》等系列小说，却实打实地详解出什么叫可歌可泣，什么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让人欲哭无泪的“形势比人强”。而且周梅森的关注常常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军故事。朱苏进、周梅森他们的创作可谓是另一种“宏观”的军旅文学，着眼点依然未曾离开“军人”的庄严和使命。
阎连科在没有走到今天这么极端之前，在当代军旅文学中也拥有一块特色鲜明的“自己的园地”。他的长项在于描写农家出身军人的个体命运。因为自身生活积淀足够丰富，他对于这一人群的心理和生态把握真实到位，提供了迥异于既往“宏大叙事”的另一种军旅生活。军旅生涯不再意味着保家卫国、血洒疆场，而是农家子弟需要征战的一种“职场”，是要想方设法抓住的跳出农门的跳板。他们要精通人情世故，依靠人际关系和个人能力，甚至是不太上台面的手段来获得这一机会。对此类主题阎连科用心经营，将作为个体的微观架构彻底取代了作为整体的宏观视界，并且刻意强化其中的对立，对后者予以放逐甚至拆解抛弃。他的创作契合1990年代后所谓 “告别革命”的文化主张，只不过走得更远，以至于过犹不及。价值观的局限与心态的执拗，让阎连科的创作最终停留在日益复杂的炫技层面不断自我重复。
三
进入新世纪后，当代军旅文学再没有产生过集群冲击力，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爆款单品”。在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集体主义、英雄主义都不再为人们所敬重，市场经济时代的英雄是那些抓住机遇创造财富传奇的人们。然而，高速发展的中国面临的困境在新世纪更加集中而突出。虽承平日久，人们却没有理由对战争的可能性有丝毫松懈。近些年中国军队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重新强调了军队的打仗和准备打仗的使命，训练模式、力量编成、组织结构、武器装备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变都给军旅文学作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基础和前提，当然，同样也是严峻的挑战。对于新生代军旅作家们，怎样写出日新月异的军旅风貌，怎样表达当下军人的精气神，需要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再度刷新。 可以看到，当下活跃的“新生代”军旅作家多半是“70后”和“80后”一代新人。受自己成长时代的型塑，他们的创作自觉从微观的个人视角来透视人物、组织故事，自觉远离了宏大叙事的视角和美学传统。这样的文学精致、细腻，经常表达人与体制、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总是让读者为那些充满无力感的小人物而心生同情。比较活跃的新生代军旅作家，像王凯、王甜、卢一萍、董夏青青等，对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心理尤为关注，也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军旅经验。而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宏大历史时，又多采用了“以个人观历史”的创作思路，更侧重个人的命运为故事支点，而不是如上文所述《高山下的花环》般，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人二者充分交融，相得益彰—这种创作，应该不是个人能力使然，而是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使然。他们与当下军营外的主流文化心理相距很近，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军旅文学的内在规定性相距很远。
于是，在谈到中国当下的军旅文学时，一位资深研究者总结道：“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的内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层面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1]—这样的定位足够让人疑惑：从这段表述中能看出论者说的是军旅文学创作吗？这种辨识度不强的创作已经成为军旅文学的主流了吗？对此这位论者也是忧心忡忡。与地方文学的高度同质化，就会过度抽离军旅文学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降低作品的审美品格和精神高度。以至于有前辈名家还要专门呼吁一下：“事关民族命运、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同样应该成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美学追求。”[2]—问题是，这些难道不是当代军旅文学最本质的初心与使命吗？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放逐了“宏观”，只保留“微观”，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健康的创作生态。
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青年军旅作家西元的创作就非常值得关注。他是一名“70后”，然而在他的创作谱系中，从数量上看，当代和平时期的军旅题材却并不比战争题材更有优势;从质量上看，为他带来最多荣誉的一部中篇小说《死亡重奏》更是一部着眼于宏观题材和宏大理念的战争叙事（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军人使命、民族心理、国家尊严等命题，西元总是有着急切的表达欲望。情之所至，有时候甚至不吝冒犯文学创作之大忌，在小说文本中让角色以密集的抒情和议论来表达自己丰沛的思考。而且可圈可点的是，在如此宏观的创作预设下，西元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的身份和命运仍然有着足够的观照。他笔下的主角们没有高级将领，也没有智勇过人的英雄光环，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西元每每让叙述从爆裂的战场中抽离，放慢节奏讲述一下主角们的前生今世。无论是逃荒的孤儿，还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论是出身书香家庭者，还是落草山林的土匪，他们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详细前传—这是西元相当高明的一招。他用这样故事情节和叙事节奏的交错穿插，打通了军旅文学传统的英雄主义大叙事与1990年代后更侧重个人化小叙事之间的鸿沟，二者兼而顾之。一个个平凡而性格鲜明的士兵，一个个平凡而勇敢地离去。他们在战场上的牺牲，作家没有给予更多的悲情渲染，但战场之下作为一个“人”，他们都享有足够的照拂。—在宏观和微观的统合上，西元表现出了一个军旅作家的使命自觉，也提供了一条比较高难的创作路线（相对于全心投入微观叙事）。虽然从整体创作技巧上看，目前西元还不夠圆熟，但“取法乎上”是快速进步成熟的认知基础和必要前提。
四、结语
在中国当代文学最优秀的创作中，向来都有军旅文学的一席之地。像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历届的获奖作品，从《东方》（魏巍）到《第二个太阳》（刘白羽）、《浴血罗霄》（萧克）、《历史的天空》（徐贵祥），到最近第十届的《牵风记》（徐怀中），可谓“代代出英贤”。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军旅文学还有《突出重围》（柳建伟）、《我是太阳》（邓一光）、《亮剑》（都梁）等。无论书写的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一定拥有一份宏阔的视野和高迈的立意，在细腻讲述作为个体的军人的爱恨情仇时，总不会忽视他身上的军装和头顶的帽徽。
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对于军旅文学，宏观和微观从来不应该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前者对后者的覆盖固然过于激进，而当下后者对前者的取代显然又过于犬儒了。军旅文学从来都不只是提供审美观照，展示个人在军旅、战场这种非常规环境中的命运，它更是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立传，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提供坚定的信心和奋争的勇气。越是在今天已经很现代、很文明，并且以和平为福祉的时代，越是需要英雄主义来砥砺民族精神，守护国家的尊严和个人的幸福。
参考文献：
[1]傅逸尘：《“新生代”军旅文学整体观》，《“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作家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1页。
[2]李敬泽、朱向前等：《吹响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的“集结号”—傅逸尘编著〈“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大家谈》，《东吴学术》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战争或者说军旅故事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从“四大名著”中就能看出来。像《三国》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通篇千军万马山呼海啸。《水浒》虽然没有这么大开大合的宏阔视野，但也是打打杀杀征伐不休。而经典名著之外，在一般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那些小说（或评书），从《岳飞传》到《杨家将》，从《隋唐演义》到《三侠五义》，又有哪一部离得开兵戎干戈？军旅和战争叙事作为中国深厚文学传统中的一脉，自《诗经》起绵延不绝，从一个侧面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家国情怀和英雄主义，早已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基因，融进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脉。
然而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间，中国遭受了无数次的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虽然古老的土地上依旧英雄辈出，可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又怎可能从容抽身去演绎心中的慷慨意气与快意恩仇？于是在战争最密集的百年间，军事题材的文学反倒花果凋零。
再次见到熟悉的军中故事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置之死地而浴火重生，胜利者高昂着头颅百战归来。硝烟散去后，当回想起金戈铁马的岁月时，自然也会怀着难抑的骄傲和快慰，为经历过的、为逝去了的生活和生命重新找回英雄的豪情、信仰的力量。于是，共和国初年的文学史上，熠熠发光的“红色经典”多数是对往昔战争岁月的深情回顾，笔端中洋溢着明朗刚健的“战争美学”。人们重新看到了熟悉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鐵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从战争史诗到英雄传奇，都在高调展示刚刚过去的烽火岁月。彼时的军事文学审美模式一直比较固定，都是大开大合，波澜壮阔。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比其他题材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而与此相对，在表现宏大历史下的一些微观层面，比如英雄人物的复杂情感、革命战士身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部队中或许存在的阴暗面、战争给人的精神和命运带来的创伤……在当时，似乎并不具备表达的合法性。战士和诗人郭小川，以极大的勇气写下长诗《一个和八个》，直面革命队伍内部的冤假错案，但长诗却在20余年间都不得面世。甚至，才华横溢的诗人何其芳偶尔在仰望浩瀚星空时，禁不住感慨一声“在伟大的宇宙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这一点灰色的思绪也要立即被扫出个人的主观世界。
二
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激进岁月，来到拨乱反正的1980年代。在一波又一波的理论热潮中，中国文学也被裹挟着争先恐后，几乎用了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百年历程。军旅小说也在这个时期又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徐怀中《西线轶事》，韩静霆《凯旋在子夜》……从197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1980年代，西南边陲一直战火未息，身边现在进行时的战争也给作家们提供了鲜活的创作源泉。只是这时候的英雄故事，和上一个年代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更多关注了个人命运和性格发展，微观层面的故事和宏大的战争主题并行，更在关键时刻彼此升华。《高山下的花环》中，高干子弟赵蒙生和贫民子弟梁三喜，共赴战场的两个主角身上凝聚着太多的时代情绪。战争是良心和灵魂的洗礼，但背后有着多样的故事。一方面，在革命年代无惧生死的前辈中，有人把儿子送上前线英勇捐躯，有人却在利用特权试图让自己的儿子避开战场。小说毫不讳饰这种军队内部新生的腐败，尖锐而深入。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农家战士一贫如洗，甚至为了支撑贫困的家还欠下不菲的债务。人们不禁为之唏嘘。一正一反间，人们看到了崇高和渺小的对垒，看到了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基石和侵蚀的蠹虫，同时让人更深地体悟到：新中国的前几十年，要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现代化工业国家，必须最大可能动员起国民力量团结一心，难免会刻意屏蔽掉个人物质获取的正当性，而当时的综合国力也的确无法满足国人（在今天看来）非常基础的物质需求。在宏大叙事的价值观统摄下，虽然更多赞颂了个人的付出与奉献，但个人的具体境遇也被细腻入微地传递出来，呼应着1980年代“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呼唤。
自1980后期到1990年代，军事文学人才辈出，佳作连连。朱苏进，周梅森，阎连科……各领风骚，各有所长。朱苏进有着天才的狂想和卓绝的能量，他的小说主人公中，最吸引人的便是那种狂热而偏执的气质，细腻而繁盛的心理空间。坚定睿智的文人化军人，常常占据着他小说的C位。《炮群》《射天狼》《孤独的炮手》……其中最独特的当属《绝望中诞生》，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这部小说都不能被传统“文学”所涵盖。进入文本后，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所谓绝望，而是如当头一棒般目瞪口呆。仅此一部天才的狂想，朱苏进就已经在当代军旅文学中树立起了卓绝的高峰。周梅森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军旅作家。但他前期《大捷》《国殇》《军歌》等系列小说，却实打实地详解出什么叫可歌可泣，什么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让人欲哭无泪的“形势比人强”。而且周梅森的关注常常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军故事。朱苏进、周梅森他们的创作可谓是另一种“宏观”的军旅文学，着眼点依然未曾离开“军人”的庄严和使命。
阎连科在没有走到今天这么极端之前，在当代军旅文学中也拥有一块特色鲜明的“自己的园地”。他的长项在于描写农家出身军人的个体命运。因为自身生活积淀足够丰富，他对于这一人群的心理和生态把握真实到位，提供了迥异于既往“宏大叙事”的另一种军旅生活。军旅生涯不再意味着保家卫国、血洒疆场，而是农家子弟需要征战的一种“职场”，是要想方设法抓住的跳出农门的跳板。他们要精通人情世故，依靠人际关系和个人能力，甚至是不太上台面的手段来获得这一机会。对此类主题阎连科用心经营，将作为个体的微观架构彻底取代了作为整体的宏观视界，并且刻意强化其中的对立，对后者予以放逐甚至拆解抛弃。他的创作契合1990年代后所谓 “告别革命”的文化主张，只不过走得更远，以至于过犹不及。价值观的局限与心态的执拗，让阎连科的创作最终停留在日益复杂的炫技层面不断自我重复。
三
进入新世纪后，当代军旅文学再没有产生过集群冲击力，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爆款单品”。在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集体主义、英雄主义都不再为人们所敬重，市场经济时代的英雄是那些抓住机遇创造财富传奇的人们。然而，高速发展的中国面临的困境在新世纪更加集中而突出。虽承平日久，人们却没有理由对战争的可能性有丝毫松懈。近些年中国军队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重新强调了军队的打仗和准备打仗的使命，训练模式、力量编成、组织结构、武器装备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变都给军旅文学作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基础和前提，当然，同样也是严峻的挑战。对于新生代军旅作家们，怎样写出日新月异的军旅风貌，怎样表达当下军人的精气神，需要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再度刷新。 可以看到，当下活跃的“新生代”军旅作家多半是“70后”和“80后”一代新人。受自己成长时代的型塑，他们的创作自觉从微观的个人视角来透视人物、组织故事，自觉远离了宏大叙事的视角和美学传统。这样的文学精致、细腻，经常表达人与体制、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总是让读者为那些充满无力感的小人物而心生同情。比较活跃的新生代军旅作家，像王凯、王甜、卢一萍、董夏青青等，对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心理尤为关注，也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军旅经验。而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宏大历史时，又多采用了“以个人观历史”的创作思路，更侧重个人的命运为故事支点，而不是如上文所述《高山下的花环》般，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人二者充分交融，相得益彰—这种创作，应该不是个人能力使然，而是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使然。他们与当下军营外的主流文化心理相距很近，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军旅文学的内在规定性相距很远。
于是，在谈到中国当下的军旅文学时，一位资深研究者总结道：“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的内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层面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1]—这样的定位足够让人疑惑：从这段表述中能看出论者说的是军旅文学创作吗？这种辨识度不强的创作已经成为军旅文学的主流了吗？对此这位论者也是忧心忡忡。与地方文学的高度同质化，就会过度抽离军旅文学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降低作品的审美品格和精神高度。以至于有前辈名家还要专门呼吁一下：“事关民族命运、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同样应该成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美学追求。”[2]—问题是，这些难道不是当代军旅文学最本质的初心与使命吗？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放逐了“宏观”，只保留“微观”，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健康的创作生态。
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青年军旅作家西元的创作就非常值得关注。他是一名“70后”，然而在他的创作谱系中，从数量上看，当代和平时期的军旅题材却并不比战争题材更有优势;从质量上看，为他带来最多荣誉的一部中篇小说《死亡重奏》更是一部着眼于宏观题材和宏大理念的战争叙事（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军人使命、民族心理、国家尊严等命题，西元总是有着急切的表达欲望。情之所至，有时候甚至不吝冒犯文学创作之大忌，在小说文本中让角色以密集的抒情和议论来表达自己丰沛的思考。而且可圈可点的是，在如此宏观的创作预设下，西元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的身份和命运仍然有着足够的观照。他笔下的主角们没有高级将领，也没有智勇过人的英雄光环，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西元每每让叙述从爆裂的战场中抽离，放慢节奏讲述一下主角们的前生今世。无论是逃荒的孤儿，还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论是出身书香家庭者，还是落草山林的土匪，他们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详细前传—这是西元相当高明的一招。他用这样故事情节和叙事节奏的交错穿插，打通了军旅文学传统的英雄主义大叙事与1990年代后更侧重个人化小叙事之间的鸿沟，二者兼而顾之。一个个平凡而性格鲜明的士兵，一个个平凡而勇敢地离去。他们在战场上的牺牲，作家没有给予更多的悲情渲染，但战场之下作为一个“人”，他们都享有足够的照拂。—在宏观和微观的统合上，西元表现出了一个军旅作家的使命自觉，也提供了一条比较高难的创作路线（相对于全心投入微观叙事）。虽然从整体创作技巧上看，目前西元还不夠圆熟，但“取法乎上”是快速进步成熟的认知基础和必要前提。
四、结语
在中国当代文学最优秀的创作中，向来都有军旅文学的一席之地。像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历届的获奖作品，从《东方》（魏巍）到《第二个太阳》（刘白羽）、《浴血罗霄》（萧克）、《历史的天空》（徐贵祥），到最近第十届的《牵风记》（徐怀中），可谓“代代出英贤”。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军旅文学还有《突出重围》（柳建伟）、《我是太阳》（邓一光）、《亮剑》（都梁）等。无论书写的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一定拥有一份宏阔的视野和高迈的立意，在细腻讲述作为个体的军人的爱恨情仇时，总不会忽视他身上的军装和头顶的帽徽。
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对于军旅文学，宏观和微观从来不应该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前者对后者的覆盖固然过于激进，而当下后者对前者的取代显然又过于犬儒了。军旅文学从来都不只是提供审美观照，展示个人在军旅、战场这种非常规环境中的命运，它更是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立传，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提供坚定的信心和奋争的勇气。越是在今天已经很现代、很文明，并且以和平为福祉的时代，越是需要英雄主义来砥砺民族精神，守护国家的尊严和个人的幸福。
参考文献：
[1]傅逸尘：《“新生代”军旅文学整体观》，《“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作家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1页。
[2]李敬泽、朱向前等：《吹响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的“集结号”—傅逸尘编著〈“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大家谈》，《东吴学术》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