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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夏日渐盛，奥运临近，7月15日，位于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作为迎奥运的一个项目对外开放，许多珍藏得以显露。71岁的叶佩兰说，找时间她也得去看看，尽管这些东西她已看过多遍。
叶佩兰曾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
1956年，高中毕业的北京人叶佩兰面临着多种选择。她在那年考上了河北大学，但这一南出京城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否决，她的家人认为出了北京就很难再回来了。还有一个工作是到全国总工会去当书记员，叶佩兰觉得这也没多大意思。她当时其实最想当女飞行员，但体重不够，被刷下来了。
叶佩兰的中学老师对她说，要不，到故宫看看？叶佩兰从小就住在北京前门一带，但她在18岁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故宫。
18岁的叶佩兰在老师的引领下进了故宫，一个深幽的世界展现在她面前。她到里面这么一转，觉得故宫真好玩，像个大花园。“当时也没什么远大理想，觉得就是找到了一份觉得还可以的工作。”
从那以后，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图书馆当时也开着，但不敢主动去搞业务研究学习。”叶佩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对于文物的研究基础是在1966年之前打下的，之后的很长时间都给荒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老一辈那里学的呀，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故宫里专辟了一处宿舍，故宫里的老专家们被作为“黑帮队伍”集中在那里。有的被戴上雕塑模样的帽子，有的被要求提上个纸篓筐……“我都不想说，说起来难过。”
这些老专家里不包括孙瀛洲。由于孙瀛洲“对故宫有贡献”，没让他住在故宫宿舍里，让他回家住了。
“这反而糟糕了。”叶佩兰说，孙瀛洲回到家里，红卫兵找上门来，对其进行批斗，老人家顶不住，口吐白沫去世了。
1969年，荒凉的紫禁城几乎成了空城，除了少部分人员留守之外，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职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
变化开始了
1971年的夏天，一批神秘的客人突然到访。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的48小时北京之行包括参观故宫。在基辛格到来之前，叶佩兰已经从同事口中略知一二，她觉得“这可是大事情”。
第二年，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了故宫。同年来故宫参观的还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叶佩兰觉得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是库房。“文物现在都放到地库里了，条件非常好。”以前，是在地面上的老房子里边，四面的窗户都是纸糊的，风沙很容易吹进来。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工作时常穿蓝色的大褂，下班时，大褂上已覆上一层土。“有的库房架子上能看到黄鼠狼粪、耗子屎。”
故宫地下文物库房的建设历时多年。一期工程从1987年开工，至1990年竣工。二期工程自1994年始，于1997年完工。故宫地下文物库房为地下三层全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潮防水，具有战争防护能力和抗震能力。库房包括消防、防盗、空调、文物运送和计算机自控等诸多系统。
叶佩兰还说到，曾有人提议建故宫地下展厅，但此想法一直饱受争议，至今未决。
深藏库房之中的文物并没有太多露头的机会，能亲手触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叶佩兰记得有一次，李瑞环来故宫参观，她给李瑞环展示了一个珐琅彩的花瓶。“这花瓶胎体非常薄，我让领导用手掂一掂，看看手感怎么样。”叶佩兰此举后来还被主任给批评了，说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在故宫陶瓷组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不小心弄坏东西的时候。叶佩兰当陶瓷组组长的时候就遇到过一回。当时，她的一位同事拿着一个明代宣德年间的红釉僧帽壶进行辨识，一不小心把壶盖掉地上给摔碎了。“当时所有人都傻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差点没晕过去。”所有相关的人都要做检讨，叶佩兰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当时之所以把很多藏品拿出来让大家对比辨识，是因为要编一本《古瓷辨识》的书。那已经是80年代，市场上玩古董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们有这个需要，所以编了这么一本书。”
到故宫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每天都数以万计。“大家还是喜欢看看谁谁谁曾经在哪里住过，到故宫看古董的人不多，看古董看得久的大都是搞收藏的。”叶佩兰说。
许多玩古董的人开始找到叶佩兰，让她鉴定一下藏品的真伪。“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始有财力了，文物市场发展了，你看看潘家园那一片，人多着呢。”
叶佩兰还会回忆起孙瀛洲老先生带他们这些弟子们逛琉璃厂的情形。还有陈万里、冯先铭这些老先生，叶佩兰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在这些老先生的指导下，她们学会了辨别什么是真东西什么是假东西。“在故宫里主要是见了很多真东西，没见过真的怎么知道什么是假的呢？”她说现在玩古董的人多，但所谓的古董市场上真东西少。“百分之八九十是仿品。”在她认识的人当中，玩古董赔钱的大有人在。
有时候，有的一家子好几个人拿着一个碗来，说，叶老师，您看看这是什么年代的？叶佩兰一看，说这大概是晚清民国的。来人第二句就问，这值多少钱？“我说也就几百块，马上就有人扭头走了。都指望着自己手里的古董值钱，没有几个人来当艺术研究的。”
时代确实变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也在实现。比如，叶佩兰去过台湾故宫两次，看到了曾经同处一宫的藏品。
在紫禁城里，也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比如星巴克咖啡厅。在叶佩兰的回忆里，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后来卖东西的店陆续多了起来。提到星巴克，叶佩兰觉得，“这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喝咖啡休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呀，照这么说，你到故宫是不是得穿长袍马褂喝盖碗茶才相称呢？”
在众多的争议声中，星巴克还是从故宫消失了。
奥运来了
这么多年了，许多叶佩兰熟悉的老北京建筑都在消失。“拆得太多了，我们故宫的老先生朱家溍在一次会议上拍桌子说，不能再拆了。”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跟大家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站在故宫后边的景山上，叶佩兰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许多景致。从她小时候到现在，北京的天际线变化太大了，她是看着各个时期的建筑是如何改变北京城貌的。
“有的人说没出过国，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的，我说你到国贸那一带看看，就知道出国是什么样的了。”到过多个国家的叶佩兰说。
叶佩兰觉得“鸟巢”和水立方这样的建筑瞅久了也就顺眼了，但国家大剧院她是仍然不太习惯。她晚上有一次坐车从长安街上过，“本来看着灯光点缀的街景挺舒服的，但一瞅着那大黑包心里就不舒服。”
比起这些新建筑，叶佩兰还是喜欢故宫里的院落。“这么多年了，忘不掉那里。”
她庆幸自己的大部分人生是在故宫里度过的。她想起老库房旁的四棵古老的大海棠树，上边结着小酒杯这么大的海棠。“外边没有这样的海棠卖的，工作休息的时候，用凉水这么一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冬天的时候，把海棠放窗台上，还可以吃冻海棠。”
往事只能追怀，故宫这样的好环境，在当时的北京也是特殊的。北京向来有风沙，但以前风沙来了很快就走了，不像现在的浮尘天气。“北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我觉得主要是汽车太多了。”从7月20日开始，北京的机动车实行单双号制，这让叶佩兰非常赞同。
叶佩兰非常喜欢看体育比赛，特别是女篮女排女足。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她说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待在家里通过转播看比赛。这几十年，北京人多的大场面她见过不少，她觉得还是不去人多的地方更好一些。
故宫博物院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夏日渐盛，奥运临近，7月15日，位于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作为迎奥运的一个项目对外开放，许多珍藏得以显露。71岁的叶佩兰说，找时间她也得去看看，尽管这些东西她已看过多遍。
叶佩兰曾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
1956年，高中毕业的北京人叶佩兰面临着多种选择。她在那年考上了河北大学，但这一南出京城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否决，她的家人认为出了北京就很难再回来了。还有一个工作是到全国总工会去当书记员，叶佩兰觉得这也没多大意思。她当时其实最想当女飞行员，但体重不够，被刷下来了。
叶佩兰的中学老师对她说，要不，到故宫看看？叶佩兰从小就住在北京前门一带，但她在18岁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故宫。
18岁的叶佩兰在老师的引领下进了故宫，一个深幽的世界展现在她面前。她到里面这么一转，觉得故宫真好玩，像个大花园。“当时也没什么远大理想，觉得就是找到了一份觉得还可以的工作。”
从那以后，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图书馆当时也开着，但不敢主动去搞业务研究学习。”叶佩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对于文物的研究基础是在1966年之前打下的，之后的很长时间都给荒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老一辈那里学的呀，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故宫里专辟了一处宿舍，故宫里的老专家们被作为“黑帮队伍”集中在那里。有的被戴上雕塑模样的帽子，有的被要求提上个纸篓筐……“我都不想说，说起来难过。”
这些老专家里不包括孙瀛洲。由于孙瀛洲“对故宫有贡献”，没让他住在故宫宿舍里，让他回家住了。
“这反而糟糕了。”叶佩兰说，孙瀛洲回到家里，红卫兵找上门来，对其进行批斗，老人家顶不住，口吐白沫去世了。
1969年，荒凉的紫禁城几乎成了空城，除了少部分人员留守之外，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职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
变化开始了
1971年的夏天，一批神秘的客人突然到访。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的48小时北京之行包括参观故宫。在基辛格到来之前，叶佩兰已经从同事口中略知一二，她觉得“这可是大事情”。
第二年，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了故宫。同年来故宫参观的还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叶佩兰觉得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是库房。“文物现在都放到地库里了，条件非常好。”以前，是在地面上的老房子里边，四面的窗户都是纸糊的，风沙很容易吹进来。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工作时常穿蓝色的大褂，下班时，大褂上已覆上一层土。“有的库房架子上能看到黄鼠狼粪、耗子屎。”
故宫地下文物库房的建设历时多年。一期工程从1987年开工，至1990年竣工。二期工程自1994年始，于1997年完工。故宫地下文物库房为地下三层全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潮防水，具有战争防护能力和抗震能力。库房包括消防、防盗、空调、文物运送和计算机自控等诸多系统。
叶佩兰还说到，曾有人提议建故宫地下展厅，但此想法一直饱受争议，至今未决。
深藏库房之中的文物并没有太多露头的机会，能亲手触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叶佩兰记得有一次，李瑞环来故宫参观，她给李瑞环展示了一个珐琅彩的花瓶。“这花瓶胎体非常薄，我让领导用手掂一掂，看看手感怎么样。”叶佩兰此举后来还被主任给批评了，说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在故宫陶瓷组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不小心弄坏东西的时候。叶佩兰当陶瓷组组长的时候就遇到过一回。当时，她的一位同事拿着一个明代宣德年间的红釉僧帽壶进行辨识，一不小心把壶盖掉地上给摔碎了。“当时所有人都傻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差点没晕过去。”所有相关的人都要做检讨，叶佩兰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当时之所以把很多藏品拿出来让大家对比辨识，是因为要编一本《古瓷辨识》的书。那已经是80年代，市场上玩古董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们有这个需要，所以编了这么一本书。”
到故宫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每天都数以万计。“大家还是喜欢看看谁谁谁曾经在哪里住过，到故宫看古董的人不多，看古董看得久的大都是搞收藏的。”叶佩兰说。
许多玩古董的人开始找到叶佩兰，让她鉴定一下藏品的真伪。“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始有财力了，文物市场发展了，你看看潘家园那一片，人多着呢。”
叶佩兰还会回忆起孙瀛洲老先生带他们这些弟子们逛琉璃厂的情形。还有陈万里、冯先铭这些老先生，叶佩兰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在这些老先生的指导下，她们学会了辨别什么是真东西什么是假东西。“在故宫里主要是见了很多真东西，没见过真的怎么知道什么是假的呢？”她说现在玩古董的人多，但所谓的古董市场上真东西少。“百分之八九十是仿品。”在她认识的人当中，玩古董赔钱的大有人在。
有时候，有的一家子好几个人拿着一个碗来，说，叶老师，您看看这是什么年代的？叶佩兰一看，说这大概是晚清民国的。来人第二句就问，这值多少钱？“我说也就几百块，马上就有人扭头走了。都指望着自己手里的古董值钱，没有几个人来当艺术研究的。”
时代确实变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也在实现。比如，叶佩兰去过台湾故宫两次，看到了曾经同处一宫的藏品。
在紫禁城里，也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比如星巴克咖啡厅。在叶佩兰的回忆里，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后来卖东西的店陆续多了起来。提到星巴克，叶佩兰觉得，“这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喝咖啡休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呀，照这么说，你到故宫是不是得穿长袍马褂喝盖碗茶才相称呢？”
在众多的争议声中，星巴克还是从故宫消失了。
奥运来了
这么多年了，许多叶佩兰熟悉的老北京建筑都在消失。“拆得太多了，我们故宫的老先生朱家溍在一次会议上拍桌子说，不能再拆了。”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跟大家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站在故宫后边的景山上，叶佩兰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许多景致。从她小时候到现在，北京的天际线变化太大了，她是看着各个时期的建筑是如何改变北京城貌的。
“有的人说没出过国，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的，我说你到国贸那一带看看，就知道出国是什么样的了。”到过多个国家的叶佩兰说。
叶佩兰觉得“鸟巢”和水立方这样的建筑瞅久了也就顺眼了，但国家大剧院她是仍然不太习惯。她晚上有一次坐车从长安街上过，“本来看着灯光点缀的街景挺舒服的，但一瞅着那大黑包心里就不舒服。”
比起这些新建筑，叶佩兰还是喜欢故宫里的院落。“这么多年了，忘不掉那里。”
她庆幸自己的大部分人生是在故宫里度过的。她想起老库房旁的四棵古老的大海棠树，上边结着小酒杯这么大的海棠。“外边没有这样的海棠卖的，工作休息的时候，用凉水这么一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冬天的时候，把海棠放窗台上，还可以吃冻海棠。”
往事只能追怀，故宫这样的好环境，在当时的北京也是特殊的。北京向来有风沙，但以前风沙来了很快就走了，不像现在的浮尘天气。“北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我觉得主要是汽车太多了。”从7月20日开始，北京的机动车实行单双号制，这让叶佩兰非常赞同。
叶佩兰非常喜欢看体育比赛，特别是女篮女排女足。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她说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待在家里通过转播看比赛。这几十年，北京人多的大场面她见过不少，她觉得还是不去人多的地方更好一些。
故宫博物院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