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章以韩少功长篇小说中的三类人物为例，结合作家的实践经历和个人言说，探讨“公民写作”的具体内容和价值指向。“公民写作”以现代“公民”概念为基础，融合了知青经验中的理想和实践精神，为观察市场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环境提供了独特视角。“公民写作”作为一种实践参照，对“个人化写作”中出现的“自恋”倾向具有调整和反拨意义。
关键词：韩少功;“公民写作”;艺术实践;形象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叙事”取代“宏大叙事”逐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成为时下最有市场的创作模式。这一转向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影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个性”在摆脱政治藩篱后不断膨胀，抛弃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学一步步沦为自说自话的“自恋游戏”;作家思想贫瘠、思想苍白的问题日渐突出。程光炜先生曾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思潮，指出“情感冷漠”已经成为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突出问题，呼吁作家重新看待“小我”和“大我”的关系。{1}在这一背景下，韩少功的“公民写作”提供了调整作家写作立场的一种思路。
一、“公民写作”的提出及艺术实践
韩少功是从革命时代来到市场时代的知青作家。作为其思想底色，知青记忆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和对公正理想的执着追求。在这一思维下，韩少功十分警惕“个人”“自由”成为新的话语霸权并消解公共道德，因而强调将社会性和公共性作为理解上述价值的前提。这一有限自由理念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反思互为因果。
韩少功的文学是“介入”的文学。作为新中国之子，理想信仰和现实关怀是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从参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潮流到擎起“寻根”大旗，从思想性随笔到长篇小说，韩少功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和发言从未间断。{2}2000年以来，韩少功开始在以城乡文明边缘视角观察社会，《马桥词典》之后的长篇小说都带有半隐居生活及其独特视角的痕迹。{3}刘复生等学者归纳出韩少功作品的两大主题，即重评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反思市场主义现代化模式。{4}从作品中几乎都设置“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社会转型两个互视坐标来看，韩少功将现实思考融合于个人经验中，长期追踪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农民和知青（小说中的知青群体后来分化为各界精英和普通劳动者）的命运，承担公民和作家的时代责任。
现实品格诚然是韩少功作品的恒定内核，但长期思考推进了反思的转变和深化。这在作品中表现为小说之间某些显见的相似性，读者甚至能拼接出某些人物的完整“原型”;它表明了韩少功对记忆宝库的反复检索和审视，也勾勒出其反思过程的推进轨迹。{5}早期的“问题小说”显示出主流话语与韩少功作品的互构。但韩少功的独特性在于他很快超越了苦难控诉，《西望茅草地》已经流露出他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失败英雄“不合时宜”的同情甚至追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围聚在启蒙和现代化乐观预期下的知识者阵营开始分化。面对“人文精神”危机，韩少功以思想性随笔为武器，投入“精神的圣战”。同时，他更主动地回望那场被理想和苦难笼罩的社会运动。他发现，资本正在成为操控市场和文化的隐蔽独裁者，这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重新清理那段被简单化的道德评价所搁置的历史以避免历史重演比“忏悔”更重要。这构成韩少功90年代以来反思现代化模式、重评革命和知青历史的思想线索。有论者认为，知青一代的“个人生活被并入了历史的逻辑”，唯有“以生命之轻来背负历史之重”才能使其确认自我价值。{6}韩少功对上述问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中包含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担当，恐怕与此代际经验不无关联。
“公民写作”在这一精神底蕴和思维逻辑中生成，并经历了长期发展，具有丰富内涵和阶段特征。它在市场时代的精神“圣战”中大放异彩，但其基本倾向的显现，或许应当追溯到韩少功的早期创作。
韩少功拥有六年的下放劳动经验，长期的社会接触使其具备对生活的敬重和同情;广泛的知识涉猎又赋予他开阔的视野和当代作家鲜有的理性深度。在这一套“行知”哲学下，韩少功以多种方式践行“公民”身份。80年代末以来，他先后主持的《海南纪实》和《天涯》，是国内思想交锋的重要平台。他对后者所提的“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坚持“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7}的办刊宗旨，不仅是对杂志的期许，也是其自我言说。此外，韩少功多年来频频越出文学领域，就公平、三农、失业等公共问题发文、演讲、访谈，站在“公民”立场对社会发言。可见韩少功重视这一身份，乐于承担其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从广义上说，韩少功的社會经历作为历史语境中的合法活动，构成韩少功“公民”实践的重要部分。革命的公正理想和社会参与的使命感成为“公民”概念的重要资源，“公民写作”强调的责任感和现实精神难与这些经历割裂。这段经历的另一重要影响是，韩少功的“现实”从此不止都市的高楼，“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8}再难被他忽视。可见，韩少功的“公民”概念具有极大的社会广度，在现代“公民”概念之外展现了鲜明的革命渊源，具有独特的个人色彩。
“公民写作”是作家意义上的“公民”实践。韩少功曾解释，“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9}，应当重视对社会正义和弱势群体的关注{10}。他又说，知识分子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深切的公共关怀”。可见成为真正的“公民”是知识分子的分所应为。对参与感和责任感的强调延续了韩少功的一贯风格;而对社会正义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使“公民写作”在世纪初的语境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和针对性。90年代前后的思想性随笔最直接地展现了韩少功的关注点。
另一个问题在于“公民写作”概念的适用性问题。部分论者追认思想性随笔为“公民写作”的起点，并以此为其划界。也有论者将其视为韩少功的创作理念和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不能将韩少功于文学的选择简单视作生存需求，更重要的是作为公民实行权利义务的方式{11}。这关联了韩少功的文学与社会实践，从身份认同层面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此外，创作谈是理解“公民写作”的重要参照。韩少功的文学态度十分谨慎，他既为文学的社会作用设限{12}，又坚守文学的社会关怀，将其视为“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和对生存现状“创造性的价值追问”{13}。“公民写作”显然与其文学观一脉相承，并渗透在文学作品中。正如刘川鄂所说，韩少功90年代以后的小说是80年代末以来思想性随笔的“延伸”{14}。如此，不妨将思想性随笔看作对社会更直接的发言，它同样是早期创作精神的延续，这使“公民写作”映照了韩少功的文学创作史。韩少功就其小说和散文的关系谈到，“想得清楚的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写小说”{15}。在呈现互文性之外，长篇小说保留了丰富的思维活动，蕴含对现实世界的深层理解，这种“想不清楚”的东西可能更为深刻和珍贵。 韩少功的“公民”概念烙下了革命时代和市场时代的实践经历，这使“公民写作”覆盖了独特的关切点。“公民写作”在韩少功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保留了或浅或深的印記，但作为创作实践和文学精神的提炼和总结，未曾缺席于韩少功的文学生涯。
二、“公民写作”的形象学解读
韩少功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有感于“主导型性的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16}为特征的“主线霸权”对作家思想和作品容量的囿限，韩少功借鉴散文创作方式拓展作家对小说的自主权。这造成了人物形象和情节的破碎，却超越了“结果导向型”的简单逻辑，使作家更自由地书写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此，不妨将淡化人物情节视为韩少功协调思想和形象、平衡理性和感性关系的一种策略。
主观上，韩少功也不轻视形象的重要性。他将形象和情节看作生活的主体和过程，小说通过“对生活主体与生活过程的近距离、多方位、高强度、大规模的形象产出”{17}表现生活。他在2016年重申，要“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18}可见形象不仅是思想的工具，其本身就是关注点。因此，借助形象透视韩少功作品及其思想仍不失为一种方式。
1.边缘者：被现代化想象遮蔽的“人民”
民众是韩少功长篇小说的重心。小说通过观察民众及其生活，探讨欧美式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性。韩少功发现，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并未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正平等。相反，“人民”失去了原本合法的中心地位，在发展和进步的逻辑中边缘化、工具化，沦为了千千万万的“影子”{19}。韩少功从中捕捉到现代化想象与民众实际生活之间的裂隙。一方面，民众盲目追逐物质现代化，缺乏对自身境遇的反思，成为这场狂欢盛宴的同谋;另一方面，现代化以其“先进性”否定传统生活模式和价值观，使民众沦为“进步的代价”。
韩少功塑造了一组迷失于现代化想象中的农民群像。农村在“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看不见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20}。年轻人模仿电视里的打扮，小心翼翼地走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他们甚至为了“体面和惬意”而建造“不太适用，但能预支一份荣耀”的“豪华仓库”{21}。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可溯及《马桥词典》。小说探讨了农民/传统与知青/现代的相处模式。农民尊重知识青年，但对其带来的陌生逻辑抱有怀疑和警惕。这暗示了传统文明对现代文明的防范和抗拒。小说还发现了传统对未知世界的敬畏感：农民认为自己无权拥有真正的知识，因而将知识的所有权转交给“另一种神秘的深不可测的语言”{22}。《暗示》继而发现这种敬畏感被现代知识祛魅。传统信仰的动摇甚至被驱逐，造成了农村多元或曰混乱的不稳定状态。农民因此陷入对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茫然无措。这是此类农民形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技术的普及使现代化实现了对城市更深广的占有。城市作为农村的效仿对象和理想未来，是现代化的领跑者和代言人。韩少功长篇小说中的城市劳动者大多是进城农民工和返城知青。他们向往城市的富裕自由，却成了低回报的劳动机器，时时面临失业危机。《马桥词典》中的农村青年胡魁元痴迷于镜头下的城市，鄙弃农村的“低等劳动”，却在进城不久后遭遇意外;这揭示了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理念的颠覆和对农村青年的消极影响。《暗示》中的鲁平自断双指才得以“病退回城”;但城市已经褪去发展初期的漫天扬尘和粗鄙欲望，他们这些劳动者反而成了“开口闭口都是钱”的“没有品位、没有格调、没有教养”的乡巴佬，只能依靠假冒产品维持“平等”的尊严{23}。《日夜书》中的郭又军则因高楼中发出的“效率”指令而下岗，因无力负担医疗费而选择“不麻烦任何人的结局”。{24}
韩少功认为，城市通过营造心理假象吸引民众，将其卷入现代化轨道。“空间”是令人趋之若鹜的奥秘：城市是让“好东西离我们近一些的方式”，占有便是“更近一些的方式”，因此城市提供的不过是“场地更换”{25}。它带来了高强度压榨和残酷的淘汰。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也只能做到“近一些”而非“更近一些”。而当“占有”本身也被指认为假象，那么“成功”只能带来虚妄，其所衍生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只是“私有”魔咒的过分放大。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现代世界”被束缚在城市的高楼里，丢失了自然和心灵的维度。
对边缘者的同情并不意味着大众崇拜。韩少功也对盲目追求物质现代化的民众展开了批判。只有“觉悟了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大多数人长期扮演“自掘陷阱的帮凶”{26}。这延续了“寻根”时期的国民性批判主题，构成韩少功对民众的另一层认识。这一立场在《山南水北》中呈现弱化趋势。
在对传统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深入体验中，韩少功发现中国人有一套自足的认知体系，“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理性的侵入，中国乡下人并不缺乏对世界的见解”{27}。《山南水北》中的《非法法也》一篇明确表明了这一态度。两个电工在作业时意外身亡，但村民一口咬定供电公司必须负责。作为政府代表的贺乡长也暗暗支持这场闹剧：“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28}“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29}在这里，作为“法外之法”的生活，是比真相更重要的价值准则，农民没有更多同理心或正义感为供电公司的无辜和法律的无力鸣不平。与以往长篇小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山南水北》以融入生活的内部视角代替外来者的批判和同情，以农民的逻辑观照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违悖现代理念的生活。这种来自生活现场的经验，是法律的制定者、现代价值的伸张者无意得到也无法获得的。
韩少功小说的民众书写揭示了现代化逻辑并不具备绝对普适性。它的推行虽然带来了一定的便捷甚至富裕，但外表的光鲜无法掩盖大多数人的真实境遇，它甚至给原本稳定的生活植入了混乱、失序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失去了社会发展的设计权和决定权，成为被卷入现代化的边缘人乃至盲目追逐者。 2. 主导者：放逐实践和理想的利益陷阱
与民众同处于现代化想象中的精英群体，是现代化的主导者和利益相关人，也是现代化的俘虏。他们大多擁有知青经历，遍及文化、商业、政治等领域。对这一群体的长期追踪，使韩少功的长篇小说对时代变迁和社会病症有了更深刻的把握。
韩少功认为，实践品格的缺失引发了严重的认知危机，后者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元问题。它致使情感萎缩，带来虚伪和庸俗，在精英身上表现为对“概念空转”的热衷和对现实问题的冷漠。盐午（《马桥词典》）、小雁（《暗示》）、马涛（《日夜书》）等构成了一组病态知识者的形象序列。韩少功在盐午身上看到了对亲人的言语关切和行动冷漠;在小雁身上明白了“口舌必须服从大脑”{30}的“无奈”;马涛的自我膨胀和自我神化，已经使其成为“新专制主义的一个幽灵”{31}。他们自矜身份，陶醉于理论生产而疏离生活实践;在涉及产权或是声誉之时，才回到世俗生活。
韩少功总结出上述现象的三个原因。他首先提炼“触觉”这一关键词，认为媒体虽然有助于开拓视野，却又让人成为与现实“隔了一层”的旁观者。对触觉的过滤使人失去了“感同身受”的必要条件，难以“设身处地”地产生同理心，冷漠由此蔓延。其次，知识爆炸使知识者越来越依赖书本“制造”观点，丧失鉴别和创造能力。《暗示》讽刺了“用外形仿造和替代着内涵”{32}的知识生产，没有实践经验支撑且远离生活原型的知识镜像无法成为判断决策的可靠依据。再次，“便捷”也是隐蔽的帮凶。韩少功提出“时间性空间”的概念，认为现代交通密切了核心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核心地区和附近边缘地区之间的距离”;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者成了现代交通的俘虏，被限制了出行自由，失去了“‘我在众生’的视界”和“‘众生在我’的襟怀”。{33}
“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知识腐败问题成为另一关注点。《日夜书》以贺亦民形象反讽深陷欲望追逐的学院派精英。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头衔、学位、职称、单位的个体户”{34}乃至长期混迹社会的小混混，贺亦民凭借驳杂的实践经验，攻破了令学院派精英望而却步的技术难关。留英归来的项目负责人随即改变姿态，忙着张罗饭局、谈知识产权问题、聘请翻译助理，为他配齐进入“圈子”的一整套装备;并谋划借此攫取更多利益。结果科研成果被锁在资料柜而无法投入生产，知识成了争名夺利的筹码。叙事者似乎再难抑制情绪，走出后台发起议论：
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下流话都可以说，反而是“爱国”成了酸词，“忠诚”呀“正义”呀成了疯话，对于许多人来说大有麻舌、硌牙、封喉之效，怎么也过不了口腔。这些官腔轮得上他（指贺亦民——笔者注）来说？他在灯红酒绿下一说便假，在豪男奢女前一说便倒牙，只能使他做贼心虚，守口如瓶。{35}
当知识精英沉迷利益谋算，却是一个没文化的二流子残存几分理想情怀，这是何等讽刺。在韩少功看来，此类“怪现状”泛滥于九十年代：“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36}，理想在利益面前坠落神坛。韩少功对民间知识者和劳动者的智慧和情怀的赞叹{37}，便表现出对知识精英远离实践而囿于教条、放逐理想而竞相逐利的失望乃至寒心。
韩少功小说还塑造了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两类形象。盐午（《马桥词典》）、老木（《暗示》）和高君（《暗示》）、陆学文（《日夜书》）分别是其中典型。作为韩少功笔下最具代表性的商业精英，老木用金钱替代情感交流，使“父亲”一词成为符号概念;他精通“业务”，玩转“破产申请”让失业者无冤可鸣;但其资助的助学义演在被媒体放大后很快抹去了曾经的污点。高君和陆学文则是相似的政治投机者。他们因擅长人情交际而获上级信任，没有实绩却官运亨通。
韩少功认为，知识分子应兼具术业专攻和公共关怀;现在的问题是“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38}。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以上两类人，他们甚至不具备职业素养{39}。精英们齐聚现代化旗帜下，结成了脱离民众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以独断论的方式宣告了现代化的绝对正确，使之成为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自由、法制这些自明的先进价值观斥传统为落后愚昧，扫除现代化反思的价值参照。知识精英不断生产理论话语，以“发展”的名义将转型时期的不公正现象合理化;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则借此主导社会：前者在市场保护下纵横驰骋，而法律只能以产权、合同等“文明的泡沫”清洗残余“血迹”{40};在“效率”和“公平”间摇摆的口号并未解决矛盾，民众正成为“流行理论时厌时宠的那些影子”{41}和“进步的代价”{42}。在这一意义上，民主自由、公正法制等现代价值成了利己者的合法凭借。
在韩少功看来，精英群体主导的现代化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利己主义而非真正的个人主义。革命时代的现代化道路尚为人民留有一席之地，而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则抛弃了民众和理想，投奔金钱和欲望。
3. 对抗者：抵御虚伪和庸俗的侵蚀
知青是韩少功最熟悉的群体，也是其小说最常见的叙述对象和叙事视角。在韩少功这里，知青拥有经历时代“大起落”“急转弯”的生命厚度和“不同生活、经验、知识和价值”{43}的运动视角。他的知青书写并不局限于对历史记忆的苦难控诉或理想怀旧，而是将其作为“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关联点”{44}，展现一代人生命中的历史烙印，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回答。
韩少功以亲历者的身份反思历史，认为“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45}，反对“全民发疯”或“偶然的道德悲剧”的简单定论。因此，他不满于全盘否定一代人重要的人生经历，试图从中挖掘抵御虚伪和庸俗的精神抗体。韩少功对这一代兼有批判和同情的复杂态度。在他笔下，即便是利己者如老木，也会在酒醉后变成“自己清醒时最为厌恶和最为痛悔的好心人”。{46}
《日夜书》中的陶小布是针对现代化转型中种种堕落现象的对抗者。他和韩少功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一样，深受理想熏陶。成为厅长后，他关注实际工作，对抗不正风气;在生活上也积极承担身为丈夫、儿子、朋友的责任。小说中的官场总体呈现灰暗色调，但陶小布并未随波逐流。陆学文事件显示出他的坚持和抵抗。在这场博弈中，陶小布不受人情束缚、不为贿赂所动，面对人身财产“意外”也并未投降。事件最终以陶小布离职和陆学文调任收场。 陶小布何以保持敢说真话、敢做实事的作风？这恐怕要联系其知青经历考察。他怀抱理想主动下乡，在长期实践中真正深入了广阔现实。他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是与知青姚大甲打赌，“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47}。这个在几十年后的当事人看来也不可思议的荒唐挑战，因着五十张粮票的诱惑而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陶小布是体会过饥饿的人。但他并不以撒娇式的诉苦回顾这段经历，他明白他所经历的只是世世代代农民的日常生活，更何况他还享受了升学、招工等优惠政策。用韩少功的话说，“历史已在他们的记忆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使他们继续长旅人生时，脊梁多了几分承托和依靠。他们也许会因此而欣慰，而充实，而通达，多一些前行的沉着。”{48}
陶小布还是一个坚信理想的“异类”。他相信在利益之外有“更高的东西”。因此，当革命时代的共同理想在市场浪潮中逐渐褪色，当身份分化带来利益纠葛，当一部分知青转而成为新的主流价值的代言人、而其余人退居边缘的时候，陶小布仍在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日夜书》先后两次将人生比作“延时开播的电影”{49}。在他看来，在现实中的“我们”之外，还存在“后人或上帝”的观察视角，“我们的一切未来都在他们预知之中，仅供他们一边嚼着玉米花一边表示同情的微笑或摇头的叹息”。{50}通过对科学理性设限，他为敬畏和信仰保留空间。
陶小布的所想所为追根到底源自农村经验。传统社会对自然的敬畏感，一定程度上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在宗教缺位、道德混乱的情况下遏制欲望蔓延。而科学赋予现代化的信仰者更强大的自信。因此，这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心理暗示被逐渐抛弃。人作为“人造世界里的新任上帝”{51} 获得了更彻底的自由解放，暗暗滋长了“其它很多妄佞之心”{52}。陶小布仍然保留了对“上帝”{53}的敬畏和信仰。因此，他本可成为现代化的利益分享者，却拒绝了这种选择“自由”。他相信抛弃公正前提的自由将成为压迫弱者的合法依据。他相信，失业、失地、贫穷等问题关系的并非“影子”，而是千千万万的人。韩少功认为，好小说通常有“自传的痕迹”，是“作家的放血”{54}。在这一意义上，陶小布就是韩少功。
韩少功从知青经验中寻找对抗市场时代社会病症的精神力量。他相信公正理想仍被当今社会需要且更为迫切，实践经历所留下的记忆是支撑一代人坚守理想的重要根基。面对广阔的城市基层和农村，光凭欧美式现代化的药方无法解决中国这一具有庞大体量的后发展国家的现实问题。反思历史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起点，这是韩少功从“寻根”时期便着手的工作，而作为他重要经历的革命历史无疑是反思的重要部分，更何况在他看来，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及经验教训的汲取存在简单化甚至妖魔化的严重错漏。知青经验归根到底源自农村的历史和现实，而农村仍然是中国最真实和最广阔的组成。因此，韩少功主张逃离陷于欲望的城市，去自然乡村寻找调适现代化药方的资源。事实上，他正为此不断努力。
三、“公民写作”的意义及思考
韩少功在2002年提出“公民写作”概念。但“公民”一词早在其散文、小说、演讲、访谈中出现。他曾说，“作家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作家”。{55}作品一旦发表，便被赋予了向公众敞开的意义和社会效应;因此作家身为具有“较强的文化能力和话语能力的公民”{56}，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韩少功将“公民”身份置于首位，因而其作品含有强烈的现实感和责任感。
现代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公民写作”的基本资源。它通过确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来否定法外特权，代表民众对公共权力的认可、监督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57}，体现了对自由自主的追求。韩少功从中汲取了自由平等、社会参与、责任担当等价值。知青实践则奠定了韩少功对“公民”身份的最初认知。从中提取的公正理想和实践精神，是对此概念的调适和补充，也是韩少功“公民”概念的独特性所在。在韩少功这里，“公民”兼具个体自由和社会承担的涵义。作为个人身份，它含有自由独立的追求;作为集体身份，则要求维护共同价值并承担公共责任。由此，“公民”概念重新提出了“个人”“自由”的限度问题。
“公民写作”不仅是韩少功对写作立场的自我定位，还体现在其作品对社会的批判和期待。“公民”概念以其包容性，突破了“底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圈层限制，使“公民写作”得以覆盖农村和城市、边缘和中心。它又清理了其他概念固化的价值判断，以更平等的视角重新观照各类人群。社会精英的庸俗化及其主导的城市现代化是“公民写作”的反思中心。在韩少功看来，知识界分化以来，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了理想信仰和实践品格，沉迷理论的自我生产和“概念空转”的游戏。其所建构的利益共同体和现代化蓝图将民众置于尴尬地位。后者一方面被视为社会主体而享有理论上的崇高地位，一方面又因现代化模式而失去稳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困窘。因此，韩少功通过强调“公民”概念，重提责任担当和现实精神，为忘记“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58}、在欲望面前丢盔卸甲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从小说中亦可见，“公民写作”的主要针砭对象是以知识者为主体的现代化主导者。这也印证了“公民写作”与知识分子的亲缘关系。韩少功毕竟不可能褪去知识分子和作家立场，成为纯粹的八溪峒农民。
21世纪初提出的“公民写作”概念，显示出韩少功对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形势和文学环境的针对性，“公民”可视为对“个人”“自由”等概念的參照。在韩少功这里，“个人”之外尚有“群人”;人的精神来自整体，必然“向心于公共社会的福祉”{59}。因此，他将社会性维度引入对“个人”的理解，挑战“个人”等于“个性自由”的认知。这是“公民写作”与当前“个人化写作”的主要分歧。作家要写真实、写个人、写欲望，这都很对，但有一个也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真实和个人？{60}个性自由的前提是对其他个体的尊重和保护，无约束的绝对自由所导致的“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只能是“自恋”，而非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价值实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活的丰富性在工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中逐渐消减，媒体框定了作家的视界，客观上限制了写作的自由和深度。在韩少功眼中，这是“个人化写作”走向狭隘、封闭、雷同和重复的症结所在{61}。 “个人化写作”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个人”概念的认识。超越“个人性/公共性的二元对立”，才能获得“自我的完整性和真实性”。{62}而真正的社会性也不可能剥离个人性。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个人对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解读和发言。就“公民写作”而言，它承载了韩少功的个性思考和对公共空间的关怀。后者既是对前者的自然延伸，也是一种必要前提。因此，“公民写作”通过批判以“个人”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劣质个人主义”，对抛弃社会责任的“个人化写作”进行反拨，成为调和个性与社会性的一种实践。
“公民写作”实质上是对历史经验的重审和对社会现实的发言;针对过度自由化、私人化乃至欲望化问题，它以文学实践指出了某种解决路径。在这一意义上，“公民写作”作为一种责任承担的方式，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①程光炜：《“认识你自己”：“史诗性”小说的切入口》，《文艺报》2017年10月20日。
②“新左派”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实践也是一种现代化模式。韩少功认同革命和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因而其对革命历史的反思也可纳入现代化思考范畴。
③本文所指韩少功的“长篇小说”包括《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日夜书》。韩少功的长篇常引发文体争议。《山南水北》以外的作品在出版时皆被归入长篇小说。《山南水北》一般被标为“长篇散文”，但也有学者将其称作“笔记体小说”。为论述方便，本文暂统称小说。
④刘复生等：《另类视野与文学实践：韩少功文学创作研究·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⑤例如盐午（《马桥词典》）和老木（《暗示》）、大川（《暗示》）和马涛（《日夜书》）皆有相似经历。但后者更具人物复杂性。《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中的叙事者也表现出某种一致性。《马桥词典》在《压字》一节中透露叙事者唤作“韩少功”，《日夜书》中陶小布形象也有明显的自传色彩，较前者承载更深刻的思考。
⑥韩少功、孔见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代际差异》，《天涯》2015年第3期。
⑦孔见：《韩少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8}{55}{61}韩少功：《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107页，第25页。
{9}夏榆：《韩少功：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物质时代的文化真相》，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10}夏榆：《“有种身份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公民身份”》，《南方周末》2006年5月25日。
{38}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1}陈烨：《论韩少功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及践行》，扬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5-66页。
{12}《在后台的后台》和《马桥词典》中《白话》篇皆强调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
{13}{15}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49页。
{14}刘川鄂：《韩少功：“公民写作”的伟大实践》，《中国作家》2010年第17期。
{16}韩少功、崔卫平：《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作家》2000年第4期。
{17}{27}{45}{48}韩少功：《为语言招魂》，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第24页、第110页、第16页。
{18}舒晋瑜、韩少功：《好小说要“始于情感，终于人物”》，《中华读书报》2016年10月26日。
{19}韩少功常以“影子”一词形容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参见《山南水北》中《回到从前》《隐者之城》《非法法也》篇和《日夜书》第27目。
{20}{23}{25}{32}{33}{40}{46}韩少功：《暗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第252-258页、第80页、第247页、第361-370页、第273页、第27页、第328页。
{21}{28}{29}{51}{52}韩少功：《山南水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297页、第251页、第251页、第8页、第119页、第97页。
{22}韩少功：《马桥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24}{34}{35}{41}{47}{49}{50}韩少功：《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第277页、第310页、第183页、第11页、第36页、第268页、第36页。
{26}{36}{54}{58}{59}{60}韩少功：《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19页、第100页、第45页、第57页、第76页、第104页。
{30}“小雁们”必须盛赞不合口味的阿根廷菜。因为少见之物“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且“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不可“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参见韩少功：《暗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09页。
{31}韩少功，刘复生：《几个50后的中国故事——关于〈日夜书〉的对话》，《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37}《马桥词典》赞美种田、放牛、盖房等劳动智慧并高度评价其美学价值;《暗示》的《劳动》篇提出劳动也是“艺术”。《山南水北》的《卫星佬》认为乡下人的即兴创造之巧妙实用，甚于专业技术者循规蹈矩的机械操作，对民间智慧表示赞叹和敬佩。
{39}《日夜书》对陆学文的描写颇具代表性：“（他）办正事却是一条虫。他签批文件，永远只有两个字‘同意’，或一个字‘阅’，批不出任何具体的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具体的建议，一辈子吃定了这个三字诀，铁了心要当一名高薪的双向无障碍文件传递工。”
{42}韩少功不否认代价，但他认为“代价论”把发展的代价全部转嫁到弱势阶层身上，是把“少数人的个人主义说成是多数人乃至说成全民的个人主义”。参见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6页。
{43}曠新年：《小说的精神——读韩少功的〈暗示〉》，《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44}韩少功，孔见，梁鸿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代际差异》，《天涯》2015年第3期。
{53}韩少功的“上帝”指向“人类的价值公约，……所谓忍心，所谓良知，所谓神”。它是一种道德监控，中国人的“上帝”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参见芳菲：《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http：//www.infzm.com/content/3296。和《山南水北》中《中国式礼拜》。
{56}张闳：《写作如何成为公民社会的典范——关于文学及人文学术的公共性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57}章秀英：《公民意识评价与培育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62}郭冰茹：《个人、身体与“个人化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
关键词：韩少功;“公民写作”;艺术实践;形象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叙事”取代“宏大叙事”逐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成为时下最有市场的创作模式。这一转向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影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个性”在摆脱政治藩篱后不断膨胀，抛弃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学一步步沦为自说自话的“自恋游戏”;作家思想贫瘠、思想苍白的问题日渐突出。程光炜先生曾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思潮，指出“情感冷漠”已经成为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突出问题，呼吁作家重新看待“小我”和“大我”的关系。{1}在这一背景下，韩少功的“公民写作”提供了调整作家写作立场的一种思路。
一、“公民写作”的提出及艺术实践
韩少功是从革命时代来到市场时代的知青作家。作为其思想底色，知青记忆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和对公正理想的执着追求。在这一思维下，韩少功十分警惕“个人”“自由”成为新的话语霸权并消解公共道德，因而强调将社会性和公共性作为理解上述价值的前提。这一有限自由理念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反思互为因果。
韩少功的文学是“介入”的文学。作为新中国之子，理想信仰和现实关怀是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从参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潮流到擎起“寻根”大旗，从思想性随笔到长篇小说，韩少功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和发言从未间断。{2}2000年以来，韩少功开始在以城乡文明边缘视角观察社会，《马桥词典》之后的长篇小说都带有半隐居生活及其独特视角的痕迹。{3}刘复生等学者归纳出韩少功作品的两大主题，即重评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反思市场主义现代化模式。{4}从作品中几乎都设置“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社会转型两个互视坐标来看，韩少功将现实思考融合于个人经验中，长期追踪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农民和知青（小说中的知青群体后来分化为各界精英和普通劳动者）的命运，承担公民和作家的时代责任。
现实品格诚然是韩少功作品的恒定内核，但长期思考推进了反思的转变和深化。这在作品中表现为小说之间某些显见的相似性，读者甚至能拼接出某些人物的完整“原型”;它表明了韩少功对记忆宝库的反复检索和审视，也勾勒出其反思过程的推进轨迹。{5}早期的“问题小说”显示出主流话语与韩少功作品的互构。但韩少功的独特性在于他很快超越了苦难控诉，《西望茅草地》已经流露出他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失败英雄“不合时宜”的同情甚至追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围聚在启蒙和现代化乐观预期下的知识者阵营开始分化。面对“人文精神”危机，韩少功以思想性随笔为武器，投入“精神的圣战”。同时，他更主动地回望那场被理想和苦难笼罩的社会运动。他发现，资本正在成为操控市场和文化的隐蔽独裁者，这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重新清理那段被简单化的道德评价所搁置的历史以避免历史重演比“忏悔”更重要。这构成韩少功90年代以来反思现代化模式、重评革命和知青历史的思想线索。有论者认为，知青一代的“个人生活被并入了历史的逻辑”，唯有“以生命之轻来背负历史之重”才能使其确认自我价值。{6}韩少功对上述问题的持续关注及其中包含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担当，恐怕与此代际经验不无关联。
“公民写作”在这一精神底蕴和思维逻辑中生成，并经历了长期发展，具有丰富内涵和阶段特征。它在市场时代的精神“圣战”中大放异彩，但其基本倾向的显现，或许应当追溯到韩少功的早期创作。
韩少功拥有六年的下放劳动经验，长期的社会接触使其具备对生活的敬重和同情;广泛的知识涉猎又赋予他开阔的视野和当代作家鲜有的理性深度。在这一套“行知”哲学下，韩少功以多种方式践行“公民”身份。80年代末以来，他先后主持的《海南纪实》和《天涯》，是国内思想交锋的重要平台。他对后者所提的“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坚持“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7}的办刊宗旨，不仅是对杂志的期许，也是其自我言说。此外，韩少功多年来频频越出文学领域，就公平、三农、失业等公共问题发文、演讲、访谈，站在“公民”立场对社会发言。可见韩少功重视这一身份，乐于承担其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从广义上说，韩少功的社會经历作为历史语境中的合法活动，构成韩少功“公民”实践的重要部分。革命的公正理想和社会参与的使命感成为“公民”概念的重要资源，“公民写作”强调的责任感和现实精神难与这些经历割裂。这段经历的另一重要影响是，韩少功的“现实”从此不止都市的高楼，“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8}再难被他忽视。可见，韩少功的“公民”概念具有极大的社会广度，在现代“公民”概念之外展现了鲜明的革命渊源，具有独特的个人色彩。
“公民写作”是作家意义上的“公民”实践。韩少功曾解释，“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9}，应当重视对社会正义和弱势群体的关注{10}。他又说，知识分子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深切的公共关怀”。可见成为真正的“公民”是知识分子的分所应为。对参与感和责任感的强调延续了韩少功的一贯风格;而对社会正义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使“公民写作”在世纪初的语境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和针对性。90年代前后的思想性随笔最直接地展现了韩少功的关注点。
另一个问题在于“公民写作”概念的适用性问题。部分论者追认思想性随笔为“公民写作”的起点，并以此为其划界。也有论者将其视为韩少功的创作理念和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不能将韩少功于文学的选择简单视作生存需求，更重要的是作为公民实行权利义务的方式{11}。这关联了韩少功的文学与社会实践，从身份认同层面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此外，创作谈是理解“公民写作”的重要参照。韩少功的文学态度十分谨慎，他既为文学的社会作用设限{12}，又坚守文学的社会关怀，将其视为“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和对生存现状“创造性的价值追问”{13}。“公民写作”显然与其文学观一脉相承，并渗透在文学作品中。正如刘川鄂所说，韩少功90年代以后的小说是80年代末以来思想性随笔的“延伸”{14}。如此，不妨将思想性随笔看作对社会更直接的发言，它同样是早期创作精神的延续，这使“公民写作”映照了韩少功的文学创作史。韩少功就其小说和散文的关系谈到，“想得清楚的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写小说”{15}。在呈现互文性之外，长篇小说保留了丰富的思维活动，蕴含对现实世界的深层理解，这种“想不清楚”的东西可能更为深刻和珍贵。 韩少功的“公民”概念烙下了革命时代和市场时代的实践经历，这使“公民写作”覆盖了独特的关切点。“公民写作”在韩少功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保留了或浅或深的印記，但作为创作实践和文学精神的提炼和总结，未曾缺席于韩少功的文学生涯。
二、“公民写作”的形象学解读
韩少功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有感于“主导型性的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16}为特征的“主线霸权”对作家思想和作品容量的囿限，韩少功借鉴散文创作方式拓展作家对小说的自主权。这造成了人物形象和情节的破碎，却超越了“结果导向型”的简单逻辑，使作家更自由地书写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此，不妨将淡化人物情节视为韩少功协调思想和形象、平衡理性和感性关系的一种策略。
主观上，韩少功也不轻视形象的重要性。他将形象和情节看作生活的主体和过程，小说通过“对生活主体与生活过程的近距离、多方位、高强度、大规模的形象产出”{17}表现生活。他在2016年重申，要“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18}可见形象不仅是思想的工具，其本身就是关注点。因此，借助形象透视韩少功作品及其思想仍不失为一种方式。
1.边缘者：被现代化想象遮蔽的“人民”
民众是韩少功长篇小说的重心。小说通过观察民众及其生活，探讨欧美式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性。韩少功发现，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并未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正平等。相反，“人民”失去了原本合法的中心地位，在发展和进步的逻辑中边缘化、工具化，沦为了千千万万的“影子”{19}。韩少功从中捕捉到现代化想象与民众实际生活之间的裂隙。一方面，民众盲目追逐物质现代化，缺乏对自身境遇的反思，成为这场狂欢盛宴的同谋;另一方面，现代化以其“先进性”否定传统生活模式和价值观，使民众沦为“进步的代价”。
韩少功塑造了一组迷失于现代化想象中的农民群像。农村在“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看不见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20}。年轻人模仿电视里的打扮，小心翼翼地走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他们甚至为了“体面和惬意”而建造“不太适用，但能预支一份荣耀”的“豪华仓库”{21}。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可溯及《马桥词典》。小说探讨了农民/传统与知青/现代的相处模式。农民尊重知识青年，但对其带来的陌生逻辑抱有怀疑和警惕。这暗示了传统文明对现代文明的防范和抗拒。小说还发现了传统对未知世界的敬畏感：农民认为自己无权拥有真正的知识，因而将知识的所有权转交给“另一种神秘的深不可测的语言”{22}。《暗示》继而发现这种敬畏感被现代知识祛魅。传统信仰的动摇甚至被驱逐，造成了农村多元或曰混乱的不稳定状态。农民因此陷入对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茫然无措。这是此类农民形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技术的普及使现代化实现了对城市更深广的占有。城市作为农村的效仿对象和理想未来，是现代化的领跑者和代言人。韩少功长篇小说中的城市劳动者大多是进城农民工和返城知青。他们向往城市的富裕自由，却成了低回报的劳动机器，时时面临失业危机。《马桥词典》中的农村青年胡魁元痴迷于镜头下的城市，鄙弃农村的“低等劳动”，却在进城不久后遭遇意外;这揭示了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理念的颠覆和对农村青年的消极影响。《暗示》中的鲁平自断双指才得以“病退回城”;但城市已经褪去发展初期的漫天扬尘和粗鄙欲望，他们这些劳动者反而成了“开口闭口都是钱”的“没有品位、没有格调、没有教养”的乡巴佬，只能依靠假冒产品维持“平等”的尊严{23}。《日夜书》中的郭又军则因高楼中发出的“效率”指令而下岗，因无力负担医疗费而选择“不麻烦任何人的结局”。{24}
韩少功认为，城市通过营造心理假象吸引民众，将其卷入现代化轨道。“空间”是令人趋之若鹜的奥秘：城市是让“好东西离我们近一些的方式”，占有便是“更近一些的方式”，因此城市提供的不过是“场地更换”{25}。它带来了高强度压榨和残酷的淘汰。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也只能做到“近一些”而非“更近一些”。而当“占有”本身也被指认为假象，那么“成功”只能带来虚妄，其所衍生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只是“私有”魔咒的过分放大。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现代世界”被束缚在城市的高楼里，丢失了自然和心灵的维度。
对边缘者的同情并不意味着大众崇拜。韩少功也对盲目追求物质现代化的民众展开了批判。只有“觉悟了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大多数人长期扮演“自掘陷阱的帮凶”{26}。这延续了“寻根”时期的国民性批判主题，构成韩少功对民众的另一层认识。这一立场在《山南水北》中呈现弱化趋势。
在对传统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深入体验中，韩少功发现中国人有一套自足的认知体系，“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理性的侵入，中国乡下人并不缺乏对世界的见解”{27}。《山南水北》中的《非法法也》一篇明确表明了这一态度。两个电工在作业时意外身亡，但村民一口咬定供电公司必须负责。作为政府代表的贺乡长也暗暗支持这场闹剧：“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28}“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29}在这里，作为“法外之法”的生活，是比真相更重要的价值准则，农民没有更多同理心或正义感为供电公司的无辜和法律的无力鸣不平。与以往长篇小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山南水北》以融入生活的内部视角代替外来者的批判和同情，以农民的逻辑观照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违悖现代理念的生活。这种来自生活现场的经验，是法律的制定者、现代价值的伸张者无意得到也无法获得的。
韩少功小说的民众书写揭示了现代化逻辑并不具备绝对普适性。它的推行虽然带来了一定的便捷甚至富裕，但外表的光鲜无法掩盖大多数人的真实境遇，它甚至给原本稳定的生活植入了混乱、失序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失去了社会发展的设计权和决定权，成为被卷入现代化的边缘人乃至盲目追逐者。 2. 主导者：放逐实践和理想的利益陷阱
与民众同处于现代化想象中的精英群体，是现代化的主导者和利益相关人，也是现代化的俘虏。他们大多擁有知青经历，遍及文化、商业、政治等领域。对这一群体的长期追踪，使韩少功的长篇小说对时代变迁和社会病症有了更深刻的把握。
韩少功认为，实践品格的缺失引发了严重的认知危机，后者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元问题。它致使情感萎缩，带来虚伪和庸俗，在精英身上表现为对“概念空转”的热衷和对现实问题的冷漠。盐午（《马桥词典》）、小雁（《暗示》）、马涛（《日夜书》）等构成了一组病态知识者的形象序列。韩少功在盐午身上看到了对亲人的言语关切和行动冷漠;在小雁身上明白了“口舌必须服从大脑”{30}的“无奈”;马涛的自我膨胀和自我神化，已经使其成为“新专制主义的一个幽灵”{31}。他们自矜身份，陶醉于理论生产而疏离生活实践;在涉及产权或是声誉之时，才回到世俗生活。
韩少功总结出上述现象的三个原因。他首先提炼“触觉”这一关键词，认为媒体虽然有助于开拓视野，却又让人成为与现实“隔了一层”的旁观者。对触觉的过滤使人失去了“感同身受”的必要条件，难以“设身处地”地产生同理心，冷漠由此蔓延。其次，知识爆炸使知识者越来越依赖书本“制造”观点，丧失鉴别和创造能力。《暗示》讽刺了“用外形仿造和替代着内涵”{32}的知识生产，没有实践经验支撑且远离生活原型的知识镜像无法成为判断决策的可靠依据。再次，“便捷”也是隐蔽的帮凶。韩少功提出“时间性空间”的概念，认为现代交通密切了核心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核心地区和附近边缘地区之间的距离”;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者成了现代交通的俘虏，被限制了出行自由，失去了“‘我在众生’的视界”和“‘众生在我’的襟怀”。{33}
“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知识腐败问题成为另一关注点。《日夜书》以贺亦民形象反讽深陷欲望追逐的学院派精英。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头衔、学位、职称、单位的个体户”{34}乃至长期混迹社会的小混混，贺亦民凭借驳杂的实践经验，攻破了令学院派精英望而却步的技术难关。留英归来的项目负责人随即改变姿态，忙着张罗饭局、谈知识产权问题、聘请翻译助理，为他配齐进入“圈子”的一整套装备;并谋划借此攫取更多利益。结果科研成果被锁在资料柜而无法投入生产，知识成了争名夺利的筹码。叙事者似乎再难抑制情绪，走出后台发起议论：
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下流话都可以说，反而是“爱国”成了酸词，“忠诚”呀“正义”呀成了疯话，对于许多人来说大有麻舌、硌牙、封喉之效，怎么也过不了口腔。这些官腔轮得上他（指贺亦民——笔者注）来说？他在灯红酒绿下一说便假，在豪男奢女前一说便倒牙，只能使他做贼心虚，守口如瓶。{35}
当知识精英沉迷利益谋算，却是一个没文化的二流子残存几分理想情怀，这是何等讽刺。在韩少功看来，此类“怪现状”泛滥于九十年代：“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36}，理想在利益面前坠落神坛。韩少功对民间知识者和劳动者的智慧和情怀的赞叹{37}，便表现出对知识精英远离实践而囿于教条、放逐理想而竞相逐利的失望乃至寒心。
韩少功小说还塑造了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两类形象。盐午（《马桥词典》）、老木（《暗示》）和高君（《暗示》）、陆学文（《日夜书》）分别是其中典型。作为韩少功笔下最具代表性的商业精英，老木用金钱替代情感交流，使“父亲”一词成为符号概念;他精通“业务”，玩转“破产申请”让失业者无冤可鸣;但其资助的助学义演在被媒体放大后很快抹去了曾经的污点。高君和陆学文则是相似的政治投机者。他们因擅长人情交际而获上级信任，没有实绩却官运亨通。
韩少功认为，知识分子应兼具术业专攻和公共关怀;现在的问题是“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38}。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以上两类人，他们甚至不具备职业素养{39}。精英们齐聚现代化旗帜下，结成了脱离民众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以独断论的方式宣告了现代化的绝对正确，使之成为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自由、法制这些自明的先进价值观斥传统为落后愚昧，扫除现代化反思的价值参照。知识精英不断生产理论话语，以“发展”的名义将转型时期的不公正现象合理化;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则借此主导社会：前者在市场保护下纵横驰骋，而法律只能以产权、合同等“文明的泡沫”清洗残余“血迹”{40};在“效率”和“公平”间摇摆的口号并未解决矛盾，民众正成为“流行理论时厌时宠的那些影子”{41}和“进步的代价”{42}。在这一意义上，民主自由、公正法制等现代价值成了利己者的合法凭借。
在韩少功看来，精英群体主导的现代化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利己主义而非真正的个人主义。革命时代的现代化道路尚为人民留有一席之地，而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则抛弃了民众和理想，投奔金钱和欲望。
3. 对抗者：抵御虚伪和庸俗的侵蚀
知青是韩少功最熟悉的群体，也是其小说最常见的叙述对象和叙事视角。在韩少功这里，知青拥有经历时代“大起落”“急转弯”的生命厚度和“不同生活、经验、知识和价值”{43}的运动视角。他的知青书写并不局限于对历史记忆的苦难控诉或理想怀旧，而是将其作为“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关联点”{44}，展现一代人生命中的历史烙印，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回答。
韩少功以亲历者的身份反思历史，认为“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45}，反对“全民发疯”或“偶然的道德悲剧”的简单定论。因此，他不满于全盘否定一代人重要的人生经历，试图从中挖掘抵御虚伪和庸俗的精神抗体。韩少功对这一代兼有批判和同情的复杂态度。在他笔下，即便是利己者如老木，也会在酒醉后变成“自己清醒时最为厌恶和最为痛悔的好心人”。{46}
《日夜书》中的陶小布是针对现代化转型中种种堕落现象的对抗者。他和韩少功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一样，深受理想熏陶。成为厅长后，他关注实际工作，对抗不正风气;在生活上也积极承担身为丈夫、儿子、朋友的责任。小说中的官场总体呈现灰暗色调，但陶小布并未随波逐流。陆学文事件显示出他的坚持和抵抗。在这场博弈中，陶小布不受人情束缚、不为贿赂所动，面对人身财产“意外”也并未投降。事件最终以陶小布离职和陆学文调任收场。 陶小布何以保持敢说真话、敢做实事的作风？这恐怕要联系其知青经历考察。他怀抱理想主动下乡，在长期实践中真正深入了广阔现实。他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是与知青姚大甲打赌，“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47}。这个在几十年后的当事人看来也不可思议的荒唐挑战，因着五十张粮票的诱惑而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陶小布是体会过饥饿的人。但他并不以撒娇式的诉苦回顾这段经历，他明白他所经历的只是世世代代农民的日常生活，更何况他还享受了升学、招工等优惠政策。用韩少功的话说，“历史已在他们的记忆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使他们继续长旅人生时，脊梁多了几分承托和依靠。他们也许会因此而欣慰，而充实，而通达，多一些前行的沉着。”{48}
陶小布还是一个坚信理想的“异类”。他相信在利益之外有“更高的东西”。因此，当革命时代的共同理想在市场浪潮中逐渐褪色，当身份分化带来利益纠葛，当一部分知青转而成为新的主流价值的代言人、而其余人退居边缘的时候，陶小布仍在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日夜书》先后两次将人生比作“延时开播的电影”{49}。在他看来，在现实中的“我们”之外，还存在“后人或上帝”的观察视角，“我们的一切未来都在他们预知之中，仅供他们一边嚼着玉米花一边表示同情的微笑或摇头的叹息”。{50}通过对科学理性设限，他为敬畏和信仰保留空间。
陶小布的所想所为追根到底源自农村经验。传统社会对自然的敬畏感，一定程度上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在宗教缺位、道德混乱的情况下遏制欲望蔓延。而科学赋予现代化的信仰者更强大的自信。因此，这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心理暗示被逐渐抛弃。人作为“人造世界里的新任上帝”{51} 获得了更彻底的自由解放，暗暗滋长了“其它很多妄佞之心”{52}。陶小布仍然保留了对“上帝”{53}的敬畏和信仰。因此，他本可成为现代化的利益分享者，却拒绝了这种选择“自由”。他相信抛弃公正前提的自由将成为压迫弱者的合法依据。他相信，失业、失地、贫穷等问题关系的并非“影子”，而是千千万万的人。韩少功认为，好小说通常有“自传的痕迹”，是“作家的放血”{54}。在这一意义上，陶小布就是韩少功。
韩少功从知青经验中寻找对抗市场时代社会病症的精神力量。他相信公正理想仍被当今社会需要且更为迫切，实践经历所留下的记忆是支撑一代人坚守理想的重要根基。面对广阔的城市基层和农村，光凭欧美式现代化的药方无法解决中国这一具有庞大体量的后发展国家的现实问题。反思历史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起点，这是韩少功从“寻根”时期便着手的工作，而作为他重要经历的革命历史无疑是反思的重要部分，更何况在他看来，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及经验教训的汲取存在简单化甚至妖魔化的严重错漏。知青经验归根到底源自农村的历史和现实，而农村仍然是中国最真实和最广阔的组成。因此，韩少功主张逃离陷于欲望的城市，去自然乡村寻找调适现代化药方的资源。事实上，他正为此不断努力。
三、“公民写作”的意义及思考
韩少功在2002年提出“公民写作”概念。但“公民”一词早在其散文、小说、演讲、访谈中出现。他曾说，“作家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作家”。{55}作品一旦发表，便被赋予了向公众敞开的意义和社会效应;因此作家身为具有“较强的文化能力和话语能力的公民”{56}，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韩少功将“公民”身份置于首位，因而其作品含有强烈的现实感和责任感。
现代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公民写作”的基本资源。它通过确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来否定法外特权，代表民众对公共权力的认可、监督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57}，体现了对自由自主的追求。韩少功从中汲取了自由平等、社会参与、责任担当等价值。知青实践则奠定了韩少功对“公民”身份的最初认知。从中提取的公正理想和实践精神，是对此概念的调适和补充，也是韩少功“公民”概念的独特性所在。在韩少功这里，“公民”兼具个体自由和社会承担的涵义。作为个人身份，它含有自由独立的追求;作为集体身份，则要求维护共同价值并承担公共责任。由此，“公民”概念重新提出了“个人”“自由”的限度问题。
“公民写作”不仅是韩少功对写作立场的自我定位，还体现在其作品对社会的批判和期待。“公民”概念以其包容性，突破了“底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圈层限制，使“公民写作”得以覆盖农村和城市、边缘和中心。它又清理了其他概念固化的价值判断，以更平等的视角重新观照各类人群。社会精英的庸俗化及其主导的城市现代化是“公民写作”的反思中心。在韩少功看来，知识界分化以来，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了理想信仰和实践品格，沉迷理论的自我生产和“概念空转”的游戏。其所建构的利益共同体和现代化蓝图将民众置于尴尬地位。后者一方面被视为社会主体而享有理论上的崇高地位，一方面又因现代化模式而失去稳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困窘。因此，韩少功通过强调“公民”概念，重提责任担当和现实精神，为忘记“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58}、在欲望面前丢盔卸甲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从小说中亦可见，“公民写作”的主要针砭对象是以知识者为主体的现代化主导者。这也印证了“公民写作”与知识分子的亲缘关系。韩少功毕竟不可能褪去知识分子和作家立场，成为纯粹的八溪峒农民。
21世纪初提出的“公民写作”概念，显示出韩少功对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形势和文学环境的针对性，“公民”可视为对“个人”“自由”等概念的參照。在韩少功这里，“个人”之外尚有“群人”;人的精神来自整体，必然“向心于公共社会的福祉”{59}。因此，他将社会性维度引入对“个人”的理解，挑战“个人”等于“个性自由”的认知。这是“公民写作”与当前“个人化写作”的主要分歧。作家要写真实、写个人、写欲望，这都很对，但有一个也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真实和个人？{60}个性自由的前提是对其他个体的尊重和保护，无约束的绝对自由所导致的“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只能是“自恋”，而非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价值实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活的丰富性在工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中逐渐消减，媒体框定了作家的视界，客观上限制了写作的自由和深度。在韩少功眼中，这是“个人化写作”走向狭隘、封闭、雷同和重复的症结所在{61}。 “个人化写作”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个人”概念的认识。超越“个人性/公共性的二元对立”，才能获得“自我的完整性和真实性”。{62}而真正的社会性也不可能剥离个人性。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个人对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解读和发言。就“公民写作”而言，它承载了韩少功的个性思考和对公共空间的关怀。后者既是对前者的自然延伸，也是一种必要前提。因此，“公民写作”通过批判以“个人”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劣质个人主义”，对抛弃社会责任的“个人化写作”进行反拨，成为调和个性与社会性的一种实践。
“公民写作”实质上是对历史经验的重审和对社会现实的发言;针对过度自由化、私人化乃至欲望化问题，它以文学实践指出了某种解决路径。在这一意义上，“公民写作”作为一种责任承担的方式，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①程光炜：《“认识你自己”：“史诗性”小说的切入口》，《文艺报》2017年10月20日。
②“新左派”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实践也是一种现代化模式。韩少功认同革命和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因而其对革命历史的反思也可纳入现代化思考范畴。
③本文所指韩少功的“长篇小说”包括《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日夜书》。韩少功的长篇常引发文体争议。《山南水北》以外的作品在出版时皆被归入长篇小说。《山南水北》一般被标为“长篇散文”，但也有学者将其称作“笔记体小说”。为论述方便，本文暂统称小说。
④刘复生等：《另类视野与文学实践：韩少功文学创作研究·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⑤例如盐午（《马桥词典》）和老木（《暗示》）、大川（《暗示》）和马涛（《日夜书》）皆有相似经历。但后者更具人物复杂性。《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中的叙事者也表现出某种一致性。《马桥词典》在《压字》一节中透露叙事者唤作“韩少功”，《日夜书》中陶小布形象也有明显的自传色彩，较前者承载更深刻的思考。
⑥韩少功、孔见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代际差异》，《天涯》2015年第3期。
⑦孔见：《韩少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8}{55}{61}韩少功：《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107页，第25页。
{9}夏榆：《韩少功：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物质时代的文化真相》，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10}夏榆：《“有种身份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公民身份”》，《南方周末》2006年5月25日。
{38}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1}陈烨：《论韩少功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及践行》，扬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5-66页。
{12}《在后台的后台》和《马桥词典》中《白话》篇皆强调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
{13}{15}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49页。
{14}刘川鄂：《韩少功：“公民写作”的伟大实践》，《中国作家》2010年第17期。
{16}韩少功、崔卫平：《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作家》2000年第4期。
{17}{27}{45}{48}韩少功：《为语言招魂》，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第24页、第110页、第16页。
{18}舒晋瑜、韩少功：《好小说要“始于情感，终于人物”》，《中华读书报》2016年10月26日。
{19}韩少功常以“影子”一词形容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参见《山南水北》中《回到从前》《隐者之城》《非法法也》篇和《日夜书》第27目。
{20}{23}{25}{32}{33}{40}{46}韩少功：《暗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第252-258页、第80页、第247页、第361-370页、第273页、第27页、第328页。
{21}{28}{29}{51}{52}韩少功：《山南水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297页、第251页、第251页、第8页、第119页、第97页。
{22}韩少功：《马桥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24}{34}{35}{41}{47}{49}{50}韩少功：《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第277页、第310页、第183页、第11页、第36页、第268页、第36页。
{26}{36}{54}{58}{59}{60}韩少功：《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19页、第100页、第45页、第57页、第76页、第104页。
{30}“小雁们”必须盛赞不合口味的阿根廷菜。因为少见之物“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且“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不可“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参见韩少功：《暗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09页。
{31}韩少功，刘复生：《几个50后的中国故事——关于〈日夜书〉的对话》，《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37}《马桥词典》赞美种田、放牛、盖房等劳动智慧并高度评价其美学价值;《暗示》的《劳动》篇提出劳动也是“艺术”。《山南水北》的《卫星佬》认为乡下人的即兴创造之巧妙实用，甚于专业技术者循规蹈矩的机械操作，对民间智慧表示赞叹和敬佩。
{39}《日夜书》对陆学文的描写颇具代表性：“（他）办正事却是一条虫。他签批文件，永远只有两个字‘同意’，或一个字‘阅’，批不出任何具体的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具体的建议，一辈子吃定了这个三字诀，铁了心要当一名高薪的双向无障碍文件传递工。”
{42}韩少功不否认代价，但他认为“代价论”把发展的代价全部转嫁到弱势阶层身上，是把“少数人的个人主义说成是多数人乃至说成全民的个人主义”。参见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6页。
{43}曠新年：《小说的精神——读韩少功的〈暗示〉》，《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44}韩少功，孔见，梁鸿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代际差异》，《天涯》2015年第3期。
{53}韩少功的“上帝”指向“人类的价值公约，……所谓忍心，所谓良知，所谓神”。它是一种道德监控，中国人的“上帝”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参见芳菲：《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http：//www.infzm.com/content/3296。和《山南水北》中《中国式礼拜》。
{56}张闳：《写作如何成为公民社会的典范——关于文学及人文学术的公共性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57}章秀英：《公民意识评价与培育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62}郭冰茹：《个人、身体与“个人化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