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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理学在宋代家具的体现为启示，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宋代理学的发展，阐明了宋代理学对宋代艺术的影响，进而阐述了宋代理学观念在宋代家具中的体现，并从格物致用、理性、礼教化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研究宋代家具中的宋代理学观念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宋代理学 宋代家具 格物致用 理性 礼教化
中图分类号：I525.3 文献标识码：A
宋代，文化精神开始由张扬走向内敛，儒家思想进一步条理化、正规化，于是产生了宋代理学这样的儒家哲学思想，使得整个宋代弥漫着一种探究事理，冷静反思、理智总结的思潮。与之呼应相随，宋代理学观念在宋代家具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一 宋代理学的概述
“理学”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阶级关系变化、经济文化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根据改造与重塑儒学的意识形态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宋代理学实际上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体，汲取佛学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和道教中关于“天人合一”等宇宙观的一些思想养料以丰富儒学理论，宋代理学流派甚多，以程氏兄弟和朱熹影响最大，后世常称宋代理学为“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认为：理学，以“理”为根本。“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理学应当遵循“穷理以致其知”和“理一分殊”的主张。他们认为理学的核心在于“存天理，去人欲”。方法便是要在“致知”方面用力。“致知”在于“格物”，即“物而穷其理，穷理以故其知”。若能将宇宙万物的“理”一一研究，穷尽心力持之以恒，就会体会到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而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的一一体现即“理一分殊”。从而达到一种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的境地，笔者认为理学中所谓“理”与现代科学中的“规律”有很多近似点，应该都是指事物的客观的自然规律。理学家认为在自然、社会、人生以至人类历史上，凡是真的、善的、美的、正的、光明的，都是“天理”、 “理之自然”是符合正确发展规律的，是应当尽全力研究其本质规律并当遵循和认真领悟的，笔者认为本文中还可以看作是对理性思维或行为的提倡；反之，凡是违背“天理”的，就是“人欲”；属于该去之列。至于什么是“人欲”，理学认为须根据“天理”来定。即“天理”的对立面。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文中，“人欲”理解为感性的思想或行为更为合适。
二 宋代理学对宋代艺术的影响
隨着宋代理学观念日趋成熟与完善，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的见解在宋代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影响深刻。纵观宋代文化艺术的演进与发展，恰恰是与宋代理学的演进发展并行而趋的。众所周知宋代文化艺术在史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而“理学”作为一种宋代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其思想体系必将渗透、影响于作为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领域，而在理学“格物致知”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宋代艺术整体风貌倾向于真实而精致的艺术表现，极其注重深入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和理性的分析，提倡塑造写实、生动的艺术形象，追求一种平淡简洁，讲求秩序与规律的美。所以在宋人的艺术创作中，无论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其研究观察事物之深入，表现之精确，确是前无古人的。如王居正《纺车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等等无不是极为注重“格物致知”。而且笔者个人认为，对于这些艺术作品来说，格物不仅到了致“知”，更是到了致“用”的地步。因此，就笔者看来，宋代的文化特征是充满了对“天理”务实深微的追求和再现，提倡一种平淡简约写实的理性美，同时也强调对秩序和稳定的向往。
三 理学观念在宋代家具中的体现
如前文说述，宋代理学将中国艺术遵从理性的传统推到了顶点，在这种深受理学影响的艺术思想支配下，宋代整体的社会审美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追求天理；崇尚简约理性以及稳定有序的观念在宋代家具的艺术精神内涵和工艺创新中上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示。对于理学观念在宋代家具的体现，笔者尝试着从格物致“用”，追求理性美，讲求礼节等几方面倾向进行分析。
格物致“用”倾向：宋代人对于家居生活有着极高品位和要求，而格物致知的精神不仅影响到宋代艺术作品，而且延伸到生活各个方面和不同层面，使得宋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离不开的家具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引用于家具的设计和制作中，并取得了革命性的的发展，使得宋代家具有了划时代意义。在理学格物致知并致用的影响下，宋代家具完成了更符合人类工程学的垂足而坐的家具革命，使得高坐的生活方式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而流行开来，笔者跟人认为，变革是以椅子的创新和普及为中心的，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椅子的普及与创新，究其原因应该与理学的兴盛和格物致知用有极为重要的关系，笔者曾研究过宋代的禅宗与私家园林，发现由于理学中大量吸收了禅宗思想，禅宗中盘膝打坐，盘膝参禅等修行方式被广大宋代士人所接受。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由此也发生了改变。因而，笔者大胆推测，宋代的椅子应该是而为了顺应这种新的参禅悟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很大程度受到佛教中，以胡床为前身的禅椅的启示，由极具格物之用精神的文人雅士及能工巧匠的不断探索和实验下，以满足人的使用功能为目标而产生的。例如《五山十刹图》中所绘径山方丈椅，就是一种宋式圈椅，方丈椅的椅背搭脑和扶手连成一个弯曲整体，椅座面为较为宽大的矩形安装在椅座框架上，圈椅的椅背做成了与人体脊椎相适的“S”型曲线，并与座面形成一定的倾角，人坐在椅子上，后背与靠背有较大的接触面，韧带和肌肉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整体结构不仅适用于垂足而坐，而且便于修行者盘膝打坐，不仅符合人体工程学，而且体现出理学中禅宗生活方式对宋代椅子的影响。椅子的产生，由于其合理性与舒适性，很快被世人接受，并进行进一步探索，发展出诸如高靠背椅、低靠背椅、灯挂椅、四出头扶手椅等等不同的形式。由于高坐椅子的普及，格物致用再次发挥力量，相应的高足桌案，高足床榻随之而出。因此笔者认为，正是椅子的普及引发了中国人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演化，而此后室内活动及室内陈设一改以低型床榻为中心的传统，转而以高型椅具和桌案为中心。家具的种类和形制也发生相应改变，于是按不同居室家具的功能差异化的要求，赋予厅堂、书房、寝室、厨房等不同空间特定的家具。桌、椅、案、榻、柜、箱、橱、凳、墩，以及架、台、屏风等等应运而生，并由此相应地引起室内陈设的变化。由于在室内的视角发生了变化，需要出现新的陈设方式，宋代士人通过砚台、笔架等文房器具以及香炉、赏石、花瓶等工艺品在高型家具上陈设，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创造出承续近千年的理学室内风格。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格物致用的精神。
追求理性美的倾向：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宋代理学影响，平淡简约，质朴优雅的理性美成为审美主导，“平淡之味”、“含蓄之意”、“拙实之格”等等成为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的内涵。在理学影响下，宋代家具形成了追求朴质、清淡的理性美的倾向。从宋代的大量绘画，壁画及出土实物中看可见到的家具来看，宋代家具的简约程度，已达到无以复减，减之即毁的地步，从而体现宋人以节俭质朴、简洁素雅的审美观念。绝大部分宋代家具都呈现出一种极其方正简约的结构，多以直线部件和流畅的曲线结构交结而成，外型简洁刚直而不失优。线是宋代家具造型的重要元素之一。笔者认为，宋代家具吸收了中国画用线的传统，善于运用线条的起伏变化和经过严谨推敲的精致架构组成优美的比例，来体现家具的朴质美、自然美。宋代家具在装饰上也表现出极其素雅的理性风格，大多家具造型没有大面积的雕饰，只是在局部加以装饰，求其画龙点睛的效果，宋代家具的装饰特点之一就是对于腿部的装饰，桌椅腿部变化最多。对桌腿部用心装饰，花样很多，线条流畅舒展，简洁优雅。例如故宫博物馆藏有的宋徽宗赵估作品《听琴图》中，琴桌与香几都是简洁的线面、香几的桌腿上端与几面的交角处有牙条和牙头，这是是宋代最流行最普遍的装饰式样，局部点缀的装饰使简洁的家具造型显得典雅秀气。
礼教化的倾向：在儒学复兴与理学构建的整个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包括艺术最紧要的影响之一，便是在新的哲学伦理基础上重建传统礼治秩序。因此，“礼”也便成为宋代理学文化的核心。“礼”作为一把尺子规范着人们的家居生活的行动与思想，因此宋代家具其内涵除了自然、闲适、含蓄、文雅外，还特别讲求秩序和稳定，即合乎礼仪，所欣赏的是一种工整而规范的美，笔者认为，这种礼教化倾向直接影响了宋代乃至明清家具的布局组合及设计理念上，并一直被后来的明清家具所继承和发展。首先，宋代家具在陈设布局上非常重视对秩序和稳定感的追求。明确的秩序感即是通過家具的布局来明确表示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地位，区分辈份、年龄、性别等差别，让空间布局、家具配置为伦理秩序观念所支配。其表现是强调家具布局的严整性，强调轴线的作用：主要空间和主要家具大都位于轴线之上。次要空间和次要家具则依次分列至两侧。笔者通过对很多宋代画作的研究还发现这样的特点，宋代家具布局在强调秩序的同时也形成了室内的对称构图，并形成由少（主家具）到多（次家具）的序列，形成了极其稳定的正梯形或矩形结构，凸显礼仪秩序的稳定和难于逾越。其次，家具之间的组合搭配要求配套并具有规范性，从很多资料中不难发现家具之间都有固定并具有一定规律的组合关系。如《清明上河图》大量的桌案椅凳，《韩熙载夜宴图》《宫乐图》、《春燕图》、《蚕织图》等所反应的桌案椅凳之间的关系都说明了宋代己经大量使用组合配套的系列家具。有些家具在设计上还应用了造型、图案、纹饰、材质等相统一的手法，呈现出配套化，规范化的趋势。第三，宋代家具结构都是超稳定结构，力求“百年不倒”，花纹再活泼，雕刻再繁杂，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结构内发挥，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张扬个性，在制作中，宋代家具的用料，从最粗的地方到最细的部位，粗细变化井然有序，丝毫没有对比过于强烈，或者变化过于剧烈的地方，犹如一首和谐而又富有节奏的诗歌，按照一定的韵律逐渐变化，充分体现了理学中礼教所追求的“君臣父子”的秩序感和稳定感。笔者认为，但过多的规范和保守的礼教意识也制约了宋代家具的发展，使其显得理智有余而热情奔放不足。这也是现代设计师借鉴宋代家具时应注意的问题之一。
四 宋代家具的理学观对现代家具设计的启示
总之，宋代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成就的高峰，宋代儒家理学始终贯穿宋代家具发展的始末，宋代家具设计的理念源自于此，其设计所体现出的的精微内敛、清淡简约、工整规范也正是理学的精华所在。这种理学文化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代家具造型和设计，通过对宋代家具中体现出的理学观念的研究，对其有意的部分如注重格物之用，重视家具实用性的态度；崇尚简约的理性美，对稳定与规范的追求的理学精神等等分析利用，可以作为有益的启示，帮助设计师们设计出务实深微、清逸素雅、充满文人理性气息的现代家具。
参考文献：
[1] 许东松：《中国家具文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2] 黄受安、段福得：《中国古代九大思想学派集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3] 张彬渊、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家具》，2001年第3期。
[4] 陶立等：《中国家具史图说》，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5]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6] 郑苏淮：《宋代理学的兴起对中国美学形态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7] 蔡如君：《宋元家居及装饰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8] 赵古惠、郭厚安：《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9]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宋继东，男，1976—，河南开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工作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宋代理学 宋代家具 格物致用 理性 礼教化
中图分类号：I525.3 文献标识码：A
宋代，文化精神开始由张扬走向内敛，儒家思想进一步条理化、正规化，于是产生了宋代理学这样的儒家哲学思想，使得整个宋代弥漫着一种探究事理，冷静反思、理智总结的思潮。与之呼应相随，宋代理学观念在宋代家具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一 宋代理学的概述
“理学”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阶级关系变化、经济文化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根据改造与重塑儒学的意识形态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宋代理学实际上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体，汲取佛学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和道教中关于“天人合一”等宇宙观的一些思想养料以丰富儒学理论，宋代理学流派甚多，以程氏兄弟和朱熹影响最大，后世常称宋代理学为“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认为：理学，以“理”为根本。“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理学应当遵循“穷理以致其知”和“理一分殊”的主张。他们认为理学的核心在于“存天理，去人欲”。方法便是要在“致知”方面用力。“致知”在于“格物”，即“物而穷其理，穷理以故其知”。若能将宇宙万物的“理”一一研究，穷尽心力持之以恒，就会体会到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而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的一一体现即“理一分殊”。从而达到一种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的境地，笔者认为理学中所谓“理”与现代科学中的“规律”有很多近似点，应该都是指事物的客观的自然规律。理学家认为在自然、社会、人生以至人类历史上，凡是真的、善的、美的、正的、光明的，都是“天理”、 “理之自然”是符合正确发展规律的，是应当尽全力研究其本质规律并当遵循和认真领悟的，笔者认为本文中还可以看作是对理性思维或行为的提倡；反之，凡是违背“天理”的，就是“人欲”；属于该去之列。至于什么是“人欲”，理学认为须根据“天理”来定。即“天理”的对立面。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文中，“人欲”理解为感性的思想或行为更为合适。
二 宋代理学对宋代艺术的影响
隨着宋代理学观念日趋成熟与完善，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的见解在宋代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影响深刻。纵观宋代文化艺术的演进与发展，恰恰是与宋代理学的演进发展并行而趋的。众所周知宋代文化艺术在史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而“理学”作为一种宋代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其思想体系必将渗透、影响于作为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领域，而在理学“格物致知”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宋代艺术整体风貌倾向于真实而精致的艺术表现，极其注重深入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和理性的分析，提倡塑造写实、生动的艺术形象，追求一种平淡简洁，讲求秩序与规律的美。所以在宋人的艺术创作中，无论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其研究观察事物之深入，表现之精确，确是前无古人的。如王居正《纺车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等等无不是极为注重“格物致知”。而且笔者个人认为，对于这些艺术作品来说，格物不仅到了致“知”，更是到了致“用”的地步。因此，就笔者看来，宋代的文化特征是充满了对“天理”务实深微的追求和再现，提倡一种平淡简约写实的理性美，同时也强调对秩序和稳定的向往。
三 理学观念在宋代家具中的体现
如前文说述，宋代理学将中国艺术遵从理性的传统推到了顶点，在这种深受理学影响的艺术思想支配下，宋代整体的社会审美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追求天理；崇尚简约理性以及稳定有序的观念在宋代家具的艺术精神内涵和工艺创新中上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示。对于理学观念在宋代家具的体现，笔者尝试着从格物致“用”，追求理性美，讲求礼节等几方面倾向进行分析。
格物致“用”倾向：宋代人对于家居生活有着极高品位和要求，而格物致知的精神不仅影响到宋代艺术作品，而且延伸到生活各个方面和不同层面，使得宋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离不开的家具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引用于家具的设计和制作中，并取得了革命性的的发展，使得宋代家具有了划时代意义。在理学格物致知并致用的影响下，宋代家具完成了更符合人类工程学的垂足而坐的家具革命，使得高坐的生活方式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而流行开来，笔者跟人认为，变革是以椅子的创新和普及为中心的，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椅子的普及与创新，究其原因应该与理学的兴盛和格物致知用有极为重要的关系，笔者曾研究过宋代的禅宗与私家园林，发现由于理学中大量吸收了禅宗思想，禅宗中盘膝打坐，盘膝参禅等修行方式被广大宋代士人所接受。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由此也发生了改变。因而，笔者大胆推测，宋代的椅子应该是而为了顺应这种新的参禅悟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很大程度受到佛教中，以胡床为前身的禅椅的启示，由极具格物之用精神的文人雅士及能工巧匠的不断探索和实验下，以满足人的使用功能为目标而产生的。例如《五山十刹图》中所绘径山方丈椅，就是一种宋式圈椅，方丈椅的椅背搭脑和扶手连成一个弯曲整体，椅座面为较为宽大的矩形安装在椅座框架上，圈椅的椅背做成了与人体脊椎相适的“S”型曲线，并与座面形成一定的倾角，人坐在椅子上，后背与靠背有较大的接触面，韧带和肌肉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整体结构不仅适用于垂足而坐，而且便于修行者盘膝打坐，不仅符合人体工程学，而且体现出理学中禅宗生活方式对宋代椅子的影响。椅子的产生，由于其合理性与舒适性，很快被世人接受，并进行进一步探索，发展出诸如高靠背椅、低靠背椅、灯挂椅、四出头扶手椅等等不同的形式。由于高坐椅子的普及，格物致用再次发挥力量，相应的高足桌案，高足床榻随之而出。因此笔者认为，正是椅子的普及引发了中国人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演化，而此后室内活动及室内陈设一改以低型床榻为中心的传统，转而以高型椅具和桌案为中心。家具的种类和形制也发生相应改变，于是按不同居室家具的功能差异化的要求，赋予厅堂、书房、寝室、厨房等不同空间特定的家具。桌、椅、案、榻、柜、箱、橱、凳、墩，以及架、台、屏风等等应运而生，并由此相应地引起室内陈设的变化。由于在室内的视角发生了变化，需要出现新的陈设方式，宋代士人通过砚台、笔架等文房器具以及香炉、赏石、花瓶等工艺品在高型家具上陈设，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创造出承续近千年的理学室内风格。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格物致用的精神。
追求理性美的倾向：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宋代理学影响，平淡简约，质朴优雅的理性美成为审美主导，“平淡之味”、“含蓄之意”、“拙实之格”等等成为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的内涵。在理学影响下，宋代家具形成了追求朴质、清淡的理性美的倾向。从宋代的大量绘画，壁画及出土实物中看可见到的家具来看，宋代家具的简约程度，已达到无以复减，减之即毁的地步，从而体现宋人以节俭质朴、简洁素雅的审美观念。绝大部分宋代家具都呈现出一种极其方正简约的结构，多以直线部件和流畅的曲线结构交结而成，外型简洁刚直而不失优。线是宋代家具造型的重要元素之一。笔者认为，宋代家具吸收了中国画用线的传统，善于运用线条的起伏变化和经过严谨推敲的精致架构组成优美的比例，来体现家具的朴质美、自然美。宋代家具在装饰上也表现出极其素雅的理性风格，大多家具造型没有大面积的雕饰，只是在局部加以装饰，求其画龙点睛的效果，宋代家具的装饰特点之一就是对于腿部的装饰，桌椅腿部变化最多。对桌腿部用心装饰，花样很多，线条流畅舒展，简洁优雅。例如故宫博物馆藏有的宋徽宗赵估作品《听琴图》中，琴桌与香几都是简洁的线面、香几的桌腿上端与几面的交角处有牙条和牙头，这是是宋代最流行最普遍的装饰式样，局部点缀的装饰使简洁的家具造型显得典雅秀气。
礼教化的倾向：在儒学复兴与理学构建的整个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包括艺术最紧要的影响之一，便是在新的哲学伦理基础上重建传统礼治秩序。因此，“礼”也便成为宋代理学文化的核心。“礼”作为一把尺子规范着人们的家居生活的行动与思想，因此宋代家具其内涵除了自然、闲适、含蓄、文雅外，还特别讲求秩序和稳定，即合乎礼仪，所欣赏的是一种工整而规范的美，笔者认为，这种礼教化倾向直接影响了宋代乃至明清家具的布局组合及设计理念上，并一直被后来的明清家具所继承和发展。首先，宋代家具在陈设布局上非常重视对秩序和稳定感的追求。明确的秩序感即是通過家具的布局来明确表示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地位，区分辈份、年龄、性别等差别，让空间布局、家具配置为伦理秩序观念所支配。其表现是强调家具布局的严整性，强调轴线的作用：主要空间和主要家具大都位于轴线之上。次要空间和次要家具则依次分列至两侧。笔者通过对很多宋代画作的研究还发现这样的特点，宋代家具布局在强调秩序的同时也形成了室内的对称构图，并形成由少（主家具）到多（次家具）的序列，形成了极其稳定的正梯形或矩形结构，凸显礼仪秩序的稳定和难于逾越。其次，家具之间的组合搭配要求配套并具有规范性，从很多资料中不难发现家具之间都有固定并具有一定规律的组合关系。如《清明上河图》大量的桌案椅凳，《韩熙载夜宴图》《宫乐图》、《春燕图》、《蚕织图》等所反应的桌案椅凳之间的关系都说明了宋代己经大量使用组合配套的系列家具。有些家具在设计上还应用了造型、图案、纹饰、材质等相统一的手法，呈现出配套化，规范化的趋势。第三，宋代家具结构都是超稳定结构，力求“百年不倒”，花纹再活泼，雕刻再繁杂，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结构内发挥，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张扬个性，在制作中，宋代家具的用料，从最粗的地方到最细的部位，粗细变化井然有序，丝毫没有对比过于强烈，或者变化过于剧烈的地方，犹如一首和谐而又富有节奏的诗歌，按照一定的韵律逐渐变化，充分体现了理学中礼教所追求的“君臣父子”的秩序感和稳定感。笔者认为，但过多的规范和保守的礼教意识也制约了宋代家具的发展，使其显得理智有余而热情奔放不足。这也是现代设计师借鉴宋代家具时应注意的问题之一。
四 宋代家具的理学观对现代家具设计的启示
总之，宋代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成就的高峰，宋代儒家理学始终贯穿宋代家具发展的始末，宋代家具设计的理念源自于此，其设计所体现出的的精微内敛、清淡简约、工整规范也正是理学的精华所在。这种理学文化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代家具造型和设计，通过对宋代家具中体现出的理学观念的研究，对其有意的部分如注重格物之用，重视家具实用性的态度；崇尚简约的理性美，对稳定与规范的追求的理学精神等等分析利用，可以作为有益的启示，帮助设计师们设计出务实深微、清逸素雅、充满文人理性气息的现代家具。
参考文献：
[1] 许东松：《中国家具文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2] 黄受安、段福得：《中国古代九大思想学派集要》，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3] 张彬渊、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家具》，2001年第3期。
[4] 陶立等：《中国家具史图说》，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5]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6] 郑苏淮：《宋代理学的兴起对中国美学形态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7] 蔡如君：《宋元家居及装饰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8] 赵古惠、郭厚安：《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9]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宋继东，男，1976—，河南开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工作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