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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摘 要？演在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强势主导下，女性被要求承担起“国民之母”的责任，其身体的生育功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随着近代卫生知识的普及，生育卫生得到逐步施行，从而要求更新助产人员，保障生产前后的卫生，以及推行节育，这为再造“国民之母”的身体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对近代北京的女性及其身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眼关键词？演近代北京，女性，身体，生育卫生
？眼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23-07
生育是女性身体最突出的生理特征，近代以来强势的民族国家话语凸显了女性身体的生育功能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即认为女性作为国民的首要表现就在于女性是“国民之母”，因为“现在的世界，第一要有健全的国民，然而健全的母亲，实为根本”。①由于社会普遍认为当时女性的身体状况不良，因此要求再造女性的身体以承担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随着近代卫生知识对生育领域产生影响而出现了生育卫生，“国民之母”的再造也有了具体的指导。
对近代生育卫生的研究，多见于妇女卫生的研究之中，其中对近代节育运动的研究较为集中，②但从身体史的角度对生育卫生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以民初北京③的生育卫生为考察对象，根据档案、报刊和卫生机构的工作报告，探讨生育卫生的逐步施行如何再造“国民之母”，及其对女性及其身体产生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时代，女性身体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生育：
古来的医家，即以妊娠，分娩，及授乳三者，为女子的特殊疾患，认为妇人身体之苦痛，官能之障碍，都是因此而起。④
到近代这种状况并未得到较大改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孕妇的死亡率仍然高居世界各文明国家之首，当时的卫生机构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助产事业没有受到重视。⑤在北京，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几乎要占到人口死亡率的三分之一，卫生机构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旧式的产婆采用不卫生的接生方法。⑥因此，当时倡导卫生的人士认为，保障生育卫生应改进助产事业，要一面取缔旧的产婆和接生方法，一面训练新的助产士和提倡新法接生。
旧式的产婆，北京称之为“姥姥”，又名“收生婆”，也称“稳婆”，多为不识文字的妇人，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其常以接生赢利而不顾产妇身体，因此而造成的孕妇及婴儿死亡时有所闻。①当时的舆论提出产婆的弊端有三：
一、不明产科生理与病理之别，无术辨别于前，自不能救急于后，似此情形，果有难产，欲求产妇之不死，何可得哉。二、不知消毒灭菌之法，致产妇发生产褥热，或婴儿发生破伤风而死者不少。三、不明饮食卫生之法，使产母在孕期产期产后期，调养失宜，而起自家中毒，或骨质软化诸症，在婴儿则乳养事宜，致肠胃及呼吸器发生疾病，因而丧命者，不知凡几。②
为了加强对产婆的管理，民国初年北京的市政机构采取了一些措施。1913年《京师警察厅暂行取缔产婆规则》颁布，要求产婆将其具体信息呈报警厅，核准后照章注册并发给执照，未经呈报注册者不得执业，有照者应于其门首悬挂“产婆某氏”的木牌；规则中对有可能危及产妇和胎儿的做法明令禁止，如“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药与产妇及生儿服用”，“不得于产妇及生儿妄施针炙”，并明确要求“有难产时须令本家请求医生不得以非法下胎”。③符合规则得以挂牌经营的产婆，总数在四百人上下。④这种方法虽然提出了一些产婆的行为规范，对无照者进行查禁，但对领照者若无事故则未有干涉，属于消极的管理。当时社会上还曾有公共卫生调查团将产婆善恶列入调查事项，这类组织的作用主要为了“调查报告以助官厅所不及”，⑤无法形成有效的干预。
同时从现实来看，大部分产妇仍然依赖产婆进行接生，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习俗的惯性使然，另一方面亦是由于新法接生的不普及，专门的产科医疗人员太少，且生产费用较高。鉴于旧式产婆一时难以完全取缔，政府逐渐调整了对待产婆的态度，改为采取教育的方式使产婆掌握基本的卫生知识，尽可能减少接生过程中的不卫生现象，并希望产婆在无法解决接生困难时主动向西医求援，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育中的死亡率。
1927年，公共卫生事务所曾拟办旧式产婆的练习班，但因政治更动而停顿。⑥1928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后很快就设立了接生婆讲习所，要求当时登记注册的旧式产婆302人均接受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提供的卫生训练，1930年接生婆讲习所由保婴事务所办理，并改名为接生婆训练班，共毕业145人。⑦训练的主要内容为清洁消毒法、接生法、脐带扎切法、假死初生婴儿苏生法、产褥妇看护法和人体简明解剖学，训练期满经过试验合格后发给开业执照，并为每人添置一个接生筐，内有接生器具和药品；接生筐中存放着四、五种药品及消毒火酒等，为使不识字的产婆辨清，多采用图示，绘手、眼、火苗等标明；保婴事务所还向社会发出布告，希望人们选择带有接生筐的合法产婆，该所派员随时监视其工作，并切实取缔非法接生。⑧在训练结束后，保婴事务所又另设接生婆研究会，以增加产婆的卫生常识。⑨
从近代卫生的角度来看，对旧式产婆的管理和训练是向社会现实妥协的暂时对策，要使产妇的卫生得到彻底保障，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培养专习产科的人才。对此，一些民间人士、医事机构早有动作。清末时北京就曾出现产科讲习所，开设普通班讲授产科必需的学识，以及专门班培养产科的专门人才。⑩1915年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附设的产婆养成所，被认为是近代官方设立的产科教育之始。{11}该所训练时间为一年半，每天授课半日，招收18岁以上25岁以下高等小学毕业或有相当学力的妇女，须学习助产学、看护学、解剖学、生理学、实用检查法、绷带实习、药物学、细菌学大意，以及德文、国文和修身课程。①1924年，私立的瞿氏医院也附设了女子产科学校。②
1929年10月，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产科学校在北京设立，即北平第一助产学校。该校由教育部与卫生部合组的助产教育委员会筹设，本科学制为两年，并附设助产士训练班、助产士研究班和护士助产训练班，开校五年间共毕业了105人，该校还附设产院。③北平第一助产学校的助产士培养和相关的助产训练推动了近代北京生育卫生的发展，是当时全国助产事业的典范。 具备卫生知识的助产人员可以提供符合卫生的生产条件，但除了生产之时，女性从怀孕直至产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个衰弱且易变动的状态，因此在倡导卫生的舆论看来，孕产妇自身也应当高度重视身体卫生，施行一定的卫生程序，才能保障自身和胎儿的健康。
妊娠卫生，要求孕产妇选择暖和向阳的居室、选择有营养而易消化的食物、睡眠充足、清洁身体、保护乳房、注意通便等；及至分娩时，要注意分娩环境的清洁保暖，用具齐全洁净；产后六个星期的产褥期，更须注意卫生，以免疾病乘虚而入。④产后卫生的要求主要有产室清洁避湿、产妇十日内卧床、饮食渐进且清淡易消化、通便利尿、授乳得法。⑤简言之，产前、产时和产后的卫生有三大要素：
（一）产前，须具有相当之学识，及有信仰之真切预防。（二）产时，须赖灵敏之手术，及绝端的消毒与清洁。（三）产后，应特别注意摄生，及按时受医生之诊查。⑥
政府和社会团体也积极为孕产妇提供保障生育卫生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对孕产妇进行身体检查及授予孕产妇必要的卫生知识。1923年，一些热心社会服务的人士在灯市口创办了孕妇儿童卫生所，由协和医院产科主任杨崇瑞每星期到所一次，查验孕妇状况，讲演产育的卫生知识。⑦1930年5月北平第一助产学校设立了母职训练班，学员多为在学校附设产院生产的妇女，五年间共训练9班计131人。⑧1930年成立的保婴事务所除周日外每天下午1～3时施行免费的产前和产后检查，在检查时向孕产妇告知生理常识、孕妇一切应行注意事项以及产后调养方法、婴儿保健等事，还创办了产母婴儿卫生的展览会。⑨1934年，北平市卫生局为增加妇婴的便利，在第一助产学校、求知学校、市立医院和东城诊疗所四处增设了免费的妇婴健康检查室，由保婴事务所派人施行检验。⑩
医事机构的孕产妇卫生工作以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成绩最为突出。事务所成立之初，就于保健科下设第五股专办产科教育，门诊中亦设有妇产科。{11}至1930年，已经形成固定的产科门诊，产前产后的检查每星期各开诊两次，来检查的孕妇由该所助产士接生，如有难产则通知医师前往。{12}孕妇到门诊进行过产前检查者，在其未生产前至少须由助产士作家庭访视一次，以期熟悉家庭住址和生活状况，如有异常或病情则由医师前往处理；产后根据生产的情况分为顺产者与难产者，均要求其按时来门诊检查，或派员到家访视，直至产后六个星期。{13}为方便民众，1933年起事务所在西裱褙胡同增设了产妇分诊处，专办产前检查。{14}
1932年事务所将孕产妇卫生分为甲乙两区办理，在产前工作中，甲区的产前访视工作由劝导员进行，每人应进行五次，乙区仅由助产士于产前访视一次以期熟悉环境，产前的检查工作则均要求孕妇在六个月以前每个月到所检查一次，第七、八两个月每个月检查两次，第九个月每星期检查一次；产后工作中，甲区的访视工作由劝导员在产后第一、二、三日每日一次，产后六个星期内每星期一次，乙区由助产士在产后第一、三、五、七、十等日前往，遇有特殊情形随时前往，产后检查每星期在诊所举行一次，以检查产妇子宫是否复原及其身体健康状况，在产后第六周、第六月及一年各举行一次。①孕妇的身体是否患病，尤其有无性病，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都有很大影响，为此事务所从1934年8月起在产前检查中增加花柳病检查，如发现患病者则介绍其前往协和医院花柳科诊治。②第二年7月起，产前检查门诊也能施行孕妇的花柳病治疗工作。③
事务所还举办了形式丰富的孕产妇卫生教育。在门诊期间对前来进行检查的孕产妇，讲演各种妇婴卫生问题；组织地段卫生会，在病人家中招集邻居亲友，予以卫生讲话，或是采用谈话或表演的方式。④劝导员在进行家庭访视时指导孕妇各项卫生事宜，介绍需要检查和治疗的孕产妇前往事务所或医院，还举办母亲会，教导各种孕期护理方法（见表1）。⑤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成立后的十一年间，虽然孕产妇工作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成效未如预期，如孕妇通常至怀孕七、八月才登记注册，产前随访机会因此减少，生产以后则在一段时间内禁见生人，造成劝导员上门拜访遭到拒绝，从而影响了产后随访和婴儿检查，由此导致产前、产后检查的次数常常难以达到规定的标准。⑥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以及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到该所进行检查治疗和生产的孕产妇日渐增多，至该所接生的人数也已居多数（见表2）。
虽然卫生条件在逐渐改善，但生育仍然是导致近代女性身体遭受到最大痛苦的根源，有的女性由于不断生育而身体虚弱，不堪忍受而发出“生育的机器要做到几时为止呢”①的呼号，更多的女性无法发声，只能默默忍受一次又一次的生育过程，甚至因此而致死。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认识到，减少生育的数量，提高生育的质量，是保障女性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1920年邵飘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避妊问题之研究》，详细介绍了避妊问题发生的原因、避妊与人口的关系和国外避妊的情况，充分肯定避妊对于中国具有的积极意义。②当时的报纸上也偶见避孕药品的广告，如1921年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外按停孕金丹”，其广告词首先肯定了避妊是妇女的身体需要。③
1922年4月，美国节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桑格夫人赴英国参加国际生育制裁大会，途径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了相关讲演，掀起了节制生育讨论的热潮。4月19日，桑格夫人应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讲演，题为《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听众达千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坐位，鹄立无倦容，其注重力可想而知”。④桑格夫人在演讲中提出：“如果世界各国里都没有‘生育制裁’的政策，便都不能算是文明国”；她主张身有遗传病者不能生育，重病者未痊愈前不能生育，尤其对于女性的身体，提出女子要到23岁才能生育，做苦工的女性也不应生育。⑤桑格夫人宣传的生育节制，目的是“以养成优良的人种，产生良好的儿童”，最终着眼于生育优质的后代，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对母亲身体的关注，其提出23岁以内生育不仅子女多愚钝，且对于母体健康也有影响，结婚后二、三年方可生育，都有母体健全的考量。⑥桑格夫人投身于节育运动的动因也在于其目睹过许多因生育过多而虚弱致死的母亲，因而主张妇女掌握自己的身体生育权利，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⑦ 受到桑格夫人的启发，当时的舆论纷纷讨论生育节制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妇女杂志》当年6月发行的“产儿制限专号”。参与讨论者对母体的健康多有关注，均同意生育对母体本是一种折磨，而生育过多损伤更甚。⑧其中胡定安的文章总结了几类不适于生育的女性身体：
1.身体虚弱不堪分娩的人。2.因分娩频繁而陷母体于很衰弱的时候。3.因受妊娠的影响而致疾病，有损害母体生命危险的时候。4.卖淫妇。5.有遗传病的人。⑨
桑格夫人在演讲中号召中国成立节制生育的组织，迅速得到了响应。在北大的演讲结束后胡适当即宣布，有赞成者可到校长办公室或致函，以便组织生育裁制协会。⑩但这个协会其后是否有活动尚且不知。1922年10月15日，“产儿制限研究会”在北大成立，以“研究产儿制限底学理和方法，期之施行”{11}为宗旨，组织者为李去非、戴朝震等北大学生，胡适、陈启修等教授均非常赞成。{12}虽然该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际活动，但会员均注重对节育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李去非根据一年来的研究和实验找出了最新最适用的节育方法，著有《产儿制限方法论》一书，待全体会员和医士等参酌后将出版。{13}节制生育的研究著述也很快出现，1926年中华书局的广告中，放在醒目位置的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女性卫生书籍，其中就有徐博霖著的《生育节制论》。{14}
1925年，日本学医归来的杨步伟在北京景山东大街开设节制生育的诊察所，每星期主诊两次，其余由看护进行。诊所创办的主要用意在于为穷人施行节育，由于当时社会中下阶层对节制生育尚无认识，且无钱节育，只好采取介绍的办法，让出得起钱的人，介绍三个无力出钱的人，但来诊察者仍然以有钱和有知识的人为主。诊所虽是初创，但运营良好，病人日多、声誉日隆，女青年会、妇女会、母亲会等组织也经常邀请杨步伟演讲相关的知识，但第二年诊所就受到“三一八”学潮的波及而被迫关闭。①
通过舆论的宣传，许多民众逐渐认识到节育的作用，一些人开始采用节育措施，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节育的接受度较高。1922年12月至1923年9月，甘南引对北京842名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有77%的人赞成节制生育，理由之一即有“照桑格夫人所讲，非制裁不可”。②在1928年葛家栋对燕京大学202名男生进行的调查，以及1931年周叔昭对燕京大学188名男女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都主张节制生育，且在后者的调查中，女生相比于男生更激烈地反对多生多育，调查者认为这是“因为生育的痛苦原为女子独负”。③1929年陈利兰对燕京大学女校、燕京大学女附中、北京大学女子部和培华女子中学共两百名女性的调查中，赞成生育制裁一项者达到了90.5%。④
到了30年代，主动请求节育方法的人逐渐增多，虽然仍以居社会中上阶层者为主，但也有一部分人来自社会下层，如北京博爱医院的《医学卫生旬刊》及北平妇婴保健会在《北平晨报》上的《人口副刊》都经常收到这类人群的来信，请求节育指导。⑤有的女性因为受尽生产的苦，以“妊娠即是自杀”，却屡试各种中西避孕药品均无效，这促使其前往医院请教节育方法。⑥经济问题是节育的根本原因，但女性的体质，尤其是因生育引发的身体虚弱，也是促使人们选择节育的重要原因。
30年代北京的节育工作以1930年成立的北平妇婴保健会为中心，保健会在保婴事务所设立了节育指导所，每星期三上午9～12时，由杨崇瑞医师面授节育方法，1933年起由沈骥英担任医师，每星期开诊两次，并有社会服务员常驻所内，办理一切事宜。⑦其他医事机关也积极配合保健会的工作，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社会服务工作内容就包括劝导人口众多的家庭节制生育，1934年经该所介绍赴保健会实行节制生育者达40人。⑧
节育指导所采用的节育方法有四种：如意袋、乳酸外加棉花、金鸡纳霜片、子宫帽与乳酸油。⑨后三种都是施加于女性身体上的节育方法。其中子宫帽效果较好，子宫帽是一种橡胶制成的圆帽形盖子，提前放入女性的身体，用以盖住宫颈口，使精液不能进入子宫内，其结实耐用，配合乳酸油使用避孕效果更好；但子宫帽须与子宫口尺寸相当，因此女性要使用前须由节育医师或助产士测量子宫口后才能选择到合适的号码。⑩
1930年成立之初，到节育指导所节育者只有24人，但至1933—1934年两年间就接诊了692人。1930—1934年间，节育指导所共进行了852个案件的工作，来进行节育指导的人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以处于社会中层且有固定收入的小资产者人数最多，但每月进款无定或毫无进款者也有150人之多，反映出节育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因母亲身体健康的原因而节育者有128例。但从随访到的案例来看，节育的效果不良数过半，这其中有社会经济状况不良、市面上违法堕胎及避孕药物泛滥以及事后调查不充分等原因。除去客观因素，主观上的原因在于，一些女性宁愿冒堕胎的危险，而不愿忍受日常节育的麻烦。①
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仍然是影响节育工作广泛开展和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进行节育的宣传和教育非常必要。有人就指出应当切实施行公共卫生教育，“使民众接受节育为人生必要之原则”，可以借由团体演讲或个人谈话灌输公共卫生知识，在高中学校卫生课程中加入节育内容。②节育机构的宣传工作也至关重要。被报纸上的宣传吸引到节育指导所的人最多，这主要得益于妇婴保健会的工作，其成立后就在《北平晨报》上登载《人口专刊》，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发表；还在《北平实报》上登载《节育讯》，每月十八号发表；1934年又在《北平全民报》登载《节育须知》，每月二十五号发表；此外还刊发节育传单，“以‘节制生育’，‘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为标题，并将该会节育指导所的工作内容、标准手续、方法、费用、出版品、各项提要摘录，并唤醒节育者对于节育应行注意之点。”③其他机构如博爱医院设有节育指导，其创办的《医学卫生旬刊》中的第三版专讲生育卫生，尤其对节育问题多有关注，还出版了《生育卫生》一书，对节育也有介绍。④
在生育技术发展的进程中女性的身体不断受 到外在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身体曾成为迷信的毒害物、刀圭的试验品，以至真正的科学的真理的发见地”。⑤近代强势的民族国家话语迫切要求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体置于国家与社会的保护和监视之下，以近代卫生的标准进行再造，从而确保女性孕育出健康强壮的后代，实现“富国强种”的终极目标。为此需要提供卫生的保障，灌输卫生的知识，并提倡节制生育以确保优质的后代。对生育卫生接受程度的逐渐提高，反映了近代女性对国家话语和卫生知识的认同在不断加深。
再造“国民之母”要求将近代女性的身体从属于卫生的控制，企图使国家话语更严密地笼罩住女性的身体，以最终逐渐完成“生育行为的社会化”⑥过程。但由于近代北京的市政机构未能将生育的过程严格置于行政管制之下，因此生育卫生虽然有舆论的呼吁和宣传，以及医卫机构的劝导和施行，但实际上最终仍然基于女性个人的自主选择，而社会习俗的惯性以及节育过程带来的身体不自主情形，是影响女性选择生育卫生操作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何江丽，女，广西南宁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城市社会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眼关键词？演近代北京，女性，身体，生育卫生
？眼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23-07
生育是女性身体最突出的生理特征，近代以来强势的民族国家话语凸显了女性身体的生育功能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即认为女性作为国民的首要表现就在于女性是“国民之母”，因为“现在的世界，第一要有健全的国民，然而健全的母亲，实为根本”。①由于社会普遍认为当时女性的身体状况不良，因此要求再造女性的身体以承担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随着近代卫生知识对生育领域产生影响而出现了生育卫生，“国民之母”的再造也有了具体的指导。
对近代生育卫生的研究，多见于妇女卫生的研究之中，其中对近代节育运动的研究较为集中，②但从身体史的角度对生育卫生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以民初北京③的生育卫生为考察对象，根据档案、报刊和卫生机构的工作报告，探讨生育卫生的逐步施行如何再造“国民之母”，及其对女性及其身体产生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时代，女性身体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生育：
古来的医家，即以妊娠，分娩，及授乳三者，为女子的特殊疾患，认为妇人身体之苦痛，官能之障碍，都是因此而起。④
到近代这种状况并未得到较大改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孕妇的死亡率仍然高居世界各文明国家之首，当时的卫生机构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助产事业没有受到重视。⑤在北京，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几乎要占到人口死亡率的三分之一，卫生机构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旧式的产婆采用不卫生的接生方法。⑥因此，当时倡导卫生的人士认为，保障生育卫生应改进助产事业，要一面取缔旧的产婆和接生方法，一面训练新的助产士和提倡新法接生。
旧式的产婆，北京称之为“姥姥”，又名“收生婆”，也称“稳婆”，多为不识文字的妇人，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其常以接生赢利而不顾产妇身体，因此而造成的孕妇及婴儿死亡时有所闻。①当时的舆论提出产婆的弊端有三：
一、不明产科生理与病理之别，无术辨别于前，自不能救急于后，似此情形，果有难产，欲求产妇之不死，何可得哉。二、不知消毒灭菌之法，致产妇发生产褥热，或婴儿发生破伤风而死者不少。三、不明饮食卫生之法，使产母在孕期产期产后期，调养失宜，而起自家中毒，或骨质软化诸症，在婴儿则乳养事宜，致肠胃及呼吸器发生疾病，因而丧命者，不知凡几。②
为了加强对产婆的管理，民国初年北京的市政机构采取了一些措施。1913年《京师警察厅暂行取缔产婆规则》颁布，要求产婆将其具体信息呈报警厅，核准后照章注册并发给执照，未经呈报注册者不得执业，有照者应于其门首悬挂“产婆某氏”的木牌；规则中对有可能危及产妇和胎儿的做法明令禁止，如“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药与产妇及生儿服用”，“不得于产妇及生儿妄施针炙”，并明确要求“有难产时须令本家请求医生不得以非法下胎”。③符合规则得以挂牌经营的产婆，总数在四百人上下。④这种方法虽然提出了一些产婆的行为规范，对无照者进行查禁，但对领照者若无事故则未有干涉，属于消极的管理。当时社会上还曾有公共卫生调查团将产婆善恶列入调查事项，这类组织的作用主要为了“调查报告以助官厅所不及”，⑤无法形成有效的干预。
同时从现实来看，大部分产妇仍然依赖产婆进行接生，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习俗的惯性使然，另一方面亦是由于新法接生的不普及，专门的产科医疗人员太少，且生产费用较高。鉴于旧式产婆一时难以完全取缔，政府逐渐调整了对待产婆的态度，改为采取教育的方式使产婆掌握基本的卫生知识，尽可能减少接生过程中的不卫生现象，并希望产婆在无法解决接生困难时主动向西医求援，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育中的死亡率。
1927年，公共卫生事务所曾拟办旧式产婆的练习班，但因政治更动而停顿。⑥1928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后很快就设立了接生婆讲习所，要求当时登记注册的旧式产婆302人均接受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提供的卫生训练，1930年接生婆讲习所由保婴事务所办理，并改名为接生婆训练班，共毕业145人。⑦训练的主要内容为清洁消毒法、接生法、脐带扎切法、假死初生婴儿苏生法、产褥妇看护法和人体简明解剖学，训练期满经过试验合格后发给开业执照，并为每人添置一个接生筐，内有接生器具和药品；接生筐中存放着四、五种药品及消毒火酒等，为使不识字的产婆辨清，多采用图示，绘手、眼、火苗等标明；保婴事务所还向社会发出布告，希望人们选择带有接生筐的合法产婆，该所派员随时监视其工作，并切实取缔非法接生。⑧在训练结束后，保婴事务所又另设接生婆研究会，以增加产婆的卫生常识。⑨
从近代卫生的角度来看，对旧式产婆的管理和训练是向社会现实妥协的暂时对策，要使产妇的卫生得到彻底保障，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培养专习产科的人才。对此，一些民间人士、医事机构早有动作。清末时北京就曾出现产科讲习所，开设普通班讲授产科必需的学识，以及专门班培养产科的专门人才。⑩1915年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附设的产婆养成所，被认为是近代官方设立的产科教育之始。{11}该所训练时间为一年半，每天授课半日，招收18岁以上25岁以下高等小学毕业或有相当学力的妇女，须学习助产学、看护学、解剖学、生理学、实用检查法、绷带实习、药物学、细菌学大意，以及德文、国文和修身课程。①1924年，私立的瞿氏医院也附设了女子产科学校。②
1929年10月，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产科学校在北京设立，即北平第一助产学校。该校由教育部与卫生部合组的助产教育委员会筹设，本科学制为两年，并附设助产士训练班、助产士研究班和护士助产训练班，开校五年间共毕业了105人，该校还附设产院。③北平第一助产学校的助产士培养和相关的助产训练推动了近代北京生育卫生的发展，是当时全国助产事业的典范。 具备卫生知识的助产人员可以提供符合卫生的生产条件，但除了生产之时，女性从怀孕直至产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个衰弱且易变动的状态，因此在倡导卫生的舆论看来，孕产妇自身也应当高度重视身体卫生，施行一定的卫生程序，才能保障自身和胎儿的健康。
妊娠卫生，要求孕产妇选择暖和向阳的居室、选择有营养而易消化的食物、睡眠充足、清洁身体、保护乳房、注意通便等；及至分娩时，要注意分娩环境的清洁保暖，用具齐全洁净；产后六个星期的产褥期，更须注意卫生，以免疾病乘虚而入。④产后卫生的要求主要有产室清洁避湿、产妇十日内卧床、饮食渐进且清淡易消化、通便利尿、授乳得法。⑤简言之，产前、产时和产后的卫生有三大要素：
（一）产前，须具有相当之学识，及有信仰之真切预防。（二）产时，须赖灵敏之手术，及绝端的消毒与清洁。（三）产后，应特别注意摄生，及按时受医生之诊查。⑥
政府和社会团体也积极为孕产妇提供保障生育卫生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对孕产妇进行身体检查及授予孕产妇必要的卫生知识。1923年，一些热心社会服务的人士在灯市口创办了孕妇儿童卫生所，由协和医院产科主任杨崇瑞每星期到所一次，查验孕妇状况，讲演产育的卫生知识。⑦1930年5月北平第一助产学校设立了母职训练班，学员多为在学校附设产院生产的妇女，五年间共训练9班计131人。⑧1930年成立的保婴事务所除周日外每天下午1～3时施行免费的产前和产后检查，在检查时向孕产妇告知生理常识、孕妇一切应行注意事项以及产后调养方法、婴儿保健等事，还创办了产母婴儿卫生的展览会。⑨1934年，北平市卫生局为增加妇婴的便利，在第一助产学校、求知学校、市立医院和东城诊疗所四处增设了免费的妇婴健康检查室，由保婴事务所派人施行检验。⑩
医事机构的孕产妇卫生工作以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成绩最为突出。事务所成立之初，就于保健科下设第五股专办产科教育，门诊中亦设有妇产科。{11}至1930年，已经形成固定的产科门诊，产前产后的检查每星期各开诊两次，来检查的孕妇由该所助产士接生，如有难产则通知医师前往。{12}孕妇到门诊进行过产前检查者，在其未生产前至少须由助产士作家庭访视一次，以期熟悉家庭住址和生活状况，如有异常或病情则由医师前往处理；产后根据生产的情况分为顺产者与难产者，均要求其按时来门诊检查，或派员到家访视，直至产后六个星期。{13}为方便民众，1933年起事务所在西裱褙胡同增设了产妇分诊处，专办产前检查。{14}
1932年事务所将孕产妇卫生分为甲乙两区办理，在产前工作中，甲区的产前访视工作由劝导员进行，每人应进行五次，乙区仅由助产士于产前访视一次以期熟悉环境，产前的检查工作则均要求孕妇在六个月以前每个月到所检查一次，第七、八两个月每个月检查两次，第九个月每星期检查一次；产后工作中，甲区的访视工作由劝导员在产后第一、二、三日每日一次，产后六个星期内每星期一次，乙区由助产士在产后第一、三、五、七、十等日前往，遇有特殊情形随时前往，产后检查每星期在诊所举行一次，以检查产妇子宫是否复原及其身体健康状况，在产后第六周、第六月及一年各举行一次。①孕妇的身体是否患病，尤其有无性病，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都有很大影响，为此事务所从1934年8月起在产前检查中增加花柳病检查，如发现患病者则介绍其前往协和医院花柳科诊治。②第二年7月起，产前检查门诊也能施行孕妇的花柳病治疗工作。③
事务所还举办了形式丰富的孕产妇卫生教育。在门诊期间对前来进行检查的孕产妇，讲演各种妇婴卫生问题；组织地段卫生会，在病人家中招集邻居亲友，予以卫生讲话，或是采用谈话或表演的方式。④劝导员在进行家庭访视时指导孕妇各项卫生事宜，介绍需要检查和治疗的孕产妇前往事务所或医院，还举办母亲会，教导各种孕期护理方法（见表1）。⑤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成立后的十一年间，虽然孕产妇工作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成效未如预期，如孕妇通常至怀孕七、八月才登记注册，产前随访机会因此减少，生产以后则在一段时间内禁见生人，造成劝导员上门拜访遭到拒绝，从而影响了产后随访和婴儿检查，由此导致产前、产后检查的次数常常难以达到规定的标准。⑥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以及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到该所进行检查治疗和生产的孕产妇日渐增多，至该所接生的人数也已居多数（见表2）。
虽然卫生条件在逐渐改善，但生育仍然是导致近代女性身体遭受到最大痛苦的根源，有的女性由于不断生育而身体虚弱，不堪忍受而发出“生育的机器要做到几时为止呢”①的呼号，更多的女性无法发声，只能默默忍受一次又一次的生育过程，甚至因此而致死。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认识到，减少生育的数量，提高生育的质量，是保障女性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1920年邵飘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避妊问题之研究》，详细介绍了避妊问题发生的原因、避妊与人口的关系和国外避妊的情况，充分肯定避妊对于中国具有的积极意义。②当时的报纸上也偶见避孕药品的广告，如1921年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外按停孕金丹”，其广告词首先肯定了避妊是妇女的身体需要。③
1922年4月，美国节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桑格夫人赴英国参加国际生育制裁大会，途径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了相关讲演，掀起了节制生育讨论的热潮。4月19日，桑格夫人应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讲演，题为《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听众达千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坐位，鹄立无倦容，其注重力可想而知”。④桑格夫人在演讲中提出：“如果世界各国里都没有‘生育制裁’的政策，便都不能算是文明国”；她主张身有遗传病者不能生育，重病者未痊愈前不能生育，尤其对于女性的身体，提出女子要到23岁才能生育，做苦工的女性也不应生育。⑤桑格夫人宣传的生育节制，目的是“以养成优良的人种，产生良好的儿童”，最终着眼于生育优质的后代，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对母亲身体的关注，其提出23岁以内生育不仅子女多愚钝，且对于母体健康也有影响，结婚后二、三年方可生育，都有母体健全的考量。⑥桑格夫人投身于节育运动的动因也在于其目睹过许多因生育过多而虚弱致死的母亲，因而主张妇女掌握自己的身体生育权利，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⑦ 受到桑格夫人的启发，当时的舆论纷纷讨论生育节制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妇女杂志》当年6月发行的“产儿制限专号”。参与讨论者对母体的健康多有关注，均同意生育对母体本是一种折磨，而生育过多损伤更甚。⑧其中胡定安的文章总结了几类不适于生育的女性身体：
1.身体虚弱不堪分娩的人。2.因分娩频繁而陷母体于很衰弱的时候。3.因受妊娠的影响而致疾病，有损害母体生命危险的时候。4.卖淫妇。5.有遗传病的人。⑨
桑格夫人在演讲中号召中国成立节制生育的组织，迅速得到了响应。在北大的演讲结束后胡适当即宣布，有赞成者可到校长办公室或致函，以便组织生育裁制协会。⑩但这个协会其后是否有活动尚且不知。1922年10月15日，“产儿制限研究会”在北大成立，以“研究产儿制限底学理和方法，期之施行”{11}为宗旨，组织者为李去非、戴朝震等北大学生，胡适、陈启修等教授均非常赞成。{12}虽然该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际活动，但会员均注重对节育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李去非根据一年来的研究和实验找出了最新最适用的节育方法，著有《产儿制限方法论》一书，待全体会员和医士等参酌后将出版。{13}节制生育的研究著述也很快出现，1926年中华书局的广告中，放在醒目位置的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女性卫生书籍，其中就有徐博霖著的《生育节制论》。{14}
1925年，日本学医归来的杨步伟在北京景山东大街开设节制生育的诊察所，每星期主诊两次，其余由看护进行。诊所创办的主要用意在于为穷人施行节育，由于当时社会中下阶层对节制生育尚无认识，且无钱节育，只好采取介绍的办法，让出得起钱的人，介绍三个无力出钱的人，但来诊察者仍然以有钱和有知识的人为主。诊所虽是初创，但运营良好，病人日多、声誉日隆，女青年会、妇女会、母亲会等组织也经常邀请杨步伟演讲相关的知识，但第二年诊所就受到“三一八”学潮的波及而被迫关闭。①
通过舆论的宣传，许多民众逐渐认识到节育的作用，一些人开始采用节育措施，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节育的接受度较高。1922年12月至1923年9月，甘南引对北京842名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有77%的人赞成节制生育，理由之一即有“照桑格夫人所讲，非制裁不可”。②在1928年葛家栋对燕京大学202名男生进行的调查，以及1931年周叔昭对燕京大学188名男女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都主张节制生育，且在后者的调查中，女生相比于男生更激烈地反对多生多育，调查者认为这是“因为生育的痛苦原为女子独负”。③1929年陈利兰对燕京大学女校、燕京大学女附中、北京大学女子部和培华女子中学共两百名女性的调查中，赞成生育制裁一项者达到了90.5%。④
到了30年代，主动请求节育方法的人逐渐增多，虽然仍以居社会中上阶层者为主，但也有一部分人来自社会下层，如北京博爱医院的《医学卫生旬刊》及北平妇婴保健会在《北平晨报》上的《人口副刊》都经常收到这类人群的来信，请求节育指导。⑤有的女性因为受尽生产的苦，以“妊娠即是自杀”，却屡试各种中西避孕药品均无效，这促使其前往医院请教节育方法。⑥经济问题是节育的根本原因，但女性的体质，尤其是因生育引发的身体虚弱，也是促使人们选择节育的重要原因。
30年代北京的节育工作以1930年成立的北平妇婴保健会为中心，保健会在保婴事务所设立了节育指导所，每星期三上午9～12时，由杨崇瑞医师面授节育方法，1933年起由沈骥英担任医师，每星期开诊两次，并有社会服务员常驻所内，办理一切事宜。⑦其他医事机关也积极配合保健会的工作，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社会服务工作内容就包括劝导人口众多的家庭节制生育，1934年经该所介绍赴保健会实行节制生育者达40人。⑧
节育指导所采用的节育方法有四种：如意袋、乳酸外加棉花、金鸡纳霜片、子宫帽与乳酸油。⑨后三种都是施加于女性身体上的节育方法。其中子宫帽效果较好，子宫帽是一种橡胶制成的圆帽形盖子，提前放入女性的身体，用以盖住宫颈口，使精液不能进入子宫内，其结实耐用，配合乳酸油使用避孕效果更好；但子宫帽须与子宫口尺寸相当，因此女性要使用前须由节育医师或助产士测量子宫口后才能选择到合适的号码。⑩
1930年成立之初，到节育指导所节育者只有24人，但至1933—1934年两年间就接诊了692人。1930—1934年间，节育指导所共进行了852个案件的工作，来进行节育指导的人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以处于社会中层且有固定收入的小资产者人数最多，但每月进款无定或毫无进款者也有150人之多，反映出节育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因母亲身体健康的原因而节育者有128例。但从随访到的案例来看，节育的效果不良数过半，这其中有社会经济状况不良、市面上违法堕胎及避孕药物泛滥以及事后调查不充分等原因。除去客观因素，主观上的原因在于，一些女性宁愿冒堕胎的危险，而不愿忍受日常节育的麻烦。①
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仍然是影响节育工作广泛开展和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进行节育的宣传和教育非常必要。有人就指出应当切实施行公共卫生教育，“使民众接受节育为人生必要之原则”，可以借由团体演讲或个人谈话灌输公共卫生知识，在高中学校卫生课程中加入节育内容。②节育机构的宣传工作也至关重要。被报纸上的宣传吸引到节育指导所的人最多，这主要得益于妇婴保健会的工作，其成立后就在《北平晨报》上登载《人口专刊》，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发表；还在《北平实报》上登载《节育讯》，每月十八号发表；1934年又在《北平全民报》登载《节育须知》，每月二十五号发表；此外还刊发节育传单，“以‘节制生育’，‘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为标题，并将该会节育指导所的工作内容、标准手续、方法、费用、出版品、各项提要摘录，并唤醒节育者对于节育应行注意之点。”③其他机构如博爱医院设有节育指导，其创办的《医学卫生旬刊》中的第三版专讲生育卫生，尤其对节育问题多有关注，还出版了《生育卫生》一书，对节育也有介绍。④
在生育技术发展的进程中女性的身体不断受 到外在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身体曾成为迷信的毒害物、刀圭的试验品，以至真正的科学的真理的发见地”。⑤近代强势的民族国家话语迫切要求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体置于国家与社会的保护和监视之下，以近代卫生的标准进行再造，从而确保女性孕育出健康强壮的后代，实现“富国强种”的终极目标。为此需要提供卫生的保障，灌输卫生的知识，并提倡节制生育以确保优质的后代。对生育卫生接受程度的逐渐提高，反映了近代女性对国家话语和卫生知识的认同在不断加深。
再造“国民之母”要求将近代女性的身体从属于卫生的控制，企图使国家话语更严密地笼罩住女性的身体，以最终逐渐完成“生育行为的社会化”⑥过程。但由于近代北京的市政机构未能将生育的过程严格置于行政管制之下，因此生育卫生虽然有舆论的呼吁和宣传，以及医卫机构的劝导和施行，但实际上最终仍然基于女性个人的自主选择，而社会习俗的惯性以及节育过程带来的身体不自主情形，是影响女性选择生育卫生操作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何江丽，女，广西南宁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城市社会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