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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古代隋唐及宋元明时期,中国曾以光辉灿烂的文化,吸引了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来中国学习,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近代时期,中日之间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逆转,中国从留学生的接受国变成了派出国,一大批留日学生在日本吸取近代文化,回国后积极推动中国革命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留日学生
一、二十世纪初出现留日热潮的原因
(一)民族危机的推动
最根本的原因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甲午之战,马关之辱,使得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从中日两国地位的巨大转换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纷纷主张效法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由留日学生自己动手编辑的《留学生鉴》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留学动机的“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震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只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正是这种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弥漫的的民族危机感,为留日热潮的形成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催化剂。
(二)清政府的鼓励政策
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开始实行一些新政措施。为了培养人才,大力提倡留学日本。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其中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这项政策无疑对中国那些渴求功名利禄的广大士子具有极大吸引力。
(三)日本的政策吸引
在清政府实行留学政策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密切配合,采取了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清政府从推行新政的角度出发要派遣留学生,日本政府从培植在华侵略势力的愿望出发而急于想招收中国留学生,两方面手段的不谋而合,从而奠定了留日热潮出现的政治基础。当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即称接受中国留学生,“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日本教育界还特地为接纳中国留学生开设了一批学校,如高楠顺次创设的日华学堂,嘉纳治五郎建立的弘文学院,东亚同文会创办的同文书院等,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留日教育的发展,导致了20世纪初留日学生人数的激增。
(四) 便利的客观条件
留日热潮兴起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那就是与留学欧美相比,留学日本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即地理位置接近,来往方便,用费节省,文字习俗相似。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列举他主张留学日本的五点理由“路近费省可多谴”;“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害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总之,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客观条件,是各方面的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从此,日本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二传手”。
二、留日学生的主要特点
(一)身份地位差异
从留学人员身份地位看,除青年学子以外,还有数目很多的在职官员、有功名的士绅,并且到日本留学的王公贵胃子弟数量也非常多;另外,也有一批“亡命客”,他们由于被清政府通缉的而逃亡日本,他们一面进行政治活动,一面就读于各类日本学校。构成如此广泛而复杂中国日本留学生队伍的正恰恰证明了出国到日本留学既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也不是少数人的行为;它再也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真正成为了一种群体的、普遍的行为,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热潮而散播到了全国各地。
(二)年龄跨度大
20 世纪初,由于政府对官派留学生的年龄不再进行严格的限制,再加上“独来独往”的自费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使得中国留日学生的年龄跨度越来越大。他们之中既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非常多的五六十岁老翁,有的夫妇一同前往,有的父子、兄弟相伴,还有全家、同族一起留学的情况。
(三)留日动机
他们的留日动机各种各样:“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好为交游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为了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
(四)政治上高度关注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得大批的中国学生负岌东渡,也正是基于此点原因,留日学生们日益迫切地接触、学习、吸收在日本接触到的各式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逐步认识了平等、自由、民权,阶级斗争到马克思主义;他们充分利用国外自由的言论和行动环境,组织创办各种各样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从翻译和撰写文章,到发表演说,再到探讨和谋求拯救中国的各种可能,直至参与到国内实际的斗争。
三、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
(一) 翻译日文书籍
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翻译日文书的高潮,最主要的动力是大批的中国留日学生。他们到了日本,一 面钻研学习,一面翻译书籍,向国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启迪思想,开发民智。
留日学生中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宣传:“同人等负笈他邦,输入文明,义不容辞。”他们出版的《译书汇编》月刊,译文多分期 连载,完后再出单行本。梁启超评论它说:“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其后相继创立的还有:教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会文学社、闽学社、国学社、东新译社等。另外,个人翻译的并由中国书店出版的为数亦不少。据统计,42年间留日学生翻译的 日文书籍至少有2602种。虽然由于译者的理论素养、日语水平等局限,这些译书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在当时中国人渴求新知识新文化,各类学校缺乏新教材,各项改革、建设急需参考书的形势下,这批译书不啻雪中送炭,很受欢迎。 (二)促进印刷技术的改革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尔后传入西方,对人类文化的 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印刷技术的进步,中国又 引进了西方制造的新式铅活字,但印书时仍只印一面,然后把纸对起 来,装订成册,即如今日之线装书。而日本自明治初期以来,印刷和装订一般都是西洋新式的。留学生到了日本,为出版日文书的中译本,遂委托日本厂商代为印刷,这些新出的洋装书传回中国,使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等竞相效法,依次把所印之书由旧装改为洋装。
1900年8月,唐宝锷和戟翼翚合写的研究日语的著作《东语正规》出版,它采用了日本式的洋纸和表里两面印刷以及洋式装订。同 年,由戟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的作新社,社址虽在上海,估计在日本印刷,该社陆续出版的一些日文书的汉译本和 学习日语的书,全都是洋装。1902年8月,上海创刊了一种叫做《新世界杂志》的洋装本刊物,虽然印刷的质量不太高,却是中国人在国内第一次采用刊物洋装本的尝试。“1904年以后,中国出版的书刊大体已洋装化了,到1905年洋装本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年汉译 的日文书籍增至48种,没有一部,是旧装的,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书籍的印刷装订由旧装到洋装,在出版界是一项重大的 变革。它节约用纸,书价低廉,减少藏书容积,提高阅读速度,对推动中国 近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 推动中国语言的进步
正如前所述,大量日文书籍的翻译,也把许多日语词汇带进现代汉语中,促进中国语言的进步发展。
高名凯、刘正埮在《现在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把全部外来 词分成29组,又将各组依国别和数量排列,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按该书所录数目,制成“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事物及概念一览表”,该表内全部外来语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的459个,来自英语的547个,来自,其他语言的274个。表面上看,来自英语的词汇数量较多,但是来自日语的459个外来词大多是中国人比较熟悉和常用的。
大量日语词汇融合进中国语言,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并使汉语中复音词大大增加,使现代汉语的表达更为细致、详密,特别是便于吸收近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有利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
(四) 加决新式教育的兴办
清代末年,在国势渐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时,举国上下一致倾向于变法兴学,以图自强,因而培养师资便成为派遣留学生的重要目的之一。
留日学生中在师范尤其是速成师范学习者为数甚多,在其他学校 学习的留学生,回国后不愿登仕途的,转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亦很多。“一般而言,留学生回国服务者,多进入教育界,献身于高等教育。”有些留日学生回国后立即着手创办新式学校,如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由13省归国的留日学生在上海创办的。该校 培养了不少人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停办。 此外,留日学生还为解决新式学校的教材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前面谈到的留日学生组织的翻译团体、机构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尤多,如译书汇编社就以翻译大学教材为主,着重于政治、法律方面,发行书目达33种。教科书译辑社更是专译中学教材,以供各省学堂采用为目的。留日学生翻译编写的教科书,对于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四、总结
中国留日学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20世纪初年的留日学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学、军事、艺术等方面的技术与先进思想等,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思想变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深有感触地总结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些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留日学生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释:
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347。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76。
转引自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349。
沈殿城《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7。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四 北京:中国书店,1990,568
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363.
转引自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406.
转引自孔凡岭《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齐鲁学刊》,1986
同上
转引自孔凡岭《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齐鲁学刊》,1986
同上
同上
王桂.《中日教育关系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553
参考文献:
[1]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2]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4]李喜所.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5]沈殿城.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6]薛玉胜,杨学新.近代中国留日与留美运动比较[J].日本问题研究,1996.
[7]张琦.试析留日学人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史研究,2001.
[8]靳春乱.浅析清末留日热潮形成的原因[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关键词: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留日学生
一、二十世纪初出现留日热潮的原因
(一)民族危机的推动
最根本的原因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甲午之战,马关之辱,使得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从中日两国地位的巨大转换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纷纷主张效法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由留日学生自己动手编辑的《留学生鉴》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留学动机的“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震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只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正是这种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弥漫的的民族危机感,为留日热潮的形成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催化剂。
(二)清政府的鼓励政策
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开始实行一些新政措施。为了培养人才,大力提倡留学日本。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其中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这项政策无疑对中国那些渴求功名利禄的广大士子具有极大吸引力。
(三)日本的政策吸引
在清政府实行留学政策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密切配合,采取了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清政府从推行新政的角度出发要派遣留学生,日本政府从培植在华侵略势力的愿望出发而急于想招收中国留学生,两方面手段的不谋而合,从而奠定了留日热潮出现的政治基础。当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即称接受中国留学生,“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日本教育界还特地为接纳中国留学生开设了一批学校,如高楠顺次创设的日华学堂,嘉纳治五郎建立的弘文学院,东亚同文会创办的同文书院等,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留日教育的发展,导致了20世纪初留日学生人数的激增。
(四) 便利的客观条件
留日热潮兴起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那就是与留学欧美相比,留学日本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即地理位置接近,来往方便,用费节省,文字习俗相似。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列举他主张留学日本的五点理由“路近费省可多谴”;“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害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总之,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客观条件,是各方面的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从此,日本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二传手”。
二、留日学生的主要特点
(一)身份地位差异
从留学人员身份地位看,除青年学子以外,还有数目很多的在职官员、有功名的士绅,并且到日本留学的王公贵胃子弟数量也非常多;另外,也有一批“亡命客”,他们由于被清政府通缉的而逃亡日本,他们一面进行政治活动,一面就读于各类日本学校。构成如此广泛而复杂中国日本留学生队伍的正恰恰证明了出国到日本留学既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也不是少数人的行为;它再也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真正成为了一种群体的、普遍的行为,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热潮而散播到了全国各地。
(二)年龄跨度大
20 世纪初,由于政府对官派留学生的年龄不再进行严格的限制,再加上“独来独往”的自费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使得中国留日学生的年龄跨度越来越大。他们之中既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非常多的五六十岁老翁,有的夫妇一同前往,有的父子、兄弟相伴,还有全家、同族一起留学的情况。
(三)留日动机
他们的留日动机各种各样:“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好为交游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为了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
(四)政治上高度关注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得大批的中国学生负岌东渡,也正是基于此点原因,留日学生们日益迫切地接触、学习、吸收在日本接触到的各式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逐步认识了平等、自由、民权,阶级斗争到马克思主义;他们充分利用国外自由的言论和行动环境,组织创办各种各样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从翻译和撰写文章,到发表演说,再到探讨和谋求拯救中国的各种可能,直至参与到国内实际的斗争。
三、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
(一) 翻译日文书籍
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翻译日文书的高潮,最主要的动力是大批的中国留日学生。他们到了日本,一 面钻研学习,一面翻译书籍,向国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启迪思想,开发民智。
留日学生中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宣传:“同人等负笈他邦,输入文明,义不容辞。”他们出版的《译书汇编》月刊,译文多分期 连载,完后再出单行本。梁启超评论它说:“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其后相继创立的还有:教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会文学社、闽学社、国学社、东新译社等。另外,个人翻译的并由中国书店出版的为数亦不少。据统计,42年间留日学生翻译的 日文书籍至少有2602种。虽然由于译者的理论素养、日语水平等局限,这些译书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在当时中国人渴求新知识新文化,各类学校缺乏新教材,各项改革、建设急需参考书的形势下,这批译书不啻雪中送炭,很受欢迎。 (二)促进印刷技术的改革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尔后传入西方,对人类文化的 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印刷技术的进步,中国又 引进了西方制造的新式铅活字,但印书时仍只印一面,然后把纸对起 来,装订成册,即如今日之线装书。而日本自明治初期以来,印刷和装订一般都是西洋新式的。留学生到了日本,为出版日文书的中译本,遂委托日本厂商代为印刷,这些新出的洋装书传回中国,使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等竞相效法,依次把所印之书由旧装改为洋装。
1900年8月,唐宝锷和戟翼翚合写的研究日语的著作《东语正规》出版,它采用了日本式的洋纸和表里两面印刷以及洋式装订。同 年,由戟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的作新社,社址虽在上海,估计在日本印刷,该社陆续出版的一些日文书的汉译本和 学习日语的书,全都是洋装。1902年8月,上海创刊了一种叫做《新世界杂志》的洋装本刊物,虽然印刷的质量不太高,却是中国人在国内第一次采用刊物洋装本的尝试。“1904年以后,中国出版的书刊大体已洋装化了,到1905年洋装本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年汉译 的日文书籍增至48种,没有一部,是旧装的,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书籍的印刷装订由旧装到洋装,在出版界是一项重大的 变革。它节约用纸,书价低廉,减少藏书容积,提高阅读速度,对推动中国 近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 推动中国语言的进步
正如前所述,大量日文书籍的翻译,也把许多日语词汇带进现代汉语中,促进中国语言的进步发展。
高名凯、刘正埮在《现在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把全部外来 词分成29组,又将各组依国别和数量排列,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按该书所录数目,制成“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事物及概念一览表”,该表内全部外来语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的459个,来自英语的547个,来自,其他语言的274个。表面上看,来自英语的词汇数量较多,但是来自日语的459个外来词大多是中国人比较熟悉和常用的。
大量日语词汇融合进中国语言,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并使汉语中复音词大大增加,使现代汉语的表达更为细致、详密,特别是便于吸收近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有利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
(四) 加决新式教育的兴办
清代末年,在国势渐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时,举国上下一致倾向于变法兴学,以图自强,因而培养师资便成为派遣留学生的重要目的之一。
留日学生中在师范尤其是速成师范学习者为数甚多,在其他学校 学习的留学生,回国后不愿登仕途的,转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亦很多。“一般而言,留学生回国服务者,多进入教育界,献身于高等教育。”有些留日学生回国后立即着手创办新式学校,如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由13省归国的留日学生在上海创办的。该校 培养了不少人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停办。 此外,留日学生还为解决新式学校的教材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前面谈到的留日学生组织的翻译团体、机构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尤多,如译书汇编社就以翻译大学教材为主,着重于政治、法律方面,发行书目达33种。教科书译辑社更是专译中学教材,以供各省学堂采用为目的。留日学生翻译编写的教科书,对于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四、总结
中国留日学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20世纪初年的留日学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学、军事、艺术等方面的技术与先进思想等,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思想变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深有感触地总结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些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留日学生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释:
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347。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76。
转引自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349。
沈殿城《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7。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四 北京:中国书店,1990,568
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363.
转引自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406.
转引自孔凡岭《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齐鲁学刊》,1986
同上
转引自孔凡岭《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齐鲁学刊》,198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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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中日教育关系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553
参考文献:
[1]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2]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4]李喜所.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5]沈殿城.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6]薛玉胜,杨学新.近代中国留日与留美运动比较[J].日本问题研究,1996.
[7]张琦.试析留日学人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史研究,2001.
[8]靳春乱.浅析清末留日热潮形成的原因[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