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政治哲学心思想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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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在继承、修正与发展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建构了“密尔式的功利主义”,为其政治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其对自由的深刻阐释与解读,凸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特色。此外,代议制政府是密尔对政治模式的理想追求,且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大的推动与影响。在当代,对其政治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意义深远。
  关键词:密尔政治哲学功利主义 自由 代议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B56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6-0048-03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长期任职于东印度公司。1866年密尔出任国会下院议员,任内为改革法案与劳动阶级的利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极力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革工作,1868年因选举失败而脱离国会。密尔的一生经历了英国资本主义从确立到逐步发展的历程,他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参与了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完善。他著作颇丰,反映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有:《论自由》、《论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女性的屈从地位》、《论社会主义》及《关于国会改革的意见》等。寻觅密尔的思想轨迹,不难发现,密尔的政治哲学思想经历了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个时期。功利主义是密尔政治思想的奠基,可以说,早期密尔受其影响巨大。尽管密尔的功利主义曾受边沁的影响,但他提出的最大幸福之原则,深刻地表达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广大民众对幸福的政治诉求。由此,对幸福的政治诉求成为密尔功利主义的核心。自由主义是密尔政治思想的升华,密尔对其具有别样的认知,事实上,密尔式的自由是对政治意义自由的一种超越,其更强调人的社会自由。同时,为了伟大的善或利益,密尔赞同对自由可以实行国家干涉。社会主义是密尔后期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其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的急剧变迁、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世俗化所进行的全方位思考,是其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政治变迁的恢弘认识。纵观密尔的一生,正是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建构了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一、政治哲学根基的建构:密尔式功利主义
  密尔在继承边沁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建构了密尔式的功利主义,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思想根基。密尔式的功利主义,体现在修正与发展了边沁的快乐主义上。针对何为快乐之认识,密尔有所超越,在认可其有“量”上的差别外,他更加强调“质”上的不同。快乐的质、量有别,无疑成为密尔式功利主义思想的要件。关于快乐、幸福、满足这些概念,密尔分别加以区分。密尔认为,幸福与不幸是对立的,而不幸就是痛苦、不快乐,幸福则截然相反。当然,幸福与否的关键与对快乐满足之状况并非是绝对的。为此,他强调,天资禀赋优秀的个体将诉求高层次——精神层面的快乐。
  密尔式的幸福观,建构了其功利主义的理论根基。密尔指出,幸福绝非是抽象的,单一的,相反,它包含着诸多深刻的内涵,是具体的、复杂的。由于陕乐作为幸福的重要构件,所以快乐是有价值的。与传统意义上功利主义把快乐作为判断的终极标准不同,密尔将幸福视为最终目标。由此,密尔式的幸福,表达了对更多复杂、较高层次快乐的诉求,因此从根本上为快乐主义的指责进行了消解。在密尔式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指引下,人们只要可以得到幸福,即便做出自我牺牲,成全了别人,也是值得肯定的。密尔式的幸福观有着超越个体性的特点,正如密尔所强调的那样,幸福乃全体社会公众之幸福,绝非单一个体的幸福。更为进步的是,密尔的幸福观中有着利他的要素,他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准则。这无疑是对极端利己主义的补救。
  可见,密尔式功利主义的幸福法则,其进步之处体现在对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利益的强调,这是密尔超越边沁式幸福主义之处。当然,正是密尔在淡化个人及极端幸福主义的同时,强调社会与个人利益的双重效应,为其思想提供了新的功利理论基础。实际上,密尔式功利主义彰显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双重考虑之上。一方面,密尔考虑到众人利益,将幸福的原则建构在最大多数民众的基础之上,“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哲学观”;另一方面,密尔还主张个人对“幸福”及“快乐”的美好追求,倡导实现个人的最大功效。为此,密尔式的功利主义更多的是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渴望与追求,带有鲜明的密尔式特色。
  二、政治哲学之核心范畴:自由的诉求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典型代表密尔,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诉求,当然,正是这种密尔式的自由奠定了其整個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面对何为自由的历史追问,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中给予过明确的阐释,他指出个人是最高的主权者,按照自己道路追求好处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可见,密尔将自由的定义建构在利益诉求的基础之上。当然,对此,密尔还指出不要去试图剥夺任何人的该种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不要去阻碍为这种自由而进行的努力。此外,密尔式的自由囊括了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两个方面,而密尔更强调社会下的个人自由。
  面对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诘难,密尔认为,只有干涉到他人的那部分才需要对社会负责,但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其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为此,他指出,在对其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之下,就应该容许他自由地去做有利于自我发展的事情。密尔为个人自由划定了界限或范围,且指出“在此范围之内,个人有完全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追求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任何超过这一界限的政府或社会行为都是对自由进行侵害的不当之举,而个人如果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超出这一范围的话,他的行动就有可能涉及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就应该受到合法的限制。此外,密尔指出,个人应当保有的而社会或国家不应加以干涉的个人自由领域至少有三项。
  首先是思想及讨论自由。密尔认为社会无论以何种理由来压制思想及讨论自由都是不正当的。对于压制者本身来说,冒着自己不可能的错误的危险假设,而事实上,每个人的世界仅是他们接触到的世界,因而无论是某个人、某群人乃至某个时代的普遍意见都必然带有片面性,真理并不总是在多数人手中。真理的获得是以反对它的自由为条件的,是以人可能错误并能改正错误的观念为前提的。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任何条件能作为获得真理的理性保障。其次是个性之自由。密尔认为欲望及冲动是个性之基础,而对个人欲望的否定和压制是当时社会中普遍的趋势,进而使得在社会中看不到具有个人多样性特征的欲望,其后果是得不偿失的。在密尔看来,个性自由发展的意义,在于他既是人的目的和幸福的根本,又是社会和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之一。只要不妨碍他人,个人自由就不应当受到干涉,任何对个性自由的干涉都将造成社会停滞的严重后果。最后是个人联合的自由。密尔认为,社会的进步,往往是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并非是理性设计的结果,任何人的贡献都要通过自由的、联合的社会过 程来实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接受他人的检验。由自由联合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要超出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的结果。
  可见,密尔在坚持个人自由的同时,既反对启蒙时期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当作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权利,也不赞成传统功利主义简单地将社会自由归结为个人自由的做法。他强调,在个人自由与社会之间,不能简单地舍此及彼,而是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必要的和谐。个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当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或社会利益造成有害影响时,对之进行干涉就有必要。即便自由在个人领域亦不是绝对的。所以,他赞同社会对个人自由进行某些限制是合理的。可见,密尔是一个坚定的个人自由主义者。
  三、政治模式的设计:代议制政府
  面对何为理想最佳政府形式的追问,密尔认为,那就是主权或最高支配权属于整个社会集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密尔还特别指出,能够满足以上要求的政府,必然是全体公众参与的政府,为此,也只有代议制才能够实现。此外,密尔在判断政府好坏的问题上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其判断之标准应当是观其行动,依据其行动是对人民的进步,还是诱使人民日渐堕落,以及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坏。可见,在密尔看来,优秀政府的标准在于对“进步”的推动,即让社会各方面更加有序,让整个社会公众得以不断进步,整个人类健康发展。在这种政府的具体运行之中,密尔十分强调民众即社会公民的参与,他认为公民应广泛参与社会的管理、政府的事务,应然诉求对最终主权行使的发言。为此,在密尔看来,理想上能够满足以上要求的政府必然是全体人们参加的政府;同时,他指出,社会公众任何参与的动向及活动,对政府的管理都是有益的。此外,他还认为,只有容許所有公民在国家主权的行使之中有所参与的形式,才是最终所期待的。
  密尔按照自己的政治建构,诠释了代议制政体的深刻内涵,他认为“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而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由此,在密尔看来,代议制政府的超越性就在于社会公众有权了解、掌握政府的运行动向,其之所以能够实现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优越,主要是建构在对个人的充分肯定上。正如其所言,个人只有在习惯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利益之时,其权利与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同时,个人能力越大,越富有差异性或多样性,社会普遍繁荣的可能性就越大。实际上,密尔认为,这种所谓的代议制并非是完美的,它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在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政治风险,为此,密尔指出,如何监督和制约代议制政体的健康运行,其所需的智力条件是避免产生弊端和危险的关键所在。
  针对代议制政府带来的弊端,密尔提出了补救的办法。首先,他提出限制选举权的主张,密尔认为“即使在最民主的代议制政府体系中,原则上也需要某种教育资格,”即让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有选举权,对那些不会读、不会写以及不会做普通算术运算的人、不缴税的人、领取救济金的人、未经证明有偿付能力的破产者或得过破产法好处的人,都应该取消其选举资格。而对于那些杰出人士及缴纳赋税高的人,实行复票制,给他们以两票或两票以上的选举权。同时,在选举时要打破区域限制,以便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优秀人才。其次,密尔认为理想的政府不应是任何阶级在其中能发挥压倒一切影响的政府,而应保持平衡。议会不应只代表多数人,而应代表全体,也应着重关注少数人的利益,否则的话,则与理性、公正背道而驰。密尔还认为只要注意代议制政府人员的构成,及早地进行预防,这种弊端也是可以克服的。
  综上所述,密尔是西方功利主义时期诸多政治哲学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一方面,他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自由主义的极力倡导者。为此,他是西方世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坚力量,又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先驱。他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建构在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的根基之上,全面地表达了对幸福及自由的政治诉求,具有鲜明的特色。密尔试图建构一个全能的代议制政体,他设计了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式,最终,推动了西方政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在密尔式功利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广大民众对幸福有了基于政治上的认知,对幸福的强烈诉求成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广大民众的心声。密尔式的自由开启了不同于传统自由思想,又异于新自由思想的时代。密尔式的自由,引起了一场西方社会对自由的大讨论。实然,密尔式功利主义及自由思想的诞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在其思想的鼓动下,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及文化上的革命。密尔的代议制思想更是影响深远,它成为后世西方政治民主的象征。由此,密尔被誉为“19世纪英国不列颠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密尔的政治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的限制国家干预的思想则被当代保守主义者所继承。作为民主理论家,他的精英指导国家政治的思想对后来的精英民主论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宪政思想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等,在政治文明史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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