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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学校有重要集会和校友聚会时，老师和同学都会齐唱《中山大学校歌》，有些还会在衣襟上别上校徽。这校徽，还会在学校的证书或奖状上出现。
校歌和校徽，是一个学校精神和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办学理念的概括，是师生们对学习家园的认同，它凝聚着师生对母校挚爱的感情。因此，每当我们高唱校歌时，总会豪情满怀：毕业离校的校友，唱起校歌，往往会热泪盈眶，想起在校园里度过的青春岁月，想起孙中山先生所题的校训，想起围着惺亭的杜鹃花，想起柯麟院长“医病医身医生，救人救国救世”的格言，想起第一次拿起柳叶刀，想起珠海校区那长得吓人的教学楼……于是，我们会轻轻抚摩别在襟前的校徽，感受到母校留在心头上的温暖。
1952年，我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长期工作、生活在校园里。几十年来，目睹母校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作为文科教师，也有幸参与和见证母校的一些文化建设工作。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但许多事情，特别是参与校歌、校徽修改等重大文化活动的过程，依然历历在目。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老中山大学是有一首校歌的。这校歌，在1924年中山大学成立时产生，它由第一任校长邹鲁作词，由音乐教育家陈洪谱曲。
陈洪生于1907年，和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同是广东海丰人，他们还一起在广州创立音乐学校。原中山大学的校歌，正是陈洪在赴西欧音乐学院深造前，应中山大学之邀谱成的作品。抗日战争期间，他谱写过许多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还谱写过《教师颂》《春风桃李》等作品，以及创作、翻译过大量有关音乐理论的论著，被公认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他曾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院长，2002年逝世。由于他长期居住于华东，广东人对这位老乡反而不太熟悉，更不知道他在早年，就为华南的最高学府中山大学谱写了一首被莘莘学子传唱的校歌。
从1949年到19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里，高等院校师生集会时，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际歌》，其中“文革”期间，就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老实说，那时根本没有唱奏校歌的念头，我也不知道原来有过中山大学的校歌。直到1984年，为庆祝60周年校庆，学校在英东体育中心东南边的足球场举行大型晚会，组织了800名师生的合唱团，还邀请了作为当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前九个乐队方阵之一的罗浮山某驻军的铜管乐队前来伴奏。乐队原来的指挥认为，堂堂大学的合唱团没有自己的指挥不太合适，学校有关方面知道我常在校、系合唱队中担任指挥，便让我上阵。当军乐队的指挥演奏过师生入场式的欢迎曲和国歌后，便把指挥棒交给了我，我指挥的800人大型合唱作为压轴演出，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唱祖国》，气势虽然磅礴，但毕竟不是中山大学校歌，甚至还未意识到要唱校歌的问题。
在1986年9月左右，原岭南大学的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广州，在康乐园的梁銶琚堂举行隆重的校友大会。1952年院系调整时，新的中山大学是原在广州石牌校区的老中山大学文理科与原在康乐园岭南大学的文理科合并而成，校址就设在原属岭南大学的康乐园。因此，当岭南大学老校友回康乐园举行校友大会时，中山大学的校、系领导便作为嘉宾被邀請参加，当时我作为中文系主任，也很荣幸地应邀赴会。
那天下午四时左右，当我们这些嘉宾在梁銶琚堂前面几排就座时，我回头一看，背后几排的座位却是空着的。正觉奇怪间，忽然梁銶琚堂后边的两扇大门一下子打开，只见岭南大学一百多名的校友一个跟着一个列队进场。他们襟前别着岭南大学校徽，举着红灰色的岭南大学校旗，并且各级各班又举起绣着不同颜色图案的“社旗”，齐步走到舞台前面。队伍中还不少是七八十岁甚至是九十岁的老校友，一个个气宇轩昂、精神抖擞。
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在奏唱国歌后，全体岭南大学校友便高唱岭南大学的校歌：
平原广阔，瞭近目前，江水流其间。
群邱远绕，恒为障护，奋前莫畏难。
母校屹立，风波不摇，佳气承远方。
……
让我们震惊的是，岭南大学校友一个个放声歌唱，不少人还眼含热泪。岭南大学校友爱校的真挚情怀和校歌产生不可思议的凝聚力量，让我们心灵震撼，感动不已。
会后，我们几位系主任，像吴兹潜、黄进、陈胜粦等多位教授聚在一起，议论纷纷，都佩服岭南大学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尤其懂得了唱校歌的重大作用，懂得校歌、校徽所产生的凝聚力。有人问，原来的中山大学有过校歌吗？这一下我们都愣住了，因为当时绝大部分的校领导和系主任，多是在1949年以后才毕业的，都不知道过去是否有过中山大学校歌。我瞥见黄焕秋老校长正陪着客人走了过来，便一个箭步走到他面前向他请教。焕秋老校长是老中山大学的学生，他说老中山大学原来是有校歌的。第二天，我出于好奇跑到图书馆找寻有关资料，果然发现了邹鲁撰词、陈洪谱曲的《中山大学校歌》。当时，看了就看了，只作为增加自己对校史的知识而已，并没有继续想下去。
在这一段时间，学校的中层干部，包括仍留在新中山大学工作的原岭南大学师友，也常提及岭南大学的校歌。到1988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成立，学院的院歌，用的就是《岭南大学校歌》。这一来，如何创作中山大学的校歌、制定校徽，便逐渐被提到日程上来。
1991年，曾汉民教授接任中山大学校长。为筹备1994年校庆70周年纪念活动，学校领导决定制定中山大学校歌、校徽、校旗，以及研究校训的安置地点。为此，学校在1993年秋天组织了几位了解中山大学的老教授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上述几项事宜。
记得那时天气尚暖，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校长办公室的通知，要我上午九时到英东体育馆的贵宾室开会。当时，我还不晓得体育馆还有贵宾室，找了半天，原来它设在体育馆侧小楼的楼上。进门一看，与会者都到了。在座的有刘嵘教授、夏书章教授、何肇发教授、王宗炎教授、李锦全教授、校长办公室黄淑伟主任，加上我一共七人。教授中，除比我大几岁、常被我戏称为“李锦记”的李锦全师兄外，其他几位全是老中山大学的文科老教授，也全是我的老师辈，刘嵘、夏书章两位教授还各给我上过一个学期的课哩！我赶紧坐下，回头一看，原来还有校办副主任张文彪在一旁帮助张罗。 会议由黄淑伟主持，他简略介绍了校长的想法，然后请教授们发表意见。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大家也畅所欲言。
关于校训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有老师说，孙中山所题的校训，语出《礼记》，原句是“博学之，审问之……”几句都有“之”字，有些兄弟院校，便采用《礼记》原句为校训。但我们一致认为，中山先生当时只写了十个字，都不带“之”字，不必更动。大家又决定，现在学校以南校门为正门（不同于岭南大学以北门为正门），因此，校训应安排在怀士堂后面朝着南门方向的地方;校训也应按中山先生手迹复制，只作少许润饰。可是，当交由某书法家摹写时，他却加进自己的一些笔意，这反显不出原来手迹的苍劲。
关于校旗，问题也比较简单。当时，许多兄弟院校的校旗，多是白底红字或黑字。但大家认为，康乐园的绿树草坪，最有特色。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以绿色来书写校名。
对校徽的讨论，倒费些斟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院校師生都是要佩戴校徽的，师生们都以佩戴校徽为荣。当时的校徽也都是长方形的小牌牌，写上校名，简单得很。中山大学学生所用的校徽，白底红字，而教师职工的校徽，则是红底白字，字迹则均用“仿毛体”。记得我在考上大学时，胸前戴上白色的校徽招摇过市，得意得很，生怕路人不知道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觉得他们也似乎带着羡慕的目光瞥看我胸前的小牌牌。等到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换上了红牌牌，又自觉多了几分庄重感。不过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戴上了校徽反觉低人一等，这时，师生们都没有戴校徽了。等到打倒了“四人帮”，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有人又重新佩戴校徽。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佩戴校徽者越来越少，唯有我们最尊敬的老校长黄焕秋教授，一直把校徽戴在胸前。
在纪念校庆70周年校领导决定制定校徽的时候，采取什么方案呢？与会的老教授展开了讨论，大家都认为校徽应有自己学校的特色：中山大学已经有了七十年的历史，应该重点突出我校悠久的历史传统。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校徽以圆形为宜，应把最早校址即老中山大学的发源地“大钟楼”（在今广州市文明路）作为校徽图案的主体部分，至于如何设计、绘图，就委托团委青年美术家姚友毅老师负责。
姚老师很有才华，他在圆形校徽中央部分绘上海棠形花瓣图案，而在花瓣中心画上了“大钟楼”的轮廓，下方有“1924”四字，说明中山大学成立的时间;楼的左右两侧下方，又各有两片绿叶，象征现在的中山大学校园，是在康乐园绿树环抱之中;圆形校徽的内侧，分别以中文、英文写上校名。
记得姚老师在初稿绘成后，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非常高兴，觉得他很能领会老师们的意图，特别很欣赏他采用海棠花形的图案。因为在广州市，老传统的房屋设计，多采用这海棠式图案的“满洲窗”;从窗口望过去，“中山楼”矗立，很具地方特色。当时，我也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可以减少“大钟楼”下边小门;把两侧的绿叶加宽，叶的底部向楼下长廊的横线靠拢，把“中山楼”图形的垂直线和底部长廊的横线有意识地与两侧的绿叶连接起来，让人感觉到整个图案寄寓着“中山”两字的字形，似乎更具意趣。这些意见，提供给姚老师，请他参考。
那天的会议，当议论到校歌的修改时，就麻烦大了。在座的老教授和锦全兄，全都唱过民国时代的中山大学校歌，而我则是1952年才考进中山大学的，虽然看过一些资料，也约略知道歌词的内容，却未认真唱过。记得当黄淑伟主任提出校歌应该怎样修改时，贵宾室一下子静了下来，老师们显然都在思考，或者低声地交头接耳。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觉得，原校歌的曲谱应该保留，但歌词非改不可。至于怎样改，虽然你一言，我一语，但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以什么作为新校歌词的主题为宜。我也左思右想，无计可施。
就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夏书章老师忽然提出：“就把校训放进去如何？”大家一听，豁然开朗，都认为这最合适不过。于是，刘嵘老师便说：“主题确定了，至于怎样修改，由天骥执笔。”我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作声不得。何肇发老师觉得我有些犹豫，就来凑热闹地说：“你会指挥唱歌，会写诗词，就你最合适。”我还未回应，夏书章老师站起来说：“校训放进校歌，由天骥负责执笔，就这样定了！”刘嵘、夏书章两位老师，都是前任副校长，他们一锤定音，我只能遵命。刘嵘老师叫我写好后就直接交给黄淑伟，由他报送曾汉民校长定夺就行。
这议题确定了，会议便宣布结束。
过了两天，我在心境稍为平静的时候，便遵照大家议定修改校歌的方案，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开始思考，并把民国时代的原校歌找来，仔细阅读。它原来的歌词是：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
国父手创，遗泽余芳，三民主义，义行四方。
民国基础，大同梯航。莘莘学子，济济一堂。
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
懿欤勉旃，勿堕勿忘。
我知道，作曲家一般是按词作曲的。如果要揣摩一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时，反过来首先研究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先把原校歌的曲哼唱了几次，注意到它的主旋律多是在一个小节中，以一拍和一个音符谱唱一个字，而且主旋律出现的乐句音高没有超过八度，这说明作曲者了解到作词者希望校歌要表现出庄重而明朗的情调。我又想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团体性的歌曲多有类似的写法，它是那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歌曲才出现激烈变化的旋律和快促的节奏。
当对原校歌的风格有所了解后，我便进一步研究邹鲁校长作词的构思。很清楚，这是一首四言诗，诗中首先表达对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山大学的敬意;接着，歌词的主体则是歌颂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最后强调学生要学习、执行并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发扬光大。这歌词，政治性很强，它是符合那一个时代政治需要的产物。
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山大学的校歌，自然需要符合新的时代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学，以孙中山题写的校训作为校歌的主体，既呼应孙中山的思想，也更符合作为高等院校需要肩负教书育人、注重德才兼备的任务，因此，以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校训作为我校校歌的主体思想，这非常合适。至于歌词结构，可以参考邹鲁校长的安排，进一步提高。 首先，原校歌的前四句，即第一乐句完全不用改动，这很好办。但是，在第五句“国父手创”如何修改，我有些踌躇了。当然，把孙中山先生称为“国父”，是国民政府时代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歌词中“国父”一词改为“中山”，是合适的。但是，原词作“手创”，却不如改为“首创”为好，因为这既更符合历史事实，也已包含了中山先生亲手建立的意味，加上“手”与“首”同音，因此，我决定把“国父手创”改为“中山首创”。
记得当时在哼唱这句时，忽然又有些疑虑了。按照作曲的原则，这一小节的旋律是|511.2|，而在普通话，“国”是阳平声，“父”是去声，这词组的声调是从上往下降，但当唱这句时，“国父”一词，乐音反而是由下往上升。我想，陈洪先生总不会不考虑曲与词声调匹配的问题吧。如果我们改为“中山”，按普通话来读，“中山”两字都是响亮的阴平声，和曲谱更不配合。当时，我曾想过是否陈先生有所疏忽了？后来再细看伴奏谱，才恍然大悟，原来陈先生使用了3和高音1的和声，这就把“国父”两字语音和乐首的不匹配中和了，那么，我把这词改为“中山”，在语音设置上，唱起来也不成问题。
从作为原校歌主体思想的第五句开始，以下几句是我们必须修改的。我们决定把校训作为校歌的主题，在主旋律发展的这一位置上切入最为合适。但是，问题来了。我一看原歌词，它以四言诗的形式写成，需要隔句押韵，押的同是平水韵的“七阳”部。这一来，当把校训作为歌词，歌曲的第八小节也必须押韵。但是，如果按曲谱写进校训，第七小节为“博学审问”，第八小节接着把歌词写为“慎思明辨”，那是不行的，因为“辨”字是仄声，不与平声的“七阳”韵相押，唱起来很不舒服，而且，第八小节刚好是这乐句的结束，作曲者也用了两拍让它的节奏延长，表示语气告一段落，如果我在这里不采用能押上韵的字，就显得十分别扭。
如何解决这难题？想来想去，唯一办法，只能在“慎思”两字的后面，搭配和它意思有所联系而且又是押韵的词语。最初，我想用“慎思勿妄”，这“妄”的好懂，但一想，也不妥，因为《礼记》的“审问”一词已经有了要求以审视、询问的目光和要有敢于怀疑的意思，如用“勿妄”，容易让人理解为不敢独立思考，这更不妥。而且，“勿”字发音双唇撮合，唱起来也不容易。再三思量，实在无计可施，只好放下。一看时钟，已近下午五点，我便索性骑上自行车直奔游泳池。
游了两三百米，被冷水泡过的头脑忽然清醒，涌出了“不罔”一词。我立刻靠在池边想了想，“不罔”是不被蒙蔽的意思，虽然它在现代汉语中较少出现，但校歌的歌词属浅近的文言文，出现个别比较生僻的辞藻，也是容许的。而且“不”字虽是双唇闭合后的不送气音，却容易唱出;“罔”字属上声，在诗词韵中，与“七阳”韵可以通押，这就解决了在第八小节需要押韵的问题。再一想，不罔，不受蒙蔽，与下文即出现的“明辨”一词有所联系;由“不罔”过渡到第九小节，虽略嫌重复，却也较自然。这时，我立刻爬出泳池，赶紧回家把“慎思不罔”写定。
这难题解决了，下面就好办了。紧接在叙列校训的词语之后，便应总括中山先生题写校训的意义，那就是要求学生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于是“为国栋梁”一句，顺势而出，这比邹鲁校长泛谈“三民主义”的意义，更符合大学各个学科需要培养各类精英人才的目标。有了这一句，下面“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等六句，都可按原词不动。由于我在前面写了中大校训，写了要牢记校训的目的在于“为国栋梁”，那么所谓“发扬光大，贯彻主张”的意义，就不同于邹鲁所写歌词的性质，而是具有另外一种思想内涵。
原校歌的最后两句，则是非改不可的。邹鲁校长所写的“懿欤勉旃”一句，属一般性的赞美词，是“美好啊，努力啊”的意思。“欤”和“旃”（音zhān，同焉）都是古汉语的语助词。这一句，词义泛泛，深奥生僻。在20世纪，团体性的歌词往往有使用古汉语来“掉书袋”以示作词者学问高深的习惯，现代人唱起来则会莫名其妙。而且，这乐句采用|543.2|逐步下行的旋律，也具有展现全曲即将完满结束的意味。因此，我觉得，这与之相应的歌词，应该明确而鲜明地突出中山大学师生恪守校训的意义。
在“文革”以后，我国人民一直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是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想到这里，我毫不犹豫就写上“振兴中华，永志勿忘”作为校歌的结句。于是，新校歌与原校歌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它全文成为：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
中山首创，遗泽余芳，博爱审问，慎思不罔。
明辨篤行，为国栋梁。莘莘学子，济济一堂。
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
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修改完毕，我把新校歌反复唱了几次，觉得歌词与旋律结合没有问题，把校训写了进去，更符合作为高等学府的性质;歌词结构的安排，也比原来更为贴切，更具层次感。这才长吁一口气，放下了笔杆，顿觉满怀舒畅。一看时钟，已是晩上九点。记得那天，我也忘了吃晚饭，却没有一丝饿意。回想起来，也真有趣。在校歌歌词中，我只更改了几句几字，却费了大半天工夫，才能落实集体讨论的成果。那是由于校歌意义重大，牵一发会动全身，不能不反复推敲，慎之又慎。
又过了两三天，我等自己的情绪冷却了，把新的校歌连词带曲再哼几遍，这才正式交给黄淑伟，算是完成了老师们交付执笔修改的任务。不久，经校领导批准，新的中山大学校歌宣布诞生。
中山大学的文化传统，是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共同积累传承，从而形成了作为百年名校的特色。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有幸参与有助于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这是很有意义并且值得回忆的事。
责任编辑：杨 希
校歌和校徽，是一个学校精神和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办学理念的概括，是师生们对学习家园的认同，它凝聚着师生对母校挚爱的感情。因此，每当我们高唱校歌时，总会豪情满怀：毕业离校的校友，唱起校歌，往往会热泪盈眶，想起在校园里度过的青春岁月，想起孙中山先生所题的校训，想起围着惺亭的杜鹃花，想起柯麟院长“医病医身医生，救人救国救世”的格言，想起第一次拿起柳叶刀，想起珠海校区那长得吓人的教学楼……于是，我们会轻轻抚摩别在襟前的校徽，感受到母校留在心头上的温暖。
1952年，我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长期工作、生活在校园里。几十年来，目睹母校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作为文科教师，也有幸参与和见证母校的一些文化建设工作。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但许多事情，特别是参与校歌、校徽修改等重大文化活动的过程，依然历历在目。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老中山大学是有一首校歌的。这校歌，在1924年中山大学成立时产生，它由第一任校长邹鲁作词，由音乐教育家陈洪谱曲。
陈洪生于1907年，和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同是广东海丰人，他们还一起在广州创立音乐学校。原中山大学的校歌，正是陈洪在赴西欧音乐学院深造前，应中山大学之邀谱成的作品。抗日战争期间，他谱写过许多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还谱写过《教师颂》《春风桃李》等作品，以及创作、翻译过大量有关音乐理论的论著，被公认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他曾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院长，2002年逝世。由于他长期居住于华东，广东人对这位老乡反而不太熟悉，更不知道他在早年，就为华南的最高学府中山大学谱写了一首被莘莘学子传唱的校歌。
从1949年到19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里，高等院校师生集会时，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际歌》，其中“文革”期间，就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老实说，那时根本没有唱奏校歌的念头，我也不知道原来有过中山大学的校歌。直到1984年，为庆祝60周年校庆，学校在英东体育中心东南边的足球场举行大型晚会，组织了800名师生的合唱团，还邀请了作为当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前九个乐队方阵之一的罗浮山某驻军的铜管乐队前来伴奏。乐队原来的指挥认为，堂堂大学的合唱团没有自己的指挥不太合适，学校有关方面知道我常在校、系合唱队中担任指挥，便让我上阵。当军乐队的指挥演奏过师生入场式的欢迎曲和国歌后，便把指挥棒交给了我，我指挥的800人大型合唱作为压轴演出，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唱祖国》，气势虽然磅礴，但毕竟不是中山大学校歌，甚至还未意识到要唱校歌的问题。
在1986年9月左右，原岭南大学的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广州，在康乐园的梁銶琚堂举行隆重的校友大会。1952年院系调整时，新的中山大学是原在广州石牌校区的老中山大学文理科与原在康乐园岭南大学的文理科合并而成，校址就设在原属岭南大学的康乐园。因此，当岭南大学老校友回康乐园举行校友大会时，中山大学的校、系领导便作为嘉宾被邀請参加，当时我作为中文系主任，也很荣幸地应邀赴会。
那天下午四时左右，当我们这些嘉宾在梁銶琚堂前面几排就座时，我回头一看，背后几排的座位却是空着的。正觉奇怪间，忽然梁銶琚堂后边的两扇大门一下子打开，只见岭南大学一百多名的校友一个跟着一个列队进场。他们襟前别着岭南大学校徽，举着红灰色的岭南大学校旗，并且各级各班又举起绣着不同颜色图案的“社旗”，齐步走到舞台前面。队伍中还不少是七八十岁甚至是九十岁的老校友，一个个气宇轩昂、精神抖擞。
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在奏唱国歌后，全体岭南大学校友便高唱岭南大学的校歌：
平原广阔，瞭近目前，江水流其间。
群邱远绕，恒为障护，奋前莫畏难。
母校屹立，风波不摇，佳气承远方。
……
让我们震惊的是，岭南大学校友一个个放声歌唱，不少人还眼含热泪。岭南大学校友爱校的真挚情怀和校歌产生不可思议的凝聚力量，让我们心灵震撼，感动不已。
会后，我们几位系主任，像吴兹潜、黄进、陈胜粦等多位教授聚在一起，议论纷纷，都佩服岭南大学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尤其懂得了唱校歌的重大作用，懂得校歌、校徽所产生的凝聚力。有人问，原来的中山大学有过校歌吗？这一下我们都愣住了，因为当时绝大部分的校领导和系主任，多是在1949年以后才毕业的，都不知道过去是否有过中山大学校歌。我瞥见黄焕秋老校长正陪着客人走了过来，便一个箭步走到他面前向他请教。焕秋老校长是老中山大学的学生，他说老中山大学原来是有校歌的。第二天，我出于好奇跑到图书馆找寻有关资料，果然发现了邹鲁撰词、陈洪谱曲的《中山大学校歌》。当时，看了就看了，只作为增加自己对校史的知识而已，并没有继续想下去。
在这一段时间，学校的中层干部，包括仍留在新中山大学工作的原岭南大学师友，也常提及岭南大学的校歌。到1988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成立，学院的院歌，用的就是《岭南大学校歌》。这一来，如何创作中山大学的校歌、制定校徽，便逐渐被提到日程上来。
1991年，曾汉民教授接任中山大学校长。为筹备1994年校庆70周年纪念活动，学校领导决定制定中山大学校歌、校徽、校旗，以及研究校训的安置地点。为此，学校在1993年秋天组织了几位了解中山大学的老教授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上述几项事宜。
记得那时天气尚暖，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校长办公室的通知，要我上午九时到英东体育馆的贵宾室开会。当时，我还不晓得体育馆还有贵宾室，找了半天，原来它设在体育馆侧小楼的楼上。进门一看，与会者都到了。在座的有刘嵘教授、夏书章教授、何肇发教授、王宗炎教授、李锦全教授、校长办公室黄淑伟主任，加上我一共七人。教授中，除比我大几岁、常被我戏称为“李锦记”的李锦全师兄外，其他几位全是老中山大学的文科老教授，也全是我的老师辈，刘嵘、夏书章两位教授还各给我上过一个学期的课哩！我赶紧坐下，回头一看，原来还有校办副主任张文彪在一旁帮助张罗。 会议由黄淑伟主持，他简略介绍了校长的想法，然后请教授们发表意见。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大家也畅所欲言。
关于校训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有老师说，孙中山所题的校训，语出《礼记》，原句是“博学之，审问之……”几句都有“之”字，有些兄弟院校，便采用《礼记》原句为校训。但我们一致认为，中山先生当时只写了十个字，都不带“之”字，不必更动。大家又决定，现在学校以南校门为正门（不同于岭南大学以北门为正门），因此，校训应安排在怀士堂后面朝着南门方向的地方;校训也应按中山先生手迹复制，只作少许润饰。可是，当交由某书法家摹写时，他却加进自己的一些笔意，这反显不出原来手迹的苍劲。
关于校旗，问题也比较简单。当时，许多兄弟院校的校旗，多是白底红字或黑字。但大家认为，康乐园的绿树草坪，最有特色。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以绿色来书写校名。
对校徽的讨论，倒费些斟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院校師生都是要佩戴校徽的，师生们都以佩戴校徽为荣。当时的校徽也都是长方形的小牌牌，写上校名，简单得很。中山大学学生所用的校徽，白底红字，而教师职工的校徽，则是红底白字，字迹则均用“仿毛体”。记得我在考上大学时，胸前戴上白色的校徽招摇过市，得意得很，生怕路人不知道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觉得他们也似乎带着羡慕的目光瞥看我胸前的小牌牌。等到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换上了红牌牌，又自觉多了几分庄重感。不过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戴上了校徽反觉低人一等，这时，师生们都没有戴校徽了。等到打倒了“四人帮”，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有人又重新佩戴校徽。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佩戴校徽者越来越少，唯有我们最尊敬的老校长黄焕秋教授，一直把校徽戴在胸前。
在纪念校庆70周年校领导决定制定校徽的时候，采取什么方案呢？与会的老教授展开了讨论，大家都认为校徽应有自己学校的特色：中山大学已经有了七十年的历史，应该重点突出我校悠久的历史传统。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校徽以圆形为宜，应把最早校址即老中山大学的发源地“大钟楼”（在今广州市文明路）作为校徽图案的主体部分，至于如何设计、绘图，就委托团委青年美术家姚友毅老师负责。
姚老师很有才华，他在圆形校徽中央部分绘上海棠形花瓣图案，而在花瓣中心画上了“大钟楼”的轮廓，下方有“1924”四字，说明中山大学成立的时间;楼的左右两侧下方，又各有两片绿叶，象征现在的中山大学校园，是在康乐园绿树环抱之中;圆形校徽的内侧，分别以中文、英文写上校名。
记得姚老师在初稿绘成后，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非常高兴，觉得他很能领会老师们的意图，特别很欣赏他采用海棠花形的图案。因为在广州市，老传统的房屋设计，多采用这海棠式图案的“满洲窗”;从窗口望过去，“中山楼”矗立，很具地方特色。当时，我也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可以减少“大钟楼”下边小门;把两侧的绿叶加宽，叶的底部向楼下长廊的横线靠拢，把“中山楼”图形的垂直线和底部长廊的横线有意识地与两侧的绿叶连接起来，让人感觉到整个图案寄寓着“中山”两字的字形，似乎更具意趣。这些意见，提供给姚老师，请他参考。
那天的会议，当议论到校歌的修改时，就麻烦大了。在座的老教授和锦全兄，全都唱过民国时代的中山大学校歌，而我则是1952年才考进中山大学的，虽然看过一些资料，也约略知道歌词的内容，却未认真唱过。记得当黄淑伟主任提出校歌应该怎样修改时，贵宾室一下子静了下来，老师们显然都在思考，或者低声地交头接耳。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觉得，原校歌的曲谱应该保留，但歌词非改不可。至于怎样改，虽然你一言，我一语，但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以什么作为新校歌词的主题为宜。我也左思右想，无计可施。
就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夏书章老师忽然提出：“就把校训放进去如何？”大家一听，豁然开朗，都认为这最合适不过。于是，刘嵘老师便说：“主题确定了，至于怎样修改，由天骥执笔。”我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作声不得。何肇发老师觉得我有些犹豫，就来凑热闹地说：“你会指挥唱歌，会写诗词，就你最合适。”我还未回应，夏书章老师站起来说：“校训放进校歌，由天骥负责执笔，就这样定了！”刘嵘、夏书章两位老师，都是前任副校长，他们一锤定音，我只能遵命。刘嵘老师叫我写好后就直接交给黄淑伟，由他报送曾汉民校长定夺就行。
这议题确定了，会议便宣布结束。
过了两天，我在心境稍为平静的时候，便遵照大家议定修改校歌的方案，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开始思考，并把民国时代的原校歌找来，仔细阅读。它原来的歌词是：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
国父手创，遗泽余芳，三民主义，义行四方。
民国基础，大同梯航。莘莘学子，济济一堂。
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
懿欤勉旃，勿堕勿忘。
我知道，作曲家一般是按词作曲的。如果要揣摩一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时，反过来首先研究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先把原校歌的曲哼唱了几次，注意到它的主旋律多是在一个小节中，以一拍和一个音符谱唱一个字，而且主旋律出现的乐句音高没有超过八度，这说明作曲者了解到作词者希望校歌要表现出庄重而明朗的情调。我又想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团体性的歌曲多有类似的写法，它是那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歌曲才出现激烈变化的旋律和快促的节奏。
当对原校歌的风格有所了解后，我便进一步研究邹鲁校长作词的构思。很清楚，这是一首四言诗，诗中首先表达对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山大学的敬意;接着，歌词的主体则是歌颂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最后强调学生要学习、执行并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发扬光大。这歌词，政治性很强，它是符合那一个时代政治需要的产物。
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山大学的校歌，自然需要符合新的时代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学，以孙中山题写的校训作为校歌的主体，既呼应孙中山的思想，也更符合作为高等院校需要肩负教书育人、注重德才兼备的任务，因此，以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校训作为我校校歌的主体思想，这非常合适。至于歌词结构，可以参考邹鲁校长的安排，进一步提高。 首先，原校歌的前四句，即第一乐句完全不用改动，这很好办。但是，在第五句“国父手创”如何修改，我有些踌躇了。当然，把孙中山先生称为“国父”，是国民政府时代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歌词中“国父”一词改为“中山”，是合适的。但是，原词作“手创”，却不如改为“首创”为好，因为这既更符合历史事实，也已包含了中山先生亲手建立的意味，加上“手”与“首”同音，因此，我决定把“国父手创”改为“中山首创”。
记得当时在哼唱这句时，忽然又有些疑虑了。按照作曲的原则，这一小节的旋律是|511.2|，而在普通话，“国”是阳平声，“父”是去声，这词组的声调是从上往下降，但当唱这句时，“国父”一词，乐音反而是由下往上升。我想，陈洪先生总不会不考虑曲与词声调匹配的问题吧。如果我们改为“中山”，按普通话来读，“中山”两字都是响亮的阴平声，和曲谱更不配合。当时，我曾想过是否陈先生有所疏忽了？后来再细看伴奏谱，才恍然大悟，原来陈先生使用了3和高音1的和声，这就把“国父”两字语音和乐首的不匹配中和了，那么，我把这词改为“中山”，在语音设置上，唱起来也不成问题。
从作为原校歌主体思想的第五句开始，以下几句是我们必须修改的。我们决定把校训作为校歌的主题，在主旋律发展的这一位置上切入最为合适。但是，问题来了。我一看原歌词，它以四言诗的形式写成，需要隔句押韵，押的同是平水韵的“七阳”部。这一来，当把校训作为歌词，歌曲的第八小节也必须押韵。但是，如果按曲谱写进校训，第七小节为“博学审问”，第八小节接着把歌词写为“慎思明辨”，那是不行的，因为“辨”字是仄声，不与平声的“七阳”韵相押，唱起来很不舒服，而且，第八小节刚好是这乐句的结束，作曲者也用了两拍让它的节奏延长，表示语气告一段落，如果我在这里不采用能押上韵的字，就显得十分别扭。
如何解决这难题？想来想去，唯一办法，只能在“慎思”两字的后面，搭配和它意思有所联系而且又是押韵的词语。最初，我想用“慎思勿妄”，这“妄”的好懂，但一想，也不妥，因为《礼记》的“审问”一词已经有了要求以审视、询问的目光和要有敢于怀疑的意思，如用“勿妄”，容易让人理解为不敢独立思考，这更不妥。而且，“勿”字发音双唇撮合，唱起来也不容易。再三思量，实在无计可施，只好放下。一看时钟，已近下午五点，我便索性骑上自行车直奔游泳池。
游了两三百米，被冷水泡过的头脑忽然清醒，涌出了“不罔”一词。我立刻靠在池边想了想，“不罔”是不被蒙蔽的意思，虽然它在现代汉语中较少出现，但校歌的歌词属浅近的文言文，出现个别比较生僻的辞藻，也是容许的。而且“不”字虽是双唇闭合后的不送气音，却容易唱出;“罔”字属上声，在诗词韵中，与“七阳”韵可以通押，这就解决了在第八小节需要押韵的问题。再一想，不罔，不受蒙蔽，与下文即出现的“明辨”一词有所联系;由“不罔”过渡到第九小节，虽略嫌重复，却也较自然。这时，我立刻爬出泳池，赶紧回家把“慎思不罔”写定。
这难题解决了，下面就好办了。紧接在叙列校训的词语之后，便应总括中山先生题写校训的意义，那就是要求学生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于是“为国栋梁”一句，顺势而出，这比邹鲁校长泛谈“三民主义”的意义，更符合大学各个学科需要培养各类精英人才的目标。有了这一句，下面“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等六句，都可按原词不动。由于我在前面写了中大校训，写了要牢记校训的目的在于“为国栋梁”，那么所谓“发扬光大，贯彻主张”的意义，就不同于邹鲁所写歌词的性质，而是具有另外一种思想内涵。
原校歌的最后两句，则是非改不可的。邹鲁校长所写的“懿欤勉旃”一句，属一般性的赞美词，是“美好啊，努力啊”的意思。“欤”和“旃”（音zhān，同焉）都是古汉语的语助词。这一句，词义泛泛，深奥生僻。在20世纪，团体性的歌词往往有使用古汉语来“掉书袋”以示作词者学问高深的习惯，现代人唱起来则会莫名其妙。而且，这乐句采用|543.2|逐步下行的旋律，也具有展现全曲即将完满结束的意味。因此，我觉得，这与之相应的歌词，应该明确而鲜明地突出中山大学师生恪守校训的意义。
在“文革”以后，我国人民一直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是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想到这里，我毫不犹豫就写上“振兴中华，永志勿忘”作为校歌的结句。于是，新校歌与原校歌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它全文成为：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
中山首创，遗泽余芳，博爱审问，慎思不罔。
明辨篤行，为国栋梁。莘莘学子，济济一堂。
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
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修改完毕，我把新校歌反复唱了几次，觉得歌词与旋律结合没有问题，把校训写了进去，更符合作为高等学府的性质;歌词结构的安排，也比原来更为贴切，更具层次感。这才长吁一口气，放下了笔杆，顿觉满怀舒畅。一看时钟，已是晩上九点。记得那天，我也忘了吃晚饭，却没有一丝饿意。回想起来，也真有趣。在校歌歌词中，我只更改了几句几字，却费了大半天工夫，才能落实集体讨论的成果。那是由于校歌意义重大，牵一发会动全身，不能不反复推敲，慎之又慎。
又过了两三天，我等自己的情绪冷却了，把新的校歌连词带曲再哼几遍，这才正式交给黄淑伟，算是完成了老师们交付执笔修改的任务。不久，经校领导批准，新的中山大学校歌宣布诞生。
中山大学的文化传统，是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共同积累传承，从而形成了作为百年名校的特色。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有幸参与有助于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这是很有意义并且值得回忆的事。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