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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眼里我找到了童年的梦，如在秋天的院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
童年阶层的不同面孔：早慧与天真
“在宇宙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做成人，把孩子看做孩子。”这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的一段话。
卢梭因此被认为是“儿童”的发现者。在他之前，西方世界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特点，如自发性、纯洁、好奇、欢乐，是值得培养和赞美的。
1960年，法国学者菲利普·阿莱斯（Philippe Aries）写过一本《儿童的世纪：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儿童与童年》。根据他在书中的考证，16世纪以前，童年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当时孩童的死亡率很高，能够活到7岁，才承认生命的开始。之后就被视为一个“小大人”，脱离父母的监护，在成人世界中独立求生存。很多孩子其实是仰仗着陌生人的慈悲存活下来的。
而在古代中国，关于童年的概念，相比而言，要比西方早得多，对儿童的纯洁、好奇等特点也一直持赞美态度。《诗经·卫风·氓》中就提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此后，总角便成为了童年的一个代名词。李白《长干行》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也让青梅竹马的时光成为了童年美好的回忆。
一个阶层有一个阶层的童年故事，在古代中国的童年叙述中，贵族、世家的儿童负责“早慧”，平民百姓则负责呈现天真与劳作。因此，曹冲幼时便可称象，而更多的“垂髫”则只能在乡间玩耍或劳作。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写道：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而范成大的田园诗则洗去了农耕生活上的美学想象：“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农耕文明之下，童年的秩序大体基本相似。一些童年游戏甚至因此流传了上千年。比如抽陀螺、踢毽子。宋朝《事物记源》一书中，对踢毽子有较详细的记载：“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毽子，三四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抢、耸膝、突肚、佛顶珠等各色。”明代时期，踢毽子进一步发展，关于踢毽子的记载也就更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过家家的游戏甚至成就了一代圣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春秋时期的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是陈列俎豆和各种礼器，演习礼仪动作，长大后，因礼乐而终成了“圣人”。
被想象与重构的童年
1991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道：“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東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故乡所在，便是童年所在。王朔的时代，乡村与城市的生活割裂远远不如今天这样巨大。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农村经验，基于此，70后、60、50后们的童年也大致相似：饥饿与纯真的体验同时环绕，在时间的涂抹下，渐渐变成一种金色记忆。
80后是新中国城市化运动开启时的一代人。从他们开始，童年体验开始分野。城市孩子的童年记忆变成了厂区、百货大楼、电子游戏、猫和老鼠，农村孩子的童年记忆则变化不多，依旧有着非常浓重的泥土性和季节性，不过，一些现代商业的元素在缓慢地逼近农村，小镇青年便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成长。
从那时起，古老童年秩序便逐渐瓦解。现代商业和媒体向儿童世界进军，生产秩序的重构与伦理秩序的消解让千百年的童年秩序发生了改变。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免费的游戏被收费的游戏取代：弹玻璃球、抽陀螺、捉迷藏太低级了，更多的孩子愿意去度过一个电子化的童年。
大卫·帕金翰在《童年之死》中说：“儿童溜入了广阔的成人世界——一个充满了危险与机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媒体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人世界向童年世界完全曝光了，这样，童年也就无法再返回到单纯与天真了。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人却躲进了精致的儿童世界——一个仿佛可以逃避危险的世界。他们化身巨婴，不愿长大，努力地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着儿童外形的成年人，然后再把自己未完成的理想、现在身上的压力转移到孩子身上。
孩子们已经老了，成人们却不愿长大。
两个乌托邦：田园化童年与电子化童年
童年总是在异化，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一切都在重构的时代。电子化的童年与田园化的童年，哪个更加高级？
在田园化童年的拥趸们看来，今天的童年，其安全感已被未经信息过滤的电子媒体时代和动荡的家庭所改变，其纯真性被成人化、课程化和消费化所侵袭。一份一元钱的报纸、一部充满暴力和性亲密镜头的电视剧、一个晚上的上网、一款流行的杀人网络游戏、一种单亲的家庭结构、一套“课程化”的童年成长机制，一类瞄准儿童心理弱点的商业营销，都能轻易令童年的成长方向发生偏移。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缺乏伙伴。
而更加乐观的人们则认为，新媒体技术、新商业力量的介入将导致独立自主的“电子化一代”的诞生，现代童年也因此与古老童年相对立，被想象为一个有望把儿童从成人合谋而就的过时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乌托邦。
生活在两个时代中的人，无法做出哪个更高级的判断。只不过，今天大多数人的童年记忆中还保留着传统秩序，他们处在时代变革之中，不可避免地对商业世界的无孔不入产生厌倦情绪。他们希望回到童年，找到那个仿佛一尘不染的清白之年，然而，故乡消散，故人苍老，他们无法回去，只能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里发明一个想象中的童年，以此来对抗世界的坚硬。
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着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我们怀念童年，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粗糙现状的不满，希望在记忆的镜子中看到一种存在过的诗意与美好。
这些东西或许有用，或许无用。敏感者永远多情，永远保持一份赤子之心。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写道：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不过，有很多东西的逝去不可挽回。时光永远前进，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源泉也永不停歇——你永远无法逃避商业的裹挟或者助推，即便你将之视为一场阴谋。
你当然会惆怅——朴树在《清白之年》唱道：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荡。在风尘中熄灭的清澈目光。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时光迟暮不返人生已不再来。
然而，那又能怎样。
童年阶层的不同面孔：早慧与天真
“在宇宙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做成人，把孩子看做孩子。”这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的一段话。
卢梭因此被认为是“儿童”的发现者。在他之前，西方世界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特点，如自发性、纯洁、好奇、欢乐，是值得培养和赞美的。
1960年，法国学者菲利普·阿莱斯（Philippe Aries）写过一本《儿童的世纪：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儿童与童年》。根据他在书中的考证，16世纪以前，童年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当时孩童的死亡率很高，能够活到7岁，才承认生命的开始。之后就被视为一个“小大人”，脱离父母的监护，在成人世界中独立求生存。很多孩子其实是仰仗着陌生人的慈悲存活下来的。
而在古代中国，关于童年的概念，相比而言，要比西方早得多，对儿童的纯洁、好奇等特点也一直持赞美态度。《诗经·卫风·氓》中就提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此后，总角便成为了童年的一个代名词。李白《长干行》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也让青梅竹马的时光成为了童年美好的回忆。
一个阶层有一个阶层的童年故事，在古代中国的童年叙述中，贵族、世家的儿童负责“早慧”，平民百姓则负责呈现天真与劳作。因此，曹冲幼时便可称象，而更多的“垂髫”则只能在乡间玩耍或劳作。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写道：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而范成大的田园诗则洗去了农耕生活上的美学想象：“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农耕文明之下，童年的秩序大体基本相似。一些童年游戏甚至因此流传了上千年。比如抽陀螺、踢毽子。宋朝《事物记源》一书中，对踢毽子有较详细的记载：“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毽子，三四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抢、耸膝、突肚、佛顶珠等各色。”明代时期，踢毽子进一步发展，关于踢毽子的记载也就更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过家家的游戏甚至成就了一代圣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春秋时期的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是陈列俎豆和各种礼器，演习礼仪动作，长大后，因礼乐而终成了“圣人”。
被想象与重构的童年
1991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道：“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東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故乡所在，便是童年所在。王朔的时代，乡村与城市的生活割裂远远不如今天这样巨大。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农村经验，基于此，70后、60、50后们的童年也大致相似：饥饿与纯真的体验同时环绕，在时间的涂抹下，渐渐变成一种金色记忆。
80后是新中国城市化运动开启时的一代人。从他们开始，童年体验开始分野。城市孩子的童年记忆变成了厂区、百货大楼、电子游戏、猫和老鼠，农村孩子的童年记忆则变化不多，依旧有着非常浓重的泥土性和季节性，不过，一些现代商业的元素在缓慢地逼近农村，小镇青年便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成长。
从那时起，古老童年秩序便逐渐瓦解。现代商业和媒体向儿童世界进军，生产秩序的重构与伦理秩序的消解让千百年的童年秩序发生了改变。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免费的游戏被收费的游戏取代：弹玻璃球、抽陀螺、捉迷藏太低级了，更多的孩子愿意去度过一个电子化的童年。
大卫·帕金翰在《童年之死》中说：“儿童溜入了广阔的成人世界——一个充满了危险与机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媒体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人世界向童年世界完全曝光了，这样，童年也就无法再返回到单纯与天真了。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人却躲进了精致的儿童世界——一个仿佛可以逃避危险的世界。他们化身巨婴，不愿长大，努力地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着儿童外形的成年人，然后再把自己未完成的理想、现在身上的压力转移到孩子身上。
孩子们已经老了，成人们却不愿长大。
两个乌托邦：田园化童年与电子化童年
童年总是在异化，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一切都在重构的时代。电子化的童年与田园化的童年，哪个更加高级？
在田园化童年的拥趸们看来，今天的童年，其安全感已被未经信息过滤的电子媒体时代和动荡的家庭所改变，其纯真性被成人化、课程化和消费化所侵袭。一份一元钱的报纸、一部充满暴力和性亲密镜头的电视剧、一个晚上的上网、一款流行的杀人网络游戏、一种单亲的家庭结构、一套“课程化”的童年成长机制，一类瞄准儿童心理弱点的商业营销，都能轻易令童年的成长方向发生偏移。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缺乏伙伴。
而更加乐观的人们则认为，新媒体技术、新商业力量的介入将导致独立自主的“电子化一代”的诞生，现代童年也因此与古老童年相对立，被想象为一个有望把儿童从成人合谋而就的过时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乌托邦。
生活在两个时代中的人，无法做出哪个更高级的判断。只不过，今天大多数人的童年记忆中还保留着传统秩序，他们处在时代变革之中，不可避免地对商业世界的无孔不入产生厌倦情绪。他们希望回到童年，找到那个仿佛一尘不染的清白之年，然而，故乡消散，故人苍老，他们无法回去，只能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里发明一个想象中的童年，以此来对抗世界的坚硬。
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着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我们怀念童年，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粗糙现状的不满，希望在记忆的镜子中看到一种存在过的诗意与美好。
这些东西或许有用，或许无用。敏感者永远多情，永远保持一份赤子之心。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写道：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不过，有很多东西的逝去不可挽回。时光永远前进，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源泉也永不停歇——你永远无法逃避商业的裹挟或者助推，即便你将之视为一场阴谋。
你当然会惆怅——朴树在《清白之年》唱道：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荡。在风尘中熄灭的清澈目光。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时光迟暮不返人生已不再来。
然而，那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