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女排勇夺世界冠军。一家日本媒体拍了一部纪录片《东洋魔女》，详细记录了著名“魔鬼教练”大松博文不断挑战女性生理、体能极限，通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训练手段，带出了一支在国际比赛中连胜175场的冠军队的历程。当时的外办主任廖承志得到此片后，觉得很值得一看。一天晚上，他邀请多位中央领导到中南海小电影厅共同欣赏。小平、彭真、贺龙等领导人边看边议论。
　　影片中有一段是大松命令一个防守队员在规定时间内连续倒地救球200次。只见他站在两三米外，把几十个排球连珠炮般砸向那个女队员的身体两侧。那个女队员起初还能左扑右挡将球救起，不一会儿，就累得满身大汗，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能勉强用双手护着头部不被球击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松依然毫不留情地不断把球砸向她的身体和头部，同时大声喊道“救球！救球！”，并怒骂“没出息的东西，不行你就去死吧！”，直到完成计划规定的200次为止。那个队员十分吃力地爬起来，满脸、满身全是汗水和血水，还低着脑袋向大松认错，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小平同志边看邊摇头，认为刻苦训练是必要、应该的，但总得讲点人道主义，讲点科学精神吧。
　　竞技运动当然离不开训练，语文教学同样离不开训练。上世纪80年代，钱梦龙先生提出语文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精讲多练”是当时语文教育界的共识，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并不过时。学生学习语文，一定要有语文知识的积累和语文能力的训练，这是基本常识。尽管语文教学中的训练不同于竞技运动的训练，但既谓训练就不能不严格要求，这一点是相同的。
　　竞技运动的训练着眼于比赛的需要，语文教学的训练则着眼于学生的成长需求。前者的训练必然是刻苦的，但后者的训练也并不一定是轻松的。叶剑英元帅有一首诗说：“攻城莫畏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将“攻书”与“攻城”相提并论，足见其艰难。中国古人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话今天同样没有过时。没有基本的运动量，运动员不可能出成绩；没有基本的语文训练，学生同样不可能熟练地驾驭祖国的语言文字。
　　“慈不掌兵”。大松博文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在于从难从严训练运动员。当然，这绝不意味训练的强度越大越好，要求越高越好。更为重要的是教练员要对运动员有充分的尊重与关怀，这与从严要求、从难训练并不矛盾。袁伟民指导的中国女排多次击败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队便是最好的证明。无论是竞技运动的训练，还是语文知识能力训练，都需要讲究一个“度”。这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讲点人道主义，讲点科学精神”。
　　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弊端，归根到底是人道主义的缺失与科学精神的缺失。人道主义的缺失在于教学活动中缺少人文关怀，语文训练只留意于知识与能力，忽略了学生的精神需求；只专注于应试的训练，忽略了学习过程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
　　科学精神的缺失表现是多方面的：五花八门的练习册，没完没了的应试训练，刷不完的题目，做不完的作业；枯燥、机械、单调、了无生趣的标准化练习；程式化、八股化、无病呻吟的习作训练；华而不实的课堂表演，缺失基本而扎实的语言训练。
　　语言的学习和掌握离不开科学而艰苦的训练，但这种训练要让学生有成就感。明万历皇帝问他的老师张居正说：“读书和练习那么苦，怎么能说‘不亦乐乎’呢？”张居正很严肃地告诫他说：“读书，要读出意趣来。”这是学有所得的乐趣，是沉浸其中的意趣。
　　“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但语文训练要严格遵循学生认知的心理规律，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地学习和练习，教师要精心设计练习的内容与形式，掌握好练习的量和练习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