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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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评话以说表细腻、表演传神著名。其中王派《水浒》与康派《三国》堪称扬州评话双璧。前者书词肌理细腻骨肉匀,后者说表传神会意妙处多,两者一时瑜亮,各擅胜场。而因为康国华成名较早,王派传人对他颇有赞誉①。而康氏后人康又华、康重华,皆是芝兰玉树,不堕声名。今适逢康重华先生百年诞辰,我们有必要仔细梳理扬州评话的发展脉络,认真总结康派说书传承和发展经验,并将之应用于当代扬州评话的发展中。
  康国华的表演曾给王少堂很大启发。少堂先生晚年时回忆了1906年观聆康国华说《周瑜回兵》中鲁肃、孔明下棋一段时的感受。
  他一个人在台上演,抓住几百位听客的神,演鲁肃、孔明两个人的声音笑貌,传神会意,我心目中就如同看见一个活鲁肃、活孔明。
  时年17岁的王少堂,正逢着抓不住听客生意不好的时候。而看了康国华“都是在脸上用虚神抓听客的神”的表演后,他参悟了康派说书的艺术共鸣方式。于是,王少堂在保证本家《水浒》书词水平的基础上,着力打磨说表的方式,最终成了名重书林的一代评话名家。王少堂晚年时认为,“说到悲欢离合就少不了喜怒哀乐”,只有这样说书才能打动听众,才能在表演时神完意足、说透情理。而他这番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始于他对康国华书艺的观摩与领悟。
  艺术的发展如水流动,上下交构,左右逢源,这水才能流得活泼,流得畅快。而康国华的表演程式,自然也不是凭空得来,而是与扬州地域文化与前辈艺人的探索总结有紧密联系的。
  扬州文化底蕴深厚,评话市场在清时就已经相当繁荣。康国华的业师李国辉是个读书人,《扬州评话小史》叙述李“博览群书”,清同光年间名声大噪②。而《扬州画舫录》也记载了清朝时扬州评话繁荣的盛况,并特别叙述了“郡中称绝技者”的吴天绪说张飞于长坂坡独退曹兵百万的情景,“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惟张口努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吴天绪对人说:“桓侯(张飞)之声,讵吾辈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也”。他大胆地将说书的听觉呈现丰富为视觉和感觉呈现。“状其意”之“状”,就是靠面部表情与手势动作去“演”,而达“意”效果更在声口摹拟之上,那无声的“音”不出说书人之口,而出于听书者各人之“心”,有了这“心”的沟通,“音”与“心”才能交叠,人物才能活在书场上每一个人心中,这是一个“意”字的真谛,也是对“演意”的透彻解释。
  吴天绪说“三国”的流风遗韵又影响了康国华,又经康又华、康重华淬炼,使得“演意”的方法影响其他姊妹艺术。
  但传承固然重要,说书人体会书情化为己意,再以表演示人,更是说好书的必要条件。欲了解康派《三国》神意与书词的结构性关系,必须结合其经典书词剖析。康派《三国》的主体是“三把火”,我认为最富神韵者当属《火烧赤壁》中的《草船借箭》。诸葛亮调40条大草船,携鲁肃于浓雾中往曹操水军大营,一路下棋饮酒,抵达曹营外一箭之地。待他向鲁肃说明境况,鲁肃早已吓得瑟瑟发抖。诸葛亮依计划而行,令八百小军鸣鼓呐喊,单等曹兵放箭。此行中,若诸葛亮“借”不到十万支箭,或者被曹军识破,都要掉脑袋。所以在刻画人物时,就要在诸葛亮成竹在胸和随时掌握情况两个方面下功夫。
  诸葛亮坐在舱中,凝神听外面的声音。这一刻声音多了:天空的浓雾声,浓雾还有声音?有。浓雾如细雨,孤灯若远星。不过这声音不大听得出来就是了。曹操寨头上的梆子声,曹兵的呐喊声,噔、噔、噔……扳弓声,嚓、嚓、嚓……射箭声,轰、轰、轰……诸葛鼓声,咚、咚、咚……八百面花镶皮鼓声,杀、杀、杀……八百名小军的呐喊声,哒、哒、哒……鲁肃在椅座上的抖声。在这许多声音之中,诸葛亮只凝神静听曹操寨头上的嚓嚓嚓箭声。听了听,先生把头摇摇:不对,要照这种声音,射到天亮还不能如我的数目,要得好还要请个帮忙的才好呢。先生正在想着,听到寨头上梆子声越敲越密,嚓嚓嚓……箭声如骤雨飞蝗。先生想,曹操啊,你的忙帮足了。照这样射法,到天亮就够我的数了。
  在一天浓雾中,许多情景不可见,许多情况必须了若指掌,诸葛亮在不可见中把握全局的感知方式唯有听觉。“听”是此时诸葛亮的经常性动作,但战场声音纷杂,所以要抓住关键的放箭声音,这样才能让整段描写有重点又不突兀。为此,说书人把握住了三个要点。1.突出声音的差异。让雾有声音似乎夸张,但这样就突出了诸葛亮听力的敏锐:试想如果连雾的声音都听清了,还有什么不可办到的呢?2.通过不同的声音“布景”。远的是曹操大营中巡更的梆子声,军士的呐喊声、张弓声、射箭声;近者是己方的鼓噪声,再进一步便是船舱的鲁肃发抖时椅子的“哒哒”声。3.通过声音的变化反映场景的变化。诸葛亮从人声与箭声的疏密中听出了曹营弓箭手的人数增加。而射在船上的箭由疏转密,这才能保证诸葛亮完成立下军令状的数目。书台上的先生,这时须做侧耳倾听状,同时将诸葛亮听到的声音一一交代给听客,让他们和诸葛先生一同担忧与欣悦。康国华脸上的神色与声音的变化密切相关:倾听、关切、担忧、释怀,从一个“听”字,演绎出若干变化,演出诸葛亮的心意来,把这副神意传达到听客中,让他们会意。其“传神会意”是康派三国的法宝,也是后来扬州评话共同致力的美学目标。
  倾听之外,便是细察。康国华带领书客由“听音辨箭”过渡到“察酒知渐”,从耳听八方到注目一物,这“一物”就是诸葛亮用的“酒斗”:
  哈哈哈哈……诸葛亮得意了。先生把面前的酒斗朝桌子当中一放,酒壶一拿,唦——,倒了一斗酒,满满的,并不朝外漫。先生酒壶一放,鹅毛大扇扇着,两道眼光就盯住酒斗。望着望着,看见酒渐渐往外泼了。酒怎么泼的?酒跟着斗走的,斗歪酒泼。酒斗怎么歪的?斗跟桌子走,桌歪斗歪酒泼。桌子怎么歪的?桌子跟船走的,船歪桌歪斗歪酒泼。船又怎么歪的?就因为这一边的儎脚重了,吃水深了,所以船歪桌歪斗歪酒泼。
  此时说书人目不转睛,盯住书台半桌上似有若无的酒斗看,他们康家就一成不变地看了三代人,书台上的先生从康国华变为康又华又变成康重华,他们都说这个经典书段,无可更改。这第二个小段其实很单纯,没有上文那么多东西需要辨识,那里的声音很多元;这里的物形是一元化的,仅仅一只稍大一些的酒杯而已。但是它以小见大,曹操、东吴两边的军情变化能在这酒杯中见分晓,它是“借箭”神話的见证物。中国扬州评话中的这只酒杯,功能一点不比吉普赛人的水晶球小,真正光阴“是”箭,杯中乾坤大!曹营射箭落在诸葛亮的草船上,数量加大、分量加重都在这杯中酒往外洒的渐变中呈现。说书人故意安排,书中人诸葛亮明白,书场中听客绝大多数不明就里。所以,说书人就要给他们解释,其口头的词语叠加就有了特殊的修辞效果,“船歪、桌歪、斗歪、酒泼”其实是一次性的平衡(失衡)动态,把“酒泼”的效果三次分别与斗、桌、船关联,既有了渐进的过程感觉,也有了语言节奏对听客的冲击,这一次是把视觉功能转换成了音律节奏效果。这种传神会意的书场艺术氛围,使人入迷,令人沉醉。书词告一段落,听客必然从中醒悟,原来一切都是构虚之“意”,说书人康国华脸上的虚神,无论是“听”、还是“察”都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拟构,他的神抓住了听客的神,最深刻的艺术沟通于焉诞生!   拟声绘形是为“演”,说书人求的是打动台下的听客,“意”到神知。归根结底,说书的基础还是在书词的合情入理,上述两段,第一段实际是交代前提条件:诸葛亮必须让曹操惊觉、形成对垒;又必须有大雾障碍,使得曹军只能用弓箭手拒敌;再必须有足量的弓箭手,才能保证日缴十万枝箭。这几个条件达到了,一切不出诸葛亮所料,性命无虞,智胜周郎。第二段是竭力敷演,把不可见的场景变成可视的管中窥豹,一只酒斗里的酒面平衡与失衡,看起来像是一次物理实验,它处处联系着诸葛亮的心理平衡。不可将酒斗作为写实的细节看待,那就是站在评话艺术门外小瞧了它的独特性,这不是“细”节,而是决定性的“大关节”。它是一次推论:当时间过程到一半时,船上人物的感觉状态应该如何?由半程可以推知全程,再一次酒杯恢复平衡,那便是大功告成。于是,我们可以随着康先生完成这个结论了。
  诸葛亮就在这块划算了:一支箭应当有多少分量,我一号船有多宽,前后有多长,船的吃水应当有多深?船歪到什么程度,桌子歪到什么程度,酒斗歪到什么程度,酒泼到什么程度?这边应当有多少箭?我这号船什么样子,四十号船大体都是这个样子。人说诸葛亮神机妙算,实在是他先生数学、物理、天文、气象、心理学都好。这一段书说的就是诸葛亮的听觉、视觉与理性:他“听音辨箭”“察酒知渐”“全局盘算”,是为立下军令状,性命所系。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交代周全:……调樯……添酒……抓总一算……雾就要散了③。
  这一段书,把两军厮杀变成了文人诸葛亮的耳聪目明、缜密理性,这是康派三国的特色。常理说书,两军对垒是金戈铁马,即使是水军,也是船头交锋。但是,康派《三国》说战争兴废,文斗胜于武斗,即使是诸葛亮与莽张飞的文武冲突,张飞终于也不得不因文才而钦服诸葛亮,自己屈称“天下第二大才”。扬州的文化中较少好勇斗狠,扬州评话不免受这个文化的浸润。康派《三国》更重要的文化特征是高出一般市井的文雅风骚,因为是“讲史”,说的是历史大事件,不容太多的琐屑事情,这鲜明地区别于《水浒》《皮五辣子》的风格。譬如饮食文化,《武松》中武大郎酷喜葵花大?肉,而周瑜、诸葛亮总归只是“吃一杯酒,食一箸肴”,它是史“笔”,而不是尽情发挥的闲文,不“磨碎了说”。王派《水浒》擅长的方法,如“堆肉”塑造人物性格行为、“起肥”酝酿矛盾冲突,在康派三国中罕见,因为繁冗的世俗生活不宜搬入历史叙事。康重华口述整理的扬州评话《三国》,有两个本子都以历史纪年开篇:“大汉建安十三年”(《暗袭南郡》)、“大汉建安十三年秋七月”(《火烧赤壁》④)。如此说来,康派《三国》的说表书词必然不能如王派《水浒》那样细腻,康派就把别的流派“说表”的功夫转移到“演意”上来,康国华练就超群的书台技艺,也有不得不然之处。
  不能因为“演”而归纳康派是戏曲的路子,康重华老来表示要与京昆戏剧划清界限,他们是有坚实的书词叙述支撑着书台上的“演意”。康派《三国》就是评话,不是戏剧;康重华是说书名家,不是菊坛名角。“演意”不同于“演义”,更不是“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报任安书》。)《火烧赤壁》“三把火”等不同于凝定为案头读本的《三国演义》,也不同于列入“前四史”的《三国志》,它比一般评话文雅,没有史志的那些深文大义,说书人却富有深人雅意,其艺术生命力就在演出来的“意”。康派《三国》体现扬州评话形态特征,其美学元素要而言之:印入人心听音,随物赋形察物,传神会意沟通。书场上的互动是领会与沟通:先生沟通书客,书客领会感受先生之意。扬州评话能做到艺术极致的案例,一定包括“草船借箭”。上面三小节书情与演意的举隅分析,可以作为说书传授的经典学案。

注释:


  ①王少堂《我的学艺经过与表演艺术经验》、王筱堂《艺海苦航录》追叙,康国华在扬州“教场”里最大的书场独领风骚,其说书台风、神意無人能及,观康国华说书,深刻启迪了王少堂的艺术学思。
  ②胡延龄:《扬州评话小史》,载《申报》1925年5月17日第7版。
  ③引文据康重华述,李真、张棣华整理:《火烧赤壁》第350-35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不尽合理处作了微调。
  ④康重华述,李真、张棣华整理:《火烧赤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康重华述,张棣华整理:《暗袭南郡》,截于《话本小说》第一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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