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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奥多罗斯·特佐普罗斯，当代希腊著名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名誉教授，希腊阿提斯剧院创始人，国际戏剧奥林匹克的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他在希腊国内外执导了一系列以古希腊悲剧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将经典文本从传统表现手法和僵化的解读方式中解放出来，强调通过演员的形体重归悲剧的本质。今年，他携一手创办的希腊阿提斯剧院及其导演的古希腊经典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来到2019现代戏剧谷展演，该剧弱化了语言和故事，演员的身体表达自由而克制，这个70分钟的作品浓缩展示了特佐普罗斯戏剧的显著特色。
作为戏剧人，您的戏剧理念和舞台美学是什么？
我是个简约派，力图以简洁的方式创造形象。我不使用太多的舞台道具，最热衷于从人文主义维度洞察演员。我是出名的结构主义者，深受德国结构主义和包豪斯学派的影响。当然，我曾经在德国和柏林剧团学习过。
您认为，进剧场，去看什么？对您来说，剧场是什么？
剧场（Theatre）一词的希腊词根是thea，意思就是观察、观看。不仅是观察外部世界，同时更主要的是观察内在世界。我努力将各种已经遗失的元素带入剧场，如形体性、不使用话筒的声音、活力、自我关注、纪律、意义的明晰等。我希望这也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
剧场是一个特定空间，是一个真实的空间。剧场必须是开放的，并具有开放的视野，这就是剧场的宗旨。我认为演员就是舞台的中心，演员形象的彰显就是艺术理念和生命本身的彰显，剧场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艺术。
做戏剧，你快乐吗？
我无法定义什么是快乐。我只能说当我充满创意时我感到满足。也许这更为重要，因为它更加持久。
如何保持创作的活力？
我一般没有放松消遣的时间。我相信越忙就越是充满活力。我很有好奇心，歇不下来，我就是以精力充沛和喜欢颠覆出名的。
在您看来，戏剧如何与社会、与人的生活产生联系？
在古代，城市创建了剧场，演出对象是平民。城市是发展、冲突、社会进程和心理状态的空间。生活变得越发复杂，不良或过度的技术运用让人与人之间越发疏离，人们需要与自己的存在本质重新发生关联，去发现那些遗失的、被摈弃的东西。他们需要和艺术家一同旅行和梦想。剧场就是一个进行发酵和共同创造的空间。
您对现代戏剧谷的印象如何？
去年我来到上海参加现代戏剧谷，与俄罗斯的演员们演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当时就对戏剧谷的高品质和完美组织印象深刻。我很了解中国观众，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有作品在中国上演，大多数都是在北京。不过，我的确被上海观众的专注和热情打动。在演出之后的对话中，他们高水平的提问和富有洞见的评论令我难忘。我完全赞同现代戏剧谷的理念，即以现代的方式诠释经典作品。我期待并希望观众能从我们上演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部经典悲剧中得到收获。
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带来戏剧谷的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至今我已经三次执导《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一次大约在20年前，是简约版的表演，几乎没有什么动作，但是充满了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该剧在全球的诸多重要戏剧节上演，并大获成功。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第三次，也就是这次即将上演的则具有跨文化特征。它是由阿提斯剧院、雅典戏剧节、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伊斯坦布尔、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埃森联合制作的。该剧表演并再现了现代世界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等，普罗米修斯则成为了冲突的象征。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我本人来自源于高加索山脉的移民群体，那里就是普罗米修斯被束缚的地方。
您与中戏合作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曾来过上海，这次的版本有何不同吗？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执导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集体作品，所有的男演员都扮演普罗米修斯，女演员则是艾奥和歌队。我们的合作十分特别。此外，我还是中戏的名誉教授，我可以很自豪地说，这一版的很多男演员和女演员现在在戏剧和影视界相当成功。当时的演绎更具有仪式感，彰显的是自我关注、活力、对表达方式的控制，以及与文本的关联等。不过，其根本目的是教学实践。目前的演绎方式则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普罗米修斯对人性的未来充满了警觉。
您是如何看待经典，又是如何改编经典的呢？
悲剧是一个开放的载体，能够包容不同的演绎方式，适应不同的传统和文化。它有一个核心主题，而且该主题始终具有当下性：即人与神发生冲突，并殚精竭虑地要成为神（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最终遭受惩罚。在这部悲剧中，人与神进行对话，由此竭力渲染自己的言论、情感和观点。这不太像一般的戏剧，通常人都是与同类的人进行对话，情境也更为普通。
作为戏剧导演，您如何看舞臺视觉艺术？
在我看来，剧场需要全球化，需要具备共通的审美体系。在最近的20年里，我主要是创作布景，有时候则设计服装。由此我对最终的美学效果有了更多的控制力。我的布景设计大多是舞台装置，就像你们去年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所看到的。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舞台装置更加简约，因为我要凸显演员的身体，以及本体论维度上的冲突。
（翻译/张琼）
作为戏剧人，您的戏剧理念和舞台美学是什么？
我是个简约派，力图以简洁的方式创造形象。我不使用太多的舞台道具，最热衷于从人文主义维度洞察演员。我是出名的结构主义者，深受德国结构主义和包豪斯学派的影响。当然，我曾经在德国和柏林剧团学习过。
您认为，进剧场，去看什么？对您来说，剧场是什么？
剧场（Theatre）一词的希腊词根是thea，意思就是观察、观看。不仅是观察外部世界，同时更主要的是观察内在世界。我努力将各种已经遗失的元素带入剧场，如形体性、不使用话筒的声音、活力、自我关注、纪律、意义的明晰等。我希望这也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
剧场是一个特定空间，是一个真实的空间。剧场必须是开放的，并具有开放的视野，这就是剧场的宗旨。我认为演员就是舞台的中心，演员形象的彰显就是艺术理念和生命本身的彰显，剧场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艺术。
做戏剧，你快乐吗？
我无法定义什么是快乐。我只能说当我充满创意时我感到满足。也许这更为重要，因为它更加持久。
如何保持创作的活力？
我一般没有放松消遣的时间。我相信越忙就越是充满活力。我很有好奇心，歇不下来，我就是以精力充沛和喜欢颠覆出名的。
在您看来，戏剧如何与社会、与人的生活产生联系？
在古代，城市创建了剧场，演出对象是平民。城市是发展、冲突、社会进程和心理状态的空间。生活变得越发复杂，不良或过度的技术运用让人与人之间越发疏离，人们需要与自己的存在本质重新发生关联，去发现那些遗失的、被摈弃的东西。他们需要和艺术家一同旅行和梦想。剧场就是一个进行发酵和共同创造的空间。
您对现代戏剧谷的印象如何？
去年我来到上海参加现代戏剧谷，与俄罗斯的演员们演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当时就对戏剧谷的高品质和完美组织印象深刻。我很了解中国观众，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有作品在中国上演，大多数都是在北京。不过，我的确被上海观众的专注和热情打动。在演出之后的对话中，他们高水平的提问和富有洞见的评论令我难忘。我完全赞同现代戏剧谷的理念，即以现代的方式诠释经典作品。我期待并希望观众能从我们上演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部经典悲剧中得到收获。
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带来戏剧谷的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至今我已经三次执导《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一次大约在20年前，是简约版的表演，几乎没有什么动作，但是充满了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该剧在全球的诸多重要戏剧节上演，并大获成功。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第三次，也就是这次即将上演的则具有跨文化特征。它是由阿提斯剧院、雅典戏剧节、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伊斯坦布尔、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埃森联合制作的。该剧表演并再现了现代世界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等，普罗米修斯则成为了冲突的象征。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我本人来自源于高加索山脉的移民群体，那里就是普罗米修斯被束缚的地方。
您与中戏合作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曾来过上海，这次的版本有何不同吗？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执导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集体作品，所有的男演员都扮演普罗米修斯，女演员则是艾奥和歌队。我们的合作十分特别。此外，我还是中戏的名誉教授，我可以很自豪地说，这一版的很多男演员和女演员现在在戏剧和影视界相当成功。当时的演绎更具有仪式感，彰显的是自我关注、活力、对表达方式的控制，以及与文本的关联等。不过，其根本目的是教学实践。目前的演绎方式则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普罗米修斯对人性的未来充满了警觉。
您是如何看待经典，又是如何改编经典的呢？
悲剧是一个开放的载体，能够包容不同的演绎方式，适应不同的传统和文化。它有一个核心主题，而且该主题始终具有当下性：即人与神发生冲突，并殚精竭虑地要成为神（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最终遭受惩罚。在这部悲剧中，人与神进行对话，由此竭力渲染自己的言论、情感和观点。这不太像一般的戏剧，通常人都是与同类的人进行对话，情境也更为普通。
作为戏剧导演，您如何看舞臺视觉艺术？
在我看来，剧场需要全球化，需要具备共通的审美体系。在最近的20年里，我主要是创作布景，有时候则设计服装。由此我对最终的美学效果有了更多的控制力。我的布景设计大多是舞台装置，就像你们去年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所看到的。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舞台装置更加简约，因为我要凸显演员的身体，以及本体论维度上的冲突。
（翻译/张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