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于秀红说，马云公益基金会专注于教育领域，每年资助来自最贫困地区的20位乡村校长、100位乡村教师和150位乡村师范生
　　2017年“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前的午餐会上，马云说自己很喜欢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个极简单的场景，“一位妈妈早上带着孩子坐校车来到学校”。他知道，对很多偏远乡村的孩子来说，这是奢侈的，“他们从家到学校要跋涉几公里，回去又是几公里，爸爸妈妈在城市打工，回家后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也不知道怎么教，他们课后的作业、生活全乱套了”。
　　那次午餐会上，马云对在座的80余位企业家说：“我觉得只有乡村教育强了，教育才真正强，只有农民发生变化了，农村发生变化了，中国才真正发生变化。衡量一个国家的水平，不是在于国家有多少厉害的大学，厉害的中学，而在于我们最差的学校到底有多差。最差的学校改变了，这个国家才会有机会改变起来。”
　　2014年12月，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为基金会）成立，2015年3月入职的于秀红（现任马云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是第一位员工。第一次跟她见面，马云明确说明，基金会将专注于教育领域，因为“就好这口”。《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于秀红一直称马云为“马老师”，而且说马云“也这样称呼自己”。
　　刚刚进入基金会工作，我对马老师的领导风格不太了解，常有其他部门的同事跟我说：“马老师时间很紧张，开会作报告，一定要简明扼要。”但开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我还是准备了非常详细的背景资料和数据分析。会前我问马老师，这些内容要细致地讲，还是简单地说？他答：“当然要详细讲啊！开理事会就是让大家深入学习，还要讨论！态度是第一位的，要非常认真，给理事们也说清楚，要非常认真！”结果这个会议开得很长，足足开了两个小时。蔡崇信（现任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上个月也成立了他的个人基金会，还分享了第一次参加我们基金会理事会的情景。他原以为去听听就行，没想到跟开集团战略会一样，所有背景资料和分析做得非常到位，讨论也很细致，他很惊讶，才觉得这个事情要重视。后来，马老师还让我向各位理事转达：“基金会一年开两次理事会，有两次不参加，就要退出。”
　　现在，基金会的所有项目必须遵从三个维度：高度、温度和专业度。最初在确定这三个维度时，马老师问我：“高度是什么？怎么体现？”当时我正为一些项目整理思路，就借此说，要找有影响力的、旗鼓相当的合作机构，这样能显示高度。刚说了这两句，就听见他朝正在办公室外打电话的邵晓峰（现任阿里巴巴集团秘书长）喊：“你赶紧过来！你听听她这个高度！”他让我继续说，我当然知道出丑了，就不说了。马老师后来跟我解释说：“高度体现在思想上，我们的公益理念、教育理念要真正有引领性，要让大家能去借鉴和参考，不是跟所谓的大机构合作，显示自己有关系。高度一定不是拿别人的牌子贴在我们身上，我们不需要。” 现在很多人说，马云做公益很高调。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做公益成了做传播。马老师也强调基金会一定要做大量的传播。为什么？答案很清楚。马云本人不需要再出名了，他是希望我们挖掘出更多的乡村老师的故事，要让大家知道这些老师，让大家知道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和机构在为乡村老师做事。

“要让老师感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对于基金会的活动，马老师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基金会每年举办的乡村教师颁奖典礼，获奖教师培训启动仪式，基金会主办的乡村校长论坛等，他都参加，甚至嘉宾的职务他也要审阅。
　　有一次，他看着一位将要参加校长论坛的嘉宾的职务说：“你请的这个人有经验吗？”我说这个人以前做过校长。他说：“那干嘛不直接写他是校长？”我们当时想着，一个大的活动怎么也得涂脂抹粉、打扮一下，前面写一些看上去更高级的职务，更能体现嘉宾的身份。马老师却让我们 “把胭脂花粉全给洗掉”，“因为我们举办的是校长论坛，就是直接为校长服务，所以校长们要知道来了能学到东西。我们希望请来的是有实战经验而且有一定理论高度的优秀校长。光鲜的职务看上去很好，但校长们不知道这样的人能来讲什么”。
　　基金會一些重大活动的策划创意也是马老师提出的，比如《重回课堂》示范课项目，就是请不同的人给乡村老师上一节课。马老师常说，中国的“教”很好，但“育”是缺乏的，所以要打开老师的视野，希望他们多体验通识教育和人文艺术。今年的《重回课堂》示范课，我们请著名青年音乐指挥家俞潞给老师们上了一节音乐课，他还给老师们排了大合唱；请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上了一节美术课；请于丹上了一节国学课；请2015年“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奖教师张晓琴上了一节语文课。其中，潘公凯和于丹都是马老师请来的。像这样的艺术课、国学课，对很多乡村教师来说，都是第一次。他们打开了这方面的眼界，回去之后就会想到，要怎样熏陶孩子们。 　　到三亚给获奖的乡村老师办颁奖典礼也是马老师提出来的。一开始，他就嘱咐我说：“我们给乡村老师办颁奖典礼，就是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让老师们开心。你不要想着带老师们去学习哦！是带他们去玩的。”我当时挺诧异，因为捐赠人一般都怕老师用他们的钱游山玩水，希望把钱用得实一点，但马老师不是。讨论在哪里办颁奖典礼时，我提议，可不可以让老师们来杭州、游西湖、参观阿里集团。马老师想了好一会儿，说：“这个想法的方向是对的，但让他们来杭州见世面，不如带他们去三亚。这些老师来自西北、西南地区（2015年首届“马云乡村教师奖”仅面向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宁夏6省区开展），肯定没见过海。”他觉得大海最能给人带来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人，教不出好孩子。他还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让我很感动——“你们要对这些老师很好，老师觉得很开心，他们回去肯定会对孩子们很好，不好都不好意思啊！”
　　第一年参加颁奖典礼的老师来自6个省区，我们就安排颁6轮奖，原本希望马老师颁第一轮，剩下的由其他嘉宾颁发。但他说：“由我颁奖的那组老师是不是很开心？”我说那是当然。结果，那天晚上他主动颁了6次奖。
　　我们服务好了校长和老师，却没有“照顾”好马老师的企业家朋友。第一年办乡村教师颁奖典礼，马老师说要请一些企业家朋友来参加。因为团队人手不足，经验也少，我问他怎样接待那些企业家？他却反问我：“干嘛要接待企业家？他们天天出门，都有助理，你把座位安排好就可以。”他叮嘱我：“你们一定要清楚，让这些人来参与公益，是要他们做贡献的，不是让他们来享受服务的。你们花很多精力去接待这些企业家，还有精力去服务老师吗？”结果第一年颁奖典礼，还有企业家问用餐、订房的信息，我们只提供一些咨询和帮助，后来再办，他们就习惯了，自行解决。

“改变一位老师，就可能改变几百个孩子”

　　我到基金会工作3年半了，发现只要是跟马老师谈话和沟通的人，他都非常尊重。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从来不会看手机，都是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到一边。如果确实有非常紧急的事，他也会跟我说：“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这个事情我先处理一下。”他做事很直接，从不会拐弯抹角，有问题就直接指出，但有时候讲完之后，又跟我说“你不要怪我刚才说你”。
　　马老师非常忙，对基金会的其他同事了解不多，但几乎每次我汇报完工作，他都会问我团队的状态，常说“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必须要把团队建立好”。我觉得他对人是非常关注的。有一次，他特意提到两个刚大学毕业的行政助理，希望我多带带她们。她们当时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但也需要专业发展，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发展，她们就没有专长，这对她们不好”。
　　当然，我们体会最深的还是他的教师情结。我们平时称呼他马老师，他也这样称呼自己。他还戏称自己是阿里集团的“首席教育官”，在湖畔大学，大家又叫他马校长。
　　很多人知道我们是2015年开始进入教育领域，却不知道马云还不是那么成功的时候，就已经关注这个领域了。早在2005年，他就匿名给杭州师范大学捐赠了100万元，帮助做乡村教师培训，当时没有媒体报道此事。基金会成立后，我们再次捐助杭師大，当年负责接收捐助的老师找到我们，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所以，资助乡村教育曾是马老师一个遥远的梦想，如今实现了。
　　很多专家一提起乡村教育就很揪心，也指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在评选乡村老师或者给乡村校长做培训时，发现的都是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老师和校长对孩子们有多用心。
　　马老师说，我们不是教育部门，解决不了系统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但做事情不要怕小，做得越具体越能做出事情。所以，我们就抓一个点——老师和校长。一位老师就能影响一个课堂，他一生影响几百个孩子。只要改变一位老师，就可能改变几百个孩子的命运。改变一位校长，就可能改变一个学校。我们从一个一个的点上做出示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一起改变。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这3个项目映照着老师的专业发展历程：师范生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经过一线锻炼成为资深教师，最后再成为校长，这也像人生的几个步骤。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他们有不同需求，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给他们支持。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梳理和总结出真正适合中国乡村的教育家，给他们“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