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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险科技报道面临传播悖论，本文以转基因稻米风波报道为例透视当代中国媒介风险科技报道的现状和问题，对媒介风险科技报道的责任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风险科技传播；转基因稻米风波报道；新闻媒体责任
1风险科技报道的传播悖论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现代人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克所说风险，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导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在一个媒介化社会中，对于世界的幻象主要由媒介来建构，媒介是我们感知外部事件和经验的窗口。对于不确定的信息，媒体的责任是，通过新闻报道设置议题，发布预警信息，履行社会守望职能，监测“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成为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决策的向导。另一方面，媒介在对风险科技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媒介恐慌和社会动荡，无意识间将“虚拟风险”显著化，成为“真实风险”，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特定的风险情境下，媒介实际上以成为科技风险的助推器，许多风险恰恰由于成为舆论风险，才具有极大的威胁能量，实现了风险的“自我实现预言”。总之，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科技传播面临悖论：“传媒在促进受众‘风险认知’与社会的‘风险沟通’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1]我们将以转基因稻米为代表的风险科技食品来阐述媒介风险报道的困境。
2“转基因稻米风波”及其媒介报道
2.1“小帖子”搅动“大传播”
2003年初题为《转基因食品红色警报》的帖子在网络上出现，该贴提到包括雀巢在内的多种国际产品含转基因成分，网络发帖引发纸媒追踪。上海某媒体发表题为《6种雀巢食品含有不明基因为何还在亚洲销售？》的文章，暗示雀巢婴儿奶粉中的转基因可能导致不良病变。2004年底，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次例行会议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非同寻常的关注——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商品化推广的申请。绿色和平组织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在北京向媒体公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公开了部分有意推出市场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并分析这些品种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南方周末头版《转基因稻米：13億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一文中，不仅披露了秘密会议的内容，还指称科学家的私利驱使着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进程，引起了社会对转基因稻米极大的关注。这篇文章经过人民网、新浪、腾讯等国内知名门户网站转发，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网友谩骂、攻击推广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情绪化的言论。2005年春，绿色和平组织向媒体公布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中国青年报等纸质媒体争相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受众为维护自身利益开始在网络社区、论坛里发帖子，参与社会讨论，湖北转基因稻米事件引发舆论漩涡。
2.2媒体与绿色和平组织：谁在扩散“风险信息”
在转基因稻米事件中，转基因稻米“风险信息”主要是绿色和平组织抖出的，每到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期间或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该组织“掐着点”向媒体爆料，提供信息刺激。2005年该组织指责跨国食品巨头卡夫和金宝汤部分食品含转基因成分，谴责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2006年披露亨氏婴儿营养米粉中含“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转基因稻米成分”，呼吁公众抵制亨氏食品。2007年声称美国转基因大米LL601进入中国市场，2008年欧洲市场出现中国转基因大米。这些由转基因稻米引发的风险议题事件经媒体联动报道，产生巨大社会影响，使政府、科研机构、生物学家、亨氏等跨国公司疲于奔命，四处“灭火”。这些风险事件理所当然地与湖北转基因稻米领跑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调动了民族主义话语情绪及其背后的政治和商业逻辑，让众多的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转基因稻米已经非法种植并进入市场，污染了全球粮食市场。转基因稻米事件从中国到欧盟，从美国到中国的传播链条中，风险信息被媒介层层把关与过滤，一个个舆论事件步步推动风险的不断扩散。
2.3风险成为媒介消费对象
国内外媒体对于风险科技报道不谨慎，热衷于以转基因技术为噱头“炒作”新闻，戏剧化演绎“转基因风暴”，记者在报道中也表现出了科学态度或科学精神的严重缺失，时常出现用词夸张、哗众取宠的情况，如“食品恐怖主义”“中国惊雷”、“生命海盗”诸如此类的新闻话语充满非理性的论断，转基因稻米风险被任意夸大、扭曲。这不仅会造成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使报道中提及的公司面临信任危机，而且这些新闻报道在被国外媒体转载、翻译之后，更会成为国外舆论的把柄，用之作为“中国制造”风险的例证和“中国威胁论”的论据，使此时此地的风险变成彼时彼地甚至全球性的风险，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总之，媒体呈现转基因稻米及其争议脱离了自身的本来面目——不再是公众关于转基因稻米风险性的讨论，更不是一场消费者为要求科技食品风险“知情权”而作的“斗争”——它演化成了一场媒介的“风险消费”景观，转基因稻米“风险”在各家媒体竞相“呈现”，并赋予不同内涵后明白无疑地进入了公共领域，市场化的媒体“连接了科学、政治和大众消费文化”，哈贝马斯曾质疑媒介的商业化，认为新闻炒作等新手段正慢慢主宰了公共领域，“由精心制造的舆论机构假冒公共利益的名义制造出来的公识根本没有合理的标准”。[2]
3“转基因稻米恐慌”新闻媒体的责任反思
在风险社会中，大众媒介对风险事件的报道强烈地影响到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对社会的影响：“风险事件被媒体、文化和社会群体、制度和个人加工的过程深刻型塑着风险的社会经验，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的总体社会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3]在核技术、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风险科技报道中，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以自身合法性高呼“狼来了”，非常擅长上演媒体“道德剧”，通过搞调研、写报告、发邮件提高信息“可信度”和“有效性”，牵制媒体设置风险议题。为了节省新闻的成本，媒体总是按照市场逻辑选择绿色和平组织作为主要消息来源。当然，作为社会监督的专业机构，媒体也煞费苦心地再现相关政府部门、科学家、公众人物、跨国食品供应商、消费者的立场，也试图对转基因稻米利益各方做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但最终“故事已向着绿色和平组织的方向呼啸而去了”。为避免预警信息被利益集团扭曲变形，应将风险科技报道理解为一种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双向沟通过程，公众就科技风险问题在公共领域与政府、非政府组织、科技专家民主协商，以达成共识，规避风险。新闻媒体对风险科技报道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公共领域，“只有一场强有力的、充分的、用科学的论据‘武装’起来的公众讨论，能够将科学的麦粒从糠壳中脱出，并将指导技术的制度——政治和法律——夺回自己的裁判权”。[4]
参考文献：
[1] 郭小平，秦志希.风险传播的悖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J].江淮论坛，2006（2）.
[2] 王君超.媒介批评[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05.
[3] 克里姆斯基，等.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北京出版社，2005：187.
[4] 贝克（德）.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92.
作者简介：曹霞，系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广告学教师。
关键词：风险科技传播；转基因稻米风波报道；新闻媒体责任
1风险科技报道的传播悖论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现代人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克所说风险，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导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在一个媒介化社会中，对于世界的幻象主要由媒介来建构，媒介是我们感知外部事件和经验的窗口。对于不确定的信息，媒体的责任是，通过新闻报道设置议题，发布预警信息，履行社会守望职能，监测“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成为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决策的向导。另一方面，媒介在对风险科技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媒介恐慌和社会动荡，无意识间将“虚拟风险”显著化，成为“真实风险”，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特定的风险情境下，媒介实际上以成为科技风险的助推器，许多风险恰恰由于成为舆论风险，才具有极大的威胁能量，实现了风险的“自我实现预言”。总之，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科技传播面临悖论：“传媒在促进受众‘风险认知’与社会的‘风险沟通’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1]我们将以转基因稻米为代表的风险科技食品来阐述媒介风险报道的困境。
2“转基因稻米风波”及其媒介报道
2.1“小帖子”搅动“大传播”
2003年初题为《转基因食品红色警报》的帖子在网络上出现，该贴提到包括雀巢在内的多种国际产品含转基因成分，网络发帖引发纸媒追踪。上海某媒体发表题为《6种雀巢食品含有不明基因为何还在亚洲销售？》的文章，暗示雀巢婴儿奶粉中的转基因可能导致不良病变。2004年底，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次例行会议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非同寻常的关注——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商品化推广的申请。绿色和平组织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在北京向媒体公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公开了部分有意推出市场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并分析这些品种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南方周末头版《转基因稻米：13億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一文中，不仅披露了秘密会议的内容，还指称科学家的私利驱使着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进程，引起了社会对转基因稻米极大的关注。这篇文章经过人民网、新浪、腾讯等国内知名门户网站转发，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网友谩骂、攻击推广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情绪化的言论。2005年春，绿色和平组织向媒体公布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中国青年报等纸质媒体争相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受众为维护自身利益开始在网络社区、论坛里发帖子，参与社会讨论，湖北转基因稻米事件引发舆论漩涡。
2.2媒体与绿色和平组织：谁在扩散“风险信息”
在转基因稻米事件中，转基因稻米“风险信息”主要是绿色和平组织抖出的，每到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期间或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该组织“掐着点”向媒体爆料，提供信息刺激。2005年该组织指责跨国食品巨头卡夫和金宝汤部分食品含转基因成分，谴责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2006年披露亨氏婴儿营养米粉中含“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转基因稻米成分”，呼吁公众抵制亨氏食品。2007年声称美国转基因大米LL601进入中国市场，2008年欧洲市场出现中国转基因大米。这些由转基因稻米引发的风险议题事件经媒体联动报道，产生巨大社会影响，使政府、科研机构、生物学家、亨氏等跨国公司疲于奔命，四处“灭火”。这些风险事件理所当然地与湖北转基因稻米领跑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调动了民族主义话语情绪及其背后的政治和商业逻辑，让众多的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转基因稻米已经非法种植并进入市场，污染了全球粮食市场。转基因稻米事件从中国到欧盟，从美国到中国的传播链条中，风险信息被媒介层层把关与过滤，一个个舆论事件步步推动风险的不断扩散。
2.3风险成为媒介消费对象
国内外媒体对于风险科技报道不谨慎，热衷于以转基因技术为噱头“炒作”新闻，戏剧化演绎“转基因风暴”，记者在报道中也表现出了科学态度或科学精神的严重缺失，时常出现用词夸张、哗众取宠的情况，如“食品恐怖主义”“中国惊雷”、“生命海盗”诸如此类的新闻话语充满非理性的论断，转基因稻米风险被任意夸大、扭曲。这不仅会造成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使报道中提及的公司面临信任危机，而且这些新闻报道在被国外媒体转载、翻译之后，更会成为国外舆论的把柄，用之作为“中国制造”风险的例证和“中国威胁论”的论据，使此时此地的风险变成彼时彼地甚至全球性的风险，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总之，媒体呈现转基因稻米及其争议脱离了自身的本来面目——不再是公众关于转基因稻米风险性的讨论，更不是一场消费者为要求科技食品风险“知情权”而作的“斗争”——它演化成了一场媒介的“风险消费”景观，转基因稻米“风险”在各家媒体竞相“呈现”，并赋予不同内涵后明白无疑地进入了公共领域，市场化的媒体“连接了科学、政治和大众消费文化”，哈贝马斯曾质疑媒介的商业化，认为新闻炒作等新手段正慢慢主宰了公共领域，“由精心制造的舆论机构假冒公共利益的名义制造出来的公识根本没有合理的标准”。[2]
3“转基因稻米恐慌”新闻媒体的责任反思
在风险社会中，大众媒介对风险事件的报道强烈地影响到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对社会的影响：“风险事件被媒体、文化和社会群体、制度和个人加工的过程深刻型塑着风险的社会经验，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的总体社会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3]在核技术、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风险科技报道中，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以自身合法性高呼“狼来了”，非常擅长上演媒体“道德剧”，通过搞调研、写报告、发邮件提高信息“可信度”和“有效性”，牵制媒体设置风险议题。为了节省新闻的成本，媒体总是按照市场逻辑选择绿色和平组织作为主要消息来源。当然，作为社会监督的专业机构，媒体也煞费苦心地再现相关政府部门、科学家、公众人物、跨国食品供应商、消费者的立场，也试图对转基因稻米利益各方做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但最终“故事已向着绿色和平组织的方向呼啸而去了”。为避免预警信息被利益集团扭曲变形，应将风险科技报道理解为一种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双向沟通过程，公众就科技风险问题在公共领域与政府、非政府组织、科技专家民主协商，以达成共识，规避风险。新闻媒体对风险科技报道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公共领域，“只有一场强有力的、充分的、用科学的论据‘武装’起来的公众讨论，能够将科学的麦粒从糠壳中脱出，并将指导技术的制度——政治和法律——夺回自己的裁判权”。[4]
参考文献：
[1] 郭小平，秦志希.风险传播的悖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J].江淮论坛，2006（2）.
[2] 王君超.媒介批评[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05.
[3] 克里姆斯基，等.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北京出版社，2005：187.
[4] 贝克（德）.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92.
作者简介：曹霞，系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广告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