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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技巧,反讽是东西小说中的一种语言手段,是一种叙述策略,也是后现代语境下东西在小说中的一种突围。
关键词:东西小说语言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反讽是小说中一种最常见的修辞技巧。它由于在叙述情节事件、塑造人物形象、显示作者的情感态度上,具有意婉旨微而又深刻有力、耐人寻味的特点,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东西的小说,在对人生的生存悖论与生存困境的关注中,选择了反讽这一武器,常常用看似荒谬的或者似是而非的事物,轻俏机智而又隐晦含蓄地表达了对人生、对命运的深切关注。
本文从东西小说中的言语反讽入手,了解东西在其小说中建构反讽的主要语言手段,并试图从更深的层面去对东西小说中的反讽作一些阐释。
一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语言手段
布鲁克斯给反讽下了一个最普遍的定义: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东西小说中的反讽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以所言与所指的相悖或完全相反形成反讽
从语义学的立场来看,反讽本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或者“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在东西的小说中,作者常常以所言与所指的相悖或相反来形成反讽。如:
“(1)现在说出来可能你以为我是吹牛,但是我向你保证我没说谎。我是一个政治的早熟者,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后悔录》)
(2)我看到佩服像水那样从赵万年的眼睛里哗哗地流出来。他拍拍我的脑袋:‘你他妈天生就是个搞政治的。’(《后悔录》)”
例(1)、例(2)是小说主人公“我”在向按摩小姐讲述自己的“辉煌历史”时的两段话,“我”的得意忘形、自我陶醉溢于言表。但这种自鸣得意的表象背后却是“我”的悲惨和落魄,表面上的自我炫耀与因为幼稚而反思、自责的内心世界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2 以语言与人物身份的严重错位形成反讽
从常规的写作来讲,人物的语言要有个性,但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作者往往会让人物与其语言发生错位。东西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成反讽的。如:
“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他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开追悼会。”(《耳光响亮》)
在这段文字中,一个疯子的嘴里说出的话都具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反讽的意味不言自明。
3 以语言与语境的严重错位形成反讽
从语义表达的准确性和得体性来讲,语言表达应该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语言与语境的错位是形成反讽最常见的手段之一,东西的小说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红梅,明天我就要走了/你就忍心让我睡在客厅里/用一扇未开的门为我送行/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我们夫妻何止一日/就这样,我悄悄地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拍拍你的门板/告别你这个不开门的女孩/曾经,你是我梦想中的新娘/我是一条水草/醉倒在你水波似的怀里/醉过又怎样,爱过又怎样/到头来你照样翻脸不认人/哪个男儿不多情/哪个女孩不怀春/尽管天涯有芳草/今夜我还爱着这扇门/要么,你就发发慈悲/让我从这里爬着进去/要么,我轻轻地走开/正如我轻轻地来/拍一拍你的门板/不带走你的爱。”(《耳光响亮》)
这段文字仿拟的是徐志摩的诗歌《再别康桥》。我们知道,《再别康桥》表达出来的是诗人对康桥的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真挚感情。而把杨春光嘴里吐出的粗俗、无赖、肉麻的语言套在如此诚挚、高雅、优美的经典诗篇之上,使得语言与语境形成了严重的错位,在语境的压力下,他的话语是扭曲的,变形的,尽显其虚伪、滑稽的本来面目,反讽的意味十分强烈。
4 以言语叙述的幽默诙谐创造文本与事实的落差形成反讽
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故事,通过多种手法创造文本与事实间的反差来形成轻松幽默的话语格调,这也是东西方构建言语反讽的一种手段。如:
“顾南丹混杂在校门外等待的人群中,等待者们都心情复杂野心勃勃。她们大都是女性,大都是考场里男人们的妻子。校园有限的铁门把这群充满无限欲望的妇女挡在外面。她们站在铁门外默默地祈求自己的丈夫官运亨通。”(《不要问我》)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处级干部招考考场外那些考生家属们充满期盼、无线渴望的心态,幽默的语言构成了对“趋官若鹜”的现实社会的反讽。这种叙述言语中反讽的运用,既幽默诙谐,又延长了读者对其理解上的阻拒性,在思而得之以后,就会有一种对其中所暗示的深刻意蕴的品味与思考,而身临这种话语营构的境界之中。
5 以矛盾话语意象的并置营造反讽
将两种互相矛盾或不相容的现象并置起来,尤其是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协调意象不加评论地放在一起,
从而达到不言自明的艺术效果,这也是东西小说中的言语反讽重要手段。如:
“田波同志举起最后一张相片时,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脸色突然由红变青,身子变成虾状。她用双手捂住胸口,在主席台上挣扎着,最终倒到地板上,那些相片像风中的落叶覆盖她的身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田波死于主席台。”(《耳光响亮》)
这里把“战士”、“学者”与热衷于斗人、整人的“田波”并置在一起,形成反讽。这种对照之所以构成反讽,是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可以构成一个揭蔽去伪的互反关系。对照越鲜明,越尖锐,则反讽的效果越强烈、越突出,最终使得“赞誉背后隐藏了讥刺,颂扬反成了挖苦,佩服或恭维的言辞表达了莫大的轻蔑。”
6 以事件相背的话语描绘理想与现实的倒错构建反讽
“我把手指抠进窗缝,轻轻地拉,窗门很配合,没发出一点声音就打开了。我伸手去摸靠门边的窗条,摸到了,轻轻地抽,窗条也像是自己人,没反抗就滑了出来。这时我拿掉黑布,把头伸进去,扭开门锁,门锁非常理解,一点也没吵闹。我轻轻地推门,那门就像内奸,无声地闪开一条缝欢迎我。进入张闹的宿舍,我没有遇到半点阻力,那些窗呀锁呀门呀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合伙起来收拾我,竟然没给熟睡中的张闹一点暗示。”(《耳光响亮》)
这段文字写的是“我”潜入张闹家里“作案”过程的描写,在“我”的预想之中,“作案”的过程应该是困难重重的,然而事情的进展完全超乎原来的预想。作者把实际发生的事与预想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写得恰恰相反。这一反讽凸显的是实际发生的事与深信期待发生的事恰恰相反,从而引发出人物言谈、行动的滑稽可笑,以此达到揭示现实的反讽目的。
7 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夸张成一种荒诞的形态,沉静、不动声色的叙述出来形成反讽
“他开始憎恨自己,特别憎恨自己的耳朵。别人的耳朵是耳朵,我的耳朵不是耳朵,王家宽这么想着的时候,一把锋利的剃头刀已被他的左手高高举起,手起刀落,他割下了他的右耳。他想我的耳朵是一种摆设,现在我把它割下来喂狗。”(《没有语言的生活》)
王家宽因为憎恨自己的耳朵,手起刀落,像割一块猪肉一样割下了他的右耳。东西将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夸张成一种荒诞的形态,沉静、不动生色地叙述出来。把一个夸张可笑的故事,写得沉练冷静,不动声色,在煞有介事的叙述中,读者足以品味出可笑后面的可悲,荒诞背后的真实。
东西在其小说中建构言语反讽手段很多,我们前面列举的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由于篇幅受限,不能逐一列举。
二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叙述策略
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如此重要的语言手段,我们如果仅仅关注东西建构反讽的语言技巧显然是不够的。东西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对“反讽”如此的情有独钟?这是我们无法绕开的话题。要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东西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风格中去观照。东西在答《读书报》记者问时说道:“我的写作主要是从内心出发,要表达一种思想,一种观念。”
东西究竟要在他的小说中去表现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观念呢?对此,东西又说:“我对小说内在精神的某种理解,就是对时代的发现、把握和表达”。“我是一个悲剧的鼓吹者,在金钱最真实的城市,情感和欲望的失落不足为奇”。通观东西的小说,可以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关注,特别是对弱势群体世俗苦难的关照,这些是东西小说创作的主题。面对如此沉重的主题,用怎样一种方式去表达呢?东西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情市场化的时代,所以许多作家和读者在共谋那种特别温馨和浪漫的爱情。但是一些作家,却在不停地撕毁这种温馨和浪漫,让读者看到一种真实。这种做法就像是把那些正在做梦的人叫醒,有时会让你很不适合。但是这是一种向前的姿态,它和现代人的心理保持一致。浪漫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让读者看到真相的快感远远大于给读者制造童话般的梦幻。”
但是东西清醒的认识到,过于沉重的作品反而不容易感动人,如何使小说做到既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感动人呢?东西选择的叙述策略就是:反讽。
正因如此,东西小说语言,往往带着嘲弄、讥讽、调侃的意味,正话反说,似是而非或者是非而是,却不声色俱厉,具有质感而闪烁着睿智的光辉。东西在他的小说里,不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滑稽的语言氛围,而是以语言外壳表现反讽式的批判精神,将语言作为他反讽式批判的重要工具。读东西的小说,我们可以感觉到东西语言的荒诞的外衣下包裹的是严肃的现实精神,拨开语言的表层绒毛,其深沉结构袒露出来的是作家对当下人生生存困境的严肃思考。
三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时代话语
任何一位作家,他的语言再独特,再个性化,无一例外都会染上时代的色彩。同样的,东西的反讽也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是时代话语在他身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与东西同一时代的一大批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会不约而同的聚集着浓厚的反讽氛围,这是为什么呢?
哈桑借反讽以描述后现代文化特征:
“当缺少一个基本原则或范式时,我们转向了游戏、相互影响、对话、会话、窝言、自省,总之,取向了反讽。这种反讽以不确定性、多义性为先决条件,反讽、透视、反省,他们表现了探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灵反应,真理不断地躲避心灵,只给它留下了自我意识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增加或过剩”。
后现代反讽充斥着荒诞性、多重性、随意性的暧昧态度,潜含着对世界和人生根本易变性的后现代式宽容。从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所要的答案:世纪之交的中国,商业消费文化的掠夺性征讨,将一切散落的文化碎片强行纳入消费文化运行的轨道中。
文化产品、精神追求都不可避免成了消费文化蚕食的领地,整个社会呈现一个极端不平衡、多层次、甚至是荒谬的文化现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局面,造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认知方式的错位和断裂。生长在同一时代的人在精神上并不是同代人。名与实、灵与肉、精神与消费、文化与商品之间出现了极大的错位和矛盾,整个社会的情境陷入了反讽的状态。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这些矛盾充斥的特殊社会境遇,促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化的反讽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讽是后现代文化打在东西小说中的时代烙印,是东西小说中的一种时代话语。
东西曾说:我作品的整体风格趋向荒诞、夸张和幽默,原因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就很荒诞。我一直处在底层,常常感觉到现实的力量很强大,所以看什么都是夸张的变形的,而且只有用幽默才能化解心理的不平衡,只有不停地嘲讽自己才能消解各种压力。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反讽是东西在在荒诞中寻找出路的一种举动。
参考文献:
[1] 舒晋瑜:《东西:我在荒诞中寻找出路》,《中华读书报》,2005年。
[2] 东西:《不要问我》(后记),谢有顺:《爱情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 伊哈布·哈桑,王岳川、尚水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罗传清,男,1972—,广西南丹人,暨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语言学,工作单位: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关键词:东西小说语言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反讽是小说中一种最常见的修辞技巧。它由于在叙述情节事件、塑造人物形象、显示作者的情感态度上,具有意婉旨微而又深刻有力、耐人寻味的特点,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东西的小说,在对人生的生存悖论与生存困境的关注中,选择了反讽这一武器,常常用看似荒谬的或者似是而非的事物,轻俏机智而又隐晦含蓄地表达了对人生、对命运的深切关注。
本文从东西小说中的言语反讽入手,了解东西在其小说中建构反讽的主要语言手段,并试图从更深的层面去对东西小说中的反讽作一些阐释。
一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语言手段
布鲁克斯给反讽下了一个最普遍的定义: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东西小说中的反讽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以所言与所指的相悖或完全相反形成反讽
从语义学的立场来看,反讽本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或者“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在东西的小说中,作者常常以所言与所指的相悖或相反来形成反讽。如:
“(1)现在说出来可能你以为我是吹牛,但是我向你保证我没说谎。我是一个政治的早熟者,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后悔录》)
(2)我看到佩服像水那样从赵万年的眼睛里哗哗地流出来。他拍拍我的脑袋:‘你他妈天生就是个搞政治的。’(《后悔录》)”
例(1)、例(2)是小说主人公“我”在向按摩小姐讲述自己的“辉煌历史”时的两段话,“我”的得意忘形、自我陶醉溢于言表。但这种自鸣得意的表象背后却是“我”的悲惨和落魄,表面上的自我炫耀与因为幼稚而反思、自责的内心世界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2 以语言与人物身份的严重错位形成反讽
从常规的写作来讲,人物的语言要有个性,但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作者往往会让人物与其语言发生错位。东西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成反讽的。如:
“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他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开追悼会。”(《耳光响亮》)
在这段文字中,一个疯子的嘴里说出的话都具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反讽的意味不言自明。
3 以语言与语境的严重错位形成反讽
从语义表达的准确性和得体性来讲,语言表达应该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语言与语境的错位是形成反讽最常见的手段之一,东西的小说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红梅,明天我就要走了/你就忍心让我睡在客厅里/用一扇未开的门为我送行/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我们夫妻何止一日/就这样,我悄悄地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拍拍你的门板/告别你这个不开门的女孩/曾经,你是我梦想中的新娘/我是一条水草/醉倒在你水波似的怀里/醉过又怎样,爱过又怎样/到头来你照样翻脸不认人/哪个男儿不多情/哪个女孩不怀春/尽管天涯有芳草/今夜我还爱着这扇门/要么,你就发发慈悲/让我从这里爬着进去/要么,我轻轻地走开/正如我轻轻地来/拍一拍你的门板/不带走你的爱。”(《耳光响亮》)
这段文字仿拟的是徐志摩的诗歌《再别康桥》。我们知道,《再别康桥》表达出来的是诗人对康桥的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真挚感情。而把杨春光嘴里吐出的粗俗、无赖、肉麻的语言套在如此诚挚、高雅、优美的经典诗篇之上,使得语言与语境形成了严重的错位,在语境的压力下,他的话语是扭曲的,变形的,尽显其虚伪、滑稽的本来面目,反讽的意味十分强烈。
4 以言语叙述的幽默诙谐创造文本与事实的落差形成反讽
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故事,通过多种手法创造文本与事实间的反差来形成轻松幽默的话语格调,这也是东西方构建言语反讽的一种手段。如:
“顾南丹混杂在校门外等待的人群中,等待者们都心情复杂野心勃勃。她们大都是女性,大都是考场里男人们的妻子。校园有限的铁门把这群充满无限欲望的妇女挡在外面。她们站在铁门外默默地祈求自己的丈夫官运亨通。”(《不要问我》)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处级干部招考考场外那些考生家属们充满期盼、无线渴望的心态,幽默的语言构成了对“趋官若鹜”的现实社会的反讽。这种叙述言语中反讽的运用,既幽默诙谐,又延长了读者对其理解上的阻拒性,在思而得之以后,就会有一种对其中所暗示的深刻意蕴的品味与思考,而身临这种话语营构的境界之中。
5 以矛盾话语意象的并置营造反讽
将两种互相矛盾或不相容的现象并置起来,尤其是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协调意象不加评论地放在一起,
从而达到不言自明的艺术效果,这也是东西小说中的言语反讽重要手段。如:
“田波同志举起最后一张相片时,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脸色突然由红变青,身子变成虾状。她用双手捂住胸口,在主席台上挣扎着,最终倒到地板上,那些相片像风中的落叶覆盖她的身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田波死于主席台。”(《耳光响亮》)
这里把“战士”、“学者”与热衷于斗人、整人的“田波”并置在一起,形成反讽。这种对照之所以构成反讽,是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可以构成一个揭蔽去伪的互反关系。对照越鲜明,越尖锐,则反讽的效果越强烈、越突出,最终使得“赞誉背后隐藏了讥刺,颂扬反成了挖苦,佩服或恭维的言辞表达了莫大的轻蔑。”
6 以事件相背的话语描绘理想与现实的倒错构建反讽
“我把手指抠进窗缝,轻轻地拉,窗门很配合,没发出一点声音就打开了。我伸手去摸靠门边的窗条,摸到了,轻轻地抽,窗条也像是自己人,没反抗就滑了出来。这时我拿掉黑布,把头伸进去,扭开门锁,门锁非常理解,一点也没吵闹。我轻轻地推门,那门就像内奸,无声地闪开一条缝欢迎我。进入张闹的宿舍,我没有遇到半点阻力,那些窗呀锁呀门呀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合伙起来收拾我,竟然没给熟睡中的张闹一点暗示。”(《耳光响亮》)
这段文字写的是“我”潜入张闹家里“作案”过程的描写,在“我”的预想之中,“作案”的过程应该是困难重重的,然而事情的进展完全超乎原来的预想。作者把实际发生的事与预想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写得恰恰相反。这一反讽凸显的是实际发生的事与深信期待发生的事恰恰相反,从而引发出人物言谈、行动的滑稽可笑,以此达到揭示现实的反讽目的。
7 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夸张成一种荒诞的形态,沉静、不动声色的叙述出来形成反讽
“他开始憎恨自己,特别憎恨自己的耳朵。别人的耳朵是耳朵,我的耳朵不是耳朵,王家宽这么想着的时候,一把锋利的剃头刀已被他的左手高高举起,手起刀落,他割下了他的右耳。他想我的耳朵是一种摆设,现在我把它割下来喂狗。”(《没有语言的生活》)
王家宽因为憎恨自己的耳朵,手起刀落,像割一块猪肉一样割下了他的右耳。东西将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夸张成一种荒诞的形态,沉静、不动生色地叙述出来。把一个夸张可笑的故事,写得沉练冷静,不动声色,在煞有介事的叙述中,读者足以品味出可笑后面的可悲,荒诞背后的真实。
东西在其小说中建构言语反讽手段很多,我们前面列举的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由于篇幅受限,不能逐一列举。
二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叙述策略
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如此重要的语言手段,我们如果仅仅关注东西建构反讽的语言技巧显然是不够的。东西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对“反讽”如此的情有独钟?这是我们无法绕开的话题。要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东西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风格中去观照。东西在答《读书报》记者问时说道:“我的写作主要是从内心出发,要表达一种思想,一种观念。”
东西究竟要在他的小说中去表现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观念呢?对此,东西又说:“我对小说内在精神的某种理解,就是对时代的发现、把握和表达”。“我是一个悲剧的鼓吹者,在金钱最真实的城市,情感和欲望的失落不足为奇”。通观东西的小说,可以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关注,特别是对弱势群体世俗苦难的关照,这些是东西小说创作的主题。面对如此沉重的主题,用怎样一种方式去表达呢?东西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情市场化的时代,所以许多作家和读者在共谋那种特别温馨和浪漫的爱情。但是一些作家,却在不停地撕毁这种温馨和浪漫,让读者看到一种真实。这种做法就像是把那些正在做梦的人叫醒,有时会让你很不适合。但是这是一种向前的姿态,它和现代人的心理保持一致。浪漫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让读者看到真相的快感远远大于给读者制造童话般的梦幻。”
但是东西清醒的认识到,过于沉重的作品反而不容易感动人,如何使小说做到既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感动人呢?东西选择的叙述策略就是:反讽。
正因如此,东西小说语言,往往带着嘲弄、讥讽、调侃的意味,正话反说,似是而非或者是非而是,却不声色俱厉,具有质感而闪烁着睿智的光辉。东西在他的小说里,不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滑稽的语言氛围,而是以语言外壳表现反讽式的批判精神,将语言作为他反讽式批判的重要工具。读东西的小说,我们可以感觉到东西语言的荒诞的外衣下包裹的是严肃的现实精神,拨开语言的表层绒毛,其深沉结构袒露出来的是作家对当下人生生存困境的严肃思考。
三反讽:作为东西小说中的一种时代话语
任何一位作家,他的语言再独特,再个性化,无一例外都会染上时代的色彩。同样的,东西的反讽也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是时代话语在他身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与东西同一时代的一大批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会不约而同的聚集着浓厚的反讽氛围,这是为什么呢?
哈桑借反讽以描述后现代文化特征:
“当缺少一个基本原则或范式时,我们转向了游戏、相互影响、对话、会话、窝言、自省,总之,取向了反讽。这种反讽以不确定性、多义性为先决条件,反讽、透视、反省,他们表现了探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灵反应,真理不断地躲避心灵,只给它留下了自我意识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增加或过剩”。
后现代反讽充斥着荒诞性、多重性、随意性的暧昧态度,潜含着对世界和人生根本易变性的后现代式宽容。从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所要的答案:世纪之交的中国,商业消费文化的掠夺性征讨,将一切散落的文化碎片强行纳入消费文化运行的轨道中。
文化产品、精神追求都不可避免成了消费文化蚕食的领地,整个社会呈现一个极端不平衡、多层次、甚至是荒谬的文化现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局面,造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认知方式的错位和断裂。生长在同一时代的人在精神上并不是同代人。名与实、灵与肉、精神与消费、文化与商品之间出现了极大的错位和矛盾,整个社会的情境陷入了反讽的状态。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这些矛盾充斥的特殊社会境遇,促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化的反讽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讽是后现代文化打在东西小说中的时代烙印,是东西小说中的一种时代话语。
东西曾说:我作品的整体风格趋向荒诞、夸张和幽默,原因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就很荒诞。我一直处在底层,常常感觉到现实的力量很强大,所以看什么都是夸张的变形的,而且只有用幽默才能化解心理的不平衡,只有不停地嘲讽自己才能消解各种压力。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反讽是东西在在荒诞中寻找出路的一种举动。
参考文献:
[1] 舒晋瑜:《东西:我在荒诞中寻找出路》,《中华读书报》,2005年。
[2] 东西:《不要问我》(后记),谢有顺:《爱情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 伊哈布·哈桑,王岳川、尚水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罗传清,男,1972—,广西南丹人,暨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语言学,工作单位: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