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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校园霸凌现象日益严重，相比于以往的“直接霸凌”，以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为载体的“SNS（社交网络）霸凌”猛增，成为社会顽疾;而因为遭受种种霸凌而产生社交恐惧，进而拒绝上学的孩子也日益增加。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正常成长，成为已经“少子化”的日本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登校”情况凸显，霸凌案例大增
“不登校”是日本一个独特概念。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定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30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不登校”是学生主动长期逃学。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10月底公布“有关2017年度学生儿童的问题行为/‘不登校’学生等相关课题的调查结果”。报告显示，日本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6.1%，达13.3万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按一个班级30人计算，这意味着超过4300个班级空无_人。
近20年来，日本中小学“不登校”情况以每年近1万人的增速连年恶化，小学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过初中生（4.9%）一倍;13万名逃学者中，超过一半是长期缺席。
早在1941年，教育学家就提出了“学校恐惧症”概念。上世纪50年代早期，“拒绝上学”现象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彼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贫困不再是孩子上学的阻碍，“不登校”背后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
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7种“不登校”情况，其中人际关系型，即恐惧校园霸凌而拒绝上学的，尤为突出。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公立及私立学校的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在过去一年中遭到校园霸凌高达41.4万起，创历史新高。但这些数据仅表示学校发现、通报的霸凌，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发生的霸凌。“严重霸凌”的个例由2016年的396件升至474件，从发现到提出对策都非常棘手的“SNS霸凌”个例也急剧增多。由学校公布的自杀者人数比去年增多250人。
网络飞速发展加剧“SNS霸凌”
日本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的安川雅史理事长认为，网络这个虚拟空间加剧了“SNS霸凌”。由于彼此接触不到，霸凌现象更容易发生、发酵、蔓延。即使学生转校，情况也根本不会有所改变，反而可能愈演愈烈。而且，受到霸凌的孩子十分在意伤害、辱骂他们的语言。
在爱知县读初中三年级的美知琉在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的网站留言说，在通讯软件上与同学建立了聊天群，聊天的氛围原本一片和谐，直到某次因为美知琉在群聊时信息回复较慢，从此被群组的人无视，遭遇冷暴力。当其他人聊天时，如果美知琉发言了，大家就会迅速转移话题或者完全无视。久而久之，社交网络上的霸凌延伸到现实生活，美知琉在学校也逐渐被孤立。饱受心理折磨的美知琉渐渐变得害怕去学校，成绩一落千丈。
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具有“网络依赖”倾向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为52万人，其中“重度依赖”占8.1%。男生在网游上花费时间较多，社交媒体则占用了女生大部分时间。大多数有“社交媒体依赖”的学生本质上都是“关系依赖”，即强迫自己通过社交媒体维持和同学、学长学姐、社团伙伴的良好关系。然而，网络的飞速发展为人际交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SNS霸凌”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加剧其蔓延生长。
“察无在前，事发于后”，霸凌这一行为本就很难被老师和家长发觉，也因此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对策。而与直接恶言相向、施加暴力的“直接霸凌”不同，“SNS霸凌”的施暴者不需要与对方直接接触，而网络的扩散性和广泛性也加剧了个人信息的泄漏。近年来，因遭遇“SNS霸凌”而自杀的日本学生逐渐增多。
上初中二年级的永石阳菜就因不堪忍受长达一年的“SNS霸凌”，于今年8月卧轨自杀。其遗书显示，永石阳菜因为跟家人_起去旅行而没有按时参加社团活动，接着永石阳菜就受到了高年级学生的质问，并频频收到责骂短信。此后，社团里原本和永石阳菜关系非常要好的同学也渐渐与之疏远，并最终加入了高年级“SNS霸凌”的阵营当中。永石阳菜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起初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女儿经常会陷入悲伤，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之后变得不想去学校。虽然今年4月份转学了，但女儿仍抗拒和害怕去学校，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隋。”
政府联手民间共同努力预防
日本文部科学省3月公布文件称，针对“SNS霸凌”现象，政府将拨款建立以25个地方公共团体为代表的“SNS商量咨询机制”。该机制的优点是工作人员能熟练使用SNS流行用语、表情包等与学生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了解情况、提供解决方案。
日本民间机构和组织针对这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作出努力，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就是其中一家。这一机构对于网络霸凌有健全的咨询商量和对策体系。从接受咨询、取证留底，到被霸凌者的心理辅导及与家长的沟通，甚至在涉及犯罪的情况下，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都有专业人员在每个环节与警方对接，试图将对被霸凌者的伤害降至最低，为“SNS霸凌”提供可行且有效的方法和对策。
一些政府和民间组织还尝试在社交软件中导入过滤涉嫌“SNS霸凌”的照片、语音、留言的功能，自动删除和屏蔽这些信息内容，将霸凌现象消灭在萌芽;导入举报功能，在发现“SNS霸凌”现象时，及时报告，便于家庭和学校及早预防和介入。 面对由日本独特的校园文化和根深蒂固的“集团意识”孕育的校园霸凌，加上网络的飞速发展又衍生出“SNS霸凌”，日本有识之士呼吁，鉴于这种社会文化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对于遭受霸凌而“不登校”的孩子，应给予更多宽容与帮助。
“当我不上学时，最不愉快的事就是听到母亲问：‘你今天想做什么？’”山口真央说出了很多“不登校”学生的心声，“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会情绪失控地想：‘我知道我必须去那里！但是我做不到。’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对母亲发火，只能尽可能不去看她的脸。”
对此，东京地方议员海津敦子在《赫芬顿邮报》日本版上发表的《逃学不是问题行为》一文中写道：“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开开心心的吗？谁都有沮丧的时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样……让他们返回学校并非唯一目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路。”
还有很多教育人士身体力行，创办“另类教育模式”，让因为校园霸凌而产生交际恐惧的孩子能继续生活下去。43岁的教师工藤拓哉开了家单人活动室，在这里孩子们不必与他人接触。“就算不去学校上课，也能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样的先例很多。告诉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减少他们的孤立和绝望感，提供更多出路，会缓解他们的焦虑。”
在日本，“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而校园霸凌又是難以杜绝的社会现象。如何解决这个“死循环”，让因为遭受霸凌而“不登校”的孩子能够成长、成熟以面对今后的人生，政府、社会、家庭都在努力探索一条更好的道路。
“不登校”情况凸显，霸凌案例大增
“不登校”是日本一个独特概念。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定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30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不登校”是学生主动长期逃学。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10月底公布“有关2017年度学生儿童的问题行为/‘不登校’学生等相关课题的调查结果”。报告显示，日本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6.1%，达13.3万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按一个班级30人计算，这意味着超过4300个班级空无_人。
近20年来，日本中小学“不登校”情况以每年近1万人的增速连年恶化，小学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过初中生（4.9%）一倍;13万名逃学者中，超过一半是长期缺席。
早在1941年，教育学家就提出了“学校恐惧症”概念。上世纪50年代早期，“拒绝上学”现象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彼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贫困不再是孩子上学的阻碍，“不登校”背后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
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7种“不登校”情况，其中人际关系型，即恐惧校园霸凌而拒绝上学的，尤为突出。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公立及私立学校的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在过去一年中遭到校园霸凌高达41.4万起，创历史新高。但这些数据仅表示学校发现、通报的霸凌，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发生的霸凌。“严重霸凌”的个例由2016年的396件升至474件，从发现到提出对策都非常棘手的“SNS霸凌”个例也急剧增多。由学校公布的自杀者人数比去年增多250人。
网络飞速发展加剧“SNS霸凌”
日本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的安川雅史理事长认为，网络这个虚拟空间加剧了“SNS霸凌”。由于彼此接触不到，霸凌现象更容易发生、发酵、蔓延。即使学生转校，情况也根本不会有所改变，反而可能愈演愈烈。而且，受到霸凌的孩子十分在意伤害、辱骂他们的语言。
在爱知县读初中三年级的美知琉在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的网站留言说，在通讯软件上与同学建立了聊天群，聊天的氛围原本一片和谐，直到某次因为美知琉在群聊时信息回复较慢，从此被群组的人无视，遭遇冷暴力。当其他人聊天时，如果美知琉发言了，大家就会迅速转移话题或者完全无视。久而久之，社交网络上的霸凌延伸到现实生活，美知琉在学校也逐渐被孤立。饱受心理折磨的美知琉渐渐变得害怕去学校，成绩一落千丈。
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具有“网络依赖”倾向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为52万人，其中“重度依赖”占8.1%。男生在网游上花费时间较多，社交媒体则占用了女生大部分时间。大多数有“社交媒体依赖”的学生本质上都是“关系依赖”，即强迫自己通过社交媒体维持和同学、学长学姐、社团伙伴的良好关系。然而，网络的飞速发展为人际交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SNS霸凌”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加剧其蔓延生长。
“察无在前，事发于后”，霸凌这一行为本就很难被老师和家长发觉，也因此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对策。而与直接恶言相向、施加暴力的“直接霸凌”不同，“SNS霸凌”的施暴者不需要与对方直接接触，而网络的扩散性和广泛性也加剧了个人信息的泄漏。近年来，因遭遇“SNS霸凌”而自杀的日本学生逐渐增多。
上初中二年级的永石阳菜就因不堪忍受长达一年的“SNS霸凌”，于今年8月卧轨自杀。其遗书显示，永石阳菜因为跟家人_起去旅行而没有按时参加社团活动，接着永石阳菜就受到了高年级学生的质问，并频频收到责骂短信。此后，社团里原本和永石阳菜关系非常要好的同学也渐渐与之疏远，并最终加入了高年级“SNS霸凌”的阵营当中。永石阳菜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起初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女儿经常会陷入悲伤，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之后变得不想去学校。虽然今年4月份转学了，但女儿仍抗拒和害怕去学校，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隋。”
政府联手民间共同努力预防
日本文部科学省3月公布文件称，针对“SNS霸凌”现象，政府将拨款建立以25个地方公共团体为代表的“SNS商量咨询机制”。该机制的优点是工作人员能熟练使用SNS流行用语、表情包等与学生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了解情况、提供解决方案。
日本民间机构和组织针对这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作出努力，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就是其中一家。这一机构对于网络霸凌有健全的咨询商量和对策体系。从接受咨询、取证留底，到被霸凌者的心理辅导及与家长的沟通，甚至在涉及犯罪的情况下，全国网络心理咨询协议会都有专业人员在每个环节与警方对接，试图将对被霸凌者的伤害降至最低，为“SNS霸凌”提供可行且有效的方法和对策。
一些政府和民间组织还尝试在社交软件中导入过滤涉嫌“SNS霸凌”的照片、语音、留言的功能，自动删除和屏蔽这些信息内容，将霸凌现象消灭在萌芽;导入举报功能，在发现“SNS霸凌”现象时，及时报告，便于家庭和学校及早预防和介入。 面对由日本独特的校园文化和根深蒂固的“集团意识”孕育的校园霸凌，加上网络的飞速发展又衍生出“SNS霸凌”，日本有识之士呼吁，鉴于这种社会文化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对于遭受霸凌而“不登校”的孩子，应给予更多宽容与帮助。
“当我不上学时，最不愉快的事就是听到母亲问：‘你今天想做什么？’”山口真央说出了很多“不登校”学生的心声，“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会情绪失控地想：‘我知道我必须去那里！但是我做不到。’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对母亲发火，只能尽可能不去看她的脸。”
对此，东京地方议员海津敦子在《赫芬顿邮报》日本版上发表的《逃学不是问题行为》一文中写道：“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开开心心的吗？谁都有沮丧的时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样……让他们返回学校并非唯一目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路。”
还有很多教育人士身体力行，创办“另类教育模式”，让因为校园霸凌而产生交际恐惧的孩子能继续生活下去。43岁的教师工藤拓哉开了家单人活动室，在这里孩子们不必与他人接触。“就算不去学校上课，也能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样的先例很多。告诉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减少他们的孤立和绝望感，提供更多出路，会缓解他们的焦虑。”
在日本，“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而校园霸凌又是難以杜绝的社会现象。如何解决这个“死循环”，让因为遭受霸凌而“不登校”的孩子能够成长、成熟以面对今后的人生，政府、社会、家庭都在努力探索一条更好的道路。